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介子推精神文化的历史价值

介子推的生平事迹及所表现出的品德情操精神文化，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于寒食、清明的民俗文化中。其精神之价值，则主要体现在历代史学家的记载、圣贤的评价和文人凭吊的诗文之中。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民间文化，又引导着民间文化。

春秋时期的儒家经典《左传》有关记载与评价《左传》在记载介子推虽无大段文字评述，但对介子推还是给予（jǐ yǔ）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第一次全面记述亦即全面评价了介子推，而且为此后几千年对介子推的评价奠定了基调。《左传》以“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lù yì fú jí）”这一历史事实为线索，在记述中凸显了介子推的精神境界，首要的核心思想就是爱国主义。

“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sì）者，非君而谁？”介子推认定了重耳是复晋救国的唯一希望，故辅君从亡 19 年，割股啖君、历尽艰辛。介子推所作所为体现的并不是当时社会里多数作臣子的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忠君”，而是同他所作出的“天未绝晋，必将有主”的推断和“主晋祀（sì）者，非君而谁？”的晋国时态的分析联系在一起的。在晋国兴衰存亡的关键时期，既然“天心”亦即“民意”要延续晋国的香火，使之生存发展下去，那就必须也必将会选择和推出自己的领袖人物。“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而“惠、怀（晋惠公、晋怀公）无亲”，对国家、国人没有感情，“外内弃之”，已经被国人所抛弃，那么“主晋祀（sì）者，非君而谁？”由此可以明显看出，介子推“忠君”不是愚忠于“重耳”个人，而是出于对晋国的热爱，“忠于”“重耳”这个代表国家的领袖；介子推“从亡”，更不是一般的“建功立业”之举，而是为了复兴晋国。正因为如此，所以介子推才不屑于功名利禄，才“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这种崇高的爱国情怀，使介子推这个历史人物的高度，远远超出了一般杰出的历史人物。“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bù yì wū hū）？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以处矣”。但介子推听到重耳和狐偃咎犯（hú yǎn jiù fàn）的对话时，深感失望，不愿与其同流合污，决定隐居。

“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介子推不愿表白自己，以求彰显。其人品又是何等清廉高洁。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庄子》中记载：“自割其股以食文公”、《吕氏春秋》中，也记述了介子推的事迹。《庄子·盗跖（dào zhí）》篇中也说：“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fán）死。”这是最早出现在古籍中有关介子推“割股奉君”和“抱木而燔（fán）死”的记述。对于介子推“至忠”都给以（jǐ yǔ）极高赞颂。

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提出，“以富贵有人易，以贫贱有人难”，文公出亡穷贱之时，“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有以”在文言文中的意思是：有道理，有规律，有所作为，有什么。表示具有某种条件、原因等）；文公返国有万乘（wàn shèng），“而介子推去之，无以有之也”。“能其难，不能其易，此文公所以不王也。”这段话告诉人们；依靠富贵得到别人的拥戴很容易，依靠贫贱得到别人的拥戴就很难。晋文公在外逃亡，走遍天下，穷窘（jiǒng）非常，贫贱得很，但是介子推一直不肯离开他，这是因为晋文公有着肩负复兴晋国的使命，有着受介子推拥戴的德行。晋文公返回晋国之后，拥有万辆兵车，但他的言行使介子推感到失望，已经没有了让介子推拥戴的德行。

汉代史学家的有关记载和评价汉代史学名著《史记·晋世家》（西汉·司马迁）关于介子推也做了记载。《史记》从桐（tóng）叶封弟到三家分晋，司马迁用大篇幅文字记述了晋国的兴衰始终，基本采用了《左传》的观点。但对晋文公有所美化，“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说：“周襄王以弟带难（yǐ dì dài nán）出居郑地，来告急晋。晋初定，欲发兵，恐他乱起，是以赏从亡未至隐者介子推。”并记述了《龙蛇歌》是“介子推从者怜之，悬书宫门。”晋文公闻之，“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并用“以志吾过”判定了晋文公之“过错”，用“且旌善人”四个字表达了对介子推之“善”的品质和美德的表彰。

两汉时期，介子推的影响已扩大到全国。除《史记》之外，在韩婴的《韩诗外传》、刘向的《说苑》和《新序》、刘安的《淮南子》、戴德编注的《大戴礼》、蔡邕（cài yōng）的《琴操》中，都见有记述和评价介子推的文字。《韩诗外传》中讲到，晋文公向介子推认错，是“寡人之过也”，并说一定要厚封。在此情况下，介子推说：“推闻君子之道，谒yè而得位，道士不居也；争而得财，廉士不受也。”意思是，靠请求而得来的官位， 品德高尚的人是不要的;靠争夺而得到的钱财，廉洁的人是不接受的。又说：“为人臣而不见察于其君者，则不敢立于其朝。然推亦无索于天下也。”意思是，作为大臣的,如果没有对君王有益处的建议,就不敢站在朝堂上。介子推亦无任何欲望和所求。不以功名、权位、利禄为念，看得很淡。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怨言。 

《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中记述：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xiào tì，说之以义shuō zhī yǐ yì，而观诸体，成之以文德；盖受教者七十有余人。闻之；孰为贤也？”孔子对受教七十余人一一作了评价，并重点把介子推与伯夷、叔齐及赵文子（赵武）进行了一番比较，孔子认为，伯夷、叔齐的行为表现了一种“不克不及bù kè bù jí，不念旧恶bù niàn jiù è”的态度；赵文子的经历则表现了他“畏天而敬人，服义而行信，孝于父母，恭于兄弟，从善而教不道”的思想品德。伯夷、叔齐是一种合乎中庸的、超然物外的态度。赵文子是一个全面符合儒家之礼即儒家道德规范的人物。而介子推的特点和可贵之处，则在于“易行以俟（sì）天命，君下位而不援其上；观于四方也，不忘其亲；苟思其亲，不尽其乐；以不能学为己终身之忧，盖介山子推之行也。”是一位既务实、又清醒，既看大局，又尽孝道，不卑不亢，不落流俗的高士，这种风范令人仰慕，即便追随其后也难以学到。可见孔子对介子推的评价是何等之高。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史学家的记载与评价自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介子推之名在历朝历代的史籍和其他著作中不断出现。但其内容已不像先秦两汉时期那样重在记述介子推的生平事迹，更多的是记述对介子推的纪念、祭祀及相关民俗。

如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郡国志》，东晋袁崧yuán sōng的《后汉书·郡国志》、陆翙lù huì的《邺yè中记》，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郡国志》、南朝宋代刘敬叔的《异苑》、南朝梁宗懔liáng zōng lǐn的《荆楚岁时记》，北魏贾思勰（xié）的《齐民要术》、郦道元lì dào yuán的《水经注》，唐房玄龄的《晋书·石勒shí lè载记》，宋乐史的《太平寰huán宇记》、洪迈的《容斋随笔》、周密的《癸酉杂识》、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著作，以及唐杜佑所编《通典》、宋王溥所编《唐会要》、宋李昉等所编《太平御览》、清张英等所编《渊鉴类函》等典章制度书籍和类书，有的记述介子推的纪念地绵山、绵上、介休和介子祠，有的记述寒食节的沿革和各种民俗活动，有的记述清明节盛况，有的记述伐木制屐的古典和“足下（《异苑》）”之称的来由。贾思勰xié在《齐民要术》中记述：“于今介山林木，遥望尽黑，如火烧状；又有抱树之形。世世祠祀，颇有神验。百姓哀之，忌日为之断火，煮醴酪lǐ lào而食之，名曰‘寒食’盖清明前一日是也。中国流行，遂为常俗。”社会上对介子推“世世祠祀”，寒食节“遂为常俗”，可见介子推这个人物长期以来被人们所推崇，早已深入人心，扎根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