第三章

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

第一节 基本国策——“借虏平寇”

1.

对于清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史学界有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从清兵入关占领北京起，民族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也有人认为由明至清阶级矛盾一直处于主要地位。这些看法很值得商榷。因为如果认为阶级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那就不能正确解释二十年左右仁人志士的抗清运动，更不能公正评价大顺、大西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正义性。而认为清军入关就标志着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显然不符合事实。甲申五月，无论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清廷，还是在南京继统的弘光朝廷，都把大顺农民军视为死敌。直到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清廷推行一系列民族征服、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主要矛盾。

2.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满洲贵族兵力扫灭“流寇”的美梦中。可以说“联虏平寇”（或称“借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奉行这一国策的背景已见上述。但是，还有必要指出它的基本思想有其历史渊源。崇祯年间，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深知朝廷兵力、财力不足以支持两线作战，曾经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具体内容是同清方达成和议，每年输送白银、缎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参、貂皮之类回报，实行互市；然后集中兵力扫除“流寇”。这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但并没有借助清方兵力对付义军的意思。

3.

随着整个局势的恶化，一些幕僚人士开始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考虑借用北方少数民族兵力共同镇压汉族内部的农民起义。茅元仪写的《平巢事迹考》和姚康撰《太白剑》都是以唐朝末年平定黄巢起义作为借鉴，替执政大臣出谋划策。这两本小册子毫无学术价值，编纂的目的是借古喻今。茅元仪曾在大学士孙承宗幕中任职，姚康则曾充任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的幕僚。他们以唐朝平定黄巢起义为题目著书立论，用意是借历史经验说明唐朝平定像黄巢起义这样大规模的农民反抗，光靠有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大将不够，还需要借用李克用的沙陀兵，招降像朱温这类义军叛徒，才有中兴之望。

4.

弘光朝廷建立的时候，正值吴三桂降清，联兵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弘光君臣由于情报不明，对吴三桂同清朝的关系并不清楚，以为是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收复神京，一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的“义举”。五月二十七日，大学士马士英疏“陈恢复大计”说：“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次日，弘光朝廷即决定“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

5.

大学士王铎起草的加封赏赍吴三桂、黎玉田的敕谕颇能说明问题。在《敕谕破贼总兵官》一文中写道：“闻尔星统关兵大挫贼锐，……是用晋尔侯世爵，加坐蟒一袭，纻丝八表里，银二百两，示宠异也。又尔部下士卒蓐食未饱，已令海上运漕十万石、银五万两接济犒劳……。”在《敕谕辽东巡抚黎玉田》文中写道：“兹特晋尔秩为兵部尚书，加赏纻丝十八端，银一百两，示旌也。且令漕米接济，……。”王铎入阁在六月间，弘光君臣还不知道吴三桂四月下旬已经投降清朝被封为平西王；而黎玉田投降了李自成，这时正任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根本没有同吴三桂一道勾引清兵。弘光朝廷的消息不灵，于此可见。

6.

人们常常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给史可法和马士英描绘成截然不同的脸谱。事实却表明，史可法与马士英之间的差异比后来的许多史学家想象的要小得多。他们两人的品质高下主要是在个人操守方面，而在基本政策上并没有多大分歧，都是“联虏平寇”方针的赞决者。正是这一方针导致了弘光政权的土崩瓦解。史可法在甲申六月间上疏道：

先帝以圣明之主，遘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莫逾于办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从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近辽镇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至晋界而还。或云假虏以破贼，或云借虏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审孰是？然以理筹度，此时畿辅之间必为虏有。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