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你再来”

和黑昌熟悉上，是去年回家过年时。

那是我在时隔两年多后第一次返乡。

两年多没回家乡，倒也说不出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此前父亲去世了，回到家乡，按照繁文缛节终于把葬礼办完，突然觉得有种深深的说不出的累和厌倦。

我曾以为，自己不算特别难过。父亲中风多年，如此艰难地熬了这么多时日，他真的尽力了。那个葬礼上，我表现得很成熟，每个流程、每个细节我控制得很好，好到，按照习俗该号哭的时候倒突然哭不出来。

就是最后父亲的身体要火化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无法坚持了。火化的按键是我按下的，按下后，我突然觉得，我得确定下待会儿送葬队伍的排序，可千万不能搞错了。然后我小跑出火化室，很礼貌地和候在那的哀乐团、师公队伍说：“很快的，稍等下就好，要是方便，咱们按照顺序先排下队？”好像这件事情，比看父亲最后一面都重要。

本来报社的主编给我批的是一周的假期，还说，如果需要，再和他说，他理解的。

但其实葬礼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葬礼后第二天，时间就全空出来了。

我因此不知道我要干吗，我坐着也难受，站着也难受，躺着也难受，我在家里怎么都难受。我也不理解为什么难受。

我走出家门，走在哪，总有人要安慰我。他们不需要安慰我的，我觉得我处理得很好了，我反而很厌恶他们一次次提及这件事情，他们一说，我就找个理由转身赶紧躲回家。

熬到第三天，吃饭的时候，我和母亲假装随口一说：“报社在催我回去了。”

母亲看着我，直直地看着我，看了许久。

她似乎想了很多东西，但她就说：“那就回去吧。”

我说：“母亲你呢？要不随我去北京？”

母亲说：“我觉得我还是留下好。”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反应确实很不正常。听到母亲的回复后，我就马上去收拾行李了，甚至马上定了最快的航班。那天，泉州下午没有回北京的航班，我为此还买了从隔壁城市厦门出发的机票。

要离开的时候，母亲就坐在门口。那时候正下午，阳光像雪花一般打在她身上，衬得母亲身后的房子像个黑乎乎的洞。

我愧疚了，我说：“母亲，要不一起走吧？”

母亲应该是为了安慰我，笑着说：“走吧，你搞好你自己，我搞好我自己。好一点了再回来。”

我还是离开了。我在东石镇转盘那找了辆车，一上车就和司机说：“赶紧开，去厦门机场，赶紧开。”

司机正在抽烟，说：“别急，我这烟刚点上。”

看着他一口一口地吞吐着烟雾，我的脚焦虑地抖着。我还是催了：“师傅快点，快点走。”师傅不耐烦，转过身白了我一眼，却愣住了。他说：“你好像哭了。”

我说：“我没有啊。”

当时的我在北京谋得一份都市报社会版热线记者的工作，是那种屁股没法沾上椅子的工作：哪里有人丢猫了，有人自杀了，有人养出十几头的兰花了，中国第14亿个人诞生在北京的哪家医院了……突然的一件什么事情，就要拽着我，马上脱离身处的状态。

当时热线记者要轮流佩戴一个手机，以保证无论何时这座城市犄角旮旯发生了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可以马上找到人。

我曾在刚蹲着马桶的时候接到过电话，那边激动地和我说厨神争夺赛决赛时竟然有人做的是西红柿鸡蛋汤；在点的菜刚上桌的饭店里正要夹汤里的肉丸时接到过电话，告诉我亮马桥边发现一具浮尸……本来我是极度厌恶这份工作的，觉得做着这样的工作，自己的生活破碎且没有建构秩序的机会。

回到北京后，我突然觉得这份工作很好。这座巨大的城市，一直在发生那么多的故事，它们一发生，就像新生儿毫无节制地嗷嗷叫唤，要我们过去，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它们诞生了。

反正我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么多的时间，让这些毫不节制的故事这么毫无边界感地挤占，倒也是解决方案。

我主动申请，夜班热线也由我来吧，假期乃至春节的热线我都来值班吧。同事们对我当然觉得不好意思，甚至自此总愧疚地主动关照我。但他们不需要愧疚的，其实是我在利用这些故事：它们一个个喧闹地占满我的生活，我因此被挤压到完全没有机会去琢磨我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已经发生了什么。

是的，对于心里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自己最好不知道。虽然，我总是觉得心里慌慌的，甚至察觉到自己越来越异常，比如开始厌恶“未来”“将来”这类字眼，比如我经常一整天就盯着那个热线电话，期待着这个城市新长出什么东西，赶紧来占据我的时间。

如此糊里糊涂，竟然拖成了两年多没回家乡了——毕竟，热线电话无论白天夜晚，平日还是假期，都在我身上。

但我一度还觉得，起码对于家乡、家人那部分，自己处理得还不错。

从父亲葬礼回来后，我是莫名和母亲怄着气，有半年不怎么说话，但后来，还是每周和母亲通话一次，和以前一样——以前父亲中风，舌头也瘫了一半，说话不利索，从那时候起我就只和母亲通电话了。我依然会和母亲聊聊天，她会和我说一些自己和镇上的人发生的故事。只是我不会再问父亲的情况。不问了，我感觉他就应该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即使有时候脑子里会有杂音提醒我，父亲不在了。但我不问了，这件事情就似乎因此没被坐实。

第一年春节，得知我无法回来，母亲说：“不回来也好，你终究要在外面安家的。”

第二年，母亲觉得我不对劲了，说：“你是不是害怕回来了，你是不是还是处理不好你父亲离开的事情？”

我说：“没有啊，就是忙。”

到第三年临近春节，母亲判定我是有问题了。

有一天母亲突然问我：“你这几年怎么样？”

我说：“我没事啊，就一直失眠，估计是因为一直值夜班。”

“你几岁啊？”

“你都记不得了？我三十多了。”

“我意思是，你才这个岁数就一直失眠，你肯定没处理好。你还是没搞好你自己。”母亲说得斩钉截铁的。

“那你怎么样呢？”

我突然觉得，母亲和我像是受伤并排躺在病床上的战友，在相互询问伤情。

“我也算不上特别好，但对于过日子，我还是比你有经验的吧。”母亲竟然还轻声地笑了一下。

母亲最后下了个判断：“有问题，就回来一趟吧。”

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就此判断我有问题，以及，为什么我有问题了，治疗方法是“回来一趟”。

但我还是回来了。

我确实也隐隐觉得，我好像得回去一趟了。

那一天我是在深夜乘飞机到达家乡的。

或许是在北京住惯了，身体习惯了干燥肃杀的空气。再回到这个南方海边小镇，一出飞机舱门，就感觉黏腻的水汽往身上贴，往鼻孔里、往皮肤上的每个毛孔里钻。感觉过不了几天，自己的鼻子里、身体上，都该长青苔了吧。

换上出租车，本来想透口气，开了下窗，黏腻的空气一团团往脸上、身上打。关上车窗，我开始恍惚，自己竟然在这里生长的？这样的体感，真真切切地告诉我，再如此下去，真成了家乡的异乡人了。

我一开门，就看到母亲坐在椅子上，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

“哎呀，我竟然睡着了。”母亲听到我进门，突然醒来，似乎还一不小心流了口水。看样子睡得不错。

南方没有暖气这回事，晚上要进被窝是最难的。母亲知道我要回来，连续晒了几天的棉被，但棉被没有留下阳光的多少痕迹。钻进被窝那一刻，感觉自己钻进了冬天海边的滩涂里，我忍不住吸了一口气，然后再不敢轻易移动，直到感觉自己身体上的温度，慢慢被棉被吸收了，好似自己终于抽出根系，扎进棉被里，构成一条系统了，世界才重新暖和起来。

我觉得自己像种在棉被里的植物盆景了，反正我是不愿意离开它了。

然而，我果然还是睡不下。

我试图找过原因，但却是没有合理的缘由：没有兴奋的感受，没有涌上什么特别的回忆，也没有正在焦虑的事情。我躺在那，明明只是棵植物盆景，但我还是睡不下。

窗帘拉得不是很严实，露出一小面玻璃。我从那小面玻璃看着外面的天，从浓稠的黑，慢慢变灰，变淡，眼看着慢慢地慢慢地即将翻出来了，翻出了鱼肚一样的白。

我突然想起，此前好像朋友圈里谁发过的，东石镇那一年新建了条海堤跑道。

那条朋友圈有张照片角度拍得很好，一群人跑在海堤上，感觉像是往海的深处跑去。

哦，我想起来了，这是黑昌发的。

七八年前我被宗族通知“得回来参加宗亲会”，说是祖厝落成，“是个子孙都得回来，不回来就没祖”。这样凌厉的通知，恐怕没有谁有拒绝的勇气。

那时候父亲还在，已经偏瘫了。父亲认为这是大日子，坚持要穿上他唯一一套西装。

西装这类衣服，胖的人本就不太好穿上的，父亲又站不住，只好坐在椅子上，母亲和我帮忙。我们折腾得大汗淋漓，最终上半身勉强塞进去了，而裤子实在不知道怎么套。父亲终究很难穿下。后来是父亲想到一个方法，他干脆趴在地上，我们像装麻袋一样把他装进西裤了。我们三个人倒腾到大汗淋漓，裤子是穿上了，只是裤头系不住。

母亲想了个办法，用一块轻薄的毛毯盖在父亲的身上。然后我们三个人偷偷会意地笑着，一起去了宗亲会。

那天我才知道，这个祖厝出去的人还真是多，热热闹闹的，挤满了从世界各地赶回来的人。有的人说着日语，有的人说着英语，还有个应该是混血了，头发带点金黄，眼睛已经不黑了，但还是指着摊开在案桌上，像长出无数水系的大河一般的族谱，激动得用闽南语喊着：“我看到了，我爷爷叫蔡尤等，我是尚字辈的。”

族谱平常都是小心地收纳在祖宗牌位下面的长条抽屉里的，难得这样展开来。我看到自己的名字、父母的名字和很多人的名字也成了这一条大河的某条溪流，内心还是有温温的感慨。

我还在感慨着，有个大嗓门看见父亲，冲着我们大喊：“哎呀，我家老大来了。”他皮肤黝黑黝黑的，是海边生活的人的模样，但那天特意穿着西装，西装略显宽大。他冲过来，一下子抱住我父亲，还做出要亲我父亲的样子。我父亲被逗笑了，笑出了满嘴抽烟黑掉的牙。父亲面部一侧偏瘫，一张口，口水就直直地流，但还是忍不住说话：“这个黑昌，从小就这样不正经。”

黑昌瞄了一眼盖在父亲身上的毯子，嘿嘿笑着：“自从生病了倒富贵了啊，胖到裤子穿不下了吧。”

黑昌调皮地作势要掀开，父亲的脸顿时红了，紧张地把毯子拽紧，一紧张，口水又直直地流。

黑昌笑着说：“看来连装枪的兜都锁不上了，日子过得不错。”

母亲又恼又笑，做出嫌弃着驱赶的样子：“去去去，这么不正经，做什么宗族大佬。”

宴席上，黑昌端着白酒特意来敬我们。他应该是快喝醉了，嗓门更大了。他说他是特意来敬我的。“辈分上我应该是你堂哥，因为我是你太爷爷的兄弟的曾孙，我们都是崇字辈的。”他说，“我现在的身份是咱们宗族理事会新生代的负责人。我有个愿望，就是可以让你们这些去外地的人，以后还想着可以回来。你父亲我小叔不好和你说，但我偷偷告诉你，他可太想你了，他偏瘫在家里每天悄悄摸着你的照片想到哭。你能不能答应哥哥我，常回来看你父亲我小叔。我要去看他，他还嫌弃，他就想看你，你要知道，你父亲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们了……”

我听得难过了，不敢去看父亲的脸。我知道父亲委屈得像个小孩，扑簌簌掉着眼泪。父亲自从生病后，越来越像小孩。

母亲也哭了，生气地瞥了瞥黑昌：“别乱说话了，我家黑狗达可疼他父亲的。”

黑昌看到自己把我们一家三口说哭，不好意思地挠着头。他说：“我错了，我自罚三杯，要不一壶。”他拿起酒，真把一壶酒给干了。

“真过瘾啊！”黑昌喝完酒大喊了一声，突然声调放低：“你还有父亲多好，我都没有了。”

我才发现黑昌也哭了。

我就是在那天，被迫和他加上微信的。他眼泪一抹，不由分说地拿出手机，说：“兄弟加一下，咱们必须亲起来。”

和他加上微信的人，很难不看到他发的朋友圈。

他早上发，中午发，下午发，晚上还发。他发的朋友圈，通常都有一个标准的文案：这是今日份的美好的小东石，请注意查收。

他发过晚霞，发过新建的跨海大桥，发过在寺庙里打麻将的婆婆阿姨们，发过路上光屁股跑的小孩，发过这条跑道……然后我记得了，当时他发这条海堤跑道的时候还说过，这是条用荧光粉铺成的跑道，天暗的时候就会发光。

我想，我得去看看。趁着现在天还没全亮。

屋子里还是黑的。

我摸着黑，找到母亲放在门口鞋柜上的大门钥匙，出了门，沿着石板路往海的那边走去。

我想，海堤跑道应该在那的。

是的，很容易确定，海堤跑道就在那——我往海的方向走，看到路上陆陆续续有人穿着运动服、运动鞋，骑着摩托车也往海的方向驶去。

他们大都是中年人，大腹便便的，明明看上去睡眼惺忪，但莫名精神抖擞。

某一刻，我觉得我和他们成了一条河流，我们要一起欢欣雀跃地汇入海洋。

到的时候，天空已经是灰白的。那条海堤跑道，并没有发出炫目的荧光，只是安静地躺在那，伸展向海的方向。

海堤跑道的入口就在沿海大通道的边上。不知道由谁搬来了几块大石头，大家约定俗成地在这里停放摩托车。

有些身材肥大的中年人，激情满满的样子，开始做着形形色色的热身动作。

有的是不断地举手，举手，举手，似乎要举起自己来；有的则不断捶打着自己的身体，似乎可以以此打通自己的经脉；有的则面对着海面每隔一会儿就大呼一声“哈”，再来一声“嘿”……

然后，大家就开始跑起来了。

我稀里糊涂地也跟着跑起来了。

太阳正在升起，往地上这么一照，我才发现许多人头上都亮着光，再一细看，许多跑步的人的头都秃了。有的人秃在正中间，有的秃在后脑勺，还有的全秃了——他们全部顶着光，呼哧呼哧向海跑去。

我没有刻意，但眼睛还是不自觉往一个个亮光点看。亮光点在跳动着，有时候还有留存的几根长长的毛发也跟着跳动着，莫名感觉真是倔强，和这些人一般。

我正在发呆，前面的一个秃了发的人突然转头，我以为是自己不小心冒犯到他了，赶忙低着头。那人干脆就原地跑着，等着我跑近。

我脸涨得通红，低着头硬着头皮往前跑去，终于跑到那人的身边，头还是不太敢抬。那人却突然大喊一声：“我没认错吧，你竟然来跑步啊。”

我抬起头，才发现，是黑昌。

我分不清他是热情还是激动，虽然我就在他面前了，他还是扯着嗓子问：“大作家你怎么回来了？”

他说：“你也来跑步啊？”

他说：“跑步好啊，得锻炼身体啊，特别你年纪也不小了。”

他看着我忍不住打量的眼神，意识到什么，笑着说：“我早秃了，平时戴着假发好看些，但跑步的时候，感觉假发一蹦一蹦，老觉得是谁在敲我的头，心里不爽快。要敲我的头，那只能我老子，哪轮到假发啊，所以跑步的时候干脆就不戴了。”

我说：“不好意思啊。”

他说：“怎么会，你不觉得我秃头也很帅吗？”

他说：“你今天算是来对了，这是咱们东石镇的新一景。”

黑昌郑重地指向那条通向大海的跑道，以及上面那条奔跑的人流：“这是东石镇最有光芒的景色。”

我以为他是要开始介绍这新建的海堤跑道，他却充满深情一字一句地喊出来：“命运慢跑团。”

命运慢跑团？我还是被这个名字震撼到了。

黑昌看到了我的表情，更得意了：“这个名字好吗？”

我一下不知道如何评论，于是点点头。

“是我取的。”他说。

他兴奋地向我解释：“这个慢跑团我加入之前就在的，只是此前没名字。”

他说：“其实这是东石镇古老且神秘的组织，我无法确定它具体从哪个时候开始的。但我知道，它最准确的名字是——中年男人牛逼奋斗干到底慢跑团。”

他说：“我发现，很多人大都是在四十岁步入中年的时候找到它的。”

黑昌打量了我一下，看我听得很认真，说得更激动了：“我发现它的时候，刚过四十。以后你就会知道了，人一过四十，就容易睡不好。睡不好，有的是因为身体，有的是因为内心焦虑。四十了，身体开始走下坡了，但男人嘛，这个时候需要担的责任又恰恰最重，还有，会困惑人生意义什么有的没的。焦虑又睡不着，总会忍不住起床走走；走着走着，总会想出来透透气；出来透气，就会看到有人在跑步；看到有人在跑着，就会莫名其妙跟着跑起来。”

我听着听着，脸不自觉红了。

黑昌察觉到了我的表情，他得意地问：“对吧，你也是睡不着出来走走才发现我们的吧？”

我没有否认。

黑昌开心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恭喜你找到组织了，欢迎你加入命运慢跑团。”

黑昌像在拉客户一般，继续说：“这个慢跑团真的特别好，咱们中年男人，不太会那些腻腻歪歪的东西，到了这个年纪，一般分两派，要么喝酒，要么就跑步。喝酒伤身还费钱，跑步健身还省钱，我后来为什么建议这个叫命运慢跑团啊，因为，我发现了，最终选择不去喝酒，每次早上睡不着起来跑步的，都是他妈的还不服老的人，都是他妈的还要和世界杠的人。怎么说呢？”

黑昌着急地寻找他想说出的词语：“就是，就他妈的不服气，就他妈的还要和世界继续战斗的男人。”

黑昌说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犹如他此刻就站在广播台上演讲一般。

虽然是很奇怪，但我确确实实被感染了。我不断地看着一个个跑步的人，早上的霞光给他们均匀地镀上了金光，我感慨起来：“是啊，咱们家乡还挺好的。”

黑昌如同自己被夸奖了一般，咧开大嘴乐呵呵地笑。

然后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激动地说：“对哦，我和你说过吗，你父亲生病前也是我们慢跑团的。”

父亲？我愣了一下。在我对父亲的所有记忆里完全没有他出来晨跑的信息。

“是啊，你父亲和我说过，他也是四十多岁时候参加这个晨跑团的。当时没有海堤跑道，他们一开始就沿着东石镇主街那条石板路跑，但太扎眼了，总有晨起准备做生意的人看到，开他们玩笑：‘这么热血啊，还对老天爷不服气啊。’他们就挪到了中学去跑，但中学不让进，他们就绕着中学的围墙跑。你也知道了，中学外围都是墓地，那几年在墓地跑的时候，是最诡异的，老觉得身旁空气冰冰凉凉的，但空气还莫名的清爽……”

我听着有些难过了，自言自语：“我竟然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啊。”黑昌听到了，“人少年时候总睡得沉，你父亲生病前，我经常五点到你家楼下，和你父亲会合后，再一起边聊天边跑，跑到中学去。虽然你和我不熟，但我对你可熟了。”

黑昌转过头来直直看着我：“你父亲很容易喘，但他还喜欢边跑边说话。他说加油站的生意快养不活家里了，他想偷偷去隔壁村兼职当环卫工人，就是一早一晚两次打扫，他说不能让你知道，你自尊心强。他说儿子以后是拿笔坐办公室的，得保护他心里的傲气。他说他觉得对不起家人，四十岁了才发现自己这么没本事……”

我眼眶红了，我不想让黑昌看到，于是我说：“要不我们跑起来。”我想，跑起来他就不会说话的时候还要老盯着我看。

黑昌说：“好啊。”

黑昌边跑边继续回忆：“后来你父亲生病了，我每天早上会绕过去看看他再出发。他每天总要拉着我说他的难受：他说觉得自己要拖累你了，而且越来越拖累；他说，哪有父亲拖累儿子而不是照顾儿子的；他说自己曾想过偷偷死掉，不能拖累你，但又舍不得看不到你；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才对你最好……”

我难过到无法控制了，停了下来，低着头，不断用手臂擦去涌出来的眼泪。

黑昌这才意识到，他说的这些话，让我难过了。他故意把头撇到一边去，抬高声调喊：“哎呀，怎么这么年轻跑这一点点就喘了，再苦再累都要跑起来，我们的口号是——命运就是我们跑出来的路。”

“命运就是我们跑出来的路。”他莫名其妙地又用激动的口气重复了一遍。

母亲见我是从外面进来的，有些吃惊，问：“你什么时候出门的啊？”

我说：“去跑步了。”

母亲愣了一下，说：“哦，你父亲中风前也老去跑步的。”

看来母亲也知道父亲跑步的事情，不知道的只有我。

我想赶紧转移话题：“我看到黑昌了，他真是个……”我想了一会儿，“很有激情的人。”

“黑昌啊。”母亲一提到他就不自觉地笑了，“你知道他有个绰号吗？”

“什么？”

“东石大喇叭。他从小就有这个绰号了，他从小就这副性格。”母亲又忍不住笑了。

“对哦，他结婚的时候你还帮他滚过床的，你忘记了吗？”

我回想了许久，实在没印象。

“就是你五六年级的时候去参加的那个很盛大的婚宴啊，那天晚上办了可有三百多桌。”

母亲这么说起，我好像记得有这回事情。

我记得，大概小学五年级吧，有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穿得很正式。然后我们村书记一个晚上带着我，到处和人敬酒。我记得，当时各种人都有，有的人穿得像个卖保险的，还有的人文着“左青龙右白虎”的图腾。我还记得新娘很漂亮，像挂历海报上的女郎。我记得新郎很白很瘦，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我还记得，我得在众人的簇拥下，当着大家的面，在一张铺着大红被套的床上滚来滚去，好像还要喊着：一滚祝福早生贵子，二滚……

“是啊，新郎就是黑昌啊。”母亲说。

“那就是黑昌？”我实在对不上。那个瘦瘦白白、吊儿郎当的新郎是黑昌？

“是啊，就是他啊。黑昌家可算是咱们这最有分量的家庭了，他大哥一改革开放就冲去广东开公司发了家，他父亲是咱们家族的话事人，当时还做咱们村的村书记。他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从小母亲就特别偏爱。因着这偏爱，他对一切总百无禁忌又毫不在意，小时候就特别爱捉弄人，去学校读书还和老师动起手来，十七八岁就把隔壁村的一个女孩子弄大了肚子。那次结婚，是他父母压着的——得对人家负责任。他父亲是个极其公道的人。”母亲说。

母亲越说我记起越多了。我记得的，那是场奇怪的婚礼，新郎百般不愿意的，夫妻对拜的时候不愿意，进洞房的时候不愿意，几次都是村书记上去打他脑袋，终于逼着把婚礼办完了。

母亲往下说：“结婚后父亲就给他们分了家。过了五六年吧，他父亲就生病了，说是肺癌，接着半年不到，他父亲就走了。父亲走之后，黑昌和老二便在老大开的公司干活，但没几年，黑昌就不干了。说是老大对他不好。其实啊，大家都说，就是他从小没吃过苦，不靠谱呗。

“他这辈子唯一正经做过的事情，是从老大公司出来后，自己开过一家海鲜酒楼。生意是很好，但他总不好意思和朋友算账，两三年不到就倒闭了。酒楼倒闭后就没怎么正经干活，先是和结拜兄弟说要去广州打拼，消失过几年，后来再出现，别人问广州怎么样啊，他就一直摆手一直笑：‘不提啦，不提啊，提了伤感情。’后来又说要买股票，再后来干过什么挖币，反正最后都不提啦。

“表面上，家里主要是靠他老婆守着个小海味店，支撑着花销，但实际上似乎又不是。他母亲和老大住一起，他大嫂倒是偶尔偷偷和乡里抱怨，他母亲每个月月末都从老大这里要钱，要的还不少，问用处，就说‘我买六合彩输了不行啊’，甚至偶尔还会‘一不小心拿错一些金银首饰’去当，当完的钱‘我也不知道去哪了’。

“后来宗族里的老一代，念着他父亲的好，就在他过了四十岁后提议让他开始参与宗族事务，什么祭祀啊，节日啊，红白喜事啊，这些热闹事情他倒擅长。宗族里给的工资不多，但他做得似乎倒很开心了。

“从小不正经到大，但是那股浑不吝的劲儿倒一直在，只是年岁增加，从怼别人，到慢慢更多怼自己，大家倒越来越喜欢他了。”母亲最后这么总结。

“有时候想，看着一个个人长出各种样子也真是好玩。你看，那种人人皱眉的混世魔王，现在也长得越发慈眉善目了。对哦，他两个儿子一个二十五，一个二十四，现在都在谈婚论嫁了。你看，混世魔王都要当爷爷了，这日子多快啊。”

母亲在感慨着，我却一直在回想着二十多年前那个瘦弱白皙、一副玩世不恭模样的黑昌。

“他父亲人可真好啊，可惜走得早。你父亲偏瘫后不老爱坐在门槛上嘛，老书记有段时间经常来看望你父亲，也陪着坐在门槛上，每次来总会拿点他觉得好吃的小东西，什么麦芽糖啊，橘饼条啊，风吹饼啊。他们还会一起回忆，回忆小时候一起去偷地瓜、抓螃蟹。我们不是不让你父亲抽烟吗，老书记总会偷偷打量着我在不在，然后偷偷掏出烟，点燃了，再塞给你父亲。每次我经过，他又赶紧拿过来，放在自己嘴边，假装是他在抽烟。这俩老小孩。

“老书记总会像安慰小孩子一样，拍拍你父亲的肩膀：‘很辛苦吧，我知道的，咱不怕，咱们可都是男人。’等到老书记去世后我才知道，原来那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生病了。

“老书记去世后，有段时间黑昌来了。他也坐在门槛石上。我每次问他有什么事情，他都说没事。我故意逗他，说没事干吗来我家门口坐着啊。

他不正经地眉毛一挑，说：‘你家门口好，正对着石板路，我在这里看路过的美女安全，我老婆问起，我还可以说，我在陪你家老蔡了。看那婆娘敢说我什么。’

“他表情和口气很夸张，但眼眶红得很。

“他想念他父亲了，还不想让人看出来，害羞什么？”

我母亲说着说着倒自己悲伤了起来。

下午，黑昌突然来我家了。

他随手拎来两只花蟹。我母亲推辞着不要，他说：“小婶子收下，你儿子不是最喜欢吃这种螃蟹吗，这不现在又恰好是时节。”

听说他来了，我便下楼，恰好听到，有些吃惊：“你怎么知道啊？”

“我怎么知道？你父亲我小叔和我说的啊。他以前小气，只买一只，而且还特别小，我老说他‘是去贴肚脐眼吗？’他当时还没生病呢，气得抡起手就要扇我，我可打不过他，边跑边说：‘你手掌都比这所谓的螃蟹大。’气得他脱下穿着的拖鞋就朝我扔。”黑昌说得眉飞色舞的。

我这才知道，每次重要考试或者节日的时候，出现的那只小的花蟹是怎么来的了。一开始我会问，父亲总和我说：“就咱家前头那个讨海的文才送的，他们说你会读书，给你补补。”

黑昌进门先是打量了一圈，眼睛不经意间瞥过门槛，顿了一下，嬉皮笑脸地说：“看来你们是真想念我小叔，家里的所有东西都舍不得换。我以后要是死了，我得回来看看，我婆娘会不会为我保留原来的东西。”然后他突然想到了什么，说，“对了，她肯定不会换，她穷啊。”

母亲白了他一眼：“别乱说，现在你家两个儿子都在谈婚论嫁。”

这句话倒让他吓一跳了：“是是是，现在可是考察的关键时刻，不能乱说话。我家不穷的，不穷的，花蟹每天当饭吃的。”

母亲又气又恼：“没变啊，都要当爷爷了还没变，估计到老都不会变了吧。”

“这不，现在都老了，还这样，估计到死都不会变吧。”他还非得又接上话。

黑昌对着我坐下来，却反而突然说不出话了，几次张了张口，最终对着我一直笑。

我觉得他现在的模样有些搞笑。

“黑昌哥是有什么事情吗？”

他手一拍自己的大腿：“嗨，你看，说正经事情我就不会。”

又支支吾吾了好一会儿，他终于说了：“就是，你不是在北京当记者吗？记者嘛，采访的事故肯定多吧？”

我说：“是啊。”心里很纳闷我采访的事故和他有什么关系。

“就是，事故多了，总要送医院的吧，送医院，总会认识……认识医生吧？”他费了力气才把烫嘴的话说出来。

医生？我是没想到他问的是这个。

“哎呀，”他压低声调趴在我耳朵上说，“就是，我有个好兄弟，也是咱们命运慢跑团的，他生病了，我想帮他问问。我在想，要不要劝他去北京看看。”

“但北京看病很贵吧。”他好像在自言自语。

“生病了当然得去看医生啊，只是如果不必要，不是非得去北京的。”

“好像是肺病，也可能是肺癌？”他神秘兮兮地说，“我不知道，他也没去检查过。就是呼吸不上来，然后，还会咳血。那一咳，纸巾一捂，一朵梅花，鲜艳鲜艳的。”

“那确实得去检查啊。”

“是啊，我就在想，要不要去检查呢？”

“当然得去检查啊。”说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我盯着他问，“不会是你自己吧？”

黑昌一下子跳了起来，看上去很生气：“哎呀，这大过年的不好乱咒人吧。”

“不好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自己确实冒失了，我赶紧道着歉。

他着实生气了：“我才几岁啊，我还每天跑步呢。你看到的啊，我跑步吭哧吭哧多有力啊。”

我赶紧解释：“因为你父亲——咱们的老书记，我记得是肺癌去世的，所以我才联想到的。只是你确实也得注意啊。”

他还是很激动：“我多注意啊，我每天运动，我现在不抽烟了，当然主要也抽不起了。你想，两个儿子今年就结婚了，万一再一起生孩子，那花费可大。我得强身健体省钱待命等着带孙子啊。”

内容是抱怨的，但他说着说着，口气却越来越是得意。母亲恰好走过来，听到了这一句，在旁边应和着：“可不是。估计咱们镇上你这一代人最早娶老婆的是你，最早当父亲的是你，现在最早当爷爷的也是你了。”

这句话很中听，黑昌笑得嘴一咧一咧的：“好像是哦。”

母亲送完黑昌回来，还是埋怨了我一下：“净瞎说，现在他两个儿子都在谈婚事，女方那边可都在打听他家的事了，要伤了人家姻缘，看你怎么补救。”

那确实，现在的东石镇，许多方面都越来越开化了，但姻缘方面，老一代的人还死死守住原来的规矩。无论是自由恋爱还是媒人介绍相亲的，进入真正谈婚论嫁的阶段，家族里的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发动所有力量来打听对方的情况。上至祖宗的品格和家教，旁至远近亲的性格和纠纷，能打听清楚的，都得打听清楚。有时候还会雇些贩夫走卒各种旁敲侧击地问，搞得像谍战大片一样，确实胡乱说不得。

我想着，我刚才那样冒冒失失确实不好，明天一早我去海堤跑步时，再向他道歉。而且，我还想和他再聊聊天，说不定，他会再说些我不知道的关于父亲的事情。

但那天晚上，我竟然睡着了。

睡梦中，我和父亲在海堤跑道上跑步。梦里父亲是偏瘫前的模样。

父亲问我：“北京好还是家乡好？”

我竟然说：“都不好。”

“那哪里好啊？”

我说：“小时候好。”

父亲说：“你现在也爱跑步了啊？”

我说：“我不爱。我只是心里憋得慌，需要跑跑。”

父亲笑着说：“我也是啊。那以后我们一起跑好不好？”

我开心地说：“好啊。”

然后我突然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了，一哭，我就醒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了。

我下了楼，看到母亲已经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身旁是她整理好的烧香的贡品。

母亲说：“今天倒睡得好了，看来，回家好啊。”

母亲说：“陪我去拜拜吧，咱们都几年没去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