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就停不下来的中国史 2》 12 经济命门军事孱弱的北宋

军事孱（chán）弱的北宋，如何靠贸易战翻盘取胜？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已经称帝4年的李元昊，第三次向北宋军队发起了大规模攻击，并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之战大败宋军。从1040年以来，李元昊的西夏军队在对宋军作战中屡战屡胜，对此李元昊非常得意，对外宣称：“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

当是时“关右震动”，临近陕西的首都开封府里，宋仁宗为此急得都吃不下饭了，震怒之下，宋仁宗将户部尚书、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和名将韩琦、范仲淹等人统统免职。宰相吕夷简对此更是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连续三年时间，大宋朝为此损失精兵强将数万，敌寇甚至意指开封，这可怎么办？情急之下，包拯向宋仁宗献计说，西夏国小地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倚赖“青盐”，在此情况下，必须重新禁止进口西夏的青盐，从经济上狠狠掐住西夏的咽喉。

包拯的建议，换句话说就是，既然大宋朝干架不行，那么就发起贸易战，从经济上整垮西夏。

青盐，是西夏的经济命脉之所在。

西夏境内的池盐资源丰富，各个盐池因为所含的微量元素各异，从而呈现出赤、紫、青、黑、白等不同颜色，其中尤以青色和白色两种颜色的盐（统称青盐）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然而只有300万人口的西夏国，根本吃不完这么多盐，所以向北宋出口青盐，也是西夏国最主要的财政税收来源。

北宋的食盐实行地区专卖制，盐价很贵，但是从西夏进口的青盐却“价贱而味甘”，很受西北地区老百姓的欢迎。北宋刚建立时，对于西夏的青盐并没有严厉禁止，然而到了宋太宗时期，由于党项部的李继迁（李元昊的爷爷）依附辽国，经常跟北宋对着干，于是在988年，宋太宗赵光义第一次拿起了贸易战这个武器，宣布禁止进口青盐，以此削弱党项人的经济实力。

眼看最大的财收被禁，李继迁精得很，疲敝之下宣布依附宋朝，宋朝便停止了贸易战，但是等到实力恢复后，李继迁又再次背叛北宋，这下可彻底惹恼了宋太宗。993年，宋太宗赵光义接受转运副使郑文宝的建议，严厉禁止进口和销售青盐，以图彻底困死李继迁。

但是盐这个东西，你政府能禁，老百姓可不能不吃。

当时，北宋自产的盐价格死贵，所以西北地区的老百姓都很喜欢购买西夏产的青盐，但是宋太宗下令，对西夏“绝其青盐不入汉界”，凡是胆敢私自贩卖西夏青盐的，“皆坐死”。

然而宋太宗的这次贸易战，完全起到了反作用。由于青盐被禁止，关陇地区的民众“无盐以食”，而本来已经内附北宋的1万多户吐蕃民众，也反叛归依了李继迁，其他羌族部落也因此入寇北宋边境，以致北宋边疆“境上骚扰”，无奈下，993年八月，宋朝不得不宣布停止了这次贸易战。

此后，仰赖着青盐带来的庞大财政收入，国小地窄，只有300万人口的党项部落，屡次跟人口4000多万的大宋单挑，并且不落下风，屡次在战争中获胜，而北宋则在993年的贸易战失败后，又分别在994年、1000年多次发起了针对西夏青盐的贸易战。然而，政府的禁令，根本无法阻挡民间私盐贩子的脚步，西夏的青盐还是得以源源不断地偷偷走私进入北宋境内，并从经济上支撑了党项部落与北宋的对抗，而有盐又有钱的党项人，最终在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时代，正式建立了西夏国，跟北宋正式分庭抗礼。

前面已经说过，其实早在包拯建议贸易战之前，北宋已经多次发起了针对西夏的青盐禁运和贸易战，但碍于北宋自身盐价与西夏青盐的巨大差价，加上边境线上庞大的走私队伍，所以北宋以往的贸易战无法产生太大效果。

所以这一次的贸易战，究竟要怎么打？

鉴于以往多次贸易战的失败，在包拯等臣子的经验总结下，北宋政府也开始学精了。对于这次贸易战，北宋政府实行了区别对待，即禁止汉人贩卖西夏青盐，但对羌族和吐蕃部落却不予禁止，以稳住其他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北宋又支持商人自行到边境贩卖食盐，降低北宋自产盐价，在价格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西夏青盐的优势基本被摧毁，以致走私也失去了市场空间。

青盐卖不出去，走私又没有利润空间，在军事上频频得胜的李元昊这时突然发觉，西夏的财政收入，开始岌岌可危起来。

话说尽管宋朝打仗稀巴烂，可搞起经济来，手段和方法是一套一套的，经商天赋堪称当时世界之最。经过不断总结经验，在宋仁宗一朝，贸易战终于取得了巨大成果，西夏在经济上逐渐被掐住了喉咙。

由于连年战争，本身只有300多万人口的西夏，最高峰时供养的军队达到了50万人之众，相当于平均每5个平民就要供养一个士兵，西夏民众的经济和徭役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而在禁止青盐贸易，断绝西夏最大财收来源的同时，北宋还停止了向党项部落免费发放银两、布匹绢绸和粮食的“岁赐”（相当于一种收买），并且关闭了边境榷（què）场（交易关口），禁止向西夏出口粮食、布匹、茶叶以及其他各种生活用品。如此一来，本身生产能力就严重不足、国小地窄的西夏，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

在北宋的强势贸易战前，西夏国内财源濒于枯竭，物价飙涨，必须依靠茶叶改善饮食结构的游牧民众“饮无茶，衣昂贵”，民众也开始大量逃亡。而剩余的民众，甚至在西夏国内做了“十不如”的民谣以讽刺李元昊政府。

失去了青盐等重要财源补充，西夏国内的各个部落首领也不干了——当时，西夏兵制是士兵平时从事生产，战时打仗，士兵必须自备马匹和粮食，而与北宋的连年战争，使得本来人口就少的西夏出现大量人员伤亡不说，农业生产也被严重阻碍，牛羊缺人放牧，基础生产濒于停滞。在此情况下，西夏的国力和民力都不堪重负，许多部落首领也纷纷提出反战，这也给了李元昊巨大的压力。

从某种意义来说，持久化的战争，首先是国力上的较量，而国小地窄、人口只有300万、财政收入严重倚赖青盐、经济结构单一、严重倚赖北宋的西夏，尽管在军事上频频获胜，然而在旷日持久的战争面前，西夏举国上下，无不感受到国力的限制。

当时，西夏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国家（西夏）自青白盐不通互市，膏腴（yú）诸壤浸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而在被北宋实行贸易战后，只能够与契丹进行杯水车薪的小额贸易，“岂所以裕国计乎”。

北宋的贸易战、已使得“兵行无百日之粮”的西夏无力再行侵略。

在此情况下，当初嚷嚷着要一直打到长安和开封去的李元昊，不得不开始放低姿态，多次派出使臣，希望北宋能够解除针对西夏青盐的贸易禁售，而前面说过，军事上较弱的宋朝，搞经济还是蛮有一套，对于西夏希望解除贸易战的图谋，北宋名臣欧阳修直接就对宋仁宗说，贸易战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西夏请求解除青盐禁令，“尤不可从。于我虽所损非多，在贼则为利甚博”。

对此，当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司马光(1019—1086)更是直接举例子说，西夏就跟婴儿一样，完全得靠着大宋这个妈妈哺乳喂养，“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巨大的国力支撑和经济优势，最终使得北宋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中，逐新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最终，在取得定川寨大胜后两年，作为胜利方的西夏，却不得不与北宋达成和解，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宋夏双方正式达成协议，作为胜利方的西夏李元昊方，以向北宋称臣的“屈尊”代价，换得了北宋每年给予西夏“岁币绢15万匹、7万两银和3万斤茶叶”的“赠礼”，史称“庆历和议”。

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多认为这种“岁赐”，实质上是北宋对西夏的一种和平“赔款”，但实际上，最会做生意、擅长精打细算的宋人可一点都不吃亏。庆历和议后，北宋通过开放与西夏的榷（què）场交易征收商税，也赚了不少钱，因为在继续禁止青盐贸易的基础上，严重倚赖北宋物产的西夏人，每年都不得不将大把的银子缴税给北宋政府，在宋夏贸易中，北宋几乎是取得了一边倒的贸易顺差。

名义上是赔钱，但实际上通过开放双边贸易，北宋反而还赚了钱、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宋辽关系上：当时，北宋尽管在澶（chán）渊之盟后，每年要向辽国进贡“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但由于北宋自身农业经济对辽国游牧经济的压倒性优势，北宋通过开放与辽国的边境贸易，每年仅仅河北一地，北宋的税收就达“40万贯”，可以说在实际经济收益上，一点也不吃亏。

在此情况下，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北宋臣子宋昭就曾经揭露出这个秘密。他说，北宋政府给予西夏、辽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赔款“岁赐”，名义上是赔线，但实际上通过开放双边贸易，北宋反而还赚了钱：“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

虽然军事上经常被打得满地找牙，但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宋人搞经济确实还是蛮有一套的；而打了不少胜仗，却因为贸易战吃了亏，被迫“臣属”北宋的李元昊，则对宋朝派来的使臣一律挡驾。史载，对于北宋派去的使节，李元昊一律将他们安排在宥（yòu）州（今陕西靖边东）接待，从来不让他们到夏国的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去，以免在西夏臣民面前被迫用客礼接待宋朝使节，暴露出西夏的无力和无奈。

尽管通过贸易战手段得了便宜，但军事上较弱的北宋和南宋，最终还是挡不住女真和蒙古人的铁蹄，因为他们不像契丹人和党项人，不仅要钱，还要命，这一下，有钱但拳头却不够硬的宋人，真是没了办法。

“腐败”这颗毒瘤，乾隆为何舍不得割掉？

1759年，因为一个洋人进京告御状，乾隆皇帝怒了。

告御状的是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中文名叫“洪仁辉”，在经过天津知府灵毓（yù）转呈的告状信中，詹姆士·弗林特控诉位处广州的粤海关官吏，说他们对外国商人贪污索贿、层层剥削勒索，并且多年来一直粗暴对待洋商。

读到这封“洋状”后，乾隆非常恼火，在他看来，洋人万里迢迢进京告御状，这不仅仅是大清开国未有之事，在历史上更是前所未闻，堂堂天国上朝，如今竟然闹出这种事，实在有损帝国颜面。

随后，乾隆下令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并嘱附说：“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

詹姆士·弗林特状告大清官吏贪污腐败，是18世纪，在华外商的集体心声。

这位外商告御状这一年，恰好是清廷启动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从1759年到1842年，广州由此开启了长达83年的中国贸易进出口垄断时期，也就是这83年，外商们更体会到了在中国做生意是何等之难。商品想在中国流通，就要靠贿赂，200多年前，外国商人们在粤海关体会很深。

在当时，针对外国商人收取的关税，主要分为船钞或货税两种方式。假如是征收船钞，则按照规定，大船是缴纳银子1200两，中船是960两，小船是大约340两。但实际上，按照这种征税方式，假如不贿赂，外商通常都会很吃亏。

康熙二十四年(1685)，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艘货船来到广州经商，一开始，清朝的官吏们开价是要征税2065两银子，在经过为期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后，这笔“船钞”关税最终是以500两银子成交，当然英国商人的代价就是，私底下要向大清的海关官吏们“赠送”320两银子。

不管怎么说，经过一番贿赂，还是少了1000多两银子的税，英商还是很开心的。但这也正是让外商们感觉害怕的地方，他们很快就发现，在大清朝做生意，关税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可以遵循，一切都是不透明的，具体缴纳多少关税，只能是凭着感觉跟清朝的官员们软磨硬泡、付价还价。

在这个地方，关税和贸易体系，是黑暗且摸不着边的。

做生意不透明。没有明文规则可以遵循，这是让所有商人都感觉害怕的地方。在当时，大清表面上对外的关税税率是4%，但在实际征收中，远远不止于此。

除了“船钞”，大清对外征收的关税，还有一种叫作“货税”的方式，这种方式一是包含大概固定的商品价值4%的关税；另外则是一个难以衡量的黑暗收入“陋规”(也称“规礼”）。所谓“陋规”，说白了就是一种上不了台面，需要缴纳的约定俗成“贿赂”。

我们再回到大清的粤海关，在当时针对外商，除了正规4%的关税，针对每艘商船还要另外征收1950两银子的“陋规”，说穿了，这笔钱就是用来在关税之外，打点粤海关“各路神仙”的“买路钱”，为了进入中国做买卖，这钱你不交也得交。

当时的外商回忆说，尽管名义上当时大清的关税仅为商品价值的4%左右，但实际上加上各种贿赂的“陋规”在内，一艘外国商船在粤海关，需要缴纳的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关税和贿赂，需要达到商品价值的20%还多。

到了道光十年(1830)，当时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就统计说，当时一艘一等“夷船”进入广州粤海关，需要缴纳的各种关税和贿赂，大约需要3350两白银；一艘二等“夷船”，则大概需要缴纳2260两白银的关税和贿赂——这些钱，只有极少部分进了大清的国库，绝大部分，都流入帝国各路大小官吏和中间商们的腰包。

其实，乾隆皇帝对于海关官员们大举索贿这件事，心里明白得很。因为乾降知道，大清自开国以来，公务员们实行的都是低薪制，收入都很低，假如不给他们“放水”给点“甜头”，这些官员是活不下去的。

以乾隆时期的粤海关监督（相当于关长）为例，这个官职在当时是二品大员，但这个官职当时一年的工资，仅仅是155两银子（乾隆时期一两白银，折合2019年人民币约为300元，155两白银年薪，相当于人民币4万多元)，所以清朝历代的皇帝们都很“贴心”，对于大清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很多时候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二品大员年薪才155两银千，中下级官吏的工资就更低了。

当时，粤海关的大关清书。也就是普通文案工作人员，月薪是3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900元左右；粤海关当时的巡役，也就是海关稽查人员，当时月薪是3.09两银子，每月工资折合2019年物价也是900多元人民币；而粤海关当时的后勤人员例如“堂役”，月薪更是低至仅有0.58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170元左右。工资低到这个份儿上，让他们不贪污，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

如果仅仅靠工资，大清的官员们是无法养家糊口的，但如果提高工资，大清的财政又将不堪重负，所以清朝历代皇帝，对于海关工作人员实际等同于索购的“陋规”，基本都予以了默认和首肯。

除了要照顾实行低薪制的官员，对于广州粤海关的这种集体性索贿和腐败，乾隆皇帝心里，还有一个不好意思说出来的“秘密”。清朝皇帝的私人开销不是来自户部，主要是来自内务府，而清朝海关的收入，一部分是上交给户部，一部分则是作为清朝皇帝的私房钱，直接上交给内务府。

乾隆时期，广州粤海关每年会给乾隆皇帝的内务府进贡大约85.5万两白银的私房钱，不仅如此，皇帝如果结婚或是过生日，粤海关的公务员和属下的十三行行商们，还要给万岁爷“捐钱”。

仅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道光十二年(1832)这59年间，粤海关组织“捐”给清朝皇帝们的白银就多达400万两。此外，粤海关的官员们，每年还会给皇帝私下进贡各种舶来的珍奇“异品”。

所以在清朝，广州粤海关也被称作清朝皇帝们的“天子南库”（另外还有一个“天子北库”，指的是北京崇文门税关），而作为“天子南库”的粤海关监督（关长），自然也就担负着替皇帝“搞私房钱”的重大政治任务。

但粤海关监督（关长）工资这么低（年薪155两银子），政治任务又这么重（一年要为皇帝搞80多万两私房钱），所以清朝皇帝们对于粤海关监督（关长）的任命，大多是安排心腹亲信，并且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由于位置显赫，所以粤海关监督（关长)们往往在三年任期中，除了上交皇帝的私房钱，个人也经常赚得盆满钵满，三年的私人工资外“收入”，至少都是在几十万两银子以上。

由于这是个超级肥缺，所以清朝皇帝们都喜欢任用亲信来担任粤海关监督（关长），道光年间，苏州浒墅关监督（关长)延隆桶了篓子，亏空白银20.9万两，道光皇帝特地“照顾”改授延隆为粤海关监督（关长），以方便他翻本捞钱。

包括乾隆在内的各任清朝皇帝以及实行低薪制的大清朝官员们来说，广州粤海关是个很特珠的存在，所以从乾隆中期开始，广州粤海关作为大清朝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就成了一个超级捞钱机器，洋商们到此地经商，不给清朝的官员们剥一层皮，怎能轻易通过，进入内地做生意？

乾隆二十四年(1759），一位法国商人就在给两广总督的禀文中写道：“如英吉利(指英国商人)必欲往宁波开港贸易者，诚恐因粤海关种种苛政，欺勒难堪。”就在这位法国商人向两广总督告状的时候，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则选择了坐船北上向乾隆皇帝告御状。

但话说起来，詹姆士·弗林特能成功告上“御状”，也是因为花了银子打点的。

1759年这一年，詹姆士·弗林特到达天津大沽口后，天津知府灵毓答应替他上呈“御状”，但条件是要索贿5000两银子作为“辛苦费”，最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詹姆士·弗林特给了天津知府灵毓2500块西班牙银元作为“酬劳”，于是“御状”通过灵毓得以层层上递，呈递到了乾隆皇帝面前。

洋人“告御状”，对于这一千古未有的奇闻，乾隆自然是怒了，他下令时任两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

李侍尧随后快刀新乱麻，以“失察”为名，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查办，一些参与对洋商敲诈勒索的粤海关官员，有的被杖责，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处以刑罚。对于洋商们反应激烈的“陋规”，深知此中“利害”的李侍尧则不敢取缔，只是规定，最多只能收1950两，不能再多了。

李侍尧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如果取缔这个作为皇帝私房钱来源的“天子南库”，是个什么下场，况且他也明白，在大清实行低薪制这种扭曲的制度下，粤海关已经成了一个水深不见底的利益场，是不能过分深究的是非之地。

随后，李侍尧又将替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写“御状”的四人刘亚匾处以斩首极刑，给詹姆士·弗林特出“告御状”主意的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则被处以重杖六十、徒刑一年的刑罚，以杀鸡儆猴，警告那些敢于“勾结外商”的华人。

而作为这场“告御状”事件的主人公，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也被李侍尧下令抓了起来，并以“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判令“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最终，这场以英国商人个人之力，希望对抗整个大清朝系统性腐败的“告御状”事件，以当事人被“驱逐出境”告终。

在乾隆皇帝和两广总督李侍尧等人看来，洋商们想在大清朝内部做生意，却不想付出一些“额外”的代价，这本身就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清朝的主政者们，也无意建立一种规范化的财税制度，他们更乐意以一种暗箱操作的方式，去抚平内部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对此，洋商们则对大清进行了不懈的抨击，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即1839年提交给英国外交部的《论中国商业》的长篇论文中指出，在中国做生意“实际上的勒索如此名目繁多，其方式如此曲折隐晦，以致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可能性，足以穿过这种迷宫”。

所以这个世界，往往比生意场上呈现出来的更复杂，很多商人幻想中的商品以市场规则自由流通，结局往往证明，这只是人们心中一种美好的想象。因为国家的惯性，比市场的力量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