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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张居正:如果没有他,大明早就亡了
当奉圣旨查抄江陵张府的“专案组”打开大门时、一幕人间惨剧呈现在世人面前:张家老少妇孺有17人饿死在府里,有的尸体已被饿红了眼的家犬吞噬殆尽。
十几天前,“专案组”从京城出发时,先行命令当地官府封闭了张府所有出入口。张家大小数十口人来不及退出,被锁在了门内。有些人被活活饿死,惨不忍睹。
“专案组”简单处理了现场,开始抄家。张居正的几个儿子被分头提审,接受各种严刑拷打。大儿子张敬修经受不住暴力与羞辱,悬梁自尽,死前,咬破手指头在衣服上写下血书,为父亲的清白抗辩。
此时,张居正已经死去两年。从天堂到地狱,却只需皇帝的一个决定。
万历皇帝——那个曾经对张先生毕恭毕敬、又怕又爱的年轻人,数次向张先生许诺,会替他看顾好他的子孙。
原来就是这样的“看顾”法儿。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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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生命的最后两年,对于自己的急流勇退有过认真的打算。
万历八年(1580)二月,他向18岁的皇帝上疏,请求退休。他在疏中回顾说,当首辅九个年头来,直面闲言恶语,每天辛苦劳瘁,不敢有任何推脱避让,不是因为别的,只是为了“图报国恩”,报答先帝当年托孤的信任和礼遇。
张居正对权力及其风险的认知、极为清醒。他在疏中说:“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
权位不可以贪恋,熟稔本朝内阁斗争史的张居正,看得比谁都清楚。他只是在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皇帝赋予的权位还给皇帝。此次上疏请求退休,他认为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客观上,经过八年的改革,人事、经济、边防等国家要务较之前大有起色,基本进入正轨。而皇帝已经成年大婚,实现“亲政”是必然的。主观上,张居正说自己56岁了,须发变白,血气早衰,怕身体条作不允许他继续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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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理解,张居正以健康原因提出辞呈,实际上是为了说服皇帝的一个借口。万历在情感上应该有同意张先生退休的想法,但他的母亲李太后很快制止了这种念头。李太后说,张先生要辅佐你到30岁才行。
照太后的意思,张居正还要干12年,到68岁退休,身体也没问题。
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说,张居正归政乞休是一种谋定而动的办法。明代的内阁、自张居正以上,从夏言到严嵩,再到徐阶、高拱,凡是掌握过国家大权的最后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矛盾的心理,惧祸的心理,最后驱使张居正走上归政乞休的道路。
然而,这种说法,其实是小看了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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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绝非平庸之辈。他的字典里,绝对找不到“明哲保身”这个词。
官场险恶,不在他考量进退的范畴之内。在他30岁的时候,严嵩当权,他人微言轻,没有干预政局的能量,于是决定离开官场。他以养病为由向吏部请假,回到老家江陵,一住就是三年。对他来说,这不是归隐或逃避,而是对抗污浊政局的表达方式,抒发怀才不遇的表达方式。
在那段闲居的日子,他写过两句诗:“江湖此日空愁病,独望宸居思渺然。”
宸居,是皇帝的住所,代指权力中心。可以看出,年轻的张居正其实人在江潮,心在庙堂。他心心念念的,从来不是隐居退避,而是寻找机会复出,实现匡时救国的抱负。
当内阁混斗,自己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之时,他给自己写过一句从政格言:“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同样意思的话,他还说过很多:“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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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坛从不缺乏清流,他们以道德洁癖相标榜,以洁身自好相砥砺。这样的人,如果不进入官场,留在社会上批判当局,监督权力,淳化风俗,不失为一种有感召力的精英模范。然而,这样的人,偏偏扎堆官场,变成了一群满口仁义道德、无裨社稷民生的庸官。用今天的话说,清流就是精致的利己义者,他们爱惜个人羽毛,甚于天下苍生死活。
任何一个实干的政治家,都最痛恨政坛上的清流。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的用人标准总结起来就只有一条: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循吏,指的是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毁誉,只希望把事情做好的官员,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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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借使用卑鄙的手段。
这些道德瑕疵,充满了张居正仕途上升的整个过程。
在隆庆、万历政权交替之时,他坚定地与秉笔太监冯保结成同盟,假装站队支持首辅高拱打击冯保,结果,以出其不意的反转,排挤掉了高拱,自己上位。在高拱去职后,仍然想通过制造雇凶谋刺皇帝的冤案,置其于死地。
而在表面上,当皇帝颁旨免掉高拱的首辅职位时,张居正声情并茂地上疏,为高拱求情。抵达权力巅峰的张居正,后来曾顺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过他,两人感慨时光,动情处还互相擦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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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政治家眼里,情绪的调动与展示,不过是手腕罢了。
高拱也是老狐狸,在失势的日子里,深深懂得配合政治表演的必要性。实际上,他至死未曾原谅张居正。临终前,高拱留了一手,回忆自己参与的政事写成《病榻遗言》,其中对张居正的人品、阴谋多有指摘。
这部回忆录在张居正死后,适时地出版了,成了万历皇帝决心消算张居正的导火索。
实际上,哪怕在张居正推进改革最有实绩,力挽本朝危局最得力,权力把控最给力的时候,对他的攻击也从未停止过。这些攻击来自他的政敌、清流派以及被改革触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深知张居正的改革成绩斐然,无可指摘,所以只能试探性地在他的道德上做文章,以此离间他与皇帝的亲密关系。
这波道德攻击,声势最大的一次出现在万历五年(1577)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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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张居正父亲逝世的丧报传到京城,给张居正出了个大难题。按照规定,张居正应该离职回家守制27个月。此时,改革逐新进入深水区,朝廷上下都离不开总设计师把舵。张居正一走,整个帝国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的强者,可以继续推进改革。
万历皇帝还未成年,正是对张先生的依赖最强烈的时候,于是下旨“夺情”,要求张居正留任。
根据惯例、张居正需要三次恳请皇帝放他回乡尽孝思。皇帝也连下三旨加以慰留。在给皇帝的疏中,张居正一再强调这个事情“非常理所能拘”,暴露了他不想在此时回乡守制的真实想法。这为攻击者提供了最大的把柄。
舆情汹汹,弹劾张居正的人结队而来。在皇帝的支持下,弹劾者均受到了廷杖、流放等处置。张居正铁石心肠地留了下来,没有退让。事关改革成败,他从未畏惧清议,也从未畏惧权斗。可以说赢得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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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任何时代,在染缸里做大事的人,都要主动或被动地给自己先染上颜色。干干净净的人,只会站在染缸外指指点点,还生怕被溅到了,绝不可能在染缸里做成大事。张居正的悲剧,说白了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民族文化特性的悲剧。
张居正的“死党”冯保,并非善类,至少在以权谋私这一点上相当在行。张居正为了换取他对改革事业的支持,一定程度上默许了他的贪污行径。当冯保利用贪贿之财营建生圹的时候,张居正应邀为其预撰“墓志铭”,为他高唱赞歌。在张居正笔下,冯保被塑造成一个清廉守法且有所作为的宦官政治家。
身处染缸之中,张居正自己也越染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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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给一个地方大吏写过信,解释他为什么拒收贿赂。他说,这么贵重的礼品,无一不是从百姓身上盘剥而来的,我要是昧着良心收了这些礼品,那就是“以肉驱蝇,蝇愈至”。他还曾拒绝过名将李成梁的行贿,说你有血战之功,我要收了,对得起开国皇帝吗?总体而言,张居正虽然在作风和私生活上饱受诟病,但他的底线意识还是很清晰的。他说过,做官做到这个位置,不用贪污,拿拿官场的常例钱,也能做富家翁。
张居正死后,在反攻倒算的浪潮中,很多落井下石的揭发文字四处流传。这些为了证明他是罪臣的文字,极尽诋毁之能事,把他写成乘坐32人豪华大轿回乡葬父的暴发户,把他写成四处收受海狗鞭以满足壮阳需求的淫相……如果罗织罪状,只要想象力就可以,那还要证据干什么?
张居正的财富来源,很大一部分应该是来自皇帝和太后的赏赐,据统计,张居正当首辅期间,接受赏赐达208次,赏银一次最多1000两,少的也有数十两,赏物则从彩缎、蟒衣到玉带、貂鼠皮等,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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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赏赐,给了他的儿子,一个被赐为状元,一个被赐为榜眼。万历皇帝对他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张先生的功劳唱不完,照顾一下你的子孙,也是理所应当的。
张居正的堕落其实就表现在这里。他是有资格教导皇帝的帝师,他也正在带头推进国家的改革事业,而他面对皇帝和太后的功名利禄诱惑,明知破环了规矩,糟蹋了科举的公平本质,他仍然得意扬扬地接受了。
朱东润以同情又带批评的笔调,对张居正做了这样的评价:“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受到仇敌的指摘。他固然不是禽兽,但也志不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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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10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10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功于张居正的改革。
皇帝和太后对他的信任、恩眷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整个国家到了离不开张居正的程度,在他被恩准短暂还乡葬父的过程中,朝廷大事的定夺还要快马加鞭送江陵,“听张先生处分”。
内阁制度名存实亡,国家的命运系于张居正一人。
在江陵期间,最高锋的时候,张居正一天之内收到皇帝的三道诏书,地方官拍马屁,要为他建造“三召亭”以资纪念。张居正拒绝了,颇有忧虑地说,自己现在是骑虎难下之势。
“骑虎之势”、意味深长、说明他已经感觉到危机的逼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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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五年顶着舆论压力不肯离职丁忧,到万历八年突然以年老精力不济请求退休,三年之间,张居正对权位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然而,这个转变恰恰可以证明,张居正不是贪恋权柄之人。他也有深刻的危机感,知道身在高位,难得善终。所以他的进退之间,是以改革事业为参照的。在那三年里,他注重的考成法、一条鞭法以及南倭北虏问题,有的已解决,有的初见成效。
乞求而退,正是时候。他自己估计也想不到,万历皇帝和李太后不放人,还要他辅佐到皇帝三十而立。
老天最终以最粗暴的方式,及时制止了这项漫长的计划。
第二年,即万历九年(1581)五月,张居正病倒了。病情来势汹汹,但无论张居正如何乞求,皇帝就是不放他退休。
在张居正去世前九天,皇帝加封他以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在明朝200年的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这项荣誉。但疾病很快夺去他的生命,他无法,也不想利用这项新的荣誉来增加自己的权威。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走完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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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皇帝意识到“张先生终究是会死的”时候,针对张居正的反攻倒算已经开始了。年轻的皇帝从一开始的顾念旧情,到后来的逆反报复,用了两年时间,清除了张先生在他少年时期刻下的印记。
张居正被定的罪名很多,但说起来就一条:威权震主。
也只有这一条,才能戳到皇权的核心与痛处。尽管张居正得意之时也不忘小心谨慎,但只要皇帝听信了流言,就会把当年对他的隆遇与慰留,当作是被张居正情感洗脑的结果,通通不认账。
万历皇帝的最后一丝皇恩,体现在顾念张居正效劳多年,恩准免于开棺戮尸的说辞里。
政治何其冰冷无情!22岁的万历皇帝已经“出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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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是,正如黄仁宇所说:“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张居正当国十年的家底。只够万历皇帝及其继任者糟蹋半个世纪。到崇祯十三年(1640),明亡前四年,张居正家族才获得全面平反。江河日下,国破家亡,崇祯皇帝无限感慨:“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世间已无张居正。只有庸人还在指摘张居正的道德瑕疵。
最后,谨以鲁迅先生的一句话,送给那些诋毁张居正的人:“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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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夜:大明第一家族覆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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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三月十八日夜晚,这是大明王朝灭亡前的最后一夜,同时也是崇祯皇帝朱由检(1611—1644)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夜晚。
这天晚上大概9点来钟,已经做了17年皇帝(1628—1644)的崇祯,将自己的三个孩子——16岁的太子朱慈烺、13岁的永王朱慈炤、9岁的定王朱慈炯叫到自己跟前,他想着要见孩子们最后一面。
可看到三个皇子仍然穿着光鲜的冠带袍服出现在他眼前时,崇祯心里猛地一惊,因为就在当天夜晚,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攻破了北京外城,并正在朝着北京内城和紫禁城快速推进。就像天底下所有充满爱的父亲一样,崇祯又是吃惊、又是责备地对孩子们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穿成这样?赶紧换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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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这位34岁的父亲、大明朝的皇帝亲自动手,帮着三个孩子换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然后给他们一一系好腰带,他语带凄楚地说:“今天你们还是皇帝的儿子,明天可就是老百姓了……在这种乱世里,要隐姓埋名,看见老人家要叫老翁,看见年轻一点的长辈,要叫伯伯或者叔叔!”
他接着嘱附说:“社稷倾覆,使天地、祖宗震怒,这些都是你们父亲的罪责。但是联也已经竭尽心力了,怎奈文武各个大臣,各为私心,不肯先国后家,以致国家败坏如此。如今,没必要再问祸福与否,只是合理去做就行了。朕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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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眼前的三个孩子,周皇后在一边也是悲痛欲绝。尽管已经到了国家和人生的穷途末路,但是崇祯和周皇后这对夫妻,却仍然在尽着作为皇帝和皇后最后的职责。
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天,在获悉李自成的军队已经攻进北京外城后,33岁的周皇后“持节”,绕着整座紫禁城,一边流看眼泪,一边挨个宫殿、挨个宫殿地劝告,对在惶恐中不如何是好的宫人和太监们说:“天灾已降,大祸临头,你们有门路的,快点逃生去吧!”
有的宫人仍然迟疑不肯离去,尽职的周皇后,整整绕着紫禁城走了两圈,到处劝告宫人快点逃命离开,或许在她看来,作为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她要用生命站好这最后一班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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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皇后,原本出身贫寒人家。15岁那年,她嫁给了当时还是信王的朱由 检。1627年,信王朱由检的哥哥明熹宗朱由校驾崩,临死前,朱由校遗诏传位弟弟信王朱由检。
当时,魏忠贤把特朝政、一手遮天,由于担心丈夫入宫遇害,周皇后亲下厨给信王朱由检做干粮,以防止别人下毒。在跟丈夫从信王到皇帝的18年婚姻岁月中,她勤勤恳恳、处事谨慎,时时为崇祯着想,做到了母仪风范。
李自成兵临城下,危急之际,周皇后有心劝崇祯南迁避难,但又不便直说,于是周皇后便跟崇祯说:“我在南方有个家。”
向来严禁后宫干政的崇祯立马追问她是什么意思,周皇后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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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18年,周皇后给崇祯生下了三个儿子,分别是太子朱慈烺、怀王朱慈煊(早夭)以及定王朱慈炯。眼下,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以及田贵妃所生的儿子永王朱慈炤,周皇后泪如雨下。
临死前,她含着眼泪对崇祯说:“我侍奉皇帝18年了,你从来不肯听别人一句话,才会有今天。”
崇祯默然无语。
说完这些话后,周皇后悬梁自尽。
崇祯黯然,默默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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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夜,他在紫禁城中,大开杀戒。
眼下,大明朝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在绝望中,崇祯提着剑,来到袁贵妃的住处。
在和袁贵妃同饮几杯绝命酒后,崇祯命令袁贵妃上吊自杀,袁贵妃只好应命上吊,没想到绳子断了,袁贵妃倒落在地,站起来后,她开始逃跑,崇祯追了上去,一剑刺在了袁贵妃肩上。
随后,崇祯又挥剑刺伤了几位妃嫔。在他看来,国家要亡了,作为他的女人,为了保全名节,可不能落在逆贼们手中。紧接着,他又来到了寿宁宫,在这里,他见到了15岁的大女儿长平公主。当时,长平公主拉看崇祯的衣襟痛哭,崇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孩子,你怎么就偏偏生在我们帝王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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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崇祯用左袖掩着脸,右手挥剑想杀死女儿,可砍偏了,他只砍下了长平公主的左臂,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女儿。崇祯浑身颤抖得厉害,再也下不了手了。他转身离开,在昭仁殿,他又亲自动手,将自己年仅6岁的女儿昭仁公主杀死了。
尽管生命已到了最后的时刻,但他仍然涌动着求生的欲望。
在杀死女儿昭仁公主后,崇祯让宦官王承恩坐在他的面前,陪他一起喝了几杯酒。半夜三更时分,他让人给自己换上便服,然后带着几十个宦官一起出到朝阳门,假称说是王太监奉命要出城。
此时,北京城内早已乱成一片,守城的人要求必须等到天亮才能出城,崇祯手下的太监们开始群起夺门,守门部队以为发生了内乱,于是开炮还击,由于人少,崇祯只能退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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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崇祯猛然想起来,朝阳门是成国公朱纯臣负责守卫的防区,于是崇祯带着一帮太监,绕路到了朱家,想请朱纯臣开门放行,结果朱家看门的人回答说:“成国公赴宴去了。”是的,在这北京即将城破、大明即将亡国的前一夜,担有京师守卫重任的成国公朱纯臣,“赴宴”吃饭去了。
本来想做困兽一斗、最后突围的崇祯,于是只能又跑到安定门,想夺门而出,结果才发现门闸太结实了,根本打不开。
天已放亮,突围却仍然无望。折腾了一整夜,他累了,他放弃了。
这是1644年三月十九日清晨,大明即将亡国的当天。
崇祯转身返回紫禁城中,在前殿,他命令内官们敲钟召集百官,钟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前殿却始终空荡荡:臣子们,没有一人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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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李自成的农民军已攻破了北京内城,并迎看黎明的清辉,开始向紫禁城迅速挺进。
仓皇之中,崇祯带着太监王承恩到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煤山)寿皇亭,由于跑得太急,他左脚的鞋子也跑丢了。此时,他不知道是否还会再次想起,皇兄明熹宗朱由校临死前对他的期望和嘱附:“吾弟,当为尧舜!”
眼下,他仓皇辞庙。万岁山寿皇亭这里,曾经是他号令、操练大内士兵的地方,但眼下,他狼狈至此,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在一棵树下,他最终选择了上吊自尽,和自己18年的帝王生涯,和34岁的生命说了再见。
陪伴他的,是太监王承恩。在崇祯死后,王承恩也以自杀的方式,选择了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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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最后的殉葬者,是一个让大明朝的皇帝们又爱又恨的太监。
人们在崇祯身上发现了他的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联。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至死,他都不忘埋怨臣子们误国,此前刚愎自用的他曾跟太监说:“臣皆亡国之臣…文臣个个可杀。”然而对于北京城内的黎民百姓,他却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并在遗书中恳求李自成不要屠城报复,希望他能给老百姓们一条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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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死后整整两天,正为到处找不到崇祯发愁的李自成,才终于得到确初消息:崇祯,死了。
李自成随后下令,将崇祯的尸体从万岁山中抬出,停放在北京东华门旁边。在李自成的指示下,崇祯和周皇后的尸体,才得以被装殓,放进了柳木棺材。
皇帝死了,除了太监王承恩,明朝工部尚书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等40多人,也纷纷跟随崇祯皇帝一起自杀;但是对于这些“不识时务”的老臣,急着想要投靠大顺政权的人们,根本无暇理会。
就在崇祯皇帝和周皇后停灵期间,翰林院庶吉士周钟在经过灵柩时,直接策马而过,连去祭拜一下做做祥子,都不愿意了。当初那些被崇祯提拔擢用的大臣,也纷纷跪在了紫禁城门外,一个个等待着新主子、大顺皇帝李自成的接见。
几乎没有人前往吊唁崇祯皇帝,反倒是一些过往的路人,纷纷觉得这位大明朝的末代皇帝,此刻是多么孤独和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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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州官吏赵一桂在《状中州》中,讲述了他参与埋葬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经过。
赵一桂说,李自成虽然下令埋葬崇祯,但却完全没有拨给经费。
由于崇祯生前没有陵墓,在此情况下,赵一桂和士子、村民们一起好不容易凑了“三百四十千钱”,最后“督工四昼夜”,至1644年四月初四,在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半个月后,他们最终将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尸骨,草草葬入了当时已经先逝世的崇祯的爱妃——田贵妃墓中。
崇祯、周皇后、田贵妃,三个人被潦草合葬一处,这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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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自尽后,他的儿女们也饱经了颠沛和苦难。
当时兵荒马乱,为了保护崇祯皇帝的血脉,宦官们急忙将16岁的太子朱慈烺、9岁的定王朱慈炯,送到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侯周奎府外。然而,由于担心揽祸,周奎却将自己的两个亲外孙拒之门外。
崇祯走投无路的三个儿子,最终被宦官们一起献出,落入李自成之手。
李自成亲自审讯太子朱慈烺,并命令他下跪,没想到这位16岁的亡国太子却倔强地说:“我是绝对不会向你屈服的!”
李自成于是严厉叱问朱慈烺说:“你知道你家为什么失去天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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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慈烺回答说:“我哪里知道!百官们自然很清楚。”他接着反过来问李自成说:“为什么不杀我?”
对这个问题,李自成也显示出了气量,他回答说:“你本无罪之人,我不杀你!”
于是,太子朱慈烺当即向李自成提了三条建议:“第一是不可惊扰我祖宗陵墓;第二是礼葬我的父母;第三是不可杀我百姓。”
李自成一一答应,随后,崇祯三个儿子被收押监管。
然而,在1644年农历四月底的山海关大战失败后,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朱慈炤、定王朱慈炯在乱军之中全部失踪,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两个人,更是从此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迷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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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被斩断手臂后侥幸逃生的长平公主,最终在思念父母和故国的忧郁中病逝。她死后、在后世人的武侠小说中,她化身成为一个武功高强的独臂神尼,终身为反清复明的大业而不懈奋斗。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她只是一个17岁就芳华永逝的末代公主,褪去小说里高强武功的浪漫传奇,在真实的历史中,伴随她的,却是血腥和永恒的梦魇。
康熙四十七年(1708),在山海关大战后失踪的崇祯的儿子永王朱慈炤,最终在76岁时,被人发现并举报后被捕,康熙于是下诏将朱慈炤凌迟处死,朱慈炤的几个儿子也全部被判斩立决。
至此,大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一家,最终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烟云之中,一切刚归于尘埃,冷落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