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故人·故事·

07司徒雷登】

从西湖到未名湖，说一声“别了”太沉重

杭州司徒雷登故居：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耶稣堂弄三号

天水堂：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耶稣堂弄二号

临湖轩：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五号北京大学校园内

1.  身为路痴，在北大住了六年，找临湖轩总是要费一些周折。它坐落在未名湖南岸，湖边树木丛生，百草丰茂，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迷路的地方，何况临湖轩的位置和布局，还有着中国传统建筑的隐居色彩，仿佛是在刻意与尘世捉迷藏。因为植被丰富，这里是北大花鼠最活跃的地方。临湖轩被妥帖地包裹于竹林深处，松与竹形成天然的影壁。北大有很多埋头读书不问世事的同学，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还有一座三合院。

2.  尽管临湖轩现在是贵宾接待室，许多国家元首曾在此小憩，但它在北大的确不是很有存在感。外表没有什么特别，仿古风格，飞檐斗拱，彩画梁坊，这样的建筑燕园中还有很多，校长办公楼、七斋，都要更宏伟、更华丽一些，何况还有无数现代“大楼”抢尽风头。然而临湖轩着实不同寻常，它反反复复出现在民国人物回忆录中，仿佛是20世纪上半叶文化北平的一个坐标。

3.  埃德加·斯诺在此放映他拍摄的红军纪录片；黄华、龚澎等在此召开“一二·九”运动新闻发布会；吴文藻和冰心、费孝通和王同惠、侯仁之和张玮瑛，这些学界名伉俪，婚礼都是在临湖轩举行的。

展开燕园俯瞰图，会发现临湖轩这个不起眼的小院，正处于燕园的心脏位置，它几乎位于燕园正中，其西侧的山坡是未名湖区制高点，坡上有一钟亭。

4.  古典园林讲究山水相依，堆积假山时也会安排主峰和余脉，模拟自然界的山峦起伏，主次有序。临湖轩正处于主峰，昭示了它在园林整体设计中的核心地位。

临湖轩小小院落，风云际会，皆因它的第一任主人是司徒雷登。燕园一切前尘往事，指向于他，归结于他。临湖轩是他的故居，整个燕园，未名湖、博雅塔、静园六院，一砖一瓦，都是他的心血。但如今的燕园和临湖轩，已经找不到他一丝一毫的痕迹了。

司徒雷登，一个被告别的名字。

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

5.  如今，燕园几乎是北大的代名词。但燕园何以名为燕园？因为它最初属于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燕园之父。1952年院系大调整，所有教会学校一夕之间烟消云散，办学三十三年享誉海内外的燕京大学被裁撤，部分院系并入北大，“新北大”从沙滩红楼入主燕园。

司徒雷登没有机会目睹这一切。1946年，他被杜鲁门和马歇尔推到美国驻华大使的位置，接替赫尔利，在内战乱世中艰难地调节各方关系。一个教育家去扮演职业政客都演不好的角色，这幕时代悲剧的结局，一开始就注定了。

6.  他见证了国民党的溃败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崩盘，1949年8月黯然回国。毛** 以一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为他“送行”：“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他与燕园的一切联系也从这一刻一笔勾销了。尽管在他回国后燕京大学还存在了三年，但在这三年中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政府全力肃清美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文化影响；大学校园发生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又称“洗澡运动”。

7.  燕京大学的教授，司徒雷登以前的同事们，站在台上声泪俱下地控诉司徒雷登的文化侵略本质，与他划清界限，以求“过关”。燕京大学消逝于1952年，而司徒雷登盘桓于燕园的灵魂，在这之前就已经消亡了。

想要寻回临湖轩的司徒雷登，不能不先到西湖边的故居来找他，这是他中国情缘的开始。

去杭州司徒雷登故居时是个雨天，道路泥泞，原本以为我将是唯一的访客，没想到在耶稣堂弄遇到了好几对家长与孩子，也在寻找司徒雷登故居的大门。

8.  听那些孩子与家长的对话，隐约知道他们是来“盖章”的，大概是杭州中小学的第二课堂活动，要求孩子们在课余时间寻访文博展馆与名人故居，盖章为证。孩子们来去匆匆，盖完章就急着去寻下一个目标。我内心依然感到些许安慰，司徒雷登这个名字，毕竟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痕迹，将来如果他们有机会了解司徒雷登的故事，应该还会记起许多年前雨天的午后，曾经到访过这位老人的故宅。

9.  耶稣堂弄这条巷子全长342米，看上去那样萧条静谧，宏伟奢华的银泰百货近在咫尺，耶稣堂弄在都市华灯阴影下，显得颓唐破败。

时光倒流至19世纪70年代，耶稣堂弄确是整个杭州最贫穷的地区，受太平天国破坏极为严重，那时它叫作兴福寺巷。为了向穷苦的底层百姓传布福音，传教士约翰·林顿·斯图尔特夫妇来到此处，和其他传教士一起开办育婴堂、医局、女子学校、天足会等机构，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这里安家落户，兴福寺巷渐渐被当地人称为耶稣堂弄。

10.  约翰·林顿·斯图尔特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之一，1869年来到杭州，并终老于此。他把妻子也带到杭州，在这里生养了四个儿子。长子出生于1876年6月24日，本名约翰·雷登·斯图尔特，长大后，他根据斯图尔特的谐音，给自己取了中国复姓“司徒”。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暂且不论他的爱是否是“装着”，中国人是否受他“迷惑”，他的中国生涯，《别了，司徒雷登》中这一段概括简明而全面。

11.  现在位于耶稣堂弄巷口的天水堂，就是司徒雷登父亲曾经主管的教堂。天水堂在1958年时曾被取缔，房屋出租给工厂，1984年由杭州市基督教会收回部分房屋整修后恢复宗教活动。司徒雷登故居位于堂弄三号，那里就是司徒雷登出生的地方，他在这里生活到十一岁。

故居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为司徒雷登父母在他出生前兴建，是杭州现存最早的传教士居所。原占地面积4000多平方米，包括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多幢传教士住宅，现仅存一幢占地200多平方米的二层住宅。这座小楼，曾险些永远消失。

12.  1985年，司徒雷登故居就被杭州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惨遭野蛮拆迁，只剩断壁残垣，舆论震惊。2001年，故居得到落架大修，据说当时有人以燕大校友和共产党员的身份，致信浙江省委领导反对复建司徒雷登故居。风波过去，现在的故居，受到妥善保护，只是雪白墙面，深红门窗，骑楼下铺着的花砖，看上去未免太过光鲜，很难相信这真的是用故居原有建筑材料修复而成。一楼室内陈设皆是按想象场景还原，并非当时原貌。整修故居时，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的后人陆续捐赠了很多司徒雷登的遗物，在故居二楼展出，其中包括一把荣誉市民金钥匙，光灿如初。

13.  司徒雷登并不觉得贫民区的童年生活艰苦，他忘不了的是“春节的宴会和社戏、元宵节的美食、西湖游船上的花灯水榭”。“种种记忆，始终在我的头脑中娓娓回放，不可磨灭。”成年后，他依然能讲流利的杭州土话，并以此为傲，因为杭州话“听起来很具音乐韵律感，且比其他方言表达更丰富”。他爱吃知味观的馄饨，也常去河坊街王润兴饭庄，点菜相当讲究：“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件儿”指五花肉，“木郎豆腐”指鱼头豆腐，“熬稍”是快的意思。不是杭州本土老饕[tāo]客，提不出这些门道，不是本地有经验的伙计，也听不懂他这些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