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

唐宝民

                                                                                 

师生

蔡麟笔是1947级清华大学的学生，他曾经回忆道：“自美国返台后，梅校长时常约清华各级校友餐叙。当时在台的清华校友如吴国桢、孙立人、贾幼慧、胡适、叶公超等显要人物也常邀请他同饮。而年级晚、地位低的校友邀请他，梅校长不管什么草庐陋巷，上漏下湿，也准时赴约。酒酣耳热之际，一向沉默寡言的梅校长也会打开话匣子，与学生们谈笑风生，欢饮而归。”

梅贻琦的这种做法使蔡麟笔很惊讶，于是有一天，他就问梅贻琦：“何以对毕业同学不计名位一律看待呢？”梅贻琦回答：“师生的感情是自然的，是有因缘的，各人的际遇不同、环境有异，年级低、年龄小，当然不会像高年级的同学一样。所谓富贵权势全是世俗所崇尚的身外之物，师生就是师生，如果以权位富贵来衡量，那还能算师生吗？那是商贾的行为。”

老实态度

赵丹是电影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有趣的是，两位艺术家能互相学习、坦诚交流，这让我们看到他们做人做事的态度。

赵丹曾回忆道：“周信芳在《明末遗恨》一剧中饰演崇祯，在最后‘撞钟一节时，一个大臣也不来，只来了一个武臣，我记得是张德禄饰演的。崇祯问过前方的情况后说：‘去吧。第二次情况又紧张了，他又敲钟，但处理不同，紧张的气氛在表演中带出来了，他又问怎么样，问过后说了第二个‘去……吧。这两个‘去吧的说法不同。第三次‘君臣惜别的情景更紧张。眼看紫禁城就要失守，明朝灭亡就在顷刻之间，崇祯击钟以后，仍不见一个大臣闻钟而至，场面上好一阵‘急急风锣鼓打击乐之后，张德禄才上得场来。这时崇祯应该第三次说‘去吧。可是他没开口，把脸一捂，手一挥，以他的形体动作说明了‘去吧。”

对周信芳的这一表演过程，赵丹极为赞赏：“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是一个多么深刻而精致的表现手法呀！”在拍电影时，赵丹借鉴了周信芳的这一艺术处理方法，他说：“我曾经偷用他的创造。我演出的《故乡》一剧中有一段基本相同的情节，儿子要离开家去抗日打鬼子，我舍不得，三次喊他回来，三次说‘去吧，第三次我虽未捂脸，但不说话，用手一挥。”

难能可贵的是，赵丹后来见到周信芳，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偷艺”行为告诉了他。周信芳竟然也来了一番坦诚相告：“其实我也常常从你的电影和话剧里偷东西！”

赵丹总结说：“我相信他说的不是客套、谦虚的话，而是老实话。其实一切艺术创造，又怎么可能不相互借鉴呢？”

  

                                                        

 

 

迟到的王冠

何任远

北京时间2023年5月6日下午6点，伦敦西敏寺的钟声响起，查尔斯从西门走进中殿，走向足有700年历史的王座。坎特伯雷大主教贾斯汀·韦尔比把2.23公斤重的王冠放在新王的头颅上，英国终于进入“查尔斯三世”时代。

失望的父亲

查尔斯长着一双兜风耳，背部略显弯曲，老是双手插兜，眼神又有些奇怪。

事实上，就连查尔斯的父母都对作为王储的查尔斯感到失望。在网剧《王冠》第四季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情节反复出现：已经成年的查尔斯被父亲菲利普亲王像对待小孩子那样当众训斥数落，站在一旁的伊丽莎白二世不断地摇头叹息。

“我们的儿子到底怎么了？”两鬓斑白的女王好像普通的沮丧的母亲，喃喃自语。

“还不是因为他更多地继承了你们家族的基因！”身材高大的菲利普亲王冷冷地回应道。

也许《王冠》有添油加醋之嫌，但从多部传记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女王夫妇的确对自己的长子兼王位继承人有诸多不满。菲利普亲王更是掩饰不住自己的恼火。

菲利普亲王何许人也？年轻时的菲利普长有一头金发和一双蓝色眼睛，1.8米的身高再配上一身海军戎装，可谓相貌堂堂、仪表出众。根据伊丽莎白二世的传记，年轻时的公主在一场宴会中与他相识，并对他一见钟情。

1947年，伊丽莎白与菲利普成婚。菲利普相当于“入赘”英国王室，可这个“上门女婿”并非省油的灯。待到1952年伊丽莎白登基正式入主白金汉宫时，成为“王夫”的菲利普立即对伊丽莎白的原生家庭发动“攻势”，先是将王太后赶出了居住多年的王宫，又将王太后留下的宫廷侍卫悉数替换。

                                                    

2023年5月6日，查尔斯三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加冕典礼上

菲利普在王室内部站稳脚跟，撑开自己“开明派”的大旗，与以王太后为代表的“守旧派”针锋相对。

以“果敢”“阳刚”和“活力”为傲，再加上“二战”期间曾经在英国海军服役的经历，菲利普一直深信，自己的“勇猛”基因，能够改变这个古老的家族。

可是当英王夫妇的前两胎出生后不久，菲利普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大哥查尔斯和比他小21个月的妹妹安妮站在一起，前者内向阴沉，后者活泼好动。兄妹俩一起玩耍时，妹妹的体力反而胜过哥哥。

“母系基因还是在查尔斯身上占了上风！”在BBC拍摄的纪录片中，一名跟王室关系紧密的人这样告诉记者。菲利普虽未宣之于口，却时时表现出对儿子血液中流淌的母系家族中阴柔、保守特质的藐视和反感。

眼看儿子的兜风耳越长越大，外貌和性格与自己渐行渐远，菲利普心生一计：决定把查尔斯送到自己的母校——以纪律严明和严酷体罚著称的苏格兰高士德寄宿学校。菲利普希望严格的训练最终能锤炼出果敢英明的“真男人”。

“土味”王子

菲利普把查尔斯送往高士德寄宿学校，相当于把一头羔羊送进狼群。

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男孩子之间毫不留情的竞争，也许很适合菲利普，却令查尔斯感觉仿如置身炼狱。在这所学校，男孩子要在结霜的田地里跑步用冷水洗澡，宿舍里的木板床连床垫都没有。在这种学校里，体能和课业表现并不出众的查尔斯很难表现出“王者”的气势，很快遭到同学们的排斥。精力旺盛、体魄强健的男孩子们，可不管9岁的查尔斯是不是王储，面对这个性格懦弱、内向的小孩，给予的只有嘲讽和捉弄。

在一段黑白影片中，王太后领着年幼的查尔斯，在火车站迎接归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当女王下车走到儿子面前时，查尔斯却后退着躲在了王太后的身后，仿佛眼前的母亲是一个陌生人。这段只有几秒钟的影片，被王室观察者认为是查尔斯自小缺少父母关爱的证明。

查尔斯的性格本就懦弱和内向，又从一个感受不到爱的地方转移到另一个感受不到爱的地方，在苏格兰寒冷阴湿的环境下，走向了更加封闭的内心世界。日后那种被母亲认为是“神神叨叨”爱幻想的特质，也是在苏格兰求学阶段埋下种子的。

在苏格兰，查尔斯受不了学校严苛的训练，却在广袤的山地和古老的城堡、农庄之间找到了自己情感的寄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终日被苏格兰迷雾和冷空气包围的查尔斯逐渐变成一个崇古怀旧的人。

多年后，查尔斯在罗马尼亚买下一座位于乡间、没有电力的别墅。每到夏季，他都来这里消暑。用查尔斯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在这个没有电力和现代交通的小村落里，感受19世纪的欧洲乡村生活——天黑后看看星空，早早睡觉，清早在鸡啼和牛车的嘎吱声中醒来。

从苏格兰寒冷的山间到罗马尼亚的乡间别墅，查尔斯非但没有被培养出“男子气概”，反而平添了一股“土味”。

大众媒体时代的另类

对英国民众来说，查尔斯仿佛是从19世纪走出来的“古人”，这种“古朴”的气息，在大众传媒时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相比查尔斯的“土”，戴安娜可以说是大众媒体眼中的“弄潮儿”。这个婚前只当过幼儿园老师的贵族少女，身上有一种楚楚可怜的单纯气质。

在宣布订婚的媒体见面会上，戴安娜在电视镜头前微微低头，含羞带笑地看向查尔斯，她那姣好的面容和纯洁的气质，不但讨好了观众，也反衬出王室的老朽和固执。

在“流量”这个词还没出现的年代，戴安娜就诠释了什么是“自带流量”：在查尔斯和戴安娜婚后首次访问澳大利亚时，戴安娜所到之处被围得水泄不通，前来献花或握手的民众多得连保镖都拦不住。查尔斯发现，那些拿着“长枪短炮”的人都是冲着戴安娜来的，而自己却被晾在一边。

三角丑闻

戴安娜在公众心目中的热度持续高涨，她的婚姻生活却每况愈下。在结婚后不久，戴安娜就知道了一个人——卡米拉的存在。

英国王室历史学家马莲·科宁认为，卡米拉对查尔斯来说，有一种“知心姐姐”般的安全感。查尔斯从小缺乏父母关爱，尽管表面养尊处优，可深交的人却少之又少。

戴安娜在对查尔斯婚前情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进入了一段连她自己都未意识到的“三人关系”中。嫁入王室后，戴安娜才发现查尔斯总是向一个名叫卡米拉的女人倾诉。那座被认为倾注查尔斯极大心血修建起来的私人庄园——海戈洛夫，跟卡米拉的庄园仅仅相隔一条街。

最关键的是，戴安娜无法走进查尔斯的内心世界。他热爱的，她毫不感兴趣；她追求的，他感到肤浅无聊。就好像在威尼斯访问时夫妻俩表现出来的那样，二人在船头船尾各做各的事，几乎没有互动。

为了报复查尔斯的不忠，以及整个王室的冷漠，戴安娜选择把事情透露给媒体。“这段婚姻有3个人存在，所以我觉得有点儿挤。”在BBC的一次采访中，戴安娜的这句话证实了查尔斯婚外恋情的存在，也向王室投掷了一枚重磅炸弹。

至此，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婚姻走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最终，查尔斯的公众形象无可挽回地受到损害，“负心汉”的标签从此如影随形；戴安娜则被媒体舆论反噬，在一次躲避记者的追逐中命丧巴黎。

没有成为国王的资格

20世纪90年代，公众对查尔斯的评价降到了谷底。批评者认为，这个丑闻缠身的继承人，没有资格成为国王，王位应该由他的长子威廉王子继承。

1997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有1/3的英国民众认为查尔斯不应该当英国国王。就连隔岸观火的美国人也这样认为——70%的美国人认为查尔斯不会成为好国王。

这种情绪，在戴安娜的葬礼上达到了顶点。

戴妃殒命，英格兰举国悲痛。葬礼上，菲利普亲王、查尔斯王子，以及威廉和哈里王子护送着戴安娜的灵柩走过伦敦大街。著名歌手艾尔顿·约翰一边唱着《风中之烛》，一边哽咽；道路两旁满是流泪送别的民众。

在后来的一个采访中，查尔斯向记者透露，当时，他已经准备好在电视直播的过程中被愤怒的民众当场打死在街头。

王室感到了危机。在菲利普亲王的协调下，王室成员和宫廷行政官员组建“战略前瞻小组”，专门研究民意和媒体舆情。与此同时，查尔斯请来了日后成为谷歌董事会成员的媒体顾问帕蒂·哈佛逊。对查尔斯甚至整个王室来说，形象提升和转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漫长的逆转

查尔斯不断向政府部长们发出政策建议，因其笔迹难以辨认而被称为“黑蜘蛛备忘录”，内容从学校膳食、替代医学到军用设备、环保问题，无所不包。他的言论，一度引来媒体和公众的嘲笑。比如，他建议政府把“咖啡灌肠抗癌法”纳入全民医保的免费项目，向卫生大臣介绍各种未经科学证明的“草药疗法”，对BBC记者说自己喜欢跟植物聊天……

进入新千年，随着环保议题的盛行，查尔斯此前被认为是古板和怪诞的行为，竟然得到民众的认同——查尔斯在20世纪80年代对原生态有机农业的追求，30年后被认为是很有前瞻性的；“跟植物聊天”，成了珍惜生命和热爱自然的表现；将磨损的衣物交由裁缝缝补后继续使用，践行了节约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主张。

在英国这样一个趋于保守，且拥有庞大贵族阶层的社会，大众对乡村文化的珍爱，催生出一种浓烈的田园情怀。人们对查尔斯生出了几分好感：他不就是身边那个钟情自己的庄园、热爱花草树木、闲时喜欢逗逗宠物狗的普通英国男人吗？

戴妃殒命5年后，查尔斯终于得到女王的首肯，与相恋近30年的卡米拉缔结姻缘。同年，王太后和王妹玛格丽特相继去世。头发全白的英女王成为王室年纪最大的成员，矮小的身板、慈祥的笑容和环绕身旁的柯基犬，成了她的符号。

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天平继续向王室倾斜。2008年，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相继爆发，戴安娜代表的崇尚享乐、个性张扬、情感奔放的乐观年代，已经成为明日黄花。

悲观中，民众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能够帮自己找寻文化根基的象征性符号。对英国人来说，爱喝下午茶、身边总有一堆柯基犬的“国民老奶奶”成为他们寻求稳定和文化根源的情感依托。

查尔斯作为王储，同样继承了这一文化溯源的象征性符号，满足了人们“民族身份认同”的心理。从“土味王子”到“绿色国王”“环保君主”，查尔斯的公众形象走过一条漫长的逆转之路。

刚刚加冕的查尔斯，要想在历史上获得一席之地，也许为时未晚。

 

 

 

罗兰·巴特的爱与死

思郁

                                                  

1980年2月25日，罗兰·巴特刚参加完一场“大人物”的聚会，聚会的组织者是后来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中午用餐后，巴特步行返回法兰西学院。他正想穿越斑马线时，被一辆疾驰而来的小卡车撞倒在地。随后到达现场的救护人员没有在这位伤者身上发现任何证件，只找到学院的工作卡。警察随后到学院询问时，有人通知了米歇尔·福柯，福柯前去确认了伤者就是巴特。

正如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在《罗兰·巴特最后的日子》一书中写的那句评语：“车祸本身平庸得令人沮丧。”开始的时候，巴特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引起朋友的恐慌，他的意识很清醒，还一直责备自己太不小心。伤情也不是很严重，虽然需要住院疗养，但不会有什么大碍。但一周后从医院传来的消息已经不那么乐观：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等亲友再去医院探望时，他已处于死亡的边缘。他用微弱的手势示意旁人帮他拔掉管子，以便毫无痛苦地离去。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的眼睛闪动着疲惫和忧郁，脸色无光，他向我做了一个要求放弃和永别的动作，意思是说，不要挽留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好像活着令他厌倦，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

从1977年到1980年，这是埃尔韦写作此书时选定的“最后的日子”。之所以从此时开始，是因为1977年对巴特而言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1977年上半年，他被福柯推选进入法兰西学院——法国学术界的最高殿堂。世人皆知这是莫大的荣耀。法兰西学院虽然不是大学，但是院士的讲学能吸引大量听众，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而且选取的院士是终身制。米歇尔·福柯于1970年被推选为哲学思想史院士时是44岁，而巴特被推选为文学与符号学院士时已经61岁了。据说，巴特最终胜出，还是得益于福柯关键性的那一票。

巴特属于大器晚成的学者。他出版第一本书《写作的零度》时，已经38岁。他出道晚，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人们感觉他面对任何话题都能言之有物。苏珊·桑塔格说，即便面对一个烟盒，巴特也会产生一个想法，两个想法，许多想法，然后一篇文章就成了。在她看来，这不在于学问的深浅，而在于思想是否敏锐。巴特似乎就有这种天赋，能够迅速而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所在，并且用一种很尖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是一个天生的随笔作家，能够随时随地思考并记录下来，渲染成文。但问题是，一个只写过片段的随笔作家，有资格进入法兰西学院吗？

巴特随后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这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他的质疑——巴特的课堂总是坐满了人，以致学院不得不把他的课调整到周末，即便如此仍座无虚席，学院不得已还在隔壁的教室放置了音响。1977年还有一件大事，巴特的《恋人絮语》大卖，据说售出了10万册，他成了畅销书作家。与此同时，他的朋友们围绕着这本书为他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研讨会。无论是在广大读者心中，还是在严肃的学术界，他的声望都达到了顶点。但是伴随这种荣誉，各种苦恼也接踵而至。

1977年10月25日，母亲因病去世给了他沉重的一击。我们可以通过《哀痛日记》了解这对母子的关系。巴特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早在巴特1岁时，就在一场战斗中牺牲了。从此，儿子与母亲再也没分开过。罗兰·巴特在摄影札记中提到了他的家庭。他说，很长时间以来，他的家庭只有他的母亲，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在《哀痛日记》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巴特与母亲之间的亲密程度。母亲去世后，他就开始谈论死亡，谈论伤痛，谈论时间的消逝。在巴特的日记中，母亲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清晰，疼痛更加醒目。

在1977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巴特写道：“我不想谈什么，担心别人说我是在搞文学创作，尽管实际上文学起源于这些真实。”死亡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躯体的离世和消逝，它所留下的还有在活人脑海中的记忆和伤痛。这种记忆上的伤痛并不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抚平。哀痛只会暂时消失，悲伤却一直存在，因为，“我所失去的不是一个人（母亲），而是一种实质；也不是一种实质，而是一种优秀品质（灵魂）：虽非不可或缺，却是无可替代。没有母亲，我可以生活（我们每个人迟早都要过没有母亲的日子），不过，我剩下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一定会坏得无法用言语形容”。

在1978年4月12日的日记中，巴特写道：“写作是为了回忆吗？不是为了自我回忆，而是与忘却的痛苦作斗争。因为忘却是绝对的，很快就没有任何痕迹了。不论在何处，也不论是何人。”在1978年6月5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对我来说，在我生命的这一刻（母亲去世了），我是通过书籍被人认识的。我模模糊糊地觉得，由于她不在了，我应该重新被人认识……我认为有必要围绕母亲写一本书。”他为母亲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后来完成的摄影札记《明室》。

                                                                                

罗兰·巴特和他的母亲

如果不读巴特的日记，很难理解这是他为纪念母亲写的一本讨论摄影的书。但是在翻看老照片的时候，母亲的形象一次次出现。在巴特看来，通过摄影，我们平静地进入死亡。死亡之后，摄影留下的是我们保持生与死界限的一种凭证。翻看母亲的照片，其实是通过观看死亡的方式留下她生的记忆。

在《哀痛日记》中，他清晰地记录了自己的这种心路历程，他觉得在母亲死后，这种痛苦摧毁了他。“在我对自己死亡的想象中，除了对过早地逝去感到焦虑，还增加了对自己可能因死亡制造的无法承受的痛苦而焦虑。”对他来说，死亡的想象仪式已经在演示中完成了。他依然活着，就如同他已经死去。就在此时，他决定创作一部小说。在纽约时，桑塔格曾经问他即将写的小说是什么。巴特给不出确切的答案，他说，也许，这部小说会像他以往的文章一样，由一系列片段似的文本构成。

这个问题的困惑之处在于，如果这部小说延续了巴特以往的写作风格，他如何能延续普鲁斯特式的辉煌？他在法兰西学院开设课程讲述普鲁斯特，他渴望寻找到成为普鲁斯特的秘密，但是这种找寻最终也没有让他写成一部普鲁斯特式的小说。他最后的苦恼在于，他不甘心做一个随笔作家，他的天赋受到了质疑。

从1977年到1980年，这是巴特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最痛苦的时期。他的辉煌一度掩盖了他的痛苦、他的孤独。他生命中的爱与死早已完结，想象中的那个死亡仪式在那辆飞驰而来的卡车把他撞倒在地之前，他已经考虑过死亡的到来。很多人都注意到他对死亡的态度是“动物性”地放弃，死亡不会思考，救赎没有意义。当死亡来临时，放手就好。从此，他没有了恐惧、哀痛，再也不会孤独。

 

 

铁明是谁

莫小米

                                                                             

铁明是谁？

铁明出生于20世纪初的上海。他自幼学习成绩优异，25岁任国民政府上海农产物检查所课长，主要负责进口化肥的检验。

当时中国的化肥产量很低，基本上依赖英、美等国进口。一些英国奸商便将劣质化肥以次充好，卖给中国。

铁明精通法律和外语，智斗奸商屡屡获胜，却遭腐败当局与奸商的联手排挤。他愤而辞职，回老家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1938年，铁明考取了研究生，到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在牛津，他结识了《东西方文明》的作者史宝廷。英国人史宝廷对中国历史有很深的研究，二人无话不谈。

谈及中国受日本侵略者的践踏，很多大学的藏书损失过半，铁明向史宝廷说出了心中的想法：能不能将中国留英学生的旧书籍收集起来，捐赠给国内的大学以解燃眉之急。

史宝廷十分支持，但担忧留学生数量有限，募集到的书太少。他说：“你应该发起募捐，筹集捐款作为购买资金。你筹集到多少英镑，我就追加多少英镑。”这是当时英国人的一种挑战习惯，旨在帮助自己的朋友。

于是英伦城市的街头，出现了一位着装朴素、身形消瘦的中国青年。他用饱含激情的声音演讲，引得路人纷纷解囊。

通过几家书店和轮船公司的无私援助，这批书从海路辗转送到中国学生的手上。

20世纪50年代，铁明因被人诬陷为“特务”而坐牢。平反后，在上海一所农校当教师，不幸眼疾复发，双目失明。

1984年秋，铁明收到一封来自英国的信，是多年未见的史宝廷的儿子寄来的。展信得知老友已去世，临终前，他将自己与铁明当年募捐的事告诉了儿子。史宝廷的儿子把父辈的这段经历写下来，发表在《牛津》杂志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也进入了英国女王的视野。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向铁明发出了私人邀请函。

当一位衣着平常的盲人老头来到上海外事办，说要找英国女王时，办事人员既惊讶又警惕，直到老人拿出女王的邀请函。1986年10月15日，铁明在儿子的陪伴下，登上了黄浦江上的游轮。

铁明是谁？是在国家危亡关头，尽过绵薄之力的一位普通的中国留学生。今天的人们应该记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