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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孱(chán)弱的北宋,如何靠贸易战翻盘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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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已经称帝4年的李元昊,第三次向北宋军队发起了大规模攻击,并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之战大败宋军。从1040年以来,李元昊的西夏军队在对宋军作战中屡战屡胜,对此李元昊非常得意,对外宣称:“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
当是时“关右震动”,临近陕西的首都开封府里,宋仁宗为此急得都吃不下饭了,震怒之下,宋仁宗将户部尚书、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和名将韩琦、范仲淹等人统统免职。宰相吕夷简对此更是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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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年时间,大宋朝为此损失精兵强将数万,敌寇甚至意指开封,这可怎么办?情急之下,包拯向宋仁宗献计说,西夏国小地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倚赖“青盐”,在此情况下,必须重新禁止进口西夏的青盐,从经济上狠狠掐住西夏的咽喉。
包拯的建议,换句话说就是,既然大宋朝干架不行,那么就发起贸易战,从经济上整垮西夏。
青盐,是西夏的经济命脉之所在。
西夏境内的池盐资源丰富,各个盐池因为所含的微量元素各异,从而呈现出赤、紫、青、黑、白等不同颜色,其中尤以青色和白色两种颜色的盐(统称青盐)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然而只有300万人口的西夏国,根本吃不完这么多盐,所以向北宋出口青盐,也是西夏国最主要的财政税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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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食盐实行地区专卖制,盐价很贵,但是从西夏进口的青盐却“价贱而味甘”,很受西北地区老百姓的欢迎。北宋刚建立时,对于西夏的青盐并没有严厉禁止,然而到了宋太宗时期,由于党项部的李继迁(李元昊的爷爷)依附辽国,经常跟北宋对着干,于是在988年,宋太宗赵光义第一次拿起了贸易战这个武器,宣布禁止进口青盐,以此削弱党项人的经济实力。
眼看最大的财收被禁,李继迁精得很,疲敝之下宣布依附宋朝,宋朝便停止了贸易战,但是等到实力恢复后,李继迁又再次背叛北宋,这下可彻底惹恼了宋太宗。993年,宋太宗赵光义接受转运副使郑文宝的建议,严厉禁止进口和销售青盐,以图彻底困死李继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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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盐这个东西,你政府能禁,老百姓可不能不吃。
当时,北宋自产的盐价格死贵,所以西北地区的老百姓都很喜欢购买西夏产的青盐,但是宋太宗下令,对西夏“绝其青盐不入汉界”,凡是胆敢私自贩卖西夏青盐的,“皆坐死”。
然而宋太宗的这次贸易战,完全起到了反作用。由于青盐被禁止,关陇地区的民众“无盐以食”,而本来已经内附北宋的1万多户吐蕃民众,也反叛归依了李继迁,其他羌族部落也因此入寇北宋边境,以致北宋边疆“境上骚扰”,无奈下,993年八月,宋朝不得不宣布停止了这次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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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仰赖着青盐带来的庞大财政收入,国小地窄,只有300万人口的党项部落,屡次跟人口4000多万的大宋单挑,并且不落下风,屡次在战争中获胜,而北宋则在993年的贸易战失败后,又分别在994年、1000年多次发起了针对西夏青盐的贸易战。然而,政府的禁令,根本无法阻挡民间私盐贩子的脚步,西夏的青盐还是得以源源不断地偷偷走私进入北宋境内,并从经济上支撑了党项部落与北宋的对抗,而有盐又有钱的党项人,最终在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时代,正式建立了西夏国,跟北宋正式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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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说过,其实早在包拯建议贸易战之前,北宋已经多次发起了针对西夏的青盐禁运和贸易战,但碍于北宋自身盐价与西夏青盐的巨大差价,加上边境线上庞大的走私队伍,所以北宋以往的贸易战无法产生太大效果。
所以这一次的贸易战,究竟要怎么打?
鉴于以往多次贸易战的失败,在包拯等臣子的经验总结下,北宋政府也开始学精了。对于这次贸易战,北宋政府实行了区别对待,即禁止汉人贩卖西夏青盐,但对羌族和吐蕃部落却不予禁止,以稳住其他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北宋又支持商人自行到边境贩卖食盐,降低北宋自产盐价,在价格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西夏青盐的优势基本被摧毁,以致走私也失去了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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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盐卖不出去,走私又没有利润空间,在军事上频频得胜的李元昊这时突然发觉,西夏的财政收入,开始岌岌可危起来。
话说尽管宋朝打仗稀巴烂,可搞起经济来,手段和方法是一套一套的,经商天赋堪称当时世界之最。经过不断总结经验,在宋仁宗一朝,贸易战终于取得了巨大成果,西夏在经济上逐渐被掐住了喉咙。
由于连年战争,本身只有300多万人口的西夏,最高峰时供养的军队达到了50万人之众,相当于平均每5个平民就要供养一个士兵,西夏民众的经济和徭役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而在禁止青盐贸易,断绝西夏最大财收来源的同时,北宋还停止了向党项部落免费发放银两、布匹绢绸和粮食的“岁赐”(相当于一种收买),并且关闭了边境榷(què)场(交易关口),禁止向西夏出口粮食、布匹、茶叶以及其他各种生活用品。如此一来,本身生产能力就严重不足、国小地窄的西夏,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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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的强势贸易战前,西夏国内财源濒于枯竭,物价飙涨,必须依靠茶叶改善饮食结构的游牧民众“饮无茶,衣昂贵”,民众也开始大量逃亡。而剩余的民众,甚至在西夏国内做了“十不如”的民谣以讽刺李元昊政府。
失去了青盐等重要财源补充,西夏国内的各个部落首领也不干了——当时,西夏兵制是士兵平时从事生产,战时打仗,士兵必须自备马匹和粮食,而与北宋的连年战争,使得本来人口就少的西夏出现大量人员伤亡不说,农业生产也被严重阻碍,牛羊缺人放牧,基础生产濒于停滞。在此情况下,西夏的国力和民力都不堪重负,许多部落首领也纷纷提出反战,这也给了李元昊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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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来说,持久化的战争,首先是国力上的较量,而国小地窄、人口只有300万、财政收入严重倚赖青盐、经济结构单一、严重倚赖北宋的西夏,尽管在军事上频频获胜,然而在旷日持久的战争面前,西夏举国上下,无不感受到国力的限制。
当时,西夏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国家(西夏)自青白盐不通互市,膏腴(yú)诸壤浸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而在被北宋实行贸易战后,只能够与契丹进行杯水车薪的小额贸易,“岂所以裕国计乎”。
北宋的贸易战、已使得“兵行无百日之粮”的西夏无力再行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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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当初嚷嚷着要一直打到长安和开封去的李元昊,不得不开始放低姿态,多次派出使臣,希望北宋能够解除针对西夏青盐的贸易禁售,而前面说过,军事上较弱的宋朝,搞经济还是蛮有一套,对于西夏希望解除贸易战的图谋,北宋名臣欧阳修直接就对宋仁宗说,贸易战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西夏请求解除青盐禁令,“尤不可从。于我虽所损非多,在贼则为利甚博”。
对此,当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司马光(1019—1086)更是直接举例子说,西夏就跟婴儿一样,完全得靠着大宋这个妈妈哺乳喂养,“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巨大的国力支撑和经济优势,最终使得北宋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中,逐新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最终,在取得定川寨大胜后两年,作为胜利方的西夏,却不得不与北宋达成和解,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宋夏双方正式达成协议,作为胜利方的西夏李元昊方,以向北宋称臣的“屈尊”代价,换得了北宋每年给予西夏“岁币绢15万匹、7万两银和3万斤茶叶”的“赠礼”,史称“庆历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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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多认为这种“岁赐”,实质上是北宋对西夏的一种和平“赔款”,但实际上,最会做生意、擅长精打细算的宋人可一点都不吃亏。庆历和议后,北宋通过开放与西夏的榷(què)场交易征收商税,也赚了不少钱,因为在继续禁止青盐贸易的基础上,严重倚赖北宋物产的西夏人,每年都不得不将大把的银子缴税给北宋政府,在宋夏贸易中,北宋几乎是取得了一边倒的贸易顺差。
名义上是赔钱,但实际上通过开放双边贸易,北宋反而还赚了钱、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宋辽关系上:当时,北宋尽管在澶(chán)渊之盟后,每年要向辽国进贡“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但由于北宋自身农业经济对辽国游牧经济的压倒性优势,北宋通过开放与辽国的边境贸易,每年仅仅河北一地,北宋的税收就达“40万贯”,可以说在实际经济收益上,一点也不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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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北宋臣子宋昭就曾经揭露出这个秘密。他说,北宋政府给予西夏、辽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赔款“岁赐”,名义上是赔线,但实际上通过开放双边贸易,北宋反而还赚了钱:“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
虽然军事上经常被打得满地找牙,但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宋人搞经济确实还是蛮有一套的;而打了不少胜仗,却因为贸易战吃了亏,被迫“臣属”北宋的李元昊,则对宋朝派来的使臣一律挡驾。史载,对于北宋派去的使节,李元昊一律将他们安排在宥(yòu)州(今陕西靖边东)接待,从来不让他们到夏国的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去,以免在西夏臣民面前被迫用客礼接待宋朝使节,暴露出西夏的无力和无奈。
尽管通过贸易战手段得了便宜,但军事上较弱的北宋和南宋,最终还是挡不住女真和蒙古人的铁蹄,因为他们不像契丹人和党项人,不仅要钱,还要命,这一下,有钱但拳头却不够硬的宋人,真是没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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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这颗毒瘤,乾隆为何舍不得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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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因为一个洋人进京告御状,乾隆皇帝怒了。
告御状的是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中文名叫“洪仁辉”,在经过天津知府灵毓(yù)转呈的告状信中,詹姆士·弗林特控诉位处广州的粤海关官吏,说他们对外国商人贪污索贿、层层剥削勒索,并且多年来一直粗暴对待洋商。
读到这封“洋状”后,乾隆非常恼火,在他看来,洋人万里迢迢进京告御状,这不仅仅是大清开国未有之事,在历史上更是前所未闻,堂堂天国上朝,如今竟然闹出这种事,实在有损帝国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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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乾隆下令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并嘱附说:“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
詹姆士·弗林特状告大清官吏贪污腐败,是18世纪,在华外商的集体心声。
这位外商告御状这一年,恰好是清廷启动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从1759年到1842年,广州由此开启了长达83年的中国贸易进出口垄断时期,也就是这83年,外商们更体会到了在中国做生意是何等之难。商品想在中国流通,就要靠贿赂,200多年前,外国商人们在粤海关体会很深。
在当时,针对外国商人收取的关税,主要分为船钞或货税两种方式。假如是征收船钞,则按照规定,大船是缴纳银子1200两,中船是960两,小船是大约340两。但实际上,按照这种征税方式,假如不贿赂,外商通常都会很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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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四年(1685),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艘货船来到广州经商,一开始,清朝的官吏们开价是要征税2065两银子,在经过为期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后,这笔“船钞”关税最终是以500两银子成交,当然英国商人的代价就是,私底下要向大清的海关官吏们“赠送”320两银子。
不管怎么说,经过一番贿赂,还是少了1000多两银子的税,英商还是很开心的。但这也正是让外商们感觉害怕的地方,他们很快就发现,在大清朝做生意,关税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可以遵循,一切都是不透明的,具体缴纳多少关税,只能是凭着感觉跟清朝的官员们软磨硬泡、付价还价。
在这个地方,关税和贸易体系,是黑暗且摸不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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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不透明。没有明文规则可以遵循,这是让所有商人都感觉害怕的地方。在当时,大清表面上对外的关税税率是4%,但在实际征收中,远远不止于此。
除了“船钞”,大清对外征收的关税,还有一种叫作“货税”的方式,这种方式一是包含大概固定的商品价值4%的关税;另外则是一个难以衡量的黑暗收入“陋规”(也称“规礼”)。所谓“陋规”,说白了就是一种上不了台面,需要缴纳的约定俗成“贿赂”。
我们再回到大清的粤海关,在当时针对外商,除了正规4%的关税,针对每艘商船还要另外征收1950两银子的“陋规”,说穿了,这笔钱就是用来在关税之外,打点粤海关“各路神仙”的“买路钱”,为了进入中国做买卖,这钱你不交也得交。
当时的外商回忆说,尽管名义上当时大清的关税仅为商品价值的4%左右,但实际上加上各种贿赂的“陋规”在内,一艘外国商船在粤海关,需要缴纳的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关税和贿赂,需要达到商品价值的20%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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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道光十年(1830),当时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就统计说,当时一艘一等“夷船”进入广州粤海关,需要缴纳的各种关税和贿赂,大约需要3350两白银;一艘二等“夷船”,则大概需要缴纳2260两白银的关税和贿赂——这些钱,只有极少部分进了大清的国库,绝大部分,都流入帝国各路大小官吏和中间商们的腰包。
其实,乾隆皇帝对于海关官员们大举索贿这件事,心里明白得很。因为乾降知道,大清自开国以来,公务员们实行的都是低薪制,收入都很低,假如不给他们“放水”给点“甜头”,这些官员是活不下去的。
以乾隆时期的粤海关监督(相当于关长)为例,这个官职在当时是二品大员,但这个官职当时一年的工资,仅仅是155两银子(乾隆时期一两白银,折合2019年人民币约为300元,155两白银年薪,相当于人民币4万多元),所以清朝历代的皇帝们都很“贴心”,对于大清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很多时候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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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大员年薪才155两银千,中下级官吏的工资就更低了。
当时,粤海关的大关清书。也就是普通文案工作人员,月薪是3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900元左右;粤海关当时的巡役,也就是海关稽查人员,当时月薪是3.09两银子,每月工资折合2019年物价也是900多元人民币;而粤海关当时的后勤人员例如“堂役”,月薪更是低至仅有0.58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170元左右。工资低到这个份儿上,让他们不贪污,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
如果仅仅靠工资,大清的官员们是无法养家糊口的,但如果提高工资,大清的财政又将不堪重负,所以清朝历代皇帝,对于海关工作人员实际等同于索购的“陋规”,基本都予以了默认和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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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照顾实行低薪制的官员,对于广州粤海关的这种集体性索贿和腐败,乾隆皇帝心里,还有一个不好意思说出来的“秘密”。清朝皇帝的私人开销不是来自户部,主要是来自内务府,而清朝海关的收入,一部分是上交给户部,一部分则是作为清朝皇帝的私房钱,直接上交给内务府。
乾隆时期,广州粤海关每年会给乾隆皇帝的内务府进贡大约85.5万两白银的私房钱,不仅如此,皇帝如果结婚或是过生日,粤海关的公务员和属下的十三行行商们,还要给万岁爷“捐钱”。
仅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道光十二年(1832)这59年间,粤海关组织“捐”给清朝皇帝们的白银就多达400万两。此外,粤海关的官员们,每年还会给皇帝私下进贡各种舶来的珍奇“异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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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清朝,广州粤海关也被称作清朝皇帝们的“天子南库”(另外还有一个“天子北库”,指的是北京崇文门税关),而作为“天子南库”的粤海关监督(关长),自然也就担负着替皇帝“搞私房钱”的重大政治任务。
但粤海关监督(关长)工资这么低(年薪155两银子),政治任务又这么重(一年要为皇帝搞80多万两私房钱),所以清朝皇帝们对于粤海关监督(关长)的任命,大多是安排心腹亲信,并且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由于位置显赫,所以粤海关监督(关长)们往往在三年任期中,除了上交皇帝的私房钱,个人也经常赚得盆满钵满,三年的私人工资外“收入”,至少都是在几十万两银子以上。
由于这是个超级肥缺,所以清朝皇帝们都喜欢任用亲信来担任粤海关监督(关长),道光年间,苏州浒墅关监督(关长)延隆桶了篓子,亏空白银20.9万两,道光皇帝特地“照顾”改授延隆为粤海关监督(关长),以方便他翻本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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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乾隆在内的各任清朝皇帝以及实行低薪制的大清朝官员们来说,广州粤海关是个很特珠的存在,所以从乾隆中期开始,广州粤海关作为大清朝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就成了一个超级捞钱机器,洋商们到此地经商,不给清朝的官员们剥一层皮,怎能轻易通过,进入内地做生意?
乾隆二十四年(1759),一位法国商人就在给两广总督的禀文中写道:“如英吉利(指英国商人)必欲往宁波开港贸易者,诚恐因粤海关种种苛政,欺勒难堪。”就在这位法国商人向两广总督告状的时候,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则选择了坐船北上向乾隆皇帝告御状。
但话说起来,詹姆士·弗林特能成功告上“御状”,也是因为花了银子打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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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这一年,詹姆士·弗林特到达天津大沽口后,天津知府灵毓答应替他上呈“御状”,但条件是要索贿5000两银子作为“辛苦费”,最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詹姆士·弗林特给了天津知府灵毓2500块西班牙银元作为“酬劳”,于是“御状”通过灵毓得以层层上递,呈递到了乾隆皇帝面前。
洋人“告御状”,对于这一千古未有的奇闻,乾隆自然是怒了,他下令时任两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
李侍尧随后快刀新乱麻,以“失察”为名,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查办,一些参与对洋商敲诈勒索的粤海关官员,有的被杖责,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处以刑罚。对于洋商们反应激烈的“陋规”,深知此中“利害”的李侍尧则不敢取缔,只是规定,最多只能收1950两,不能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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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侍尧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如果取缔这个作为皇帝私房钱来源的“天子南库”,是个什么下场,况且他也明白,在大清实行低薪制这种扭曲的制度下,粤海关已经成了一个水深不见底的利益场,是不能过分深究的是非之地。
随后,李侍尧又将替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写“御状”的四人刘亚匾处以斩首极刑,给詹姆士·弗林特出“告御状”主意的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则被处以重杖六十、徒刑一年的刑罚,以杀鸡儆猴,警告那些敢于“勾结外商”的华人。
而作为这场“告御状”事件的主人公,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也被李侍尧下令抓了起来,并以“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判令“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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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这场以英国商人个人之力,希望对抗整个大清朝系统性腐败的“告御状”事件,以当事人被“驱逐出境”告终。
在乾隆皇帝和两广总督李侍尧等人看来,洋商们想在大清朝内部做生意,却不想付出一些“额外”的代价,这本身就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清朝的主政者们,也无意建立一种规范化的财税制度,他们更乐意以一种暗箱操作的方式,去抚平内部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对此,洋商们则对大清进行了不懈的抨击,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即1839年提交给英国外交部的《论中国商业》的长篇论文中指出,在中国做生意“实际上的勒索如此名目繁多,其方式如此曲折隐晦,以致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可能性,足以穿过这种迷宫”。
所以这个世界,往往比生意场上呈现出来的更复杂,很多商人幻想中的商品以市场规则自由流通,结局往往证明,这只是人们心中一种美好的想象。因为国家的惯性,比市场的力量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