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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一个被忽视的科举强省
说起科举考试,大家都有个成见,总是认为江浙一带,尤其是江南,苏州、杭州、常州等地,肯定是最牛的。
是,江南科举之牛,全国无敌。明代近四分之一的状元,清代半数以上的状元,都出自那里。曾经担任清廷翰林院编修的苏州人汪琬,跟同事聊家乡特产,其他人都是荔枝烤鸭、汤圆牛肉丸,他倒好,高调地口吐两字:状元!
但有一个低调到常被忽略的省份,并不比霸气外露的江浙弱,某些时候,甚至碾压全国,一枝独秀。这就是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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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能考的历史,可以直接上溯到两宋时期。那是整个科举史上,福建人最高光的时刻。
南宋绍兴八年(1138),全国录取293名进士。其中,状元黄公度,福建莆田人;榜眼陈俊卿,福建莆田人;探花陈修,福建福州人。
福建人包揽了前三名,堪称完美。在唱名报名次的时候,连宋高宗都问黄公度和陈俊卿:“卿土何奇?”意思是,你们福建莆田人厉害呀,那片土地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黄公度回答:“披锦黄雀美,通印子鱼肥。”夸了一下家乡物产。陈俊卿一听,状元老乡的答案并不咋样,便接着说:“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宋高宗听罢,连连点赞:“公度不如俊卿,陈俊卿应该是状元才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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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第三名陈修。宋高宗一看,一个满头白发的糟老头走了出来,诧异不已:“你便是陈修?”陈修没有直接回答,张口吟诵“葱岭金堤,不日复广轮之土;泰山玉蝶,何时清封禅之尘”,到动情处,潸然泪下。
这是陈修在科举考试中写过的两句话,宋高宗对此印象深刻,据说还曾亲自抄写一遍,命人张贴在大殿上。
确认过眼神后,宋高宗与陈修拉起了家常。当得知陈修已经73岁,终生未娶,宋高宗当场就从宫中选了个30岁的宫人赐给他。事后,有人开陈修的玩笑,编了两句打油诗:“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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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孝宗在位时期,福建人又创造了一项纪录:连续四届科举的状元,无一例外都是福建人。
总之,整个宋代,福建人变着花样,在科举号场上称王称霸。根锯《福建通志》记载,宋代福建进士共7043名,排名全国第一。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两宋共有进士28933名,算下来,福建一省就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比位居第二的两浙东路,整整多了2000多名进土,形势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当时人们不无夸张地说:“龙门一半在闽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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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唐代,福建虽偶尔有冒尖的人考出来,但总体来说,科举成绩被中原考试大省、考试强省甩了不知几条街。
到了宋代,福建人怎么突然都这么能考了呢?
这其实跟唐宋之际,全国经济重心的转移有很大关系。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南方后,原来的边远弱省福建,人口涌入,得到开发,一举跃升成为纳税大省之一。这说明福建的经济上去了,经济上去了,教育自然跟着往上走。
梁启超就曾用大白话说过这个朴素的道理:“无论什么时代,没有几分的经济独立,就无从讲起教育。孔子若要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哪里还有工夫去敦诗说礼……地方上越富庶,教育越振兴,人物自然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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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必须提到。福建人脱颖而出,真真切切是考试制度公平性改革的受益者。
唐代的科举考试,说得好听点叫“公荐”,由当时的朝堂大人物推荐,说得不好听就是“走后门”,猫腻太多。所以,唐朝的进士,基本控制在中原的世家大族手里。连陈子昂这样有才有财的人,都要在长安炒作摔琴,才能成名。可想而知,一个南方人要在长安城考个好名次有多难。
福建人比四川人陈子昂更惨。比起四川,福建更加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交通更加闭塞。当时,一个福建人要到京城考试,混个名声,入仕为官,简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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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好不容易出了个进士欧阳詹,是因为他得到了著名宰相常毅的推荐。即便如此,在获得官职前,欧阳詹在京城活得相当悲凉,孤单贫寒,穷闲潦倒,估计裤子都没得穿,时常连门都出不了。
感谢伟大的宋代。宋代最大限度放宽了科举应试者的资格限制,对福建等新开发地区一视同仁,不搞地域歧视。最关键的是,禁止唐代的“公荐”制度,全凭考试成绩录取。宋太祖一眼洞穿“公荐”制度很容易“因缘挟私”,遂下令废止了这项不公平的制度。
走后门、攀关系搞不过你们,但凭实力、拼成绩,谁怕谁啊?从此福建人的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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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两宋300年间以成绩吊打全国其他省份以后,福建人在考场上的表现又如何呢?
客观地说,正如骄傲的苏州人所吹嘘的,江南特产状元,明清两代的考场,由江浙人唱主角。但是,福建的科举实力仍然杠杠的,在许多方面独占鳌头,碾压江浙。
在明代,福建的进士数退居全国第五,排在南直隶、浙江、江西和北直隶之后。很多人光看这个排名,就说福建人不行了。其实,除了这个指标,还有很多指标可以证明,福建人民很行。
比如人均进士数。数据统计,明代福建每万人平均拥有进士13.26人。
福建这个数据有多牛?就拿进士总数全国前四的省份来对比:南直隶每万人平均拥有进士3.66人,只是福建的零头;浙江是6.65人,已经很不错了,但也只有福建的一半;江西是4.64人,北直隶是5.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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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福建的人均进士数不仅高居全国榜首,而且遥遥领先。打个比方,这个领先的幅度,跟如今中国国乒队领先世界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明代进士有一、二、三甲之分。最牛的进士,当然是一甲进土,只有三人,即状元、榜限和探花。一甲进士之争,成为衡量各省科举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明代福建一共考出了33名一甲进士,排全国第四,低于南直隶、江西n浙江。但是,如果算人均一甲进士数的话,福建又是一骑绝尘,无人能敌。
福建每百万人平均拥有一甲进士19.4人。这个数据,是南直隶的3.08倍,江西的2.11倍,浙江的1.94倍,看来不服不行。
宋高宗时期福建人包拨科举前三名的“盛况”,300年后重现。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状元林震、榜眼龚锜、探花林文,都来自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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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过了省,再比比县。县是明代最基层的行政区,负责培养和输送科举人才。县的科举实力可以让我们更微观地看出省份差距。
你知道明代有多少个县考出了200名以上进士吗?
答案是9个。其中,福建、浙江分别有3个县,南直隶有2个县,江西有1个县。
如果这还看不出福建有多牛,那么更牛的来了。在这个榜单上,莆田、晋江两县,分别考出494名和366名进士,是明代全国进士最多的两个县。你看,都是福建的。
论平均进士数,来自福建的晋江、闽县、莆田,竟然包揽了全国前三。晋江人能考试,恐怖到这种程度:平均每万人拥有进士54.6人。
闽县、莆田、晋江三个县分属于福州府、兴化府和泉州府,从地图上看,恰好是福建东南沿海一带沿线而下。再加上最南部沿海的漳州府,构成了明代福建省内一条科举人才高聚集带,当时福建乃至全国最能考试的人,就都生在这里,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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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最能考试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这是历史的偶然吗?
福建人说,显然不是偶然,是必然。
前面已经说了,一个地区的科举水平与经济有很大关系。同时,与文教、风气关系更直接。这些面海的地方,人多地少吃不饱,想要出人头地,唯有科举一途,形成了重教的民风。
那个年代,图书印刷、流通远远没现在这么方便,很多人想读书,但发现找不到书来读。福建人的幸运在于,宋代以来形成的全国最大的图书印刷、批发市场之一,就在福建境内的建阳。莆田等地的藏书楼,很多很多。家族读书科举的传统,可以影响好几代人。
明代全国有2000多个进士家族,福建一省占十分之一。最牛的是,全国唯一的“七代进士家族”就在福建,是来自莆田县的黄寿生家族。在200多年间,这个家族直系八代中,有三代中解元、七代中进士,家族传承的力量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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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的最后一个朝代,福建人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一聊到科举,江苏、浙江人言必称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因为清代是这两省对其他省份形成全面碾压的朝代。在此之前,江浙并无明显优势,在很多指标上反被福建吊打。
江浙在清代的牛,某种程度上反衬出福建的雄风不再。
清初,科举省份被分成三等,即大、中、小省。福建被列为大省,但在大省里排名最末,全国第六。这个定位,比被列为中省的山东好,但比起福建自身在宋明两代的表现,无疑是衰势已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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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举省考的录取名额是规定好的,即乡试中额。乡试中额的分配,也就是每次省考各省能录取多少人参加国考(会试)。这个分配,可以反映一个省在全国的地位。
乾隆九年(1744),各省中额基本确定下来,福建每年乡试可以录取85名,排在全国第六。不过,江南、湖广的名额虽然比福建多,但它们实际上各包含了两个省,若按单省计算,福建实际应排在全国第四。
可以看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福建的科举大省地位仍然不容动摇。
就全国府州层面来考察,福州府在清代的进士数,排名全国第三,仅次于杭州府和苏州府这两个劲敌。实力也还是相当强悍的。
福建全省最终干不过浙江、江苏等省,主要是自身原因。明代福建那条沿海科举人才聚集带,除了福州保持强劲优势,其他各府已经相对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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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明一切。福州府在明清两代,进士数均高居省内第一位。但是在明代,它与第二的泉州、第三的兴化(今福建莆田)差距不算大,也就多个100多名进士:到了清代,这个距离就拉得很大了,它竟然比第二的泉州整整多了500名进土,比第三的漳州了600名进士。
而曾经辉煌无比、创造许多全国纪录的兴化府(今福建莆田)。在清代的科举数据已经惨不忍睹,仅有66人中进士(明代是537),勉强跻身全省第五,连闽北的汀州府(今福建龙岩市以及三明市部分)都不如。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泉州、兴化(莆田)等传统科举强市的相对衰落,福建仍然保持三地并进的态势,而不是福州一地独挑大梁,那么,清代全国科举的局面肯定会被大大改写。
话说回来,泉州和莆田,尤其是莆田,怎么突然间科举就弱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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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魁祸首”其实还是经济。经济发展,科教才能兴盛。但经济太好了,赚钱太容易,也会把整个地方风气带到钱眼儿里,科举无用论就会流行起来。泉州、莆田就是后者的典型。
泉州早在元代就经历过一次科举的大衰落。原因是,那时的泉州太繁华了,是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货如轮转,生意兴隆,大家就不喜欢读书了。清代的泉州,当地风气和价值取向,也有这种转变。
当然,比起莆田,泉州的转变还没那么明显。清代的莆田在科举上一落千丈,跟明朝比,简直不敢相认。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重商观念盛行,更多人选择去经商贸易,对读书科举产生了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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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科举失败者的逆袭:考不上,就把它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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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的第一场雪,并没有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
与之前的年份相比,这一年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庄稼人继续种他的庄稼,生意人继续做他的生意,读书人继续考他的科举。
当然,说起科举,考不上的人照样还是考不上。比如袁世凯,这是他第二次考场折戟了。
虽说袁世凯一向不喜欢章句之学、经史大义,但在那个人人科举的年代,他还是做过科举梦的。他曾对人说过,如果“不能博一举人,则不能瞑目”。
对这一年的科举考试,有过落榜经历的袁世凯十分重视。早在1877年,在给自己二姐的信里,袁世凯就表决心,要专心备考:“因下科将至,如再碌碌,弟何以面见人也……所以不敢误了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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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袁世凯身体不好,老是生病,但他却“不敢自弃”:“每当病卧思己之功名不就,无不攘背而起,展书味诵。”抱病复习,可以说,是非常刻苦非常用功了。
在袁世凯的愿景里,他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只为换老天开一次眼:“但不知老天负我不负我乎!”
然而老天终究没开眼,狠狠地负了他。而再度科举失败的袁世凯,原地爆发了。
他把自己所作的诗文全倒在地上,付之一炬,还愤愤地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
那意思就是:垃圾科举误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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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假如袁世凯中举,他将会有怎样的人生轨迹。1879年这出历史剧里,只有一个名落孙山的微胖的袁书生。
感到被举业抛弃的袁世凯,没有像蒲松龄等历史上著名的老考生一样,选择复读三战。他果断地抛弃了举业,改投军旅。
袁世凯自幼喜读兵书。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不让他看兵书,逼他学辞章,他就白天跟老师学辞章,晚上再一个人研究兵法。
如今告别了令自己痛不欲生的举业,来到了军队,袁世凯可算是找到自己的地盘了。
1882年,年仅24岁的袁世凯随清军入朝鲜平乱,颇有军功。两年后,凭借在甲申政变中的力挽狂澜,他被政界大佬李鸿章看上,从此红得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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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时,袁世凯当上了“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官居帝国三品大员,总督朝鲜事务。37岁时,在天津小站,袁世凯主持编练新军,创立晚清的精锐部队。41岁时,由于在戊戌政变中站了太后的队,袁世凯被赏封为山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43岁时,随着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指挥棒。
谁还记得1879年科举的状元?但如今天下无人不识袁世凯。当年的落榜小子,一步步摸爬滚打竟成为晚清柱石。
1900年庚子国变,惨败深深地刺激了清廷上下。面对这危局,老佛爷娘儿俩决定对“祖制”动刀子了。诏书里说了:“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难议更张……”
要改制是吗?袁世凯“报仇”的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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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最初的那几年里,“中不如外”是社会上下普遍的认识。换句话说,那会儿流行崇洋媚外:只要是洋人有而我们没有的,那就是先进的、需发展的;那些我们有而洋人没有的,则必然是落后的、应弃的!
本着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延续千年,而外国并没有的科举制度,不幸中枪。
两广总督陶模最先上书,情求以“减额渐停”的方式废科举,兴建学堂。闻此,社会舆论一片叫好,呼吁废除科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俨然戊戌年的事从未发生过一样。
对此,袁世凯当然喜不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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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4月19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给帝后上了《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在折子中,他说:“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一句话,科举是万恶之源,科举是罪魁祸首。科举不废,国将不兴。
两年后的1905年,袁世凯又亲自执笔,写了一封奏折,与张之洞、岑春煊等另外五个封疆大吏一同联名上奏:现在还不废科举,过十年再废就晚啦!
过了两天。清延答复,准了:“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随着一道诏书颁布,盛行1300多年的人才选拔制度骤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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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在自己的推动下被废了,曾经的落榜考生袁世凯当然得意。
对此,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曾回亿说:“我父亲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他说,他是从小就痛恨这种科举制度的。”
然而,随着科举被骤然废除,还有一件让袁世凯意外的“大礼”,在清末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开始酝酿。
1905年10月15日,清末举人刘大鹏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下诏停止科举,士心散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弟子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
10月23日,刘大鹏又写道:“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
两个月后,刘大鹏的日记里又出现这样的文字:“顷闻同人失馆者多,家有恒产尚不至于冻馁,若借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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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戊戌年仓促废除科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1905年废除科举的时候,再次出现了:年轻人不再读“书”,而读书人不仅失去了理想,也失去了现实。
弊端远不止于此。
由于配套的政策没有跟上,科举制度的废除在清末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宛如地震一般。
没了科举,私塾便失去了存在意义。私塾倒闭后,城里的孩子尚能进新式学堂学习,而乡里的孩子落到无书可读的境地。文盲率竟因此大幅提高。1915年,梁启超便评论说:“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
而那些读了学堂的孩子,由于学堂风气西化,他们竟能“议论毫无忌讳,指斥政治得失”,甚至敢言“排满”二字。
一时间,社会上的革命风气日日渐浓。这大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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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废除6年后,当年12岁的孩子长到了18岁,当年18岁的少年长到了24岁。
童年、青春,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由于卸掉了科举的枷锁,变得自由奔放,无拘无束。
1911年10月10日,一群年轻人在武昌举起了反旗。一瞬间清廷的统治土崩瓦解。
次年,袁世凯带人逼宫。
灭亡清廷的社会基础已经广泛形成。无奈之下,曾经的科举状元张謇(jiǎn),代清廷写下了逊位诏书。而袁世凯则摇身一变,成为共和第一功臣。
当年的科举落榜生,不仅灭了科举制度,还把一个朝代给灭了。
如果1879年的考官能预知未来,他们在提笔钦点举人的时候,会不会犹豫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