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王朝的盛世潜流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yì]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sù]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这是杜甫在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前后写下的《忆昔二首》中第二首的开头部分，也是后世赞颂唐玄宗“开元盛世”的核心材料之一。

        但诗人的赞颂当不得真。写这首诗的时候，杜甫正在安史之乱的大动荡中过着风雨飘摇的生活，距离潦[liáo]倒去世只有数年时间。“稻米流脂粟[sù]米白”其实是一个饥荒中人对往日太平生活的事后美化。十多年前的杜甫眼中并无什么“开元盛世”，他的《兵车行》《丽人行》讽刺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骄奢淫逸。他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描述了另一个真实的玄宗时代。

        那是一个百姓纷纷脱离朝廷控制的时代。武周时代，宰相韦嗣[sì]立说的是“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唐玄宗在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的诏书里也承认百姓“逃亡未息”。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杜佑撰[zhuàn]《通典》中又说天宝年间“所在隐漏之甚也”，许多百姓将自己藏了起来，躲避朝廷，原因是“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朝廷的政策只顾眼前的汲取，没有更长远的考虑。(1)

        自秦汉至明清的所谓“盛世”大体如此。当然，有地方可以逃亡来躲避朝廷，终究要好过无处可逃、只能去做盗贼的时代。这也是开元盛世何以成为杜甫怀念对象的重要原因。下面再以“贞观之治”为例，对盛世（或曰治世）的含金量略做管窥。

一、“贞观之治”的民生疾苦

        先来看一组数字：西汉初年，全国的人口约为1400万—1800万(2)。东汉光武帝刘秀去世时，全国人口约为2100万(3)。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人口约为1616万(4)。唐朝贞观初年，全国人口约为1235万(5)。

        在这组数字的背后是一串璀璨[cuǐ càn]夺目的名词：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与贞观之治。

        再来看另一组数字：秦灭六国后，全国人口接近4000万(6)。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约为5959万(7)。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人口约为5648万(8)。隋炀[yáng]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全国人口约为4602万(9)。

        在这组数字的背后是另一串黯淡无光的名词：秦末流民、绿林赤眉流民、黄巾流民与隋末流民。

        有些时候，历史是会符合数学逻辑的。从秦汉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人口的生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一直在做着殊死搏斗。朝廷控制下的大多数人口长期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耕地面积没有大幅度的增长，农作物的亩产量也没有质的飞跃，无论先民们如何披星戴月，6000万人口似乎一直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这承载既包括满足百姓免于饥寒，也包括满足统治集团的横征暴敛。

        其实，横征暴敛是秦制下的一种常态。“王朝建立初期政治清明，后来才逐渐腐败”只是后人脑补出来的一种幻象。比如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常见的描述是汉文帝如何节俭，可谓政治清明，但实际情况是“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也就是监守自盗，挪用本该上交给朝廷的财富）的情况非常严重，以至于自吕后到文帝均在不断出台政策，或制定严厉的法律，或派遣御史前往地方监察。缺乏制度性约束的官僚系统敢于贪墨皇帝的财富，自然更敢于侵夺底层百姓。所以，贾谊呈给汉文帝的奏疏[shù]里说：“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jué]、子。既闻耳矣。”(10)大意是：我大汉建国四十年了，长安的国库是空的，民间也没有积蓄。气候失调、雨水失常，百姓就要饿肚子、逃荒、卖儿卖女。为什么国库是空的，民间也没有积蓄？当然是因为官僚系统贪污腐败，不受约束。类似的情况也见于汉景帝时代。汉景帝在诏书中给出的对时代的诊断是：“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lù]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11)整个官僚系统腐败透顶，烂到根了。所谓文景之治尚且如此，其他历史时期也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秦制下的太平盛世可以粗略地简化为一个公式：

朝廷汲取量+人口生存必须量≈土地出产总量。

        一旦朝廷汲取量激增（如皇帝有了对外扩张、宣示武力的欲望），或人口增长至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盛世”就要出问题（如出现流民），如果再发生外敌入侵或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王朝就有可能崩盘。当然，前文提到的6000万人口并不是一个绝对上限。新作物的引进、种植技术的变化、水利工程的修筑、南方山地的开发等都会对可供养的人口上限有所提升。同样，如果朝廷对人力、物力的汲取超出了一般水平，急速增加，也不必等人口达到6000万，王朝同样有可能崩盘。隋朝亡于流民和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传统的历史叙述对皇权有着浓厚的仁政情结，认为治世、盛世一定是仁政的结果，实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误区。当中国土地上的人口从6000万锐减至1000多万，任何智力正常的君主，只要他没有丧心病狂，都可能实现所谓的文景之治或光武中兴。贞观之治也是同样的情形。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缓和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总人口已不及隋炀[yáng]帝时代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增加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于是，生产力和生殖力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自唐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盛世”的到来恰恰用了二十来年。一切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既不必说贞观之治有多伟大，也不必谬[miù]赞李世民有多英明。

        下面再具体说一说贞观之治下的民生。按唐朝户籍制度，百姓有“课户”与“不课户”两类。前者主要指家中有男丁、需要承担赋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后者主要指享有免赋役特权的官僚及其部曲、奴婢。官僚吃饱吃好自然不成问题，部曲、奴婢[bì]是官僚的私有财产，为了保值，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被饿死。所以，要判断贞观之治的含金量，主要得看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过得怎样。

        这方面，学术界已有许多的研究可供参考。

        比如，学者晏[yàn]金铭的考据结论是，贞观年间的百姓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给朝廷：“一家‘课户’如能拥有耕地五十亩，全年生产粮食（粟[sù]或稻米）五十石，每年须无偿地将其中的十一石[dàn]二斗贡纳给国家，占收获总量的22%，再加上各种杂徭、附加税，则在25%以上，这是就正常年景而言的。如遇水、旱、蝗虫等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那就不是25%了。至于那些‘受田’二三十亩乃至十亩、五亩的贫下户……他们的赋役负担，则不是全年农业生产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几，而是百分之三四十，甚至五十以上。这样苛重的赋役剥削显然远远地超过了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贞观年间‘课户’的负担竟高达全年收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难得的‘治世’尚且如此，其他时代就更不用说了。”(12)

        学者王士立的考证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他认为，余粮只够百姓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和最简单的再生产需求，也就是较之隋末乱世遍地饿殍[piǎo]，贞观年间的百姓终于过上了饿不死的日子：“贞观时期……宽乡农民受田百亩，如都种粮食，中常年景一年可得粟[sù]百石[dàn]左右。但是这百石[dàn]的收获约有四分之一要交给国家……以一家五口计算，岁食米三十六石[dàn]或粟[sù]六十石。除去口粮尚余粟[sù]十五石[dàn]，加上其他副业收入，大致可维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购置炊具、农具，送往迎来和养生送死等费用。这只是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最简单的再生产需求。若遇丰稔[niǎn]，其境况可能要好一点；如遇凶歉，则境况还要差些。受田三十亩的狭乡农民，中常年景只能得粟[sù]三十石[dàn]，加上其他副业收入，除去租调，即使不以庸代役，也只能是糠[kāng]菜半年粮的生活了。”(13)

        历史学家韩国磐[pán]研究敦煌和吐鲁番的出土文献，得出结论：“天宝时的农民生活并不像旧史所渲染的那样美满，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关于物价资料的探讨，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14)开元盛世尚且如此，贞观之治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中国赋税史》中计算得出的结论也大体差不多：“均田、租庸调制下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如何呢？贞观年间唐太宗到灵口时，见到这里农民一丁授田三十亩，敦煌户籍残卷中各丁授田的平均数也在三十亩左右或略多，我们按一丁授田三十亩计算。当时的粮食产量……亩产一般为一石[dàn]，三十亩共收三十石[dàn]。丁男为户主的一夫一妇五口之家主要就是靠这三十石来生活的。这三十石[dàn]中……按唐代规定……所缴租庸调、户税、地税共为七石七斗五升。三十石[dàn]收获物在上缴租税外，还余二十二石[dàn]二斗五升。一夫一妇的五口之家所需口粮，据《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所载……全家五口每日需口粮七升二合，全年共需口粮二十五石[dàn]九斗二升。但缴纳租税后只剩下二十二石[dàn]二斗五升，还缺少三石[dàn]六斗七升，也就是说每年还缺少一个月以上的口粮。何况农民除吃饭以外，还需要种子、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和衣物等日常必不可少的开支，那就更加入不敷[fū]出了……至于像敦煌户籍残卷中记述的那样，贫苦农民授田数额还要低于三十亩的平均数，如果一户只能授田十亩、五亩，那是连租调也缴不起的。”(15)总结一下就是：农民吃不饱也饿不死的日子从贞观之治一直延续到了开元盛世。

       学者吴章铨[quán]也研究过唐朝初年的民生，他的结论是：“（唐初）平常人家耕地三十余亩，可以养活三四口，家庭人口再多，便要忍饥耐寒了。如果耕的是上好田地，土地生产力好，那就宽裕些，如果是贫瘠田，就很难支持。”(16)

        其实，贞观时期的君臣自己也很清楚贞观之治的含金量。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世民“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褴褛[lán lǚ]”(17)，发现很多穷人连衣服都穿不起。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李世民拟修造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zhòu]上奏，批评朝廷赋役繁重，沉痛说道：“九成作役，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hóu]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18)戴胄[zhòu]说：陛下修筑洛阳宫，就等于把征兵役剩余的民间壮丁全征完了。百姓家中有一个人去服役，全家生计就要陷入困顿，服兵役还要自己准备器具，服徭役还要自己准备粮食，举全家之力，许多百姓也无力置办齐备。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心痒难耐要去泰山封禅，魏徵[zhēng]极力劝阻，理由是从伊水与洛水往东，一直到泰山与东海，“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19)。远不是什么天下大治的景象。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李世民往怀州游猎。有人上奏批评说，朝廷长期勒令“山东众丁”营造宫苑，还说如今的徭役可与暴隋相比，怀州、洛阳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老百姓都要活不下去了。李世民对着侍臣发怒，说这样的批评是在诋毁君王，“有似咒诅”。(20)同年，还有侍御史马周上奏说，本朝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但征发徭役不遑[huáng]多让，“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老百姓被朝廷的徭役折磨得死去活来，“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jiē]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21)——我去基层访查，百姓对朝廷怨声载道，认为陛下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侯君集平高昌，李世民执意在其地置州县，当地百姓全都遭了殃。用褚遂[chǔ suì]良的话说，是“飞刍[chú]挽粟[sù]，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22)，百姓或死于徭役，或为逃避徭役而成为流民，十室九空。也是在前一年，魏徵[zhēng]上奏批评李世民的爱民之心不能有始有终，“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23)，百姓已被朝廷的徭役弄得筋疲力尽，关中的百姓尤其惨，如果遇上水旱之灾，作物歉收，吃不上饭，恐怕会有人造反。也是在这一年，吴楚、巴蜀之地共二十八州因久旱出现了“饥人相食”(24)的惨剧。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房玄龄、高士廉路遇少府少监窦[dòu]德素，询问为什么又在修太极宫北门。窦[dòu]把二人的询问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大怒，对着房玄龄、高士廉大骂“何预君事”(25)（关你屁事），自此“朝臣都不论事”(26)，众人缄默不言。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李世民下发诏书：“‘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27)皇帝下令：从今往后，再有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以逃避朝廷的赋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赋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诏书中把百姓自残归咎[jiù]于“隋末遗风”，纯属狡辩。如吕思勉所言：“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28)如果不是朝廷的赋役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谁会狠下心来自残？如果不是百姓自残的现象已经很严重，李世民也不至于下这样的诏书。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李世民准备第二次进攻高丽，征发剑南道百姓造船，百姓欲用钱来代替劳役，结果“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yù]子女不能供，谷价踊[yǒng]贵，剑外骚然”(29)。卖房子、卖田产、卖儿女，也没法缴足朝廷规定的役钱，只有外逃一途。百姓外逃，土地无人耕种，粮价随之暴涨，社会陷入动荡。同年，因不堪赋役，眉、邛[qióng]、雅三州百姓起来造反。次年夏，李世民去世。

        简言之，终贞观之世，百姓始终处于一种相当困顿的境遇之中。他们的困顿与李世民所信奉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的理念直接相关。贞观十三年，魏徵[zhēng]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忘记了谦逊节俭的美德，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不给百姓找事干他们就会骄逸，多给百姓派劳役他们会更容易驱使。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因为老百姓安乐悠闲而导致亡国的事例。”(30)

        其实，魏徵[zhēng]的谏言并不准确。在李世民之前，早已有商鞅与韩非子阐述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的驭民之道。

        商鞅的话是“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国富而民治，重强”(31)——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富有之后，就会有更多的想法，追求更多的东西，然后国家有“虱[shī]”，就不能强盛。所以，百姓富裕了，钱财没地方消耗，就该制定制度促使他们拿出粮食来换取爵[jué]位。他们重新陷入贫穷，就不会怠惰[dài duò]，将精力全用在耕作上，不会有过多的想法，追求过多的东西，“六虱”就不会产生。让国家富有，让百姓保持贫穷，可以让国家强上加强。

         韩非子的话是“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duò]于用力……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32)——人的本性是财富充裕后就想要别的东西，在生产上变得懒惰。君主再如何满足百姓的欲望，也不能让他们做皇帝，而且像桀[jié]那样的人做了君主也未必满足，所以，满足百姓的欲望，不是治国的正确路径。二、心照不宣的纳谏游戏

        史书上的“贞观之治”有两个重要标签：民生丰足与从谏[jiàn]如流。民生丰足的含金量已如前文所述，下面再说一说从谏[jiàn]如流的含金量。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秋雨已至，暑热未去。宫中炎热潮湿，大臣们联名上奏李世民，请求陛下营建一座干燥、避暑的阁楼。李世民说：“朕有哮喘病，确实不适合长期住在潮湿的地方。不过若答应你们的请求，花费恐怕会很多。当年汉文帝珍惜十户中人之家的资产，而放弃修建露台。朕的德行不及汉文帝，如果花费比汉文帝还多，哪里有资格做百姓的父母？”(33)

        贞观四年，李世民又对身边的侍臣说：“大造宫殿、池苑、台阁是帝王喜欢的，却是老百姓不喜欢的……朕贵为帝王，富有四海，凡事都取决于朕。但朕能够自我控制，只要百姓不喜欢，朕一定会顺从他们的意愿。”(34)魏徵[zhēng]在边上接话，称赞陛下英明：“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yáng]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35)魏徵[zhēng]说：陛下能够怜爱百姓，克制自己的欲望让百姓过得更好，而隋炀帝就是个惨痛的教训。

        但李世民并不是一个能够自我控制的人。同样是在贞观四年，与说出上面那番自夸的话大略同期，他也曾下诏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的皇宫。大臣张玄素对此极为不满，上奏说：“陛下以前去东都，把那些华丽的建筑拆了，以示节俭，天下人交口称颂。如今又去重建，这算什么？陛下天天说巡幸不是什么要紧事，只会浪费钱财。如今国库空虚，陛下又要营建宫殿，这又算什么？当日太上皇要烧毁东都多余的宫殿，陛下觉得如果不烧，拆下来的瓦木还有用，可以赐给贫民。虽然太上皇没有采纳，但天下人都称赞陛下仁德。事情才过去五六年，陛下却又要大兴土木，这又算什么？”(36)

        张玄素的挤对没留余地，李世民很尴尬，只好回头对房玄龄“解释”说：“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朕故修营，意在便于百姓。今玄素上表，实亦可依，后必事理须行，露坐亦复何苦？”这句话的意思是：朕营建东都的本意是因为洛阳处在国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来朝贡。玄素既然这么说了，日后朕去洛阳，就算露天而坐，也不会觉得苦。房玄龄当然知道“方便朝贡”是个蹩[bié]脚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他也只好附和一句“陛下圣明”。(37)

        士大夫希望君王寡私欲而好仁德。李世民善于纳谏[jiàn]、勇于改过的事迹史不绝书，其“镜鉴论”与“水舟关系论”深入人心，看起来也很符合寡私欲以弃巧利的圣君标准。不过，如何说是一回事，如何做又是另一回事。就在魏徵[zhēng]激赏张玄素阻止李世民营建洛阳的皇宫，有“回天之力”的不久之后，贞观五年，刚刚建完仁寿宫的李世民突然再次将营建洛阳宫提上了日程。民部尚书戴胄[zhòu]再三劝谏，李世民称赞了戴胄[zhòu]的直言，并提升了他的官爵，也没忘了兴建洛阳宫，且极为奢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mí]”。(38)

        徘徊[huái]在物质欲望与仁德表演之间，李世民深受煎熬。出于私欲，他一心想要修筑洛阳宫；为了那众人称颂的仁德，他又屡次接受大臣们的劝谏[jiàn]，放弃修筑。当屈从物欲而不顾一切把华丽的洛阳宫修筑起来之后，他似乎又受不了满朝士大夫的议论。最终，洛阳宫问题变成了一场闹剧。李世民痛骂了负责工程的官员，将其免职，然后狠心把刚刚落成的宫殿拆了。

        这样的煎熬长期伴随着李世民。贞观六年正月，他准备从皇宫搬往新落成的九成宫居住。九成宫距离京城三百多里，著作郎姚思廉觉得皇帝跑去那里，处理政务会不方便，于是极力劝阻，但李世民坚持要去，理由是自己患有“气疾”——李世民似乎忘了，贞观二年有大臣提议给他修一座避暑阁楼时，他的表演式回应是为了不加重天下百姓的负担，自己可以忍受气疾。当然，若真是气疾严重，倒也可以理解。只不过，李世民决定搬去九成宫是在正月，与需要避暑的气疾并无关系。他之所以想去九成宫，是因为新落成宫殿的居住条件远好于现在的寝宫。姚思廉的劝阻让李世民暂时留在了京城。三月份，长安春暖花开，李世民还是去了九成宫，一直在那里待到十月份，冬天将至，实在无暑可避，才回到长安。(39)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jiàn]—纳谏[jiàn]”游戏之中，李世民与他的臣僚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频繁进谏[jiàn]，极力想要压抑李世民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轨道。李世民则几乎逢谏[jiàn]必纳，对进谏[jiàn]者几乎无不大加赏赐，行动上却又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了谏[jiàn]臣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他想修筑新的别宫，也仍然会修。

        即便是形式主义的游戏，玩久了难免会有失控的时候。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中牟[mù]丞皇甫[fǔ]德参进谏[jiàn]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jì]，也是跟宫里学的。”李世民听了大怒，对着房玄龄发飙[biāo]：“这个皇甫[fǔ]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朕的宫女都剃光头，他才满意？”(40)李世民还曾对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徵[zhēng]这个“田舍汉”。也是在贞观八年，魏徵[zhēng]敏感地察觉出了李世民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却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41)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魏徵[zhēng]开始以“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42)

        追溯起来，唐太宗君臣形式主义的“进谏[jiàn]—纳谏[jiàn]”游戏实始于玄武门事变之后。彼时的李世民急于打造自己帝位的合法性，遂与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士大夫们一拍即合，开启了一场从谏如流的表演秀。李世民不断纳谏[jiàn]，不断奖赏进谏[jiàn]者，但对执行进谏[jiàn]的内容一直兴趣索然。随着在位时间越来越长，帝位的合法性越来越不是问题，李世民也渐渐不想再玩这种游戏。贞观十一年，先是魏徵[zhēng]对李世民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nǎng]日。”(43)陛下知错就改的精神已远不如往日。然后又有李世民对魏徵[zhēng]发牢骚：“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李世民抱怨：进谏[jiàn]的人都指责我游猎过于频繁，但我以为如今天下虽然无事，武备还是不能松弛，我时而与侍臣在后苑狩猎，没有劳民伤财，有什么错呢？魏徵[zhēng]无奈回答：“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zì]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魏徵[zhēng]的意思是：陛下既然鼓励进谏[jiàn]，应该让人畅所欲言。说得对，陛下采纳，对国家有好处；说得不对，陛下不理会，也没什么损失。李世民闻言大悦。(44)

        魏徵[zhēng]的回答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情绪。李世民的牢骚清晰地传达出一种不想将形式主义的“进谏[jiàn]—纳谏[jiàn]”游戏进行下去的情绪。这种情绪也体现在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上。贞观十一年十月，御史柳范弹劾吴王李恪[kè]（李世民第三子）频繁外出游猎，严重扰民。处罚了李恪[kè]后，李世民发怒道：“长史权万纪事吾儿，不能匡正，罪当死。”他说：长史权万纪辅佐我儿，却不能有所匡正，论罪当死。柳范梗[gěng]着脖子回答：“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tián]猎，岂得独罪万纪！”他说：房玄龄辅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处游猎，该死的不光权万纪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45)这一年，朝臣屡次劝谏李世民节制游猎，李世民则屡次借游猎之事向朝臣发难。

        李世民想要放纵自己的欲望，同时很在乎自己的历史形象。为兼顾二者，他选择一再违制向史官索求与自己相关的历史记录。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他要求阅读国史，被谏[jiàn]议大夫朱子奢驳[shē bó]了回去。(46)贞观十三年，他又询问褚遂[chǔ suì]良自己起居注的具体内容，担心里面记载了自己的缺点。(47)最终，他如愿以偿从房玄龄手里看到了国史，也对国史如何纂[cuàn]修给出了自己的指导意见。

        在位二十余年，李世民犹如一位演员，在台上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通过与臣僚对话的方式，来为自己塑造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在那些令人感动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xiāng]城宫……正在破土动工。舆[yú]论指责九成宫修建得过于华丽，他下令将其摧毁；襄[xiāng]城宫同样被摧毁，原因却是建成之后不合李世民的心意。在那漫长的“进谏[jiàn]—纳谏[jiàn]”游戏里，李世民获得了从善如流的美誉。但接受谏[jiàn]言是一回事，执行谏言是另一回事。李世民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着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史官将他对犯颜直谏[jiàn]者的宽容载入实录之中，而他很快就忘记了谏[jiàn]言的具体内容。

        但贞观之治的士大夫仍然是幸运的，至少，李世民愿意陪他们玩这样的形式主义游戏。三、唐长安城的畸[jī]形繁华

        自秦汉而下，中国古代的大城市有两个基本特点：1．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由政治权力推动建筑，在布局与管理上完全遵从权力的意志。2．城中不存在独立的市民群体，也没有独立的经济结构。城中的农业、手工业、服务业、商业全部依赖城中贵族的消费而存在，是政治权力的附属品，从业者与行业俱受到政治权力的严格管控。

       号称最能体现盛唐气象的长安城也不例外。长安共计108坊（唐高宗龙朔至唐玄宗开元间为110坊，唐玄宗开元之后为109坊）。其中西54坊由长安县管辖，东54坊由万年县管辖，两县统属京兆府。全城呈规整的棋盘式布局。

        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化的布局，其设计思路的出发点是为权力服务，而非便利城内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日本学者妹尾达彦的话说就是：“长安城的建筑原本就不是以居民生活为出发点的，而是根据6世纪末到7世纪初王都的理念，设计建成的一座宏伟的理想都市。”(48)

        “宏伟的理想都市”追求的是凸显皇权的神圣性与保障皇室的安全。这种追求对普通市民而言往往意味着束缚、禁锢与不宜居。布局上，街道纵横笔直，坊区四四方方，全方位的整齐划一追求的是神圣性。管理上，实施里坊制度与夜禁制度，严格控制城内居民的人身自由，追求的是安全。

唐长安城布局示意图(49)

        里坊制度源于秦汉时代的闾[lǚ]里制。所谓闾[lǚ]里制，简单说来，就是在城内用围墙圈出许多方块状的“闾[lǚ]”或“坊”。居民住在墙内的房子里，不许临街开门，不许临街起楼，只能从官府设置的坊门出入。坊门设置有“弹室”之类的机构，配备了“坊正”“里正”之类的管理人员，用来监控居民的进出。北宋定都开封后，里坊制才被抛弃——并不是赵宋王朝不喜欢里坊制，而是开封的自然环境不允许，取而代之的是《清明上河图》中那种较为开放的“街坊制”，城市居民不再被官府用高墙禁锢[gù]。及至清代，爱新觉罗氏入关后欠缺自信，用栅栏[zhà lán]将北京城的居民住宅再次分割、封闭。据《大清会典》记载，清初，北京内城有大小栅栏[zhà lán]1100余道，外城有大小栅栏[zhà lán]440余道，栅栏[zhà lán]门晨启昏闭。直到清代中叶栅栏[zhà lán]才渐渐消失，“大栅栏[shí làn]”的地名则流传至今。(50)

        再说夜禁制度，简单说来就是，长安城的外郭城门、宫城城门、皇城城门与坊市之门会在入夜前定时关闭，形成三层封闭结构（长安城—宫/皇城—坊），以控制城内人员入夜后的活动半径（坊内之人只能在本坊内部活动）。

        为将夜禁制度落到实处，唐朝皇帝想了很多办法。具体包括：1．若有人不守夜禁出坊，严厉追责坊正。2．设左、右街使（由左、右金吾卫中郎将担任），左、右巡使（由殿中侍御史担任）。3．左、右金吾卫上街夜巡，遇到犯夜禁之人可以毒打、砍杀、杖毙。4．于城门坊角设“武侯铺”，由武装兵士值班，巡查周边区域，兵士少则五人，多则百人。5．京兆府、长安县、万年县须参与夜禁的落实。(51)如此层层落实、级级追责，目的当然只有一个：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来防范城中居民夜间行动，以满足皇权对安全的追求。

        这种防范既针对底层百姓（使其散沙化，无力酿成群体性事件），也针对城内显贵。比如，唐肃宗时设有特务机构“察事厅子”，由宦官李辅国掌控，用以监督城中官僚、贵族，“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武则天时代，为了控制李唐皇室，又将包括李隆基在内的诸多李唐皇室成员控制在兴庆坊内集中居住。晚唐皇权落入宦[huàn]官之手，宦[huàn]官又将这种做法继承了下来。有唐一代，长安城内先后出现过五王同坊、十王同坊、十六王同坊乃至“百孙院”。(52)

        里坊制度与夜禁制度为上述监控与监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监控与监管也并非一成不变，其强度的大小取决于皇权的兴衰。皇权兴，打压显贵游刃有余，监控的力度就强；皇权衰，不得不笼络权贵以维系统治，监控的力度就弱，对突破坊墙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出台过政策，允许皇室及三品以上官员临街开门。比如，安史之乱后，长安城的里坊就出现了许多穿墙破洞的现象——显贵们不愿绕道走官府铸造的坊门，更喜欢在自家临街的墙上破洞开门。唐代宗下诏命京兆尹李勉严查“侵街打墙、接檐造舍”(53)的现象，要求一律拆毁私开的门，并予以重罚，但并无太大成效。

        后来，皇权落入宦[huàn]官之手，长安城向街开门的现象更普遍了。唐文宗（计划诛杀宦官，却反遭宦官软禁的那位）时期，负责落实夜禁政策的左右巡使曾在报告中哀叹说，向街开门的太多，有皇帝特批可以开的，有未得特批自己就开了的，总之无法遏[è]制，那些住户常常不等晨钟响就开门，暮鼓怎么敲也不关门，使得长安城的夜禁制度形同虚设。(54)

        城市监控力度的衰弱确实增加了安全隐患。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晨钟敲过，天色未明，为了赶上早朝，家住靖[jìng]安坊的宰相武元衡[héng]骑马走出了家门。他穿过靖[jìng]安坊东门，进入大街时，突遭埋伏在侧的刺客围杀，被割去了头颅。同日，家住永乐坊的另一位高官裴[péi]度也遭遇了刺客袭击，他滚落到街旁水沟之中，头颈负伤，因毡[zhān]帽厚实而侥幸捡回一条性命。事后查明，刺客来自地方藩镇（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因武元衡与裴[péi]度正协助皇帝加强中央集权，试图对藩镇用兵，故遭遇此劫。(55)

       但另一方面，监控力度的衰弱也让城市有了更多的活力，城市的灵魂——商业有了很大发展。

        唐长安城虽设有东、西二市，但因位置固定（所有交易只能在东、西二市进行），且营业时间短（中午开市，日落闭市），服务对象始终非常有限。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到东、西二市带来的生活便利——市中不但可以买到各种商品，包括米、麦、肉类、酒类、蔬菜水果、衣物、纺织品、金银、宝石、药品、马匹、车辆等，还有酒宴、戏曲等娱乐项目，唐长安城的官僚、贵族在置办住宅时，首先考虑的是靠近位于城市东北部的大明宫和兴庆宫（那里是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其次就是靠近东市和西市——二市营业时间短，长安城又实行里坊制度和夜禁制度，住得离二市远了，既没有办法痛快地购物，也有可能因为购物耽搁时间太久而赶不及回坊，被巡夜的金吾卫抓住打个半死。(56)

        为皇室的安全而施加的限制直接导致东市周边地区（该区域靠近大明宫和兴庆宫）成了长安城官僚、贵族府邸[dǐ]最为集中之处，也是唐长安城住宅价格最昂贵的地区。(57)事实上，不止官僚、贵族的府邸，整个长安城的住宅分布也基本处于“东贵西贱”“南虚北实”的状态。具体来说就是：以纵贯全城的朱雀大街为界，“公卿以下民（居）止多在朱雀街东”，街西则“浮寓流寄不可胜计”——官僚、贵族和有钱人集中住在街东，平民百姓和外来人口集中住在街西。而“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从皇城向南数，第六条横街以南的地方大多无人居住。“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qiān mò]相连”——最南边的四排坊，从东城墙到西城墙只偶尔有人居住，已被开垦为“阡陌相连”的农田。(58)

        当皇权衰微，对城市的监控力度减弱时，长安城才渐渐有了烟火气，出现了宜居的一面。宜居的变化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