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世风
明代移民的生活
1.
明代移民有两大类型。一是明初政府组织的人口迁徙；二是人民自发流移，而政府加以限制和打击。这两种迁民在移徙过程中到达新居地后的生活及遭遇很不相同。
明初政府组织下的移民，被迁徙的原因，所去的地方，到新地区的职业，均有所不同。一种情形是为开发朱元璋故乡凤阳地方，几十万人迁到那里。二是为解决地少人多区域的失业问题，将狭乡之民迁往宽乡，如移徙山西泽、潞等州无产业的人民到河北、河南，给钱钞备农具，三年内不征赋税（《明史·太祖纪》）。明初晋东南人口不止一次大迁移，散布河南、河北以至安徽，二百多年后顾炎武到河北大名府，了解到当地居民来源于泽、潞的情况，他听魏县长老讲，该县非土著居民占人口的8/10，浚、滑、内黄等地迁居者也占3/10（《天下郡国利病书·北直·大名府田赋志》），以此想见明初晋东南移民之多。后世河南、河北人说起祖籍，往往提山西，并形成俗谚“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2.
三是把丁多田少和无田之家迁到耕地多的地方，如山东济南、青、兖、登、莱五府的民人，凡家有五丁而不到一顷耕地的，十丁不足二顷的，十五丁不足三顷的，或全无土地的，迁往东昌府，于是去了1000多户，4600多口人，编入当地户籍，从事耕作（《洪武实录》）。四是移民充实京师，朱元璋把浙江和应天府属州县的富民1400多户迁到南京，称为“富户”，迁徙南直隶、浙江民20000户到南京，充当仓脚夫的差役。明成祖都燕京，又把南直隶、浙江富民3000户迁移到宛平、大兴二县充当厢长（《明史·食货志》）。五是将塞外民人内迁到河北，有的被点为军卒，吃军粮，有的为民，被组织起来搞屯田。
3.
在明初移民中，到凤阳及其周围地区人数最多，政府又最为重视。朱元璋正式建立明朝以前，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回乡扫祭祖坟，所过州县，见百姓稀少，田野荒芜，建国后的第三年（1370）决定往这里移民垦荒。他对左丞相李善长说：“天下无田耕种村民尽多，于富庶处起取数十万于濠州乡村居住，给以耕牛谷种，使之开辟荒田，永为己业。”（刘辰《国初事迹》）他的方针包含三项内容，一是大量迁移；二是解决耕地问题，并给予迁民以土地所有权；三是在迁徙过程中及到目的地后给予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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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针当年开始实行，将苏、松、嘉、湖、杭五府的无业民人4000余户迁到临濠，给资粮牛种，并宣布三年免征赋税。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把犯有笞刑以上罪的官吏发配到凤阳屯种，以此赎罪，一时间，这里人数多达万人（《明史·韩宜可传》）。次年（1377），把山西、河北真定无产业的人民迁到凤阳屯种。二十二年（1389）迁徙浙江、江南民人于凤阳等地，人数达14万（《明会要·民政·移徙》）。按照朱元璋所下的诏书，江浙迁往凤阳地区的人民，路途由官员护送，供给舟船交通工具，发给口粮，到地方后发给土地、耕牛和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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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状况如何呢？浙江温州府平阳县有100多个成年男子，离别父母妻子，只身前往凤阳，政府派粮长王子寿带队。他负责准备行粮，又请了一位医生随行，到了目的地又帮助安置，然后返回原籍，他离别时移民由于失去保护者，更感到悲哀，比离开家乡时的情形还要凄惨（苏衡《苏平仲集·西山处士王君墓志铭》）。这是离乡时还没有体验到离家之苦，等到了新居地进一步感到回乡之无望，于是更苦恼了。平阳迁民遇到好心人王子寿还是幸运的，而大多数的护送人侵占迁民的口粮，动辄呵责，致使移民死于道路。这些移民到新地方，对自然环境、风俗人情等方面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这期间会有很多苦恼。但对无地的穷人来说，到新处所有了耕田，也即有了安身立命之地，总比在家乡好一些。他们付出了代价，也有所取得。
6.
人民因为天灾人祸被迫无奈地自行流徙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旱涝天灾，没有收成，在本地无法生活，就到外乡逃荒，渡过青黄不接之时，回到本土，继续生产和生活，这种流动是暂时的，本文就不再提及了。这里要说的是另一种情形，即在家乡没有耕地，或只有少量的土地，但很贫穷，官税私租，以及高利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于是为了获得自己的耕地，为了逃避繁重的赋役，寻找一片乐土，背井离乡，进入移民的行列。明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和赋役苛重，迫使相当数量的人民离开故土，出现严重的流民问题。
7.
流民移动，有的离原籍较近，有的很远，形成分散各地的移民区。但就全国范围讲，流民多向中国腹部山区移动，就是河北、河南北部、山东、陕西北部、四川及长江中下游湖北南部、湖南、江西、南直隶的民人，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朝着以郧阳为中心的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及西北部、陕西南部三省交界处集中。这个山区，尚未开垦的地方很多，而郧阳地区在元代是被封禁的，不许人民迁入，整个地区人烟稀少，容易获得垦田。同时这里的气候介于南北方之间，比较温和，雨量不少，可以种水田，也可以种旱地。这样的自然环境，南北各方面的人都可以来生活，发挥自己的特长，基本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因此移民以这里为理想的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