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曾国藩发现，自己看错人了，新皇帝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明君，也难成大器。而且，当了几个月皇帝之后，咸丰已经显示出强烈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常常被他当场驳回，说，我大清传统，凡事乾纲独断，你们不用再废话了。曾国藩又一次陷入痛苦当中。经过几个月思考，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而要想敲打醒他，就需要把话说得重一些。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02. 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 ，每天察察于小事，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程度，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究。所谓精于小节，是皇帝成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的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自去年以来，许多大臣因为接驾、叩头、入朝等“小节”受到处分。朔望常服之礼仪，本来已经礼部奏定了，而去冬忽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亦已经礼部奏定了，而忽然改为补褂。由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所谓疏于大计，是指皇帝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

03. 现在广西对太平军的战事是国家最大的大事，而这个大事当中，人事安排又是重中之重。但是这个重中之重，皇帝并没有处理好。曾国藩说，派往广西的官员，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应该重用，结果只是泛泛委用，并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位卑则难资弹压。所以皇帝用人并不妥当。此外，曾国藩还提了一个小问题：用兵必须了解地形。现在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但是外边的将领没有人呈进一幅战争地图，宫内也没听说皇帝找出康熙舆图、乾隆舆图，“熟视审计”。打仗打了这么久，连地图都没看过，你皇帝一天在忙什么？

04.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你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毋庸议”三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有好结果。刚刚亲书手谕表彰倭仁，不久就驱之于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不久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看来您所谓求言，并无诚意，只不过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这口气容易滋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

05. 自古以来，忠直之臣少，沉默自保者多。皇帝再三提倡，才有人敢说几句真话。皇上要是拒谏饰非，那就没人敢再给你提意见了。如果还像老皇帝那样，只用听话顺从的人，一旦天下有大事，也没有人敢出来负责。曾国藩最后警告说：希望您从现在开始，就注意这三条缺点，努力改正。否则，让它们发展下去，想改就难了，那时候，国事也就更不可收拾了。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这个想法显然是相当天真。

06. 明代大臣以冒着生命危险批评皇帝为荣，对皇帝嬉怒笑骂者本多，但清代体制威严，君臣之分，凛若天渊，大臣们给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务为恭顺，极少谏诤之语。自从乾隆初年孙嘉淦（gàn）的《三习一弊疏》之后，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评皇帝的奏折。而咸丰皇帝不同于一般皇帝。他是一个特别自卑，因而也特别敏感的人。他之所以自卑，一方面是智力平庸，能力平常。有那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弟弟奕訢（xīn）衬托着，什么事比弟弟差着一截，从小感觉自不如人。另一方面，是咸丰身体还有残疾。史载有一次他出去打猎，笨手笨脚，从马上掉下来了，把腿摔折了。

07. 后来虽然大夫给接上了，但接得不好，终生走路不便，一瘸一拐，成了一个瘸子，所以这更加重了他的自卑心理。茅海建先生说他“无能缺才引起的内心自卑，反过来使他更有强烈的自尊心，更爱装腔作势”。自卑的人，最在乎的是你看得起看不起我。上台之后，他之所以那么细致地挑剔大臣礼仪，正是这种自卑的表现。在后来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那么执着于中外礼仪之争，也掺杂着同样的原因。对于曾国藩这个人，一开始咸丰是比较有好感的，而且本还打算进一步大用。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这个曾国藩上了这样一道奏折。年轻气盛、自尊心特别强而又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可想而知，他对曾国藩的印象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