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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明 上 河 图 》
2002年年末，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为期36天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观众如潮，盛况空前，观众达到23万人。展品中，有一幅画特别受欢迎，观众要排四、五个小时的队才能欣赏到它。什么样的画卷如此吸引人呢？它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人公、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
关于《清时上河图》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北宋的都城汴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那时的汴梁店铺林立、繁华热闹。 冬去春来，转眼又到了清明时节——一年中最美好、最繁忙的时光。
农家人已经在田垄菜地里劳作了，播种下期待丰收的种子；贩运货物的商人上路了，驮货的驴骡在弯曲的小路上排成了行；城里的商家开张了；街道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坐轿的、骑马的、提篮的、挑担的，忙忙碌碌，热热闹闹……
在忙碌的人群中，有一个人显得格外扎眼，他肩没挑担、手没提篮，不像买卖人；他行路悠闲，左顾右盼，又不像赶路人，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他叫张择端，擅长风俗题材画，曾经在街头以卖画为生，后来又到宫廷画院任职，是北宋时期大名鼎鼎的画家。张择端出行的目的不是休闲游玩，而是深入街巷观察了解民俗民情，为绘画创作做准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数载寒窗，张择端终于创作完成了巨幅画卷《清明上河图》。画被送进皇宫里，摆放在宋徽宗的龙书案上。画被慢慢展开了，在场的人发出一阵阵由衷的赞叹。《清明上河图》以全景式的构图，细腻的笔法，真实地记录了宋徽宗宣和年间也就是公元1119年到1125年间汴梁繁华热闹的景象，展示了汴河沿岸以及东角门里市区清明时节的风光。
宋徽宗对《清明上河图》爱不释手，大加赞扬，他提起笔，用他那刚劲有力的“瘦金体”，在画的卷首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还盖上他那枚特制的双龙小印，从而使这幅画身价倍增，宋徽宗也就成为这幅传世杰作的第一位收藏者。
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进犯中原，一路上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北宋的都城汴梁。1127年，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金兵俘虏，《清明上河图》被金兵掠走，流落到了北方。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从此，《清明上河图》就开始了四次进宫又四次出宫的曲折经历。北宋灭亡后，《清明上河图》第一次离开了皇宫，流落到民间。它流落到了谁的手里？
《 洛 阳 唐 三 彩 》
十九世纪末，中国的陇（lǒng）海铁路开始修筑。
到了二十世纪初年，这条铁路修到了河南省洛阳市北郊的邙山脚下，这里有许许多多汉唐时期的墓葬群。铁路就是要从这些古墓群中通过。
要是现在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会采取各种办法，既不影响施工，又要对古墓加以保护。然而，在上世纪初的旧中国对于文物保护意识淡薄的年代一座座古墓却被掘开了。
一双双充满期望的眼睛紧张地搜寻着值钱的东西，可古墓中总有一些彩色陶俑遮挡着淘宝者的视线。淘宝者不耐烦了，这些彩陶被纷纷扔向角落，有的甚至被当场打个粉碎。而这些被打碎的彩陶，就是今天闻名世界的唐三彩。
琉璃厂有许多做古董生意的商家，他们以行家的眼光打量着这些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彩陶，详细询问了这些彩陶的出处，之后，便很有把握地断定，这些带釉彩陶是古代的明器。这些彩陶虽然被留在了琉璃厂，但并没有引起人们对它的重视，古董商认为这只是些明器，价值不大，古玩收藏者则认为这些陪葬用的陶器不吉利，所以，虽然当时售价非常便宜，却也没有什么人愿意购买。
就这样，这些彩陶被随意地搁置在角落里，任凭灰尘一层层地在身上堆积。
当商家们几乎把这些彩陶忘到脑后的时候，有一天，中国著名的金石学家罗振玉先生来到了琉璃厂。
上世纪初年，中国修陇海铁路的时候，在河南省洛阳市附近的北邙山脚下发现了许多精美的彩陶，但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是唐三彩，所以当它们初现人间的时候，遭到了严重破坏。
所幸的是，著名学者罗振玉先生很快看出了它的价值，于是，彩陶又转而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
由于唐三彩在市场上的行情越来越好，所以挖掘古墓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有些学者也来到古墓现场，一边收集一些文物，一边做一些现场考察。
但是考察刚刚开始，就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难题——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些彩陶叫什么名字。进而学者们又发现，史籍上对于这种彩陶竟然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正当学者们为彩陶的名字苦苦寻求的时候，一个名字却在民间迅速传开。人们面对光彩绚丽的唐代彩陶，心中不约而同地喊出同一个名称——唐三彩！
唐三彩这个名字出现至今还不到100年，并且这个名字是由老百姓叫起来的。如今，这个名字已经叫遍了全世界，近百年来，从没有人对这个名字提出过不同意见，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个名字真的那么贴切？
下面，让我们拿一件唐三彩实物，对这个名字进行一番考察。
这彩陶产自唐代，唐三彩的“唐”字用得肯定是有道理的。至于三彩，好像有些牵强，因为彩陶五彩缤纷，叫它唐多彩还差不多。
但是仔细观察，彩陶虽然绚丽，几种基本颜色还是非常分明的，让我们看一看基本颜色有几种，红色、绿色、白色，正好三种，原来三彩指的是这种彩陶的红、绿、白三种基本颜色，看来，一个“三”字确实概括了这种彩陶的色彩本质。
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深入，又有许多其它颜色的唐三彩相继问世，唐三彩的基本颜色早已超过了三种，对此，又有人解释说，“三”在古汉语中好多时候都是被当作概数使用的，所以唐三彩的“三”在这里是表示“多”的意思，并非唐三彩只有三种颜色。
1976年，中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工作人员在洛阳附近的巩县见到了一条有着两个名字的小河。在上游的白冶河畔，参加普查的工作人员发现了白色陶瓷，那么下游的黄冶河畔会发现什么呢？学者们向被称为“黄冶河”的下游进发。
荒凉的河畔几乎没有道路，学者们细细地搜寻着，他们似乎谁也不知道能找到什么。
突然，一块彩色陶片映入眼帘，刹时间，活跃的人群安静了下来。古窑址终于出现在了“黄冶河”畔。
随着发掘的深入，人们的情绪越来越高涨，因为在这一座座古窑里，存留最多的竟然是唐三彩的陶片。几十年的期盼终于有了结果，唐三彩的窑址找到了，“黄冶河”就是烧制彩陶的地方。
现在的黄冶河畔早已没有了作坊的踪影，唐代工匠们的工作环境也已无从考察。值得庆幸的是，现代的制作工艺较完整地保存了唐代的传统，我们还能通过现代人的工作，来了解唐三彩的生产过程。
唐三彩制坯所采用的是模型浇铸工艺，模型大多用石膏制成。首先由设计师雕出未来唐三彩的原型，之后用原型翻出石膏模型。
有了模型就可以注浆了，把拌好的泥浆注入模型，泥浆会自动地吸附在模型的内壁上。泥浆被吸附到一定程度，把多余的泥浆倒出来，注浆工作就完成了。对于一些大型的产品，不用注浆的方法，而是把泥料直接拍到模型当中。
唐三彩的主要特征在于色彩，而唐三彩的生产工艺中最有特色的也恰恰是它的色彩。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第一次参观唐三彩出窑，见到的竟然是一些白色的陶俑，
唐三彩要经过二次烧制，第一次叫素烧，第二次才是彩烧。
彩烧之前，先给素烧后的陶器涂上颜色，这就是施釉。现在看起来，师傅们涂抹的只是一些深浅不同的红色，其实这些颜色是有区别的，这种颜色烧好之后就是白色，这种颜色烧好之后就是绿色，这些大面积的，才是红色。
如此复杂的工艺，竟然诞生在1000多年以前，祖先的聪明才智，不能不让人从心眼儿里道一声——佩服！
看着现代的唐三彩烧制，不禁想起唐代的工匠们。当时的黄冶河两岸，炉火通明，云烟燎绕，在那些不知名的工匠们的手下，一种精美的彩陶艺术一直影响到今天。
《 十 咏 图 》
我本期节目给您介绍的这件国宝，是中国北宋时期一位江南才子的画作《十咏图》，它的作者是浙江湖州人，名叫张先。据说他一生只画过这一幅《十咏图》。也许是物以稀为贵吧，此画后来成为皇室的珍贵收藏，受到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被誉为世间孤品、国之瑰宝。但是，这幅画在二十世纪初年却不知所踪。半个世纪以后，它突然又出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95年的秋天，中国著名的古文物一条街北京琉璃厂像往常一样，挤满了前来淘宝的人群。这一天，北京文物公司办公室的门被悄然推开，一位神秘的客人走了进来，只见，客人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幅画对秦公说，我手里有一幅古画，想了解它的价值，您给看看好吗？
秦公是我国碑帖、书画等方面的鉴定专家，曾发表过《秦说碑帖》、《写意画与文人情怀》、《中国石刻人观》等专著论文50多种，百万余字，一生为国家收回几十件国宝。
秦公刚刚打开画的卷首部分，便惊呆了。他敏锐地感觉到，眼前的这幅画，是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秦公不由得激动起来，扶画的手有些擅抖。
持画人忙问，这幅画是不是很珍贵呢？秦公便实事求是地回答道：这幅画很可能是著名的《十咏图》，是北宋词人张先根据其父张维的10首诗作出的画，画面卷首部分的内容应该是张维第一首诗中描绘的情景。
秦公正兴奋之中，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只见客人把画卷起来，不让秦公看了。
看到持画人顾虑重重的样子，秦公劝他把画留下来，以便请专家做出进一步的鉴定。但客人还是带着《十咏图》匆匆离开了。眼看就要与国宝失之交臂，秦公心急如焚，他多么想为国家留住这幅画呀！
夜深了，秦公办公室的灯光依然亮着。秦公找来有关《十咏图》的资料，史料记载，《十咏图》原本珍藏在紫禁城的，怎么会流失到了民间的呢？
清王朝灭亡以后，溥pu3仪开始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趁溥杰、溥佳二人每天上午进宫陪他读书之机，盗运国宝，若干年后，人们清点故宫遗产，从登记清单上查到，《十咏图》也在其中。
溥仪充任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后，《十咏图》等国宝偷运到了长春伪皇宫，其中古籍和书画部分，整箱置于伪宫东院的图书楼，称为“小白楼”。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战败投降，溥仪仓皇逃往通化的大栗子沟。伪皇宫改由所谓的“国兵”把守，他们开始将轻便的财物盗出，由暗偷到明取，直到哄抢，小白楼千余件书画被瓜分殆dai4尽。《十咏图》随大量的珍贵书画也散落民间。
事隔50年，《十咏图》神奇再现，真是万幸，应该不惜代价收购，让国宝回归它的老家北京故宫博物院。想到这里，秦公一次次地去找到持画者，告诉他根据国家的有关文物政策，解放前失散的故宫藏品，归收藏者所有，《十咏图》如果进入拍卖市场，持画者的利益可以得到保证。
终于,持画者的顾虑被打消了，他同意将这幅画进入鉴定和拍卖程序。
原北京文物公司总经理秦公先生说服国宝《十咏图》的持有者将此画拍卖并请有关专家进行鉴定。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启功和副主任徐邦达先生，书画鉴定专家谢稚柳、刘九庵、傅熹年等专家，对《十咏图》进行了认真严谨的鉴定。
那么，几位专家得出了什么结论，《十咏图》是不是北宋词人张先的真迹呢？
1995年秋的一天，北京一个容纳800人的拍卖大厅座无虚席，连走廊过道也挤满了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代表故宫参加竞拍，坐在竞拍席上，表现出胸有成竹的神态。国家文物局和北京文物局的领导也出席了，徐邦达先生来助威了。
拍卖师宣布了起拍价，现场竞争立刻激烈起来。
有人提出，张先一生从没作画，到晚年却画了这幅上乘之作，这说不通，此画应该是北宋人代笔之作。有的专家却认为，古人做画能够流传下来的确实稀少，有的真迹已无踪影，只有摹本在世。张先也许做过很多画，但《十咏图》是唯一流传至今的作品。
徐邦达是书画鉴定界的大家，人送雅号“徐半尺”。意思是说他独具慧眼，鉴定书画时，常于画轴展开半尺之际，已辨出真伪，故海内外还称他是“华夏辨画第一人”。可是，面对这幅《十咏图》，徐邦达先生却十分慎重。
张先是江南才子，一生著作颇丰，有《安陆集》100卷行之于世，是北宋时期与柳永齐名的著名词人。
现在，张先的诗词广为人知，可人们对他的画却知之甚少。据说，张先生平仅作一画，可仅此一画，却也能让他在画界占有一席之地，这幅画便是《十咏图》。关于这幅古画的记载，出自南宋人周密著的《齐东夜语》。周密在这本著作的卷十五和卷八“张先十咏图”条目中写道，先辈收藏了一幅《十咏图》，这幅画是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张先画的，画是张先根据他父亲张维写的十首诗绘制的。
徐邦达先生在考据文章中最后写道：“总之，此卷一切均无破绽可疑之点，必为真迹。”
鉴定会的结论是：画卷具北宋绘画的典型风格，并有北宋贾似道、南宋陈直斋、元鲜于枢等名家题记，此画属清宫流失的北宋上乘画作，是张先的真迹无疑。至此，怀疑之论尘埃落定。
鉴定小组立即把这一结果报告给了国家文物局，并建议国家购买此画。国家文物局很快做出批复，同意此画进入拍卖市场，同时做出“本拍卖品仅限于境内博物馆、国有企事业单位竞买”的限定。对于此次拍卖，国家文物局特别重视，并拨出专款，要求故宫博物院志在必得。那么，在紧张激烈的拍卖会上，《十咏图》拍卖价格是多少？又到底是谁最终购得了《十咏图》呢？
拍卖会上由我代表故宫参加竞拍。国家文物局和故宫下了决心，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也要让《十咏图》回到故宫老家。于是拍卖会场出现了感人的局面，参加竞拍的代表有人喊起来：不要竞争了，把画留给故宫吧！就这样，故宫博物院把《十咏图》重新请回了故宫。
《郑成功弈棋图》
民族英雄郑成功一生驰骋沙场、骁勇善战，颇富传奇，而他最大的功绩莫过于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宝岛台湾，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幅名画，讲述的是郑成功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幅国宝名画名叫《郑成功弈棋图》。
《郑成功弈棋图》，是一幅绢本设色的人物绘画。它高164.4厘米，宽65厘米，整幅画布局合理，风格写实，无论岩峦树木，都绘制得精细缜密，尤其是画面上方的峰岭，复杂而又层次分明。此外，画家以写实的笔法，生动地刻画出人物的神情、气质，使画面充满了强烈的感染力。
那么，这幅《郑成功弈棋图》讲述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这还要回到明末清初时期，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了清朝政权，然而南明政权的抗清势力却依然十分活跃。
公元1657年春天，在福建闽南一个反清军队的军营里，有一老一少正聚精会神地下着棋。
忽然，远方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面对突如其来的喧嚣，下棋者没有丝毫的惊忧，而是依然悠闲地关注着盘中的棋局。
过了半晌，只见年少者慢条斯理地问道：“依先生看来，这次战役我方可有胜算？”老者抚髯笑言：“想必将军心中早已有数，清军虽有大军十万，但不熟悉我闽南的地势，此役，我军必胜。”
老者话音未落，奔驰的战马已经来到俩人跟前，但见骑马人扬起手中的旌旗，大声禀报：“报告将军，漳泉之役大捷，我军大获全胜！”听到这报告后，只见年少者嫣然一笑说道，胜算早在局中，大大犒劳全体将士。
这画中下棋的年少者，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郑成功原名“森”，福建南安石井人。公元1645年8月，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福州拥立明朝遗室朱聿键为王。当时的郑森，也就是郑成功，被朱聿键赐予“国姓”朱，并改名为“成功”。自此，“国姓爷朱成功”天下皆知，现在，宝岛台湾还保留着一个以郑成功命名的“国姓乡”。
《郑成功弈棋图》生动而真实的再现了郑成功接到喜讯时的模样：他神态儒雅安详，倾听着前方士兵的报告，得知是大捷后，他的脸上表现出“胜算早在局中”之神情。虽然笔墨渲染不多，却把郑成功的大将气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相传，此时的郑成功已经有了收复宝岛台湾的想法，因此在下棋的过程中，他还在运筹帷幄着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收复宝岛台湾的计划。
几百年过去了，这段下棋时的故事被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被后人所熟知，值得庆幸地是《郑成功弈棋图》将它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并流传至今。其实在这幅图中，还有一个人应当值得人们关注，他就是那位和郑成功对弈的老者。那么这位老者是谁？他和郑成功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这还得从1647年说起……
徐悲鸿与《八十七神仙图》
1937年5月的一天，国画大师徐悲鸿在香港花高价买到一幅画。这幅画老旧不堪，绢底已呈褐色，不仅没有落款，没有历朝历代名人或皇室的藏印及题跋bá，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但是徐悲鸿先生却是欣喜若狂，爱不释手。在日寇入侵国破家亡的年代、徐悲鸿先生带着它几度辗转甚至遭遇横祸。那么这幅惹祸的画究竟价值几何，它又是怎样来到徐悲鸿家的呢？
1937年春天，徐悲鸿应邀到香港举办画展。期间，经由作家许地山介绍，来到德国籍马丁夫人家中鉴赏书画。
马丁夫人的父亲生前曾是德国驻华外交官，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购买了大批中国书画文物，其中不乏精品。现在马丁夫人有意将其出售，特意带着几大箱字画到香港寻找买家。
徐悲鸿仔细认真地鉴赏着每一件书画藏品，当打开第三个箱子，一幅发黄的长卷展开时，徐悲鸿的眼中放出惊异的光芒，几乎是叫喊着说：“我就要这一幅！”
这是一幅白描人物长卷，由于年代久远，画作已呈褐色。它描绘的是一个道教传说。画中所表现的是东华帝君、南极帝君在侍者、仪杖、乐队的陪同下，率领真人、神仙、金童、玉女、神将前去朝谒yè道教三位天尊的情景。
画面上神将开道，压队；头上有背光的帝君居中；其他男女神仙持幡旗、伞盖、贡品、乐器等，簇拥着帝君从右至左浩荡行进。队伍里，帝君、神仙形象端庄，神将威风凛凛，众多仙女轻盈秀丽。画作者用刚中有柔，遒劲潇洒的线条描绘了一幅风动云飘的神仙境界。
唐代画家吴道子在中国绘画史上久负盛名，有“百氏画圣”之称。他曾向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作品以宗教题材为最多。他画的人物下笔有神、飘逸洒脱。当年他为长安、洛阳两京寺观所作壁画就有300余间，卷轴画亦不少，被称为“吴家样”。但年代久远，他的真迹早已难得一见，如果真是吴道子的真迹，那可就是罕见的国宝！
面对此画的徐悲鸿先生兴奋的心情难以抑制！如果这幅画真是吴道子的作品，那将会在中国画坛和收藏界引起轰动！这件宝物徐悲鸿先生能如愿以偿地得到吗？
徐悲鸿此时已被面前的这幅画深深吸引，目光一刻不离画面，思绪也开始飞快地转动。
他断定这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古画，虽然马上还无法判断它的年代、作者，但是它的收藏价值是可以肯定的，于是他没有迟疑就决定购买。
双方都唯恐对方生变，于是，徐悲鸿立刻就和许地山一起，把应允马丁夫人的7幅画取了回来，立刻成交。一桩千古名画的巨额交易就这样完成了。
自从心爱之物到手，徐悲鸿先生将香港的画展搁置一边，一连数日闭门不出，每日里展开画幅不停地观看，想从中看出这幅画的年代和出处。
这幅画长292厘米，宽30厘米，绢面上用明快而有生命力的线条，描绘了87位列队行进前往朝拜元始天尊的神仙。加上亭台曲桥、流水行云等的点缀，画面优美，宛若仙境，赏画间似有仙乐在耳畔飘荡。
徐悲鸿反复琢磨，凭着自己多年对古画的鉴赏经验，他感觉这幅画的绘画风格、笔法特点明显带有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痕迹。他越看越激动，几天以后，他已经确定无疑自己购画时的判断没有错——这是一幅极有价值的唐代名家画作。
他无比的兴奋、激动，将这件事形容为“平生做的最快意的一件事”，并制作了一方刻有“悲鸿生命”四个字的印章，郑重地加盖在长卷的画面上。
为了更加酣畅地表达自己得到这幅画的感受，他揣摩良久，为这幅画写下了长长的题跋：
“……呜呼！张九韶于云中，奋神灵之逸想------与世太平，与我福绥，心满意足，永无憾矣。”
收藏界都知道吴道子的真迹已经失散，现在见到的大都是宋人的摹本，要做出确定的结论，必须经过充分的论证。
从香港回到内地后，徐悲鸿把精力投入鉴定工作。他请高手对此画重新做了装裱，先是自己仔细研究，后来又把当时美术界和鉴定界的几位名声显赫的大师请到了家里，准备听听他们的意见。
应邀前来的几位大师中，张大千是著名的画家和书画鉴藏家，谢稚柳也是书画大家，精通书画鉴别及美术史。二人曾一同赴敦煌研究敦煌壁画艺术，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唐代绘画颇有研究。因此，张、谢二人的意见对于《八十七神仙卷》的鉴定至关重要。
对敦煌壁画造诣精深的张大千随后也对这幅画做了分析：宋朝，在寺院画工群体中流行一种小样制度，样稿在壁画完成后会留下来，作为修缮、补绘的底稿，也是师徒传授的样本。同是宋朝粉本小样，对比之下，《八十七神仙图卷》通幅洋溢着豪迈博大、生气勃勃、雄浑健伟、气度开放、质朴刚强、典雅庄重，《朝元仙杖图》虽构图相同，人数一样，但笔力气势显得不足。很可能是武宗元青年时期的作品，或是临摹吴氏的小样。这幅《八十七神仙图》应是吴道子的手迹。
著述颇丰、精通绘画史的谢稚柳从绘画技法上进行了比较、论述。他认为这幅画卷的画法具有隋唐壁画的典型特征，比《朝元仙杖图》更接近大唐画风。仅从云鬓、虬须的“毛根出肉”的画法上去考察，这幅画的作者非吴道子莫属。
得到国内一流鉴定家的首肯后，徐悲鸿对《八十七神仙卷》更加珍惜。从此，这幅《八十七神仙卷》就日夜不离地跟随着他，不管是外出讲学还是举办展览，他都随身携带。
然而形影不离的宝贝却在后来国破家亡的战乱中屡遭不测，给徐悲鸿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1937年徐悲鸿先生买到这幅画时，曾经在画幅上盖上一方“悲鸿生命”印鉴。大师以命相托，可见这幅画的珍贵。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事隔不到一年，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他一直视如生命，只身逃亡也要带在身边的宝物竟然招灾惹祸，给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1942年5月，正是日军轰炸昆明最频繁的时候。为了给抗日将士和烈士家属筹集资金，徐悲鸿来到昆明，在武成路举办劳军画展。从画展开幕的第一天起，空袭警报就接连不断，但是观众依然踊跃。画展当日门票收入就达10万元。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从第二天起，开展时间和日期都相应延长，徐悲鸿将这次展览的全部收入都捐给了云南政府。
5月10日，徐悲鸿在云南大学的办公室整理作品，突然，空袭警报响起。匆忙间徐悲鸿与大家一起跑进了防空洞。等空袭警报解除，当他再回到办公室时，发现门和箱子都被撬开，自己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卷》和其它30多幅画竟不翼而飞。徐悲鸿犹如五雷轰顶，眼前一片昏黑，他用双手支撑着桌子，竭力想使自己镇定下来，可是，他还是倒下了……
劳军画展名画失踪，事关重大，惊动了云南省府。当局立刻派员调查，限期破案，然而名画却杳如黄鹤。徐悲鸿为此忧心如焚，三天三夜寝食不安，血压急剧上升，病倒在床上。
1944年，徐悲鸿全家迁往重庆。这一天，邮差送来一封信，信来自成都一个陌生的地址。他有些纳闷，拆开信一看，是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女学生卢荫寰写来的。
卢荫寰在信中告诉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老师丢失了两年的《八十七神仙卷》。
卢荫寰怎么会认得《八十七神仙卷》呢？原来，几年前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授的时候，为了让学生们临摹到最高水准的白描作品，特意把自己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卷》拍成照片，带到教室给学生们讲解作品的艺术价值和自己得到这幅珍品的经过，让学生们临摹。卢荫寰当时的印象特别深刻。
后来，她得知《八十七神仙卷》在昆明被盗的消息，心里还为尊敬的老师难过了一阵子。两年以后，卢荫寰和丈夫随同一个朋友，到一个不相识的人家里去做客。那个人拿出一幅古代人物白描长卷请客人欣赏。卢荫寰仔细一看，吓了一跳，这不是悲鸿老师的心爱之物吗？凭她的印象，这幅画卷就是徐悲鸿在昆明丢失的《八十七神仙卷》。
卢荫寰不露声色，回家后才告诉了丈夫，她的丈夫也大吃一惊，要立刻报案。聪明的卢荫寰制止了他，她认为不能打草惊蛇，要先告诉老师，然后想一个万全之策，保证国宝的安全。
收到学生卢荫寰的信后，徐悲鸿夫妇兴奋不已，恨不得立即赶赴成都。但是冷静下来，他们决定自己不出面，请一位朋友前往成都。这是徐悲鸿在新加坡办展览时认识的一位朋友。临行时，徐悲鸿再三交待，请他先找到持画者，见到这幅画并确认为真迹后，先设法与之交朋友，然后再花钱把画买回来。
不久，消息从成都传来：那幅画的确是原画，持画者也愿意把这幅画卖给徐悲鸿，不过，他开出了天价：银元20万，同时还要徐悲鸿的20幅作品。20万银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在当时，北京城里一个上好的大四合院也不到一万银元。
但是，为了画的安全，徐悲鸿接受了他的条件。
不仅如此，徐悲鸿还决定不惊动警方，也不追究当初此画遭窃的缘由。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白天黑夜忙于作画。夫人廖静文则帮助丈夫找朋友筹款。20万现款很快汇到成都，又过了几天，20幅作品也寄到成都。很快，在那位新加坡朋友的帮助下，《八十七神仙卷》又重新回到了徐悲鸿手中。
当徐悲鸿再次见到这幅魂牵梦绕的神仙图画时，非常激动。画幅上面“悲鸿生命”的印章和自己的亲笔题跋已经被割去，但是徐悲鸿依然记得当初写下的跋文，依然记得当初见到此画时的激动心情。值得庆幸的是画的主体没有丝毫的损伤。
《八十七神仙图》完璧归赵后受到了徐悲鸿先生及其家人特别的爱护，在以后的日子里，它跟随徐悲鸿一家辗转南北始终没有离开它的主人一步。
《八十七神仙卷》是至今存世屈指可数的中国古代重要艺术瑰宝，代表了中国唐代白描绘画的最高水平。它纵30厘米，横292厘米，白描绢本。画面以道教故事为题材，纯以线条表现出八十七位神仙出行的宏大场景，形神刻画细致入微。画面笔墨遒劲洒脱，根根线条都表现了无限的生命力，如行云流水，充满韵律感。仙乐声中众神仙脚踏祥云,御风而行，令观者顿生虔敬之心。
1953年9月，身为新中国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和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的徐悲鸿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而去世。
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在悲鸿逝世的当天，宣布了悲鸿生前的意愿，将他留下的1000余件作品和1000余件他收藏的历代名人字画，还有万余件图书资料全部献给国家，这其中也包括徐悲鸿先生两次倾其家财购买的国宝《八十七神仙卷》。国宝归国，真是国之大幸啊！
不久，徐悲鸿故居被辟为徐悲鸿纪念馆，夫人廖静文成为纪念馆第一任馆长，《八十七神仙卷》和徐悲鸿收藏的所有作品完好地保存在纪念馆内。
为了妥善保存这幅千年古画，也为使更多的人欣赏到《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鸿纪念馆组织本馆文物鉴定、书画修复、复制等方面的专业人员，经过上百次的探索和数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整地将《八十七神仙卷》复制成功。新复制的《八十七神仙卷》为绢本、全长1268厘米、高34厘米。不仅保持了原作的神貌，而且准确、完整地再现了原作的每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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