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就停不下来的中国史 2》 15 帝国哀微张居正

张居正：如果没有他，大明早就亡了

当奉圣旨查抄江陵张府的“专案组”打开大门时、一幕人间惨剧呈现在世人面前：张家老少妇孺有17人饿死在府里，有的尸体已被饿红了眼的家犬吞噬殆尽。

十几天前，“专案组”从京城出发时，先行命令当地官府封闭了张府所有出入口。张家大小数十口人来不及退出，被锁在了门内。有些人被活活饿死，惨不忍睹。

“专案组”简单处理了现场，开始抄家。张居正的几个儿子被分头提审，接受各种严刑拷打。大儿子张敬修经受不住暴力与羞辱，悬梁自尽，死前，咬破手指头在衣服上写下血书，为父亲的清白抗辩。

此时，张居正已经死去两年。从天堂到地狱，却只需皇帝的一个决定。

万历皇帝——那个曾经对张先生毕恭毕敬、又怕又爱的年轻人，数次向张先生许诺，会替他看顾好他的子孙。

原来就是这样的“看顾”法儿。

张居正生命的最后两年，对于自己的急流勇退有过认真的打算。

万历八年(1580)二月，他向18岁的皇帝上疏，请求退休。他在疏中回顾说，当首辅九个年头来，直面闲言恶语，每天辛苦劳瘁，不敢有任何推脱避让，不是因为别的，只是为了“图报国恩”，报答先帝当年托孤的信任和礼遇。

张居正对权力及其风险的认知、极为清醒。他在疏中说：“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

权位不可以贪恋，熟稔本朝内阁斗争史的张居正，看得比谁都清楚。他只是在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皇帝赋予的权位还给皇帝。此次上疏请求退休，他认为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客观上，经过八年的改革，人事、经济、边防等国家要务较之前大有起色，基本进入正轨。而皇帝已经成年大婚，实现“亲政”是必然的。主观上，张居正说自己56岁了，须发变白，血气早衰，怕身体条作不允许他继续干下去。

根据我的理解，张居正以健康原因提出辞呈，实际上是为了说服皇帝的一个借口。万历在情感上应该有同意张先生退休的想法，但他的母亲李太后很快制止了这种念头。李太后说，张先生要辅佐你到30岁才行。

照太后的意思，张居正还要干12年，到68岁退休，身体也没问题。

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说，张居正归政乞休是一种谋定而动的办法。明代的内阁、自张居正以上，从夏言到严嵩，再到徐阶、高拱，凡是掌握过国家大权的最后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矛盾的心理，惧祸的心理，最后驱使张居正走上归政乞休的道路。

然而，这种说法，其实是小看了张居正。

张居正绝非平庸之辈。他的字典里，绝对找不到“明哲保身”这个词。

官场险恶，不在他考量进退的范畴之内。在他30岁的时候，严嵩当权，他人微言轻，没有干预政局的能量，于是决定离开官场。他以养病为由向吏部请假，回到老家江陵，一住就是三年。对他来说，这不是归隐或逃避，而是对抗污浊政局的表达方式，抒发怀才不遇的表达方式。

在那段闲居的日子，他写过两句诗：“江湖此日空愁病，独望宸居思渺然。”

宸居，是皇帝的住所，代指权力中心。可以看出，年轻的张居正其实人在江潮，心在庙堂。他心心念念的，从来不是隐居退避，而是寻找机会复出，实现匡时救国的抱负。

当内阁混斗，自己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之时，他给自己写过一句从政格言：“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同样意思的话，他还说过很多：“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明朝政坛从不缺乏清流，他们以道德洁癖相标榜，以洁身自好相砥砺。这样的人，如果不进入官场，留在社会上批判当局，监督权力，淳化风俗，不失为一种有感召力的精英模范。然而，这样的人，偏偏扎堆官场，变成了一群满口仁义道德、无裨社稷民生的庸官。用今天的话说，清流就是精致的利己义者，他们爱惜个人羽毛，甚于天下苍生死活。

任何一个实干的政治家，都最痛恨政坛上的清流。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的用人标准总结起来就只有一条：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循吏，指的是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毁誉，只希望把事情做好的官员，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张居正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借使用卑鄙的手段。

这些道德瑕疵，充满了张居正仕途上升的整个过程。

在隆庆、万历政权交替之时，他坚定地与秉笔太监冯保结成同盟，假装站队支持首辅高拱打击冯保，结果，以出其不意的反转，排挤掉了高拱，自己上位。在高拱去职后，仍然想通过制造雇凶谋刺皇帝的冤案，置其于死地。

而在表面上，当皇帝颁旨免掉高拱的首辅职位时，张居正声情并茂地上疏，为高拱求情。抵达权力巅峰的张居正，后来曾顺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过他，两人感慨时光，动情处还互相擦了眼泪。

然而，在政治家眼里，情绪的调动与展示，不过是手腕罢了。

高拱也是老狐狸，在失势的日子里，深深懂得配合政治表演的必要性。实际上，他至死未曾原谅张居正。临终前，高拱留了一手，回忆自己参与的政事写成《病榻遗言》，其中对张居正的人品、阴谋多有指摘。

这部回忆录在张居正死后，适时地出版了，成了万历皇帝决心消算张居正的导火索。

实际上，哪怕在张居正推进改革最有实绩，力挽本朝危局最得力，权力把控最给力的时候，对他的攻击也从未停止过。这些攻击来自他的政敌、清流派以及被改革触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深知张居正的改革成绩斐然，无可指摘，所以只能试探性地在他的道德上做文章，以此离间他与皇帝的亲密关系。

这波道德攻击，声势最大的一次出现在万历五年（1577）九月。

当时，张居正父亲逝世的丧报传到京城，给张居正出了个大难题。按照规定，张居正应该离职回家守制27个月。此时，改革逐新进入深水区，朝廷上下都离不开总设计师把舵。张居正一走，整个帝国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的强者，可以继续推进改革。

万历皇帝还未成年，正是对张先生的依赖最强烈的时候，于是下旨“夺情”，要求张居正留任。

根据惯例、张居正需要三次恳请皇帝放他回乡尽孝思。皇帝也连下三旨加以慰留。在给皇帝的疏中，张居正一再强调这个事情“非常理所能拘”，暴露了他不想在此时回乡守制的真实想法。这为攻击者提供了最大的把柄。

舆情汹汹，弹劾张居正的人结队而来。在皇帝的支持下，弹劾者均受到了廷杖、流放等处置。张居正铁石心肠地留了下来，没有退让。事关改革成败，他从未畏惧清议，也从未畏惧权斗。可以说赢得很漂亮。

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任何时代，在染缸里做大事的人，都要主动或被动地给自己先染上颜色。干干净净的人，只会站在染缸外指指点点，还生怕被溅到了，绝不可能在染缸里做成大事。张居正的悲剧，说白了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民族文化特性的悲剧。

张居正的“死党”冯保，并非善类，至少在以权谋私这一点上相当在行。张居正为了换取他对改革事业的支持，一定程度上默许了他的贪污行径。当冯保利用贪贿之财营建生圹的时候，张居正应邀为其预撰“墓志铭”，为他高唱赞歌。在张居正笔下，冯保被塑造成一个清廉守法且有所作为的宦官政治家。

身处染缸之中，张居正自己也越染越深。

他曾给一个地方大吏写过信，解释他为什么拒收贿赂。他说，这么贵重的礼品，无一不是从百姓身上盘剥而来的，我要是昧着良心收了这些礼品，那就是“以肉驱蝇，蝇愈至”。他还曾拒绝过名将李成梁的行贿，说你有血战之功，我要收了，对得起开国皇帝吗？总体而言，张居正虽然在作风和私生活上饱受诟病，但他的底线意识还是很清晰的。他说过，做官做到这个位置，不用贪污，拿拿官场的常例钱，也能做富家翁。

张居正死后，在反攻倒算的浪潮中，很多落井下石的揭发文字四处流传。这些为了证明他是罪臣的文字，极尽诋毁之能事，把他写成乘坐32人豪华大轿回乡葬父的暴发户，把他写成四处收受海狗鞭以满足壮阳需求的淫相……如果罗织罪状，只要想象力就可以，那还要证据干什么？

张居正的财富来源，很大一部分应该是来自皇帝和太后的赏赐，据统计，张居正当首辅期间，接受赏赐达208次，赏银一次最多1000两，少的也有数十两，赏物则从彩缎、蟒衣到玉带、貂鼠皮等，应有尽有。

最大的赏赐，给了他的儿子，一个被赐为状元，一个被赐为榜眼。万历皇帝对他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张先生的功劳唱不完，照顾一下你的子孙，也是理所应当的。

张居正的堕落其实就表现在这里。他是有资格教导皇帝的帝师，他也正在带头推进国家的改革事业，而他面对皇帝和太后的功名利禄诱惑，明知破环了规矩，糟蹋了科举的公平本质，他仍然得意扬扬地接受了。

朱东润以同情又带批评的笔调，对张居正做了这样的评价：“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受到仇敌的指摘。他固然不是禽兽，但也志不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的)人物。”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10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10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功于张居正的改革。

皇帝和太后对他的信任、恩眷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整个国家到了离不开张居正的程度，在他被恩准短暂还乡葬父的过程中，朝廷大事的定夺还要快马加鞭送江陵，“听张先生处分”。

内阁制度名存实亡，国家的命运系于张居正一人。

在江陵期间，最高锋的时候，张居正一天之内收到皇帝的三道诏书，地方官拍马屁，要为他建造“三召亭”以资纪念。张居正拒绝了，颇有忧虑地说，自己现在是骑虎难下之势。

“骑虎之势”、意味深长、说明他已经感觉到危机的逼近了。

从万历五年顶着舆论压力不肯离职丁忧，到万历八年突然以年老精力不济请求退休，三年之间，张居正对权位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然而，这个转变恰恰可以证明，张居正不是贪恋权柄之人。他也有深刻的危机感，知道身在高位，难得善终。所以他的进退之间，是以改革事业为参照的。在那三年里，他注重的考成法、一条鞭法以及南倭北虏问题，有的已解决，有的初见成效。

乞求而退，正是时候。他自己估计也想不到，万历皇帝和李太后不放人，还要他辅佐到皇帝三十而立。

老天最终以最粗暴的方式，及时制止了这项漫长的计划。

第二年，即万历九年(1581)五月，张居正病倒了。病情来势汹汹，但无论张居正如何乞求，皇帝就是不放他退休。

在张居正去世前九天，皇帝加封他以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在明朝200年的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这项荣誉。但疾病很快夺去他的生命，他无法，也不想利用这项新的荣誉来增加自己的权威。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走完一生。

当皇帝意识到“张先生终究是会死的”时候，针对张居正的反攻倒算已经开始了。年轻的皇帝从一开始的顾念旧情，到后来的逆反报复，用了两年时间，清除了张先生在他少年时期刻下的印记。

张居正被定的罪名很多，但说起来就一条：威权震主。

也只有这一条，才能戳到皇权的核心与痛处。尽管张居正得意之时也不忘小心谨慎，但只要皇帝听信了流言，就会把当年对他的隆遇与慰留，当作是被张居正情感洗脑的结果，通通不认账。

万历皇帝的最后一丝皇恩，体现在顾念张居正效劳多年，恩准免于开棺戮尸的说辞里。

政治何其冰冷无情！22岁的万历皇帝已经“出师”了。

悲剧的是，正如黄仁宇所说：“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张居正当国十年的家底。只够万历皇帝及其继任者糟蹋半个世纪。到崇祯十三年(1640）,明亡前四年，张居正家族才获得全面平反。江河日下，国破家亡，崇祯皇帝无限感慨：“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世间已无张居正。只有庸人还在指摘张居正的道德瑕疵。

最后，谨以鲁迅先生的一句话，送给那些诋毁张居正的人：“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最后一夜：大明第一家族覆灭史

1644年三月十八日夜晚，这是大明王朝灭亡前的最后一夜，同时也是崇祯皇帝朱由检(1611—1644)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夜晚。

这天晚上大概9点来钟，已经做了17年皇帝(1628—1644)的崇祯，将自己的三个孩子——16岁的太子朱慈烺、13岁的永王朱慈炤、9岁的定王朱慈炯叫到自己跟前，他想着要见孩子们最后一面。

可看到三个皇子仍然穿着光鲜的冠带袍服出现在他眼前时，崇祯心里猛地一惊，因为就在当天夜晚，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攻破了北京外城，并正在朝着北京内城和紫禁城快速推进。就像天底下所有充满爱的父亲一样，崇祯又是吃惊、又是责备地对孩子们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穿成这样？赶紧换衣服！”

说完，这位34岁的父亲、大明朝的皇帝亲自动手，帮着三个孩子换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然后给他们一一系好腰带，他语带凄楚地说：“今天你们还是皇帝的儿子，明天可就是老百姓了……在这种乱世里，要隐姓埋名，看见老人家要叫老翁，看见年轻一点的长辈，要叫伯伯或者叔叔！”

他接着嘱附说：“社稷倾覆，使天地、祖宗震怒，这些都是你们父亲的罪责。但是联也已经竭尽心力了，怎奈文武各个大臣，各为私心，不肯先国后家，以致国家败坏如此。如今，没必要再问祸福与否，只是合理去做就行了。朕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看着眼前的三个孩子，周皇后在一边也是悲痛欲绝。尽管已经到了国家和人生的穷途末路，但是崇祯和周皇后这对夫妻，却仍然在尽着作为皇帝和皇后最后的职责。

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天，在获悉李自成的军队已经攻进北京外城后，33岁的周皇后“持节”，绕着整座紫禁城，一边流看眼泪，一边挨个宫殿、挨个宫殿地劝告，对在惶恐中不如何是好的宫人和太监们说：“天灾已降，大祸临头，你们有门路的，快点逃生去吧！”

有的宫人仍然迟疑不肯离去，尽职的周皇后，整整绕着紫禁城走了两圈，到处劝告宫人快点逃命离开，或许在她看来，作为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她要用生命站好这最后一班岗。

周皇后，原本出身贫寒人家。15岁那年，她嫁给了当时还是信王的朱由检。1627年，信王朱由检的哥哥明熹宗朱由校驾崩，临死前，朱由校遗诏传位弟弟信王朱由检。

当时，魏忠贤把特朝政、一手遮天，由于担心丈夫入宫遇害，周皇后亲下厨给信王朱由检做干粮，以防止别人下毒。在跟丈夫从信王到皇帝的18年婚姻岁月中，她勤勤恳恳、处事谨慎，时时为崇祯着想，做到了母仪风范。

李自成兵临城下，危急之际，周皇后有心劝崇祯南迁避难，但又不便直说，于是周皇后便跟崇祯说：“我在南方有个家。”

向来严禁后宫干政的崇祯立马追问她是什么意思，周皇后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结婚18年，周皇后给崇祯生下了三个儿子，分别是太子朱慈烺、怀王朱慈煊（早夭）以及定王朱慈炯。眼下，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以及田贵妃所生的儿子永王朱慈炤，周皇后泪如雨下。

临死前，她含着眼泪对崇祯说：“我侍奉皇帝18年了，你从来不肯听别人一句话，才会有今天。”

崇祯默然无语。

说完这些话后，周皇后悬梁自尽。

崇祯黯然，默默走开。

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夜，他在紫禁城中，大开杀戒。

眼下，大明朝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在绝望中，崇祯提着剑，来到袁贵妃的住处。

在和袁贵妃同饮几杯绝命酒后，崇祯命令袁贵妃上吊自杀，袁贵妃只好应命上吊，没想到绳子断了，袁贵妃倒落在地，站起来后，她开始逃跑，崇祯追了上去，一剑刺在了袁贵妃肩上。

随后，崇祯又挥剑刺伤了几位妃嫔。在他看来，国家要亡了，作为他的女人，为了保全名节，可不能落在逆贼们手中。紧接着，他又来到了寿宁宫，在这里，他见到了15岁的大女儿长平公主。当时，长平公主拉看崇祯的衣襟痛哭，崇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孩子，你怎么就偏偏生在我们帝王家呢！”

然后，崇祯用左袖掩着脸，右手挥剑想杀死女儿，可砍偏了，他只砍下了长平公主的左臂，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女儿。崇祯浑身颤抖得厉害，再也下不了手了。他转身离开，在昭仁殿，他又亲自动手，将自己年仅6岁的女儿昭仁公主杀死了。

尽管生命已到了最后的时刻，但他仍然涌动着求生的欲望。

在杀死女儿昭仁公主后，崇祯让宦官王承恩坐在他的面前，陪他一起喝了几杯酒。半夜三更时分，他让人给自己换上便服，然后带着几十个宦官一起出到朝阳门，假称说是王太监奉命要出城。

此时，北京城内早已乱成一片，守城的人要求必须等到天亮才能出城，崇祯手下的太监们开始群起夺门，守门部队以为发生了内乱，于是开炮还击，由于人少，崇祯只能退了回来。

这时，崇祯猛然想起来，朝阳门是成国公朱纯臣负责守卫的防区，于是崇祯带着一帮太监，绕路到了朱家，想请朱纯臣开门放行，结果朱家看门的人回答说：“成国公赴宴去了。”是的，在这北京即将城破、大明即将亡国的前一夜，担有京师守卫重任的成国公朱纯臣，“赴宴”吃饭去了。

本来想做困兽一斗、最后突围的崇祯，于是只能又跑到安定门，想夺门而出，结果才发现门闸太结实了，根本打不开。

天已放亮，突围却仍然无望。折腾了一整夜，他累了，他放弃了。

这是1644年三月十九日清晨，大明即将亡国的当天。

崇祯转身返回紫禁城中，在前殿，他命令内官们敲钟召集百官，钟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前殿却始终空荡荡：臣子们，没有一人前来。

此时，李自成的农民军已攻破了北京内城，并迎看黎明的清辉，开始向紫禁城迅速挺进。

仓皇之中，崇祯带着太监王承恩到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煤山）寿皇亭，由于跑得太急，他左脚的鞋子也跑丢了。此时，他不知道是否还会再次想起，皇兄明熹宗朱由校临死前对他的期望和嘱附：“吾弟，当为尧舜！”

眼下，他仓皇辞庙。万岁山寿皇亭这里，曾经是他号令、操练大内士兵的地方，但眼下，他狼狈至此，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在一棵树下，他最终选择了上吊自尽，和自己18年的帝王生涯，和34岁的生命说了再见。

陪伴他的，是太监王承恩。在崇祯死后，王承恩也以自杀的方式，选择了殉死。

这位最后的殉葬者，是一个让大明朝的皇帝们又爱又恨的太监。

人们在崇祯身上发现了他的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联。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至死，他都不忘埋怨臣子们误国，此前刚愎自用的他曾跟太监说：“臣皆亡国之臣…文臣个个可杀。”然而对于北京城内的黎民百姓，他却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并在遗书中恳求李自成不要屠城报复，希望他能给老百姓们一条活路。

崇祯死后整整两天，正为到处找不到崇祯发愁的李自成，才终于得到确初消息：崇祯，死了。

李自成随后下令，将崇祯的尸体从万岁山中抬出，停放在北京东华门旁边。在李自成的指示下，崇祯和周皇后的尸体，才得以被装殓，放进了柳木棺材。

皇帝死了，除了太监王承恩，明朝工部尚书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等40多人，也纷纷跟随崇祯皇帝一起自杀；但是对于这些“不识时务”的老臣，急着想要投靠大顺政权的人们，根本无暇理会。

就在崇祯皇帝和周皇后停灵期间，翰林院庶吉士周钟在经过灵柩时，直接策马而过，连去祭拜一下做做祥子，都不愿意了。当初那些被崇祯提拔擢用的大臣，也纷纷跪在了紫禁城门外，一个个等待着新主子、大顺皇帝李自成的接见。

几乎没有人前往吊唁崇祯皇帝，反倒是一些过往的路人，纷纷觉得这位大明朝的末代皇帝，此刻是多么孤独和可怜。

昌平州官吏赵一桂在《状中州》中，讲述了他参与埋葬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经过。

赵一桂说，李自成虽然下令埋葬崇祯，但却完全没有拨给经费。

由于崇祯生前没有陵墓，在此情况下，赵一桂和士子、村民们一起好不容易凑了“三百四十千钱”,最后“督工四昼夜”，至1644年四月初四，在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半个月后，他们最终将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尸骨，草草葬入了当时已经先逝世的崇祯的爱妃——田贵妃墓中。

崇祯、周皇后、田贵妃，三个人被潦草合葬一处，这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

崇祯自尽后，他的儿女们也饱经了颠沛和苦难。

当时兵荒马乱，为了保护崇祯皇帝的血脉，宦官们急忙将16岁的太子朱慈烺、9岁的定王朱慈炯，送到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侯周奎府外。然而，由于担心揽祸，周奎却将自己的两个亲外孙拒之门外。

崇祯走投无路的三个儿子，最终被宦官们一起献出，落入李自成之手。

李自成亲自审讯太子朱慈烺，并命令他下跪，没想到这位16岁的亡国太子却倔强地说：“我是绝对不会向你屈服的！”

李自成于是严厉叱问朱慈烺说：“你知道你家为什么失去天下吗？”

朱慈烺回答说：“我哪里知道！百官们自然很清楚。”他接着反过来问李自成说：“为什么不杀我？”

对这个问题，李自成也显示出了气量，他回答说：“你本无罪之人，我不杀你！”

于是，太子朱慈烺当即向李自成提了三条建议：“第一是不可惊扰我祖宗陵墓；第二是礼葬我的父母；第三是不可杀我百姓。”

李自成一一答应，随后，崇祯三个儿子被收押监管。

然而，在1644年农历四月底的山海关大战失败后，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朱慈炤、定王朱慈炯在乱军之中全部失踪，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两个人，更是从此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迷云之中。

两年后，被斩断手臂后侥幸逃生的长平公主，最终在思念父母和故国的忧郁中病逝。她死后、在后世人的武侠小说中，她化身成为一个武功高强的独臂神尼，终身为反清复明的大业而不懈奋斗。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她只是一个17岁就芳华永逝的末代公主，褪去小说里高强武功的浪漫传奇，在真实的历史中，伴随她的，却是血腥和永恒的梦魇。

康熙四十七年(1708），在山海关大战后失踪的崇祯的儿子永王朱慈炤，最终在76岁时，被人发现并举报后被捕，康熙于是下诏将朱慈炤凌迟处死，朱慈炤的几个儿子也全部被判斩立决。

至此，大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一家，最终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烟云之中，一切刚归于尘埃，冷落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