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永历朝廷内部的党争

第一节 楚党和吴党

1.

明末党争剧烈，官僚士大夫往往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多次给民族带来重大灾难。如果说在弘光以前的东林、魏党之争表面上还以“君子”“小人”为分野，到永历时期就完全变成了争夺朝廷权力的内部倾轧。按钱秉镫的说法：“先是，朝士有东西之分，自东粤来者，以反正功气凌西人；而粤西随驾至者，亦矜其发未剃以嗤东人。而东、西又各自为镇。久之，遂分吴、楚两局。主持吴局者，阁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吴贞毓、给事张孝起、李用楫，外则制辅堵胤锡也；而江右之王化澄、万翱、雷德复，蜀中之程源、粤东之郭之奇实为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时魁、蒙正发、袁彭年，……陕西刘湘客、杭州金堡既与时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关白，居然一体矣。”“凡自湖南、广西随驾至，出于督师（何腾蛟）、留守（瞿式耜）门者，大半归楚。吴人谓楚东恃元胤、西恃留守；实则吴亦内倚吉翔、外倚邦傅，特其踪迹秘密，不似时魁等招摇人耳目耳。”

2.

其他人则“浮沉吴、楚之间，或无所依附”。这种描述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所谓“吴局”、楚局经历了一个对立、分化、转合的过程。广东反正以前，是瞿式耜等人同广西南浔军阀陈邦傅之间的矛盾；李成栋反正以后，开初是未曾降清的扈从诸臣同反正来归的广东文官武将之间的矛盾。由于李成栋反清归明，永历朝廷管辖区骤然扩大到广东全省以上，永历帝也移跸肇庆，进入李成栋父子的控制区。朝廷为取悦成栋等人，在用人行政上“重反正，薄守节”。甚至讳言是否曾经剃头降清：“近奉新功令，休称两鬓完（原注：时禁自陈保发归朝之语）”。以忠贞不贰、护驾有功自命的官僚对此颇有意见，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竭力反对永历帝移驻广东，就是担心朝廷权力落入“东勋”手里。

3.

朱由榔迁至广东肇庆之后，瞿式耜愤愤不平，在1649年（永历二年）九月的一封信中说：“吾之留守桂林，不止要照管东、西，通何督师之气脉；亦为东边用人行政，惟知奉承剃发之人，全不顾朝纲清议，太看不得。与之同流合污既不能，终日争嚷又不耐，反不如身居局外，犹得清清白白做一人也。”可见，瞿式耜原先对李成栋集团的得势耿耿于怀，不久，何腾蛟兵败身死，马吉翔又极力拉拢李成栋，瞿式耜力单势孤，才通过袁彭年、刘湘客、金堡等人同反正来归的“东勋”结合起来，共同对付马吉翔、陈邦傅等原广西实权人物。争夺朝廷权力的格局错综复杂，“吴”“楚”的概念本来很不准确，既不是以同乡亲友联结而成，也不是以反正、随驾（即曾否降清剃发）划分。

4.

如果仔细剖析一下所谓吴、楚党争，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勋镇（带有地方割据色彩的军阀）之间的矛盾在朝廷上的反映。简单一点说，主要是广西军阀庆国公陈邦博同广东军阀李成栋，李元胤父子之间为争夺朝廷权力的斗争。瞿式耜是江苏常熟人，按地域观念应该算是吴人，为什么却同“楚党”联为一体呢？这是因为他原任广西巡抚，后来任留守桂林大学士，希望统揽广西全省军政，可是陈邦傅凭借实力以“居守”广西的敕旨（他还行贿中书舍人把居守的诏敕写成“世守”）为依据控制了广西大部分地区。瞿式耜所能指挥的军队仅限于宣国公焦琏（原封新兴侯）等部，行政权力也局促于桂林一隅之地。因此，他同陈邦傅在争夺广西权力上处处钩心斗角。

5.

李成栋以广东全省和广西梧州反正来附，被封为惠国公。陈邦傅在永历朝廷处境危迫时曾经向佟养甲、李成栋暗通款曲，有意投降清朝，这时却以扈驾功邀封庆国公。李成栋知道他的底细，羞与为伍。于是，瞿式耜为首的势力同反正来归的“东勋”集团逐渐合拍，形成一个左右朝政的联合阵线，即所谓楚党。钱秉镫在著作中曾披露其中内幕：“初，金堡赴行在，将有建白，过桂林以示留守（瞿式耜）。留守令至肇，与刘湘客酌之。参疏八款，李成栋、陈邦傅、庞天寿、马吉翔皆在所参。湘客削去其二，去李而用陈，去庞而用马。封上，一时丰采赫然，补兵科给事中。当成栋未反正时，邦傅潜通降启，心鄙之，及是爵位相等，甚耻与哙等为伍。得堡疏，大喜，故元胤交益密，实不知成栋初亦在参中也。”

6.

金堡在隆武朝廷中就有“敢谏”之名，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十月他辗转来到广西桂林，对朝廷情况尚不了解，准备以尊主权为名疏参在外东、西二勋，在内司礼监太监庞天寿、文安侯马吉翔，借以一鸣惊人。疏稿呈瞿式耜审阅，瞿指示他到肇庆去同刘湘客商酌。经过刘湘客提示，删去李成栋、庞天寿的名字，变成专参西勋。十二月上本，“传揭到李成栋，成栋叹服。吉翔、邦傅亦成栋之所恶也。自是丁时魁等益与李元胤固结”。由此可见，楚党的幕后人物为瞿式耜和李元胤，称之为楚党是因为出头露面的袁彭年、丁时魁、蒙正发都是湖广人。

7.

那么，以堵胤锡、陈邦傅、王化澄、朱天麟为后台的“吴党”是怎么回事呢？严格说，永历朝廷内并不存在吴党。所谓的“吴党”是楚党把妨碍自己独家揽权的势力指派为结党营私。堵胤锡、王化澄、朱天麟在永历朝廷里是比较正直的大臣，他们同陈邦傅、马吉翔并没有什么瓜葛。问题是，陈邦傅在广东反正以前足以同瞿式耜等人相抗衡，广东反正以后力量平衡被打破，陈邦傅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先把李过（李赤心）、高一功（高必正）为首的忠贞营接进广西南宁一带安插，后来又拉拢云南的大西军余部；而堵胤锡等人却是从抗清大局着眼，主张南明朝廷应该联合原大顺军和大西军。尽管堵胤锡、王化澄、朱天麟等人和陈邦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天地悬隔，落实到具体事情上却颇有类似之处。换句话说，“吴”、楚党争的内涵原来是东、西军阀的争权，后来却延伸为对待原农民军的态度上的分歧。

8.

在永历朝廷大臣中，何腾蛟、瞿式耜联为一体，竭力维护崇祯朝以来的“正统”观念，歧视和排斥原农民军。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保持着极深的阶级偏见，妄图凭借残明的文武官绅势力实现“中兴”，这实际上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他们的这种政治态度在南明官绅中显然有一定代表性。由于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相当弱，不得不同反正来归的文官武将互相勾结，形成所谓的楚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