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前的官场愣头青

1．郁闷的“副部长”

01.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升补礼部右侍郎，从虚职变为实职，成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实职侍郎。这是一次非常重要而关键的跃升，从此曾国藩就有了实权。传统时代，人活着最大目的是什么？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四个字，升官发财。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不无自负地在书信中对陈源兖说，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02. 刚刚升为侍郎，曾国藩工作也更加卖力了。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家信中汇报自己初任礼部侍郎的工作情况，以前虽然兼礼部侍郎衔，但是完全不管部里的事。现在正式做了“副部长”，情况不同了。每天都要坐班，下属一共一百多人。每八天要去一次圆明园向皇帝汇报事务，叫作“该班”。如果有什么急事，不到八天就要去见皇帝，叫作“加班”。除了工作，私人应酬也多，所以这一段特别忙，几乎没有片刻闲暇。升官之后，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曾国藩托纸店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开始写《绵绵穆穆之室日记》。

03. 这段日记体例特别，每日日记分为八栏，分别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每日按格填写。身为侍郎的他一天所做之事，大抵是每天上午都要赴署办公，其他时间要课子读书见客应酬。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自己在礼部工作顺利，与同事们相处得很好：他已经很熟悉现在部门的工作了。下属官员也都很佩服他，所以同事关系处得不错。如果一辈子这样在礼部当官，平平顺顺、尽职尽责地为国家办事，他也很愿意。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曾国藩仍“手不释卷”，只不过更注重实用了。曾国藩对于“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十分留意，按类别“分汇记录，凡十有八门”。

04. 湖湘学风是经世致用。因此曾国藩早就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虽然致力理学，但是他并没有被理学遮蔽全部视野。他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只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他又加上经济一门。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由此可见，刚刚升官后，曾国藩是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中有所建树的。但是，做了一段时间高级官员，曾国藩就不再那么兴奋了。

05. 我们看他在北京当官后几年，诗文反映出来，他的心情是非常灰色的。比如这一首写给好友刘蓉的，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再看另一首写给弟弟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床石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

06.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任礼部侍郎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这样的文字还有许多。在写给陈源兖的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咸丰元年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在官场上如同废物。在复江忠源信中也说：我打算一年左右时间内就以养病为由辞官回家，因为自问我的精神魄力，无法对这个国家有所推动，在这里混日子，实在对不住这份工资和地位。

07. 为什么升了官却这样郁闷呢？主要是曾国藩升官，不是想给自己谋多少好处。他是想给国家多做些实事。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道光年间从外部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看，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高官们却一个个都在混日子。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俭朴闻名，身上打满补丁，早餐舍不得多吃一个鸡蛋。说是有一次，他和一个大学士聊天，问大学士，你早餐吃什么？大学士说，臣很俭朴，只吃三个荷包蛋。

08. 道光一听，吓了一大跳，说你真阔气啊！朕早餐一个也舍不得吃。为什么呢？因为内务府官员骗他，说外面鸡蛋三十两白银一个。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是笑话往往会反映一些历史事实。道光皇帝为人确实很节俭，所以我们看故宫现存的道光画像，道光皇帝确实瘦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用的大臣，又都是穆彰阿那样“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眼看着国家一天不如一天，却都不敢向皇帝直言。只有曾国藩特别着急。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多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酝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