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于说话之时
——摘自李修文《山河袈裟》
大概在十几年前，一个大雪天，我坐火车，从东京去北海道，黄昏里，越是接近札幌，雪就下得越大，就好像，我们的火车在驶向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国家不在大地上，不在我们容身的星球上，它仅仅只存在于雪中；稍后，月亮升起来了，照在雪地里，发出幽蓝之光，给这无边无际的白又增添了无边无际的蓝，当此之时，如果我们不是在驶向一个传说中的太虚国度，那么，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就坐在我的对面，跟我一样，也深深被窗外所见震惊了，老妇人的脸紧紧贴着窗玻璃朝外看，看着看着，眼睛里便涌出了泪来，良久之后，她对自己的丈夫，甚至也在对我说：“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
我一直记着这句话，记了十几年，但是，却也爱恨交织。它提醒我，当造化、奇境和难以想象的机缘在眼前展开之时，不要喧嚷，不要占据，要做的，是安静地注视，是沉默；不要在沉默中爆发，而要在沉默中继续沉默。多年下来，我的记忆里着实储存了不少羞于说话之时：圣彼得堡的芭蕾舞，呼伦贝尔的玫瑰花，又或玉门关外的海市蜃楼，它们都让我感受到言语的无用，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羞愧。
害羞是什么？有人说，那其实是被加重了的谨慎和缄默。可是，人为什么要害羞呢？其中缘由，至今莫衷一是，美国人杰罗姆·卡格恩找了满世界的人做实验，最终还是无法确定害羞的真正缘由，或者说他已经找到了答案：任何存在都可以导致害羞。害羞竟然无解，难怪它席卷、裹胁了如此多的人群，“甚至害羞还没有来，我的身体就有了激烈的反应，心脏狂跳，胃里就像藏着一只蝴蝶般紧张不安”，杰罗姆·卡格恩的患者如是说。
不不，我说的并不是这种害羞，这是病，是必然，就像不害羞的人也可能患上感冒和肝炎；我要说的，其实是偶然——不单单看自己的体内发生了什么，而是去看身体之外发生了什么：明月正在破碎，花朵被露水打湿，抑或雪山瞬间倾塌，穷人偷偷地数钱。所有这些，它们以细碎而偶然的面目呈现，却与挫败无关，与屈辱无关，如若害羞出现和发生，那其实是我们认同和臣服了偶然，偶然的美和死亡，偶然的卫星升空和仙女下凡，它们证明的，却是千条万条律法的必然：必然去爱，必然去怕，必然震惊，必然恐惧。
所以，我说的害羞，不是要强制我们蜷缩在皮囊之内，而是作为一段偈语，一声呼召，让我们去迎接启示：世界何其大，我们何其小；我们站在这里，没有死去，没有更加徒劳，即是领受过了天大的恩典。
就像有一年，我去了越南，那一日黄昏之际，在河内街头，我目睹过一场法事：其时，足有上百个僧人陆续抵达，坐满了一整条长街，绿树之下，袈裟层层叠叠，夺目的夕光映照过来，打在僧人们的脸上，打在被微风吹拂的袈裟上，就像此地不是河内，而是释迦牟尼说法的祇园精舍；随后，吟诵开始了，这清音梵唱先是微弱，再转为庄严，转为狮子吼，最后又回到了微弱，当它们结束的时候，一切都静止了，飞鸟也都纷纷停落在屋顶，在场的人足足有二十分钟全都默不作声，就好像释迦牟尼刚刚来过，又才刚刚离开，但就在这短暂的聚散之间，地上的可怜人接受了他的垂怜。
袈裟，绿树，梵唱，夕光，还有羞愧得说不出话：此时言语是有用的吗？乃至我们去看去听的感官，难道不应该被取消吗？应当让这奇境和狂跳的心孤立地存在，像海市蜃楼一般地存在，如此，当我们回忆起来，才要一遍遍地去确认它的真实，确认我有过羞于说话之时。如果你没有忘记，那么，这些羞于说话之时，不管是寥落还是繁多，它们就是散落在你一场生涯里的纪念碑。
是纪念碑，不是一口口的井，如若是井，你就有可能跌落下去，那便是执迷，乃至是喧哗，害羞不值得供奉，值得供奉的仅仅是你的害羞之物，它们的衣襟里没有藏着刀剑，也就不存在奔你而去的役使和阉割：梵·高害羞，在星空底下乞灵，求神饶恕他的罪，一转身便割掉了自己的耳朵；卡夫卡，这个害羞到怯懦的保险经纪人，一边迷恋刨花的香气，锤子的敲打声，说是这些才能令他感到安全，但是，当一次次的婚约逼近，他的拒绝也是几近凶残。这自然是极端的例证。再说今日，《生命之树》的导演特伦斯·马利克，说起这个人，他一生里可谓遍布着羞于说话的时刻，因为害羞，他几乎不肯站在任何颁奖台上，可是，当他在拍摄这部堪称杰出的电影时，害羞却变成了惊人的偏执和专注，火山的爆发，星云的漂移，潮浪的涌动，都被他绣花般记录了下来，若非如此，便恶狼般不肯放过自己。
我一直记得这一幕：香港电影《蝴蝶》里，名叫小叶的女孩子和名叫阿蝶的成熟女人并肩前行，空气里流动着情欲，因为青春总是容易叫人有恃无恐，小叶的挑逗几乎算得上蛮横，使得阿蝶的羞怯愈加突出，甚至引来了小叶的嘲笑，但是画面一转之后，在浴缸里，当真实的鱼水之欢上演，小叶就发现自己上当了，却原来，她才是被挑逗的那一个——害羞不光只是手足无措，它也可能是一幅挂在墙上的卷轴画，掀开它，墙壁要“轰隆隆”作响，一个辽阔的、崭新的洞府就在眼前。
此处的害羞，不是看轻自己，而是格外看重了自己以外的东西；此处的不说话，其实是要叫话语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能够匹配得上被它描述的物事，犹如我们的一生：不是一味地去战胜，也不是一经碰触便溃逃远遁，而是不断地想出法子，使之恰如其分；如果此时是恰如其分的，那就请此时变作行船，送我们去往他处，去迎接其他时刻的恰如其分。
无情对面是山河：羞于说话的人，往往最安静，也最无情，他既然可以忍受最枯燥的安静，自然也能接受必须穿越众多枯燥的无情：革命时的呼号，受冤时的哭诉，你们只管来，我都受得起，我都发得出声，切莫说这小小的情欲，无非是几声欢好时的叫喊。
可是，天分四季，月有阴晴，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人这一世，越是在反对什么，你就越是被反对的东西限制得更深，反之亦如此：但凡物事，你越是增添爱欲，它便越是成为你的救命稻草，但，活在凡俗的日常里，更多时候，我们要的只是一饭一蔬，而不是救命稻草，稻草多了，造化多了，都会压垮自己。
《欲望号街车》的作者田纳西·威廉斯如此回忆他的害羞生涯之起初：“上中学，几何课上，我走神了，往窗外看，正好看见一个迷人的姑娘，我盯着她看，没想到，她也在盯着我看，顿时，我的脸开始发烫，而且越来越烫，从此以后，只要有人盯着我看，不管男的女的，我的脸就开始发红，发烫。”
——实在是悲伤的事，到了这个地步，害羞已经不仅是害羞，它是病，是逆风执炬，必有烧手之患。我也是。“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十几年下来，当初那个老妇人的话，我一直都记得，而且记得越来越牢，到最后，它就变成了怪物电影里的猛兽：我先是饲养它，又再被它反噬。我越是想扎根于更多的羞于说话之时，那种纯粹而剧烈的害羞便在我身上黏附得越紧：说话的声音，翻动书页的声音，乃至碰杯的声音，都要小，都要轻，不如此便不能放心，日渐加剧之后，它便成了病，病一发作，就叫人紧张难安。
几年来，我一直都在写剧本，实话说吧，写剧本这桩事情并未给我带来什么痛苦，唯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每一次的剧本讨论会，每逢此时，我就如坐针毡，说到底，不过是十几年前听过的那句话又在作祟，时至今日，它已深入了我的骨髓：什么是写作？它就是写，沉默地写，不见天日地写，它怎么可以被说出呢？但我不说，自然有人会说，说桥段，说转折，我一边听，一边心惊肉跳；轮到我说了，我几乎已经心如刀绞，之前的全部生涯都变作一片即将崩塌的堤岸，我每说一句话，一块裂土就离开了堤岸，抢先落入水中。往往说到后来，巨大的虚无感降临，我便觉得我自己是个叛徒，我不仅背叛了此前有过的羞于说话之时，也背叛了写作，背叛了写作中的困难、神秘、不可捉摸和一切不能被说出的东西。
我还没有去写，就先说出来了，这使我看上去好似一只油滑的寄生虫。
这便是人活于世的诸多悲哀之一种：想嫁给皇帝的人勉强做了压寨夫人；练了十年长跑的人只能奔跑在送信的路上；其间还要夹杂多少明珠暗投，指鹿为马，直把杭州作汴州。或早或晚，我们要活成最厌恶的那个自己，既然结局已定，我们越往前走一步，便越是在背弃自己的路上更往前了一步，而得救还遥不可及，我们仍须丢弃害羞，去争吵，去斥责，去辩论，去滔滔不绝，唯有经过了这些，安静下来，想起自己如何度过了无数虚妄里的困顿和奔走，这才害羞，这才说不出话来；事实上，时代变了，你我也变了：世间照样存在叫我们羞于说话的物事，但它们不再是雪和玫瑰花，也不再是袈裟和海市蜃楼，它们渐渐变作了我们日日制造又想日日挣脱的妄念与不堪。
我未能甘心。多少滔滔不绝的间隙，我还是想念札幌郊外的那场雪。《五灯会元》里记录过这么一段——僧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东海浮沤。”曰：“如何领会？”师曰：“秤锤落井。”好吧，我既无法重回到十几年前，暂且就不再将那羞于说话之时看作中心，看作一段行路的终点，而是看作浮沤，随缘任运，无所挂碍，随处漂流，时有时灭。说不定，到了最后，那些沉默、震惊和拜服反而会像秤锤般结结实实地落入了井中，就像十几年前的那列火车，它没有停，穿过太虚国度之后也没有停，一直开进了我此刻的生活，只要我还能发现、遭逢和流连羞于说话的时刻，我就可以拿它们作为车票，不断朝前走，一直不下车。
譬如几年前在祁连山下。半夜里，道路塌方，数百辆车全都堵在了一起，我下了车，在山路上闲逛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一群哭泣的羔羊。却原来，卖羊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赶进城里，怕时间来不及，于是，便寻了一块空地开始了屠宰。天上的星辰伸手可及，青草的香气在旷野上飘荡，香气里，又夹杂着血腥的气息，数十张被剥掉的羊皮就摊放在公路边，也摊放在待宰的羔羊面前，它们除了流泪，甚至都不敢不踏过血污，走向屠宰场的中心，但它们全都在流泪，月光寒亮夺目，我看得真真切切。
终究有一只羊发出了哀鸣，其后，暂且还拥有性命的羊羔们全都一起哀鸣起来，而月光照样寒亮，青草的香气照样飘荡，此时让人羞怯的，不是美景，而是生死。但，在生死的交限，我，羔羊，乃至杀羊的人，却都是无能的，我们既不能叫月光黯淡，以匹配死亡，也不能叫血腥之气消散，以抵御哀伤；不仅如此，就算离开这里，我还要在更多的地方，长街和小巷，穷途和末路，我还要在更多的地方变得更加无能，一如那群羔羊，哀鸣不能使它们离开死亡，反而让它们离死亡越来越近：我，我们，竟然置身在如此乖戾的一场生涯里。不自禁地，我又想起了那句话：“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
——只是这一回，要再说一次：让人害羞的，说不出话的，不再是美景，而是生死，是面向生死的无能。无能的羔羊和屠宰，无能的月光和青草。无能的八千里路和十年生死两茫茫。
又譬如更早一些时候。汶川地震之后，我们一行几人，买了足足三辆车的食物和药品，穿州过省，去往了距离汶川几十公里之外的另一座小县城。可是，当我们躲过了一路的余震、塌方和随时从山顶崩塌的碎石，终于赶到目的地的时候，竟然找不到可以交接的人，我接连去了好几次官员们办公的地方，但是，每次都被推说人手不够，没有人帮助卸货，即使卸了货，也要自己负责看管，而另外一边，却不断有受了灾的人来到我们的车辆边求取药品，如此，我的心里便生出了怨怒，横竖不管，开始就地卸货，再给那些陆续涌来的人群发放药品。
没想到的是，来了一位官员，不光横加阻拦，还要喝退求药的人们，说是赈灾货物非得要统一发放不可。到了这个地步，我就再也无法忍住横冲直撞的怨怒了，我拽住他，跟他动了手，对方当然也不会善罢甘休，叫来几个人，追着我往四处里跑，越是往前跑，我就越是怒火中烧，终于停下了步子，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准备迎过去，我偏要看看，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
终究没有。我不仅没有跟他们继续殴打，而且还迅速地、满面堆笑地跑回去，向那个官员认了错，然后，一刻也不停地，搂紧了他的肩膀，叫他再不要出声，他似乎也被这突至的亲密吓了一跳，懵懂里，竟然变得顺从，之后，再顺着我的指引，跟我一起看十步之外的景象：一个孩子正在捕捉萤火虫。月光下，蟋蟀在轻轻地鸣唱，灌木丛随风起伏，一个孩子的手正在离萤火虫越来越近。但是，这个头上缠着绷带的孩子却只有一只手。如果盯着他看一会儿，甚至能看清楚他的鼻青脸肿，这自然都是地震带来的结果，除此之外，地震还带走了他的另外一只手。现在，这仅剩的一只手正在从夜空里伸出去，越过了草尖，越过了露水，又越过了灌木，正在离那微小的光亮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当此之时，言语是有用的吗？悲伤和怨怒是有用的吗？无论你是谁，亲爱的，让我们沉默下来，不说话，去看，去听，去见证一只抓住光亮的手，看完了，听完了，我们还要再将此刻所见告诉别人，只因为，此刻所见既是惯常与微小，也是一切事物的总和，它们是这样三种东西：天上降下了灾难，地下横生了屈辱，但在半空之中，到底存在一丝微弱的光亮。
——亲爱的，如果它们都不能让你羞于说话，那么，你就是可耻的。
寻处依靠，以身相得见如来
——摘自王郢《拉萨，时光静默如谜》
第一次来到拉萨，对于藏传佛教一无所知，清新派背包客都算不上，只不过是懵懂的观光客，住在青年客栈里听风是风听雨是雨，有人招呼去哪都想跟着跑。有两个姑娘说明天是藏历六月初十，山上有一个尼姑寺有藏戏，大家一起包车去听，也自然是兴高采烈答应。
一辆中巴车半车的老外，司机是个藏族人，英语和汉语都不太顺畅，带着一车都不会讲藏语的年轻人穿过水泥厂，指着最上面的山尖给大家看，山尖之上一座白墙红顶的寺院确实依稀可见。
沿着细窄的路向上，甚至需要着地攀爬，终于到了半山腰，边上传来笑语，侧目一看，一行人正沿着小路轻快而行——原来是有一条正规的上山小路的，路上的人正在笑我们无知又无畏的攀爬。
终于到了寺院的小广场，已然是一览众山小，拉萨城差不多也缩成了盆景。小广场上搭起了藏式的顶篷，藏戏早在半山上就听到已经唱起，看戏的人围坐一团，老人摇着转经筒，小孩子吵着要吃要喝。藏服很好看，戏文就听不懂，让边上一再大笑不已的小姑娘给讲解，她只说了几句就顾不上了。天近午时，藏戏停下，大家被邀到寺院内午餐。寺院里面的厨房热火朝天，黑气白气向外喷发。院子的正中央摆放着自助餐，本来就觉得寺院里摆肉已算惊奇，居然还有新鲜的基围虾，大家排队取菜，还有尼姑热情招呼，吃得很饱，自然也就一直难忘，可是寺院的名字却一直都不知道。
后来每年到拉萨，只要仰望寺院的这个方向，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却总是那盘色彩鲜明的大虾。问了很多人之后，终于记下了寺院的名字是米穷日。等到定居在拉萨的仙足岛上，站在河边向东北方向眺望，群山之中米穷日是个白色的小点，春夏秋冬，山色总是在变，只有它不变。很多次的雨后彩虹，像是从那个小点作为开端直连到拉萨河中央去。时时想着再去一次才行。
我的一个摄影师朋友有深厚的佛教情节，每年都得来一次拉萨，大小寺院去了很多，居然就还没有去过米穷日。一个下午，我们开着一辆车要去山顶上的米穷日了。
拉萨依然是荒野与城市界限分明，越过水泥新城区，穿过一些空旷的单位、采石场来到了不毛之地。中间没有过度地带，行过几公里之后，我们已经置身于古代的荒野，路消失，天地空空荡荡，几只老鹰在山顶之上的天空中盘旋。
车子战战兢兢，许多转弯处是直角的，要停下来后退一些再转过去，终于朋友决定放弃了，把车子停在半山腰上，我们沿路向上走。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下午两点的阳光像烧旺之后的火炭，汗水顺着编起的辫子往下滴，而大地寂静，有风吹过山冈。
午后的寺院安静得悄无声息，大的结构还在，只是已经不再是我记忆中难忘的那个了，曾经演过藏戏的那个平台上建起了房子，那面旧僧舍也翻修过了，彩绘鲜明。
石灰色的米穷日寺建在一个大约三亩地大小的平台上，历史记载说，这个平台其实是一块巨大的黑色石块，但现在看不出来了。平台下面就是山谷。长方形的空间，三面是尼姑们修行的扎仓。楼有三层，一间间小屋都是10平米左右，挂着门帘，不知道里面的门是否开着。大小房间共有五十四个。房间外面是走廊，摆着大大小小的花盘，晾着衣物。院子正中，是一栋两层的经堂，一层是念经的地方，被红色和金色的有各种花纹和图案的布匹包裹着。经堂中间供着千手万眼观音菩萨，还有宗喀巴等祖师的像，二层供着各种神位。屋顶是连通的平台，可以活动，顺着楼梯爬上去可以远眺拉萨。
米穷日寺建立于12世纪初，建立寺院的是绕加曲吉大活佛。15世纪时宗喀巴在色拉寺的山顶修行，他预言米穷日寺将要搬迁。当时寺院的主持是吉尊卡曲白姆，她是绕加曲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活佛的转世灵童是一个女身。搬迁的时候喇嘛们开始念经，不久，一只“乃勒”鸟飞来，衔起一个法器飞去，落到了米穷日山半山腰的一块巨大的黑石头上，这是显灵的迹象，米穷日因此建立在鸟指示的地址。从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孔如坚村·桑布当色拉寺的主持时开始，米穷日寺就成为色拉寺的属寺。
寺院曾经有三百多个尼姑，在持续了近100年后，在1966年被摧毁。1987年，八个老尼用化缘得来的钱修复了寺院。现在寺院里的尼姑又用化缘来的钱，修建了上山的公路。
盘旋下山，寺院渐渐又恢复成那个山中闪亮的白点。走在路上，放声歌唱，大风刮过山冈，上面是无边的天空……
看过一部名叫《桑噶尔高原的女儿们》的纪录片，片中有两个女孩子一起长大，其中一个女孩从小立志要出家为尼，另一个女孩子则服从父母之命远嫁他乡。要出家的女孩子的爸爸一再反对独生女出家，女孩子的妈妈劝说道，出家或是出嫁，只要她愿意。出嫁到不认识的人家，每天起早贪黑照顾一家人，生孩子做家务，辛苦一辈子，也不见得有多少快乐。出家看似孤苦，可是毕竟心有依靠，女人们在一起也能相互照顾。
藏区的女人出家除了因为与生俱来的信仰，这位妈妈的想法应该也是女人出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于是，我想起《金刚经》一段经文：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
“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
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凡是一切有形有相的身相，都是虚妄不真的。如果能把各种身相都看成非身相，你就见到如来的法身了。
满城茉莉香
——选自崔岱远《京范儿》
茶庄和茶馆不是一回事。
茶馆是可以坐下来喝茶的场所，其主要意义并不在茶，而在于几个人可以聚在一起聊天儿消遣。茶庄是专卖茶叶的商铺，顾客买回去或是自己享用或是送礼，完全是奔着茶叶来的。
北京人管茶庄又叫茶叶铺，也属于“五味神”之一。行人路过茶庄门口就能闻见芬芳扑鼻，不由得提起精神来。没有茶庄的街道不能称其为闹市，因为无论贫富尊卑，居家过日子谁也离不开和“柴米油盐酱醋”同等重要的“茶”。过去生煤球炉子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个铁皮或黄铜做的水汆儿，两尺来长，一拳头粗，早晨起来倒进凉水往炉眼儿里一插，没一会儿就开了。打开提梁壶沏上茶卤闷着，喝的时候随兑随喝，一喝就是半天儿。有的孩子还没放下奶瓶子，就已经会喝茶了。
有钱的主儿进得茶庄挑选昂贵的雀舌、旗枪，走街串巷的小贩和拉车的车夫就站在门口吆喝一声：“给来包高末儿，嘿！”等着伙计把那锥子把儿似的小纸包儿送出来，立马交钱走人。为什么不能进去呢？怕把车或货挑子放下回头再丢了不是？所以这种小茶叶包儿有个别名，叫做“门包儿”。里面包着两钱茶叶，正好沏上一壶。
别瞧这份生意小，可各家茶庄没有不重视的。澡堂子、戏园子、旅店、饭铺、杂货铺，所卖的茶叶全是门包儿。就连公园里那些茶座儿用的也是这个。鼓鼓的小白纸口袋上盖着嫣红的印记，是一种特有的广告宣传。谁家的饱满，谁家的香高，不用说全明白了。当然了，小纸包儿里包的并不全是沏到壶里满天星的高末儿，更多的是北京人爱喝的小叶茉莉双熏。沏出来味儿浓色儿正、喝起来香郁杀口。甭管是茶座儿还是戏园子，瓷壶沏上热茶端上来，那锥子似的小口袋往壶嘴上一插，透着那么干净。
包茶叶是茶庄伙计学徒的基本功。茶叶纸分内外两层，外层白纸上木刻水印着茶庄的字号，透着古雅。粉红的衬里精薄绵软，既衬托出茶的润泽，又不伤了芽叶的形状。伙计们挥动长刀把整沓的大纸娴熟地裁切出标准的尺寸，可以正好包出一斤、半斤的卷包，也可以包出二两、一两的抄手包。无论大小，掉在地上不能散开才算合格。早先卖茶以一斤十六两计，若是门包儿，就是一两五包，一斤茶正好包出八十个。可想而知，包这包儿的小方纸要裁得多么精准！包出的小包儿不仅要求一般大小，还得漂亮整齐。每十包要打在一个中等包里，为的是让顾客用着方便。最后外面再包一个见棱见角的大包，捆好纸绳，才算齐活。这活儿干起来费时费神，确是小徒弟磨砺心性必过的一关。过了这关，心才能静下来，才能干得了茶行儿。
老北京五行八作的地域性很强。开饭庄的以山东人居多，钱庄掌柜多半儿是山西人，这开茶庄的不是安徽就是福建来的。像现在比较有名的张一元、吴裕泰，当初都是安徽歙县人开的。现知最早的森泰茶庄，同样是咸丰年间安徽歙县人王子树创建的。
很多老主顾至今还记得当初前门外珠市口南路东那家老森泰茶庄的二层小楼，雕梁画栋，绚丽秀雅，清末翰林张海若题写的大匾高悬在门楣上。店堂正中，雪白的墙壁上挂着张大千精妙沉雄的《猛虎图》。猛虎前面是一张宽阔的木质柜台，一寸多厚的硬木台面早就被伙计们包茶包儿的手磨得光滑油亮。柜台后面永远站着干净利落的伙计，相貌端正，留着寸头，穿着长衫。他们会按客人的吩咐回身拉开靠墙那排盛放着七八斤茶叶的大木抽屉，一手端着戥秤，一手掀开覆在茶叶上的小棉被。那雪白的小棉被正好和抽屉的尺寸相当，严丝合缝盖好茶叶为的是防止跑味儿，盛出茶叶后要迅速盖好，推上抽屉。
茶叶是金贵东西。称量茶叶和称量药材差不多，需要用戥秤分斤掰两，甚至精确到钱。装好茶叶后戥秤要提到与眉毛同样的高度，买卖双方看准分量，心明眼亮。之后整齐地铺开两层包装纸，下白上粉，麻利地分茶、打包、压上茶单，再变戏法儿似地滴溜溜一转栓上纸绳，一个方正结实的大包转眼打好，双手捧着恭敬地递过来：“您拿好，下次再来。”动作流畅，带着特有的韵律；话语舒服，也透着沁人心脾。
森泰的茶品种齐全，有真讲究人喝的龙井、屯绿、祁红，有最受大众欢迎的小叶双熏，也有穷讲究人喝的花三角。花三角也是碎末儿，但和茶芯儿不同，花三角是花茶加工时筛分出来的细碎小片，呈不规则的三角形，而且多为老茶，看起来多，喝起来涩，泡上两回就没味儿了。好面子的北京人给起了这么个好名字，全当是自我安慰。有意思的是，这种茶真的曾经卖三毛钱一斤。
除了这些，森泰还有自己的看家茶，那就是产于黄山北峰的“大方”。黄山的北峰山高雾重，出产的茶叶香气浓郁，原味绵长。扁片状的“大方”看上去有些像龙井，却是用茉莉反复熏制六七次再精心拼配出的花茶，一百斤原茶要耗费掉四十来斤鲜茉莉花。曾有无数茶痴为之倾倒，当年的金少山、李多奎等等名伶就专好这口儿。可惜现在这个品种已经见不到了。
福建人开的茶庄里比较有名的是庆林春。民国十年，福建人林子训在前门外廊坊头条的劝业场开了第一家茶庄，靠花心思、下功夫再加上薄利多销，生意做得相当不错，紧接着又在王府井东安市场和前门五牌楼迤南路东开了两家。三家店都挂庆林春的字号。这三个地方都是当时最繁华的闹市，游人如梭，买卖好做，不过竞争也更加激烈，要想站得住脚还得有自己的看家本事。
北京人爱喝茉莉花茶，而且口味很刁。茶庄为了适应顾客的口味，常常要用几个地方的茶往一起拼配。比如，福建的茶香，安徽的色儿重，浙江的茶形漂亮，按照一定比例拼配到一起，就是一种很好的茉莉花茶。庆林春的镇店之宝是福建原产的小叶茉莉花茶，而且根据北京人的口味采用了独特的工艺。
小叶种茶生长在福建的高山上，叶子小而厚，属最古老的茶种之一，又称“高山云雾茶”或“土茶”。加工出的茶叶条形纤细，沏出来的茶汤黄亮清澈，入口芳香，回味甘甜，而且特别耐泡。庆林春的花茶精选明前一芽一叶的小叶茶青，经过杀青、揉捻、烘干、筛捡、整形，之后用伏天采摘的茉莉花蕾在特定的时间窨制七次，再提花一次才算完成。整套下来要十几道工序，运到北京还要再熏制、拼配，让门市的货色既发挥出福建花茶的特长，又迎合了京城的口味。
当年林子训为生意可是没少花心程。庆林春为了让顾客觉得亲切，不但伙计、学徒大多用北京人，而且拼配茶叶的技师也是北京人，就连“了事掌柜”也请了位北京人。更有意思的是茶叶定价，他会专门派人到附近的茶庄买回茶叶和自家的比较，然后总让同等质量的茶叶比别人卖得便宜。即使是“门包儿”也比别人家给的分量多。一时间，庆林春是享誉京城。人们走亲戚看朋友也都以送上两包芳香独具的庆林春茉莉花茶为荣。
庆林春发达了，前门大街路东的店铺也盖起了坚固的二层洋楼，楼顶宽阔的平台四周是一圈大理石廊柱。新茶下来时，这里的顾客络绎不绝，甚至排起了长队。这个习惯一传就是几十年，即使是在统购统销的时代，大家依然举着工业券来排大队买回喜欢的小叶花茶。那时候，红火的庆林春就没发愁过买卖。
劝业场和王府井的庆林春早就不存在了。前门外最繁华地段的庆林春2005年大街改造时停业了一年多。2007年迁到了崇文门西，一年后又迁回前门大街重张开业。在这里依然弥撒着幽远的芬芳，依然能买到北京人喜欢的茉莉小叶。
老森泰在珠市口坚守了一百五十多年。“文革”期间砸了老匾，丢了名画，改过店名。改革开放之后翻修重建恢复了老字号。一百多年里，森泰带着优雅温润的气质一直伫立在那里接待着过往的老茶客，从收银子到用工业券……直到2001年，两广路改造后迁到了前门南大街路西。没过几年，又消失在前门大街改造的工程里。直到今天，人们再也没有见到那家化石一样的老茶庄。
或许有一天，老森泰还能异地重张吧？但那芳香深处的古雅醇厚，怕是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