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1899年8月9日-1981年12月20日），原名庆甡，字毅生，入大学后改名天挺，笔名攫日，福建长乐首占乡人，生于北京。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民国九年（1920年）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参与厦门大学筹建与教学，兼任图书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

〔1〕1937年7月27日，日本占领北平，次日天津沦陷，战争如同旋风，忽然扑面而来。首先出走的是北平各大院校的教师们，因为他们不愿和日本人合作，失节为稻粱谋，这样的事是知识分子们最不能容忍的。

事实上，日军占领北平之后，首先瞄准的找茬单位也是大学。八月，日本宪兵突击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了抗日宣传品，他们抓住一个男人，问他：“宣传品是谁的？”这个微胖的男人回答：“是我的。”

〔2〕8月8日，曾经和日本人打过交道的表姐夫跑来，说日本人可能要抓他，叫他不要再去学校，把他藏在自己的医院里。可是第二天，趁着小护士没发现，他仍旧去了学校，理由是“不能让大家为我担心”。

他便是郑天挺，北京大学秘书长。他以一己之力独撑局面，保护校产和教授安全，沉着应对日本人和汉奸的诘难。

而当时，他刚刚失去妻子半年。

〔3〕他的妻子叫周稚眉，出身于泰州大盐商之家，读过私塾，两人订的是娃娃亲。结婚时，郑天挺还在北大念研究生。十六年婚姻，他们有五个孩子，家庭和睦，相亲相爱。直到1937年2月10日，除夕夜。郑天挺的女儿郑晏回忆，当时全家人正准备欢度春节，母亲周稚眉突然肚子痛。因是春节，直到初五，家人才将其送到医院。听说要动手术，她陪母亲说了会儿家常话，当时感觉母亲虽然虚弱，但神志清醒。在女儿眼里，母亲应该很快会好起来。

〔4〕郑天挺的日记里透露了更多消息，妻子的病并不突然。1936年年终，有人送腊梅给他，“时夫人病，下红已将月，犹起而观之。”下红之症，看过《红楼梦》的都知道，凤姐也得过，是典型的妇女病。

正月初七下午四点钟，本来要在医院陪院的姐姐郑雯提前回了家。郑晏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不知道。”是大人们让她回家的。将近天黑的时候，郑天挺回到家里，神情沮丧，一夜无言。周稚眉动了手术，但没有下手术台就去世了，这一年，她四十岁。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五岁。

〔5〕郑晏说，自己“躲在卧室里听大人讲话，得知母亲在做手术时，医生把手术器械遗忘在她腹腔内，必须进行第二次手术取出，母亲因流血过多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郑天挺日记里的记载，周稚眉死于麻醉意外，“以割治子宫，麻醉逾时不复苏”。

不管什么原因，这都属于医疗事故。蒋梦麟、罗常培等都主张郑天挺和德国医院打官司，最终，郑天挺放弃了：“人已经死了，如果打官司能将人活过来，我就打，否则打这场官司有什么用？”

〔6〕1937年8月，独立支撑北大的郑天挺在外人看来，显得格外镇定而冷静，他和胡适通信，为了避免搜查，用暗语。他告诉蒋梦麟对于校产的安排和逐步送出北大教授的计划。十月，在接到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的通知后，郑天挺申请了一笔一万元的汇款，分送给北大各位教授，并送同仁陆续南下，留在北平城的则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

只有女儿郑晏知道，他每日回来，除了工作，便是念经。没有人能真正体味这个鳏夫的痛苦。

〔7〕1937年11月17日清晨，天气寒冷。郑天挺拒绝了钱稻孙（后任伪北大校长）的邀请，决心南下。站台上有很多日本人，他和孩子们几乎没有告别，也没有告诉孩子们自己的去向，在车站，他对女儿郑晏说：“每月到东城一位叫沙鸥的女老师家去取一百元钱，作为每月的生活费用。”他把家托付给了弟弟郑庆钰，叮嘱弟弟，无论多难，孩子们都要上学。

在日记里，郑天挺对于五个孩子充满歉疚，他一遍遍写着：“苦矣吾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