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张献忠、罗汝才重举义旗和杨嗣昌督师的惨败
第一节 剿饷延期和加派练饷
1.
崇祯十年，朱由检在加征剿饷的诏书里曾经说过：“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杨嗣昌的“三月平贼”（十年十二月、十一年正月、二月）计划却无法兑现。农民起义的烽火虽暂时受到了遏制，但距离统治者希望的“荡平”还远得很。设想明廷会恪守诺言从此放下屠刀是不可能的，要继续用兵就要继续征饷。朱由检忸怩作态地表白一番不愿“失信”于民之后，就在“勉从廷议”的幌子下决定剿饷延期。
2.
到崇祯十二年，明王朝在军事上的形势仍然没有多大起色。廷臣们归咎于兵虽多而不精，提出了抽练边兵的建议。在杨嗣昌的主持下，决定了抽练各镇精兵的具体方案：“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十七万八千八百有奇；三总兵各练一万，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怀来，一万驻阳和，东西策应，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兵十五万五千七百有奇；五总兵各练一万，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固原，一万驻延安，东西策应，余授巡抚、副将以下分练。辽东、蓟镇兵二十四万有奇；五总兵各练一万，总督练五万，外自锦州、内抵居庸，东西策应，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设保定一总督，合畿辅、山东、河北兵得十五万七千有奇；四总兵各练二万，总督练三万，北自昌平，南抵河北，闻警策应，余授巡抚以下分练。”按照这一方案，抽练总数为七十三万多名。朱由检一想到手头将有这么一大批精兵，实现“制虏灭寇”的夙愿自无问题，于是欣然报可。
3.
这时，副总兵杨德政又想出了一着高招。他认为“流寇”之所以难平，是因为他们出没无常，流动不居；要想“灭寇”，关键在于加强地方武装。因此，他建议地方政府实行“裁练”，具体说来就是府裁去通判，设练备一职，品级相当于官军的守备；州裁去判官，县裁主簿，添设练总一职，相当于把总级别。练备、练总隶属于知府、知州、知县，专门负责训练民兵（或称乡兵）；民兵的任务是捍卫乡土，不得调往他处。并且规定数额，每府练民兵一千、州七百、县五百。这个方案得到朝廷的欣赏，杨嗣昌提议先在畿辅、山东、河南、山西实行，然后推广到其他地方。
为了练兵，朝廷又决定加征练饷。有的官僚耽心赋税有增无已，势必导致农民逃亡增多，甚至“驱民为盗”。杨嗣昌却鼓动如簧之舌说道：“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崇祯十二年六月，朝廷正式下令加派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两。
4.
就实行的效果而言，七十三万精兵和各府州县的民兵不过是纸上谈兵，各地方无非虚报一个练兵数字，然后就借“练饷”之名拼命搜括。“催科急者书上考，督责严者号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湿济其饕餮”。结果是“饷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崇祯十三年，全国性的大灾荒固然同气候有关，但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朝廷加赋迫使农民大批逃亡，耕地荒芜。巨额兵饷的增加，并没有改善官军士卒的待遇，不过使将帅扩大了财源，“盖各边将士视米豆如泥沙，止欲金钱而已。”明清之际就有一个封建文人深以加饷非策，他指出：“古来师行，粮食未有不用本色而用折色者。剿贼之饷，纯用折色，已不得宿饱。……于是，师之所至，在在打粮，而楚、豫之苦兵甚于贼矣。”
5.
继剿饷之后又加派练饷，充分显露了朱由检之流的凶残和昏庸。他们以为可以通过无穷无尽的榨取，豢养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用反革命的屠刀杀出一个天下太平。殊不知越是狠命把老百姓的裤带勒紧，套在他们自己脖子上的绞索也就拉得越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句言简意赅的俗语道出了一个真理：反动统治者总是利令智昏，迫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起来反对自己。
第六章 张献忠、罗汝才重举义旗和杨嗣昌督师的惨败
第二节 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再次起义
6.
明廷的残酷榨取，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客观上的革命形势正在不断成熟。到崇祯十二年春天，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农民军同明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双方暂时维持着的“抚局”，像飘荡在风雨中的蜘蛛网一般随时可能破裂。农民军在严密地戒备、仔细地观察着四方的动静。明谷城知县阮之钿在四月间写下了绝命辞，房县知县郝景春拼命向上司请求援兵。这时，明廷正策划着一场阴险毒辣的反革命围剿。
7.
四月下旬，兵部尚书杨嗣昌和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密谋，准备趁“边氛暂敛”的时机，抽调大批军队秘密向郧阳、襄阳地区集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张献忠起义军。为了实现这个肮脏计划，他们一面派人摸清“献忠营内人众若干，强弱、虚实、向背情形”，一面檄调入卫京师的甘镇总兵柴时华部、宁镇总兵祖大弼部以及京营禁旅南下湖广，同时命新任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出师关、洛，趋会郧襄，与理臣合兵夹击”；四川巡抚傅宗龙统川兵入郧；配合熊文灿标下的总兵左良玉、张任学、陈洪范、龙在田等部齐头并进。
8.
就在明廷计谋已定，忙于调兵筹饷之时，张献忠或许得到了密报，或许从迹象中感到了迫近的危险。他果断地决定先发制人，在崇祯十二年五月初九日率部重新起义。起义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谷城县城，阮之铀服毒自尽。张献忠把曾向他勒索金钱的明政府官僚的名单和得钱数目，逐一写在墙上，公之于众，既揭露了明朝反动统治的黑暗，也从一个角度申述了重新起义的正义性。为了避免被明政府军包围，张献忠决定西进房县，同罗汝才等部会合。五月二十三日，张献忠部义军到达房县，罗汝才、白贵、黑云祥等三部立即响应，从二十四日起联合围攻房县县城。明知县郝景春等负隅顽抗，到二十八日，城上已经没有招架之力了，明郧阳卫指挥张三锡打开北门投降，起义军遂占领房县，郝景春被处死。
9.
谷城、房县起义之后，在均州一带“受抚”的王光恩、王国宁，惠登相、常国安、杨友贤五营首领聚集在一起商议何去何从。王光恩说：“大丈夫各立门户，今献忠反，吾辈亦反，是出其裤下，吾不为也。”当场咬破手指，歃血定盟，并上书熊文灿表明他的反动立场，请求明政府“分顺逆”。王光恩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大丈夫各立门户”，拒绝同张献忠、罗汝才等一道重举义旗，实际上他并没有立什么门户，不过是钻在豪门犬窦当中充当一只看家狗罢了。后来，被王光恩挟持的一些“受抚”首领降叛无常，而王光恩却始终没有回头，在保卫明王朝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到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起义军由河南南下湖广，他盘踞郧阳，抵死抗拒，博得了地主阶级的齐声喝彩。
10.
谷城再起，像一声春雷宣告了明政府招抚政策和偷袭计划的破产。熊文灿感到大祸临头，慌忙下令给总兵左良玉，叫他率兵进剿。左良玉认为这一带尽是大山，路途险阻，运粮不易，难以追赶。熊文灿自知无法向朝廷交代，希冀侥幸取胜可以减轻罪责，坚持要进兵。左良玉只好同河南副将罗岱率领部众冒着炎暑进兵。他让罗岱打前锋，自己跟在后面。七月十五日从襄阳起程，只走了两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士兵饥肠辘辘，沿途采摘山中野桃、枣子为食，有的把军马杀了吃，有的甚至吃树叶，直至七月二十五日才赶到房县。张献忠、罗汝才在播箕寨两山之间设下埋伏，故意“佯败二阵”，诱敌深入。官军进入埋伏圈后，义军一声令下，把官军全部包围。官军情知中计，乱成一团，副将罗岱被杀，左良玉拼命突围，大败而回，连总兵官的关防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士卒死者一万多人，丧失军资器械不计其数。左良玉逃回房县清点人数，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