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国三干年定都史，为何偏爱这两座城市？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数百座都城，但真正出名的，十个手指头数得过来，大抵就是“六大吉都”或“七大古都”。其中称得上超级都城的，其实就两个——长安与北京。
公元前202年2月，汉王刘邦击败西楚霸王项羽之后，建立汉朝，定都洛阳。
刘邦对洛阳很满意，当年跟着他起事的将士们也很高兴。这些人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洛阳离老家近，无论从其势力范围还是衣锦还乡的角度衡量，此地作为都城，都是最佳选择。然而3个月后，一个叫娄敬（他也是山东人）的小人物来到洛阳城，面奏刘邦，劝说他改迁国都于关中。这惹得那些既得利益者大不高兴，他们纷纷劝阻刘邦，理由是：洛阳是天下的中心，大吉大利；而关中是亡秦之都，很不吉利。
02
1500多年后，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犹豫了很久，最终定都南京。这跟他手下的谋臣良将多为南方人有关。其实，他心中理想的都城不是南京，而是长安或洛阳。他曾派皇太子朱标巡视西北及洛阳，研究迁都的可能性。
从历史大趋势而言，即便没有朱标的暴毙，迁都长安或洛阳亦无可能实现。燕王朱棣后来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几经曲折，把都城迁到了他的根据地——北京，这才算为大明王朝确定了延续两百多年基业的政治中心。
03
长安：中国历史前半段的绝对核心
娄敬是用一大通美化长安的说辞说服刘邦的，张良也在其中起到了“添油加醋”的作用。
刘邦定都洛阳，内心深处也有依循东周都城旧例的意思。娄敬重点拿东周的衰落出来说事儿。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历史离刘邦的时代不算久远，周天子虽处天下之中，天下诸候却没有一个尊重他。为什么？娄敬说：“非其（周天子）德薄也，而形势弱也。”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相比洛阳，长安的形势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具体说来：“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04
张良也说关中不仅土地肥沃，农业发达，更关键的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阻三面而守卫京师，独以一面朝东，对各诸侯国起着相当大的震慑作用。
刘邦决定听从他们的“忽悠”，迁都长安。他头脑一发热，也没去细想：关中“形势”这么好，秦朝怎么会二世而亡呢？
在之后历朝历代的定都之争中，我们可以经常听到某地形势险要，适于定都之类的话。这些地方包括长安、洛阳（对，主张定都洛阳的人也说洛阳险要）、南京、北京，等等。历史读多了，我们就知道这不过是谋臣们怂恿帝王的话术罢了。形势再险要，地势再虎踞龙盘，守城还得靠人，难不成靠石头？一个王朝到了末路，曾经固若金汤的都城不也都说破就破，有的一破还好几次呢。
05
不管后话如何，当时还好刘邦听了娄敬、张良的话，这才有了中国历史前半段唯一的超级都城长安的诞生。
秦始皇统一六合，定都关中，不过是本地人顺势而为。刘邦选择关中，是外来政权的认可，对长安的意义显然更为重要。此后，隋唐两代仍旧定都长安，这是因为两代的发家都有赖于关陇集团的撑腰，自然离不开他们的龙兴之地。
唐朝没必要像西汉初年一样离开政治根据地，另择新都，这根本上还是由他们的敌人决定的。汉唐两个大一统时期，边患均来自西北，前有匈奴，后有突厥。长安作为都城，戍边功能自然比起中原地区的城市强得多。而且，长安直抵前线，极大的危机感促使定都于此的朝代均崇尚武力，力图开疆拓土，前有汉武帝，后有唐太宗。
在汉唐成就霸业的极盛时期，随着帝国版图的西扩，原本偏居西北的长安亦渐居中央，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中心。
06
双中心：帝国都城的东移与反复
从西周到唐末，中国的主要都城除了长安，就是洛阳。
与西汉的开创者刘邦一样，东汉光武帝刘秀也面临着定都何处的二选一难题：长安，还是洛阳？
刘秀集团的主力来自南阳、河北豪族，洛阳比起长安离这两大政治根据地更近。
一般而言，统治集团都力图将首都定在离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据地不远的地方。周、秦、隋、唐如此，辽、金、元、清亦如此。在明朝，明太祖选择南京，明成祖选择北京；中华民国时期，袁世凯选择北京，蒋介石选择南京，同样如此。
07
刘邦的不同寻常即在这里。他为了成就更大的霸业，宁愿舍近逐远。刘秀不似刘邦，决定了东汉不如西汉。唐代以前，王朝的外部敌人王要来自西北边境，故大抵而言，一个进取的王朝更偏向于选泽靠近前线的长安，而一个守成的王朝则多选择相对远离前线的洛阳。
东汉国力远不如西汉，打匈奴，打羌，都很困难，只能建都洛阳寻求自保。之后定都于此的西晋、曹魏都是如此。
不过，洛阳确实有它独特的优势——粮食。洛阳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在粮食供应上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各地区朝贡的调集和商贸上的往来都非常便利。
08
基于此，定都长安的隋唐两代，从未放弃营建洛阳，呈现政治双中心的局面。
唐代多任天子都曾从关中逃荒，像乞丐一样就食洛阳。根据全汉昇的统计，唐玄宗执政头25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经济重心东移之后，洛阳的漕运优势远胜于长安。
但还有一个问题：偌大中国，从西周到唐代两千年，定都为什么非长安即洛阳难道没有第三处选择吗？
09
周振鹤教授对此有相对合理的解释。他说，因为古代从整个统一王朝的疆域而言，主要部分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而且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一直到唐代，文化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这正是中国早期首都必选在黄河流域的基本原因。黄河流域适宜建都的地方，除西安、洛阳之外，我们至今不能想出有第三处。
此外，由于建都的时间都很长，这两处都有另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人文因素积淀深厚。都从西周开始便是政治中心与陪都所在，朝纲典制衣冠威仪，积渐而下，其他地方都不能比拟。
10
开封：都城东西/南北变迁的过渡
中国三千年来的都城变迁，用两条线就能画出个大概。
第一条，从周朝至北宋时期，都城大体沿东西走向平行分布在渭河及黄河中游，迁移轨迹为西安—洛阳—开封一线。
第二条，从北宋至今，都城主要建立在开封、杭州、南京和北京四地，大体沿京杭大运河分布，且这一历史时期的都城较南宋之前而言，其整体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东移，使得都城迁移轨迹为沿着京杭大运河南北向近海迁移。
不难看出，这两条都城分布线以开封为交点。开封作为北宋都城，是中国都城变迁由东西横轴转向南北纵轴的过渡。
11
“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中国，此前北方经济优于南方，此后南方经济实现逆袭。对于仍然定都长安的晚唐而言，运河控制权决定了王朝的存亡。一些跋扈的藩镇动辄以切断汴渠漕运对中央进行经济封锁。最危急的时候，扬州的三万石大米终于运到长安，皇帝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长期战乱、气候剧变以及运河经济的崛起等种种因素决定帝国前半段两大都城双双衰落，且再无回光返照之象。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即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
12
公元907年，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了唐朝，建立后梁，拉开五代十国的序幕。五代时期，北方政权除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个王朝均定都开封。
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北宋，仍以开封为都。但与历代开国君主一样，他也有传统都城情结，曾有迁都长安之意，因遭赵光义等人反对而作罢。但此后，有很多人认为定都开封是北宋最大的失策，更有甚者将其与北宋的灭亡联系起来。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与长安、洛阳在唐后期走下坡路相反，开封城在隋唐五代时期却处于上升阶段。如前所述，开封因大运河而繁荣，地处中原腹地，黄金水道交错，每年漕粮定额600万石，足以保障百万人口的生存以及王朝的运转。同样拥有百万人口的唐长安城，由于路途遥远艰险，每年漕运量仅100万石左右，还曾因缺粮引发禁军骚乱事件。
13
从军事角度看，随着西方突厥族的灭亡及北方契丹族的崛起，国家的防御重点从西北转向正北或东北。此时，定都长安或洛阳，固然京师本身有山河之固，但由于国都偏西，并不利于抵御外族。
北宋定都开封，客观上无山川可倚仗，所以用主观努力进行弥补：一是在京城四周构筑防御设施，把开封建成一座军事堡垒；二是宋太宗两次发动收复幽燕的军事行动，企图夺回长城防线，可惜均以失败告终。
14
在南方：经济中心≠最佳都城
唐代以后，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彻底由东西对立转向南北对峙。
在唐之前，以东西对立为主，关中地区凭借地理优势，轮番上演武王灭殷、秦翦山东六国、汉胜西楚、景帝定吴楚七国、北周收北齐等历史进程。此时的都城主要在长安—洛阳—开封这条横线上迁移。
唐之后，以南北对峙为主，如五代与十国，契丹与北宋，金与南宋、蒙古族与南宋、明与蒙古及后金、清与南明等。相应的，都城在北京—开封—南京—杭州这条纵轴上迁移。
15
南宋是北宋灭亡后宋室南迁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其都城杭州是中国古代相对统一的政权下最南端的都城，同时也是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合一的典型
但必须注意到，南宋是偏安政权，都城实现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合一并不奇怪。如果是统一王朝，这种现象则可能是一种禁忌。
在中国历史上，就统一政权而言，国都建在全国经济最富庶地区的例子并不多见，数得上号的，可能只有东汉、西晋定都洛阳，明初定都南京，以及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等。汉唐时期的长安其实并非帝国的经济中心，关中虽然富庶，但汉朝的经济中心在河北河南一带，隋唐以后更往南转移。
16
大多数历史时期，存在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的现象。东晋王导说过，古之帝王不以丰俭移都。出于稳定国势和向外发展的需要，以并不十分富裕的地区作为都城，是一种常态。这样才能保持经济与文化的流动性，避免畸轻畸重，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协调发展。
以此观之，即便再给南宋十个岳飞，也不可能收复中原。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从南宋定都富庶之地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日后蒙难的伏笔。
17
北京：中国历史后半段的绝对核心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必须分离，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则。但是，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必须重叠，这是另一条不成文的法则，历代君王都谨守不违，稍有差池，就是血淋淋的教训。
二者一旦分离，身处军事重心的统帅若心怀异志，起兵相向，处在政治中心的帝王们就权柄堪忧。这种事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几次，比如唐安史之乱、明靖难之役等。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中原王朝都城随边疆形势迁移的规律：边疆形势是中原王朝的防御重心，即军事重心所在。而军事重心的改变，必然带动政治中心的改变。汉唐都长安、北宋都开封、明朝都北京都是这一规律的具体体现。
18
谭其骧教授曾精辟地提出都城选择的军事条件，即制内御外的性质和作用。内制与外拓是国家政权的两项大事。国都选址须服从全局，审时度势，缜密考虑每一地区国防地理位置的得与失、优与劣。
自1153年金海陵王定都中都（今北京市）之后，北京就成为中国北方乃至全国的首都，历经元、明、清，迄今850多年，地位没有第二座城市可与之比肩。放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有唐朝之前的长安能与之媲美。
19
为什么？用谭其骧的理论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北京作为首都的优势：一是在南北对立格局中，北方处于绝对优势，都城必须在北方；二是唐宋以后，东北地区及蒙古高原的少数民族陆续兴起，致使地处东北、蒙古高原和中原三大地区枢纽位置的北京城成长为全国首都。还有一个经济原因，北京处于京杭大运河一端，交通便利，易于吸收南方财富与漕粮。
保守估算，从明成祖迁都北京起，至蒋介石定都南京止，北京连续做了500年的首都。其间，尽管有迁都之议，但从无迁都之实。明英宗出征被蒙古人掳了去，不迁都；李自成破城在即，崇祯帝宁可吊死，不迁都；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光绪“西狩”，不迁都……
所以说，每一座都城，都是应运而生的产物，没有一座都城能够随随便便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