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就停不下来的中国史 2》 10 科举考试福建

福建：一个被忽视的科举强省

说起科举考试，大家都有个成见，总是认为江浙一带，尤其是江南，苏州、杭州、常州等地，肯定是最牛的。

是，江南科举之牛，全国无敌。明代近四分之一的状元，清代半数以上的状元，都出自那里。曾经担任清廷翰林院编修的苏州人汪琬，跟同事聊家乡特产，其他人都是荔枝烤鸭、汤圆牛肉丸，他倒好，高调地口吐两字：状元！

但有一个低调到常被忽略的省份，并不比霸气外露的江浙弱，某些时候，甚至碾压全国，一枝独秀。这就是福建。

福建人能考的历史，可以直接上溯到两宋时期。那是整个科举史上，福建人最高光的时刻。

南宋绍兴八年（1138），全国录取293名进士。其中，状元黄公度，福建莆田人；榜眼陈俊卿，福建莆田人；探花陈修，福建福州人。

福建人包揽了前三名，堪称完美。在唱名报名次的时候，连宋高宗都问黄公度和陈俊卿：“卿土何奇？”意思是，你们福建莆田人厉害呀，那片土地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黄公度回答：“披锦黄雀美，通印子鱼肥。”夸了一下家乡物产。陈俊卿一听，状元老乡的答案并不咋样，便接着说：“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宋高宗听罢，连连点赞：“公度不如俊卿，陈俊卿应该是状元才对呀。”

轮到第三名陈修。宋高宗一看，一个满头白发的糟老头走了出来，诧异不已：“你便是陈修？”陈修没有直接回答，张口吟诵“葱岭金堤，不日复广轮之土；泰山玉蝶，何时清封禅之尘”，到动情处，潸然泪下。

这是陈修在科举考试中写过的两句话，宋高宗对此印象深刻，据说还曾亲自抄写一遍，命人张贴在大殿上。

确认过眼神后，宋高宗与陈修拉起了家常。当得知陈修已经73岁，终生未娶，宋高宗当场就从宫中选了个30岁的宫人赐给他。事后，有人开陈修的玩笑，编了两句打油诗：“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

到了宋孝宗在位时期，福建人又创造了一项纪录：连续四届科举的状元，无一例外都是福建人。

总之，整个宋代，福建人变着花样，在科举号场上称王称霸。根锯《福建通志》记载，宋代福建进士共7043名，排名全国第一。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两宋共有进士28933名，算下来，福建一省就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比位居第二的两浙东路，整整多了2000多名进土，形势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当时人们不无夸张地说：“龙门一半在闽川。”

要知道，在唐代，福建虽偶尔有冒尖的人考出来，但总体来说，科举成绩被中原考试大省、考试强省甩了不知几条街。

到了宋代，福建人怎么突然都这么能考了呢？

这其实跟唐宋之际，全国经济重心的转移有很大关系。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南方后，原来的边远弱省福建，人口涌入，得到开发，一举跃升成为纳税大省之一。这说明福建的经济上去了，经济上去了，教育自然跟着往上走。

梁启超就曾用大白话说过这个朴素的道理：“无论什么时代，没有几分的经济独立，就无从讲起教育。孔子若要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哪里还有工夫去敦诗说礼……地方上越富庶，教育越振兴，人物自然越多。”

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必须提到。福建人脱颖而出，真真切切是考试制度公平性改革的受益者。

唐代的科举考试，说得好听点叫“公荐”，由当时的朝堂大人物推荐，说得不好听就是“走后门”，猫腻太多。所以，唐朝的进士，基本控制在中原的世家大族手里。连陈子昂这样有才有财的人，都要在长安炒作摔琴，才能成名。可想而知，一个南方人要在长安城考个好名次有多难。

福建人比四川人陈子昂更惨。比起四川，福建更加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交通更加闭塞。当时，一个福建人要到京城考试，混个名声，入仕为官，简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福建好不容易出了个进士欧阳詹，是因为他得到了著名宰相常毅的推荐。即便如此，在获得官职前，欧阳詹在京城活得相当悲凉，孤单贫寒，穷闲潦倒，估计裤子都没得穿，时常连门都出不了。

感谢伟大的宋代。宋代最大限度放宽了科举应试者的资格限制，对福建等新开发地区一视同仁，不搞地域歧视。最关键的是，禁止唐代的“公荐”制度，全凭考试成绩录取。宋太祖一眼洞穿“公荐”制度很容易“因缘挟私”，遂下令废止了这项不公平的制度。

走后门、攀关系搞不过你们，但凭实力、拼成绩，谁怕谁啊？从此福建人的春天来了。

那么，两宋300年间以成绩吊打全国其他省份以后，福建人在考场上的表现又如何呢？

客观地说，正如骄傲的苏州人所吹嘘的，江南特产状元，明清两代的考场，由江浙人唱主角。但是，福建的科举实力仍然杠杠的，在许多方面独占鳌头，碾压江浙。

在明代，福建的进士数退居全国第五，排在南直隶、浙江、江西和北直隶之后。很多人光看这个排名，就说福建人不行了。其实，除了这个指标，还有很多指标可以证明，福建人民很行。

比如人均进士数。数据统计，明代福建每万人平均拥有进士13.26人。

福建这个数据有多牛？就拿进士总数全国前四的省份来对比：南直隶每万人平均拥有进士3.66人，只是福建的零头；浙江是6.65人，已经很不错了，但也只有福建的一半；江西是4.64人，北直隶是5.65人。

可以看出，福建的人均进士数不仅高居全国榜首，而且遥遥领先。打个比方，这个领先的幅度，跟如今中国国乒队领先世界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明代进士有一、二、三甲之分。最牛的进士，当然是一甲进土，只有三人，即状元、榜限和探花。一甲进士之争，成为衡量各省科举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明代福建一共考出了33名一甲进士，排全国第四，低于南直隶、江西n浙江。但是，如果算人均一甲进士数的话，福建又是一骑绝尘，无人能敌。

福建每百万人平均拥有一甲进士19.4人。这个数据，是南直隶的3.08倍，江西的2.11倍，浙江的1.94倍，看来不服不行。

宋高宗时期福建人包拨科举前三名的“盛况”，300年后重现。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状元林震、榜眼龚锜、探花林文，都来自福建。

比过了省，再比比县。县是明代最基层的行政区，负责培养和输送科举人才。县的科举实力可以让我们更微观地看出省份差距。

你知道明代有多少个县考出了200名以上进士吗？

答案是9个。其中，福建、浙江分别有3个县，南直隶有2个县，江西有1个县。

如果这还看不出福建有多牛，那么更牛的来了。在这个榜单上，莆田、晋江两县，分别考出494名和366名进士，是明代全国进士最多的两个县。你看，都是福建的。

论平均进士数，来自福建的晋江、闽县、莆田，竟然包揽了全国前三。晋江人能考试，恐怖到这种程度：平均每万人拥有进士54.6人。

闽县、莆田、晋江三个县分属于福州府、兴化府和泉州府，从地图上看，恰好是福建东南沿海一带沿线而下。再加上最南部沿海的漳州府，构成了明代福建省内一条科举人才高聚集带，当时福建乃至全国最能考试的人，就都生在这里，住在这里。

凭什么最能考试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这是历史的偶然吗？

福建人说，显然不是偶然，是必然。

前面已经说了，一个地区的科举水平与经济有很大关系。同时，与文教、风气关系更直接。这些面海的地方，人多地少吃不饱，想要出人头地，唯有科举一途，形成了重教的民风。

那个年代，图书印刷、流通远远没现在这么方便，很多人想读书，但发现找不到书来读。福建人的幸运在于，宋代以来形成的全国最大的图书印刷、批发市场之一，就在福建境内的建阳。莆田等地的藏书楼，很多很多。家族读书科举的传统，可以影响好几代人。

明代全国有2000多个进士家族，福建一省占十分之一。最牛的是，全国唯一的“七代进士家族”就在福建，是来自莆田县的黄寿生家族。在200多年间，这个家族直系八代中，有三代中解元、七代中进士，家族传承的力量可见一斑。

科举制的最后一个朝代，福建人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一聊到科举，江苏、浙江人言必称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因为清代是这两省对其他省份形成全面碾压的朝代。在此之前，江浙并无明显优势，在很多指标上反被福建吊打。

江浙在清代的牛，某种程度上反衬出福建的雄风不再。

清初，科举省份被分成三等，即大、中、小省。福建被列为大省，但在大省里排名最末，全国第六。这个定位，比被列为中省的山东好，但比起福建自身在宋明两代的表现，无疑是衰势已显。

清代科举省考的录取名额是规定好的，即乡试中额。乡试中额的分配，也就是每次省考各省能录取多少人参加国考（会试）。这个分配，可以反映一个省在全国的地位。

乾隆九年（1744），各省中额基本确定下来，福建每年乡试可以录取85名，排在全国第六。不过，江南、湖广的名额虽然比福建多，但它们实际上各包含了两个省，若按单省计算，福建实际应排在全国第四。

可以看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福建的科举大省地位仍然不容动摇。

就全国府州层面来考察，福州府在清代的进士数，排名全国第三，仅次于杭州府和苏州府这两个劲敌。实力也还是相当强悍的。

福建全省最终干不过浙江、江苏等省，主要是自身原因。明代福建那条沿海科举人才聚集带，除了福州保持强劲优势，其他各府已经相对没落。

数据说明一切。福州府在明清两代，进士数均高居省内第一位。但是在明代，它与第二的泉州、第三的兴化（今福建莆田）差距不算大，也就多个100多名进士：到了清代，这个距离就拉得很大了，它竟然比第二的泉州整整多了500名进土，比第三的漳州了600名进士。

而曾经辉煌无比、创造许多全国纪录的兴化府（今福建莆田）。在清代的科举数据已经惨不忍睹，仅有66人中进士（明代是537），勉强跻身全省第五，连闽北的汀州府（今福建龙岩市以及三明市部分）都不如。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泉州、兴化（莆田）等传统科举强市的相对衰落，福建仍然保持三地并进的态势，而不是福州一地独挑大梁，那么，清代全国科举的局面肯定会被大大改写。

话说回来，泉州和莆田，尤其是莆田，怎么突然间科举就弱了呢？

“罪魁祸首”其实还是经济。经济发展，科教才能兴盛。但经济太好了，赚钱太容易，也会把整个地方风气带到钱眼儿里，科举无用论就会流行起来。泉州、莆田就是后者的典型。

泉州早在元代就经历过一次科举的大衰落。原因是，那时的泉州太繁华了，是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货如轮转，生意兴隆，大家就不喜欢读书了。清代的泉州，当地风气和价值取向，也有这种转变。

当然，比起莆田，泉州的转变还没那么明显。清代的莆田在科举上一落千丈，跟明朝比，简直不敢相认。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重商观念盛行，更多人选择去经商贸易，对读书科举产生了巨大冲击。

一个科举失败者的逆袭：考不上，就把它废了

1879年的第一场雪，并没有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

与之前的年份相比，这一年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庄稼人继续种他的庄稼，生意人继续做他的生意，读书人继续考他的科举。

当然，说起科举，考不上的人照样还是考不上。比如袁世凯，这是他第二次考场折戟了。

虽说袁世凯一向不喜欢章句之学、经史大义，但在那个人人科举的年代，他还是做过科举梦的。他曾对人说过，如果“不能博一举人，则不能瞑目”。

对这一年的科举考试，有过落榜经历的袁世凯十分重视。早在1877年，在给自己二姐的信里，袁世凯就表决心，要专心备考：“因下科将至，如再碌碌，弟何以面见人也……所以不敢误了功夫。”

当时袁世凯身体不好，老是生病，但他却“不敢自弃”：“每当病卧思己之功名不就，无不攘背而起，展书味诵。”抱病复习，可以说，是非常刻苦非常用功了。

在袁世凯的愿景里，他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只为换老天开一次眼：“但不知老天负我不负我乎！”

然而老天终究没开眼，狠狠地负了他。而再度科举失败的袁世凯，原地爆发了。

他把自己所作的诗文全倒在地上，付之一炬，还愤愤地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

那意思就是：垃圾科举误我人生。

没有人知道假如袁世凯中举，他将会有怎样的人生轨迹。1879年这出历史剧里，只有一个名落孙山的微胖的袁书生。

感到被举业抛弃的袁世凯，没有像蒲松龄等历史上著名的老考生一样，选择复读三战。他果断地抛弃了举业，改投军旅。

袁世凯自幼喜读兵书。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不让他看兵书，逼他学辞章，他就白天跟老师学辞章，晚上再一个人研究兵法。

如今告别了令自己痛不欲生的举业，来到了军队，袁世凯可算是找到自己的地盘了。

1882年，年仅24岁的袁世凯随清军入朝鲜平乱，颇有军功。两年后，凭借在甲申政变中的力挽狂澜，他被政界大佬李鸿章看上，从此红得一发不可收拾。

27岁时，袁世凯当上了“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官居帝国三品大员，总督朝鲜事务。37岁时，在天津小站，袁世凯主持编练新军，创立晚清的精锐部队。41岁时，由于在戊戌政变中站了太后的队，袁世凯被赏封为山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43岁时，随着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指挥棒。

谁还记得1879年科举的状元？但如今天下无人不识袁世凯。当年的落榜小子，一步步摸爬滚打竟成为晚清柱石。

1900年庚子国变，惨败深深地刺激了清廷上下。面对这危局，老佛爷娘儿俩决定对“祖制”动刀子了。诏书里说了：“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难议更张……”

要改制是吗？袁世凯“报仇”的机会来了。

在20世纪最初的那几年里，“中不如外”是社会上下普遍的认识。换句话说，那会儿流行崇洋媚外：只要是洋人有而我们没有的，那就是先进的、需发展的；那些我们有而洋人没有的，则必然是落后的、应弃的！

本着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延续千年，而外国并没有的科举制度，不幸中枪。

两广总督陶模最先上书，情求以“减额渐停”的方式废科举，兴建学堂。闻此，社会舆论一片叫好，呼吁废除科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俨然戊戌年的事从未发生过一样。

对此，袁世凯当然喜不自禁。

1903年4月19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给帝后上了《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在折子中，他说：“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一句话，科举是万恶之源，科举是罪魁祸首。科举不废，国将不兴。

两年后的1905年，袁世凯又亲自执笔，写了一封奏折，与张之洞、岑春煊等另外五个封疆大吏一同联名上奏：现在还不废科举，过十年再废就晚啦！

过了两天。清延答复，准了：“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随着一道诏书颁布，盛行1300多年的人才选拔制度骤停。

科举制度在自己的推动下被废了，曾经的落榜考生袁世凯当然得意。

对此，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曾回亿说：“我父亲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他说，他是从小就痛恨这种科举制度的。”

然而，随着科举被骤然废除，还有一件让袁世凯意外的“大礼”，在清末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开始酝酿。

1905年10月15日，清末举人刘大鹏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下诏停止科举，士心散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弟子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

10月23日，刘大鹏又写道：“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

两个月后，刘大鹏的日记里又出现这样的文字：“顷闻同人失馆者多，家有恒产尚不至于冻馁，若借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

简单来说，戊戌年仓促废除科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1905年废除科举的时候，再次出现了：年轻人不再读“书”，而读书人不仅失去了理想，也失去了现实。

弊端远不止于此。

由于配套的政策没有跟上，科举制度的废除在清末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宛如地震一般。

没了科举，私塾便失去了存在意义。私塾倒闭后，城里的孩子尚能进新式学堂学习，而乡里的孩子落到无书可读的境地。文盲率竟因此大幅提高。1915年，梁启超便评论说：“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

而那些读了学堂的孩子，由于学堂风气西化，他们竟能“议论毫无忌讳，指斥政治得失”，甚至敢言“排满”二字。

一时间，社会上的革命风气日日渐浓。这大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科举废除6年后，当年12岁的孩子长到了18岁，当年18岁的少年长到了24岁。

童年、青春，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由于卸掉了科举的枷锁，变得自由奔放，无拘无束。

1911年10月10日，一群年轻人在武昌举起了反旗。一瞬间清廷的统治土崩瓦解。

次年，袁世凯带人逼宫。

灭亡清廷的社会基础已经广泛形成。无奈之下，曾经的科举状元张謇（jiǎn），代清廷写下了逊位诏书。而袁世凯则摇身一变，成为共和第一功臣。

当年的科举落榜生，不仅灭了科举制度，还把一个朝代给灭了。

如果1879年的考官能预知未来，他们在提笔钦点举人的时候，会不会犹豫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