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詹姆斯一世：从对外贸易到海外殖民
毒瘤：君权神授
1.
不过，当詹姆斯完成奢华旅行、从昏暗的霍利鲁德来到伦敦的时候，民众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为詹姆斯一世。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和平地实现了王位继承，而且这个继承人还是名男性，具有可延续性。另一方面，詹姆斯有学问，尽管可能是个书呆子，心地也善良，不像是个暴君，也似乎愿意继续伊丽莎白时代的统治形式。虽然，将在美洲兴起的自由和自治，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詹姆斯准许的宪章；而后来的查理二世也在马萨诸塞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不幸的是——这不仅是斯图亚特王朝的不幸，可能也是英格兰的不幸——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宪政危机在他们的统治期间爆发了，而他们不是能够驾驭斗争或引导国家走出风暴的那类人。
2.
詹姆斯一世从来没有在英格兰生活过，对英格兰人的性格和愿望几乎没什么了解；而他的儿子，虽然生活在英格兰，但所知更少。詹姆斯一到伦敦，麻烦就接踵而来。但在介绍详情前，我们先要知道斯图亚特血脉中一直延续着的恶瘤——君权神授的信念，这个恶瘤将会毒害他们与国家的关系。詹姆斯相信他对其国民负有义务，但他同时还坚信要由他自己来决定什么才是最好的，并认为要由他自己来为国民制定法律。他认为国王是“上帝在地球上的助手”，所以国王的法律和秩序也该像上帝的启示录那样被毫无保留地接受。国王不应该受议会或法律的约束，而应该凌驾于议会和法律之上。这样的信念必然与民众对不断增长的自治的渴望产生激烈的冲突。詹姆斯在将自己视为上帝并极其鄙视其国民的同时，还被自己极端的虚荣自负所蒙蔽，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3.
最为重要的，詹姆斯还不像伊丽莎白那样圆滑、老练。伊丽莎白即使在选择继承人时，也还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她的权力与地位的影响。跟她的父亲亨利八世一样，伊丽莎白总是清楚如何在保持住国民的善意与忠诚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展示自己的宽容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詹姆斯就没有这样的政治敏感性。在他登基前，没有人表示要忠诚于他或其家族，民众只是出于对都铎王室的情感而接受了詹姆斯。事实上，苏格兰人并不受英格兰人欢迎，而詹姆斯国王与民众间的新“婚姻”也只是出于便利而非真爱。所以，民众虽然接受了詹姆斯并表示了好感，但詹姆斯仍然要小心谨慎。
4.
新国王保留了伊丽莎白时期的国务大臣罗伯特·塞西尔爵士的职务。新国王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西班牙议和，并将主战派的领袖之一沃尔特·罗利关入伦敦塔——罗利本来是被认为犯了叛国罪并要判处死刑的。基于宗教原因，这个和约不受普通民众欢迎，商人阶层也出于商业原因不喜欢。由于签订了和约，对于英格兰人来说，西班牙的船只及其海外殖民地就不再是合法的攻击对象了，也就无利可图了。
在伊丽莎白时代，即便是在政府和欧洲处于非交战状态时——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而言——诸如德雷克等人的“越界行为”或是横跨大西洋，都在某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首肯并获得了一定的支持；而在詹姆斯一世的统治下，这种支持就再也没有了。
5.
尽管还有人在继续发动像伊丽莎白时代那样的海上战争，但由于他们是非法的、行为没有得到承认，他们也就堕落为纯粹的强盗和海盗了。而且，詹姆斯并不认为英格兰的命运是在海上，因而极其忽视海军。鉴于这些事实，即詹姆斯与伊丽莎白迥然不同的态度，英格兰的水兵对新王朝没有丝毫的忠诚。这就对这个国家正在改变的生活中一个最强大的趋势构成了阻碍，更谈不上促进这一趋势的发展了。
另一个趋势就是对新教那不断增强的忠诚与热爱，其中很多又是献给清教的。这样，要么是对国家教会之外的信徒表现出更大的宽容，要么是扩充国家教会并将这些清教徒也纳入国家教会。
6.
现在，詹姆斯就有了这么个机会来进行决断。千人请愿书——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当初是设想让一千个清教教士签名——被送到了詹姆斯面前，要求国王在不将他们完全独立出去的情况下，免除他们在教堂里必须穿白色法衣的责任以及参与、举行其他宗教仪式的义务。
一些大主教和清教教士被召集在汉普顿宫开会商谈这件事，这个会议由詹姆斯一世主持。对英格兰了解不多但深谙苏格兰的国王，深怕在英格兰的教会管理中发展出长老会的形式。在会议期间，他作了“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的著名陈述，并愤怒地说，那些不严格遵守由主教和教会制定的规章的教士，将会被他“赶出英格兰”。不久，就有大约三百人被驱赶。显然，英格兰再也不能容忍意见分歧，甚至是教会内部或外部的小事上的分歧也不行。
7.
从此，政府的控制，或者说是教会的直接控制，成为分散民众激情的头等重要之事。
国王自己也卷入了与罗马天主教的纠纷中。
1604年，他将神父驱逐出伦敦；1605年，他再次对天主教徒征收罚金——他之前曾经取消了这个罚金。对此不满的天主教徒，在罗伯特·盖茨比的领导下，密谋在国王及其两个儿子出席议会时，炸掉议会大厦。盖伊·福克斯负责在地下室安置火药桶，一切准备就绪。
1605年11月5日，当这个阴谋泄露的时候，所有参与人都被逮捕并处死。
8.
不过，国王越来越不受欢迎。他那合并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计划也招致诸多不满。他计划的不仅仅是两个王权的结合，而是要将所有苏格兰人英格兰化，并在两国之间实现自由贸易。他和议会也因为金钱问题争吵不断。他还因为试图改变爱尔兰的首领与其部落间的传统关系，因为无视爱尔兰人的土地法而使得他们对他的不满升级。当奥尼尔和奥唐尼尔两个部落的首领逃亡至西班牙时，詹姆斯没收了不属于他们但属于他们家族的六个郡，并让大量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移居去那里。当爱尔兰的麻烦需要国王拿出更多的钱来解决时，国王早就山穷水尽了。
9.
当时，国王对葡萄干征收进口税，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小的税源。但这个案例却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将它看作在下个世纪的革命前英格兰和美洲殖民地之间的争论的一部分。商人约翰·贝特否认国王有权征税，认为只有议会才有合法征税的权利。
在财税法庭上，法官裁定这种税是为了控制贸易，完全不同于纯粹的敛财。当国王完全控制了对外关系后，这种税就会成为特权的一部分。虽然詹姆斯立刻利用这个裁决，在不求助于议会的情况下增加了收入，但这还远远不够。
10.
这其中有各种原因。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亨利八世将从教会没收的土地慷慨地转送或是低价转让给了个人。此外，国王面临的那些问题里，就包括了物价的大幅上涨。这个通胀压力是普遍存在的，所有私人收入的购买力都下降了，国王收入的购买力也同样下降。抛开他们的性格不论，斯图亚特王朝面临的种种问题——与议会的纠纷、对法国的依赖以及很多我们将会提到的问题——的关键，其实就是财政困难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们自己无疑要负上相当大的一部分责任，但不是全部。
11.
1611年，詹姆斯非常气愤并下定决心要解决财政问题，于是他开始和议会商讨解决办法。而在这之后，他就解散了议会并持续三年不再召开议会。
在1614年那届所谓的“愚蠢的议会”中，詹姆斯也没有获得更多成功。由于议会要求他恢复那些在1604年被驱逐的教士的身份并承诺作出某些改革，否则就不答应给予钱款，所以他再次解散这次议会。与此同时，宫廷里任人唯亲和腐败现象不断加剧，国王拒绝召开议会并通过各种方式敛财。他甚至还创造了准男爵这个新爵位：任何人只要三年都上缴一千英镑就能获得这个爵位。
他还售卖贵族爵位和官职。
12.
1620年，新的财政大臣支付两万英镑就得到了其职位。
为了供养白金汉和其他宠臣而授给他们的各类垄断特许权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成本。詹姆斯不仅没有做任何能够受民众欢迎的事情，而且恰恰相反，他还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特权。考虑到总是有国民指指点点说国王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他干脆在1616年提出，“国王要做的一件合法且恰当的事情就是，让每个法庭都管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而且国王的另一个职责就是要保证法官不能违反君王制定的法律。
此外，欧洲大陆上那些将会导致三十年战争的事件也使得他采纳了支持西班牙的政策，因为他需要借此来保护他的女婿在巴拉丁领地；而且他还计划让他的儿子查理迎娶西班牙国王的女儿。不过，这两项政策对英格兰来说却是大灾难。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