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史寻迹

 

传播文明的影戏(1905—1931) 寻梦《定军山》

1.1896年8月2日，电影这个“新奇玩意”出现还不到8个月，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大张旗鼓地放映了最初的影像。虽然这次放映未必是中国电影放映的第一次，但至少在迄今为止发现的史料中，这是最早的记录。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一天随着放映机的转动，投射在银幕上的影像都是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2.但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报章所登载的影戏广告，却告诉我们一百年前的中国人看到的是怎样的影像：1902年，上海著名的娱乐场所张园上映新片的广告，开列的影片目录中有：“花旗、法国大赛珍会”(即英法世界博览会)，“美国大战哑非利加”(即美西战争)，“中国拳匪大战大沽口”(即中国的义和团事件)。

3.这些刚刚发生不久的世界大事，已经进入中国人的视线。当时的人们就“赞叹那做电影的人，搜索枯肠，想入非非，真是世界上无声的大教育家”。然而，这“无声的大教育家”在很多年里，始终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中国人所能看到的只是外国人摄影机里的中国。正如洋火、洋油等许多舶来品一样，中国人最初把电影这一舶来品称作“西洋影戏”。

4.就像许多西方文明总是首先在上海登陆，但真正拿起电影摄影机的中国人却是守着皇城根的北京人。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购买了一套法国制木壳手摇摄影机，并说服适逢60大寿的菊坛泰斗谭鑫培站在摄影机前，开演了京剧《定军山》“请缨”、“舞刀”和“交锋”等三个片段。开拍前，任庆泰对刘仲伦等年青技师说，“别让洋东西唬住，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活动照相吗?”

5.当《定军山》在任庆泰自己的产业——大观楼影戏院放映时，京城的戏迷奔走相告，京城的第一批专业影迷就此产生。“西洋影戏”与国人最主要的娱乐项目——听戏，恰到好处地融合了。中国人的夜生活由此悄然转变，电影院每天早晚各放一场，每张票一至二角，男女分座几乎是所有电影院的规矩。在天津，权仙影戏院为便于晚场的观众回家，还“特向电车公司定下电车数辆，每夜散戏，候于园左，以送抵城之客”，看电影已成为生活的时尚。

6.遗憾的是，关于《定军山》的记录，我们只见于文字。中国电影资料馆现存中外影片27200多部，1922年上海明星公司出品的三本短片《劳工之爱情》，是馆藏影片中年份最久的故事片。就是在这一年，郑正秋、周剑云、张石川等同道中人组成明星影片公司，同时，在拍摄现场开始使用由陆洁翻译的一个名词“导演”。

传播文明的影戏(1905—1931) 第一个繁盛时期

7.1913年元旦，临近外滩的香港路一方空地上，一群文明戏演员出演了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影片。这是郑正秋根据家乡广东潮州婚姻旧俗而构思的故事短片，批判了在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虽然政府已明令小学男女同校，但在摄影机前表演的演员还是清一色的男性，片中的女角也由男性演员担任，同年，香港华美影片公司拍摄了《庄子试妻》，严珊珊扮演丫环，成为中国第一个女演员。

8.简陋的布景借用于文明戏班，挂衣钩、自鸣钟和新式桌椅等各式道具甚至是用笔画或用竹纸扎出来的。而摄影机后的“主创人员”——25岁的郑正秋和24岁的张石川，此时并不知道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影片的编剧和导演，甚至对摄影机机位的变换也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却明确地知道“创造生气勃勃的空气，来改造中国死气沉沉的现象……是文学家艺术家的责任。

9.”因为外国人用影戏表现的中国人，“。不是污蔑的，就是隔膜的”。从美国学习戏剧归来的洪深教授，在为中国影片制造有限公司起草的《征求剧本启示》中称“影戏为传播文明之利器”，“能使教育普及，提高国民程度”。这一切都说明，这时的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教化作用已经有着十分明确的认知。

10.1923年，一辆客车在京汉铁路上缓慢前行，车厢内，张石川独自陷入电影梦的冥想。他此次汉口之行是为了《难夫难妻》的发行，却在旅途的寂寞中构想出一部对中国电影影响极大的影片——《孤儿救祖记》。在这部默片里，导演郑正秋“教化社会”的宗旨以及电影与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艺术主张得到很好的伸张，影片在各地公映时获得了超越好莱坞影片的票房业绩，上海影院首轮放映时票价高达一元，而当时的京剧名角梅兰芳的演出也不过如此。

11.《孤儿救祖记》票房的成功，吸引了民族企业家，他们纷纷投资开办电影公司。1922—1926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开办的电影公司有175家，仅上海一地就有140家。众多电影公司的出现，造就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繁盛时期”，从此扭转了以往将电影视为游戏业的观念，电影人普遍认为电影“将要成为一股普及全世界的”文化企业。

12.《孤儿救祖记》的另一项收获，就是影片的主演王汉伦，她扮演的沉默寡言、身世凄苦的年轻寡妇形象，在感动观众之余深深地印在观众的脑海。她成为女性职业电影演员第一人。此后一百年间，电影明星成为一个特殊的名号，引领着社会的审美取向。而与她共同演出的郑小秋(郑正秋之子)，也广泛收纳了观众的怜爱，成为驰骋20、30年代的灿烂童星。

13.1925年3月12日晨，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心脏停止跳动，追随他多年的黎民伟用镜头记录下了伟人逝世的旷世悲痛。此前，曾经在《庄子试妻》中饰演庄子之妻的黎民伟与摄影师罗永祥一起扛着笨重的器材奔赴前线，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并以《孙中山先生北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纪录片昭示民众。孙中山为他题写的“天下为公”，后被镌刻在南京中山陵，成为中国电影人永远的骄傲。

14.1927年，发生了“四·一二政变”。时局骤变，刚刚起步的中国电影业也陷入危机。市面上充斥着西方影片，有些甚至含有侮辱中国人的内容。1930年，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上映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当时在戏剧电影界具有很高威望的洪深教授愤然而起，高声抗议，要求把胶片烧掉，不许再放。巡捕来了，殴打了洪深，硬把他从电影院拉到巡捕房。但观众觉得他讲的对，都跟洪深一起到巡捕房表示抗议。洪深教授的壮举，震惊了上海滩乃至全中国。

15.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洪深被释放了，主演此片的美国明星罗克公开道歉，大光明电影院也被罚款四千元。但是，中国的电影市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依然由英美电影主宰。为了打破西片的垄断局面，20年代末的中国电影人在寻找着突围的方向。1928年5月，明星公司摄制的《火烧红莲寺》公映，光怪陆离的电影特技、离奇荒诞的故事情节，迎合了小市民的审美情趣，一时间，观众趋之若鹜，轰动远近。实力雄厚的明星公司一连拍了18集，“一把火”烧透了中国影坛，带动了大小电影公司蜂拥而上，形成追拍“火烧片”、“武侠片”、“封建伦理道德片”和“色情片”的狂潮。

16.据统计：1928—1931年间，上海约50家电影公司共拍摄了近400部影片，其中武侠神怪片就占了250部。武侠神怪片的泛滥，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生活在苦闷和彷徨中的小市民阶层的心理状态，他们借身怀绝技锄暴安良的“侠客”，来排遣心中的苦闷和不满。1931年，明星公司拍摄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公映，中国电影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然而脚下的路却十分迷茫。何去何从?中国电影正处在十字路口上……

民主意识与民族电影(1932—1949)新兴电影运动

17.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爆发了淞沪战争。炮火直接摧毁了设在上海虹口、闸北、江湾地区的各影片公司和摄影场。而电影观众对于依然沉醉于“鸳鸯蝴蝶”中的电影人也发出了“猛醒救国”的劝告。当时的《影戏生活》杂志收到600多封读者来信，要求电影公司摄制抗日影片。大敌当前，反映战事唤醒民众，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人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

18.大敌当前，电影人纷纷开动手中的摄影机，反映战事，激励民众。一些电影公司的经营者也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深受欢迎的左翼作家，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之一周剑云通过安徽同乡阿英，约见了夏衍、郑伯奇，邀请他们加入明星公司。自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进入电影公司，或顾问，或策划，或编剧，或批评，卓有成效地将阶级对立与民族意识以及启蒙与救亡的时代命题带上银幕，影坛风气为之一变!

19.1933年，洪深对电影界的业绩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们知道在这中国电影年的11个月之内，在数量上只生产了66部影片”，“但是在素质上，中国电影已经很明显地从颓废的、色情的、浪漫的，乃至一切反进化的羁绊中挣脱出来，而勇敢地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洪深所说的这条道路，正是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同步的全新道路。

20.在这一年里，明星、联华、天一及各家电影公司先后开映了《三个摩登女性》、《狂流》、《天明》、《城市之夜》、《都会的早晨》、《母性之光》、《飞絮》、《春蚕》、《铁板红泪录》等多部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影片，给电影观众带来新的生活体验和情感冲击力。1934年上海的夏天，郑正秋导演的影片《姊妹花》在大光明影院首映后，创下了连演63天的记录。

21.主演胡蝶风头出尽，一时间“胡蝶霜”、“蝶来饭店”等以胡蝶为名号的商品行销于市，引领着社会衣食住行的风尚。而拍摄了大量新兴电影的联华影业公司更是蒸蒸日上，许多影迷不仅是联华影片的忠实观众，更是联华股票的持有者。联华“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理念深入人心。

22.但是，另一种声音也甚嚣尘上。1933年11月12日上午，一群身着蓝衣的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艺华公司摄影场，砸毁电影器材，并以“铲共同志会”的名义发出警告，不准放映田汉、夏衍、金焰等人的影片，也不许刊行鲁迅、茅盾、阿英等人的作品，制造了震惊上海的“捣毁艺华事件”。恐吓、谩骂和法西斯暴力，并不能阻挡新兴电影运动的脚步，左翼电影人继续“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里潜行”，一部部批判现实主义影片《渔光曲》、《大路》、《新女性》、《神女》、《桃李劫》、《十字街头》顽强地诞生了。

23.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清晨，年仅25岁的阮玲玉服毒自杀。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万人空巷的送葬场面，使阮玲玉之死久久留存在中国影迷的心中。历史似乎在有意无意间选择了1935这个特殊的年份，在赋予中国电影傲人荣誉的同时，也让它承载着巨大的失落。这一年，郑正秋走了，年轻的天才作曲家聂耳也走了……随着一曲曲挽歌终了，默片的光辉逐渐淡出，有声电影成为中国银幕的主流。

24.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影片《狼山喋血记》属于查禁之列，中国人对之讳莫如深，因为它的主演之一是中国政坛红极一时的人物江青。但是，这并不能动摇这部国防电影在历史上的地位。一部《狼山喋血记》，饱含着抗日激情，虽然从头至尾没有一处提到抗日，但以黄狼隐喻日本侵略者，以白狼隐喻西方列强，在抗日字样不能公开的时局之下，电影人巧妙地借寓言论时世，在银幕上宣扬抗日主张。

25.而在另一部由袁牧之编导的影片《马路天使》里，由“金嗓子”周璇演唱的《四季歌》，唱出了东北人民家乡沦陷流落他乡的痛苦和哀思，表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愿望，震撼着几代中国人的心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响的时候，中国电影人心中升腾起一份特别的骄傲。因为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正是电通影片公司1935年拍摄的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

民主意识与民族电影(1932—1949)在抗日的烽火中

26.“七七事变”，宣告了抗战的全面爆发。日寇将战火再次烧到了上海，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亲自部署，上海戏剧界、电影界组成了十多个救亡演剧队撤离上海，分散到内地继续抗日的宣传。1937年底，南京失守，国民政府向西南内地迁移，武汉成为战时的临时中心。在这里，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阳翰笙任主任秘书，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

27.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抗战特辑》等一批抗战纪录片和卡通宣传片迅速完成，成为文化抗战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阳翰笙根据上海沦陷后，中国军队八百士兵坚守四行仓库的真实事件，写成了反映全民抗战的电影《八百壮士》。影片在法国和瑞士举行的反侵略大会上放映，赢得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28.中国的抗战引起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关注，1938年1月，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同两位助手，带着一架特勃里大摄影机、两架手提埃姆摄影机和两万米胶片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名为《四万万人民》纪录片。193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摄影师吴印咸乘坐周恩来的轿车，来到汉口中山公园大门西侧的僻静处。他此行的目的是前来接受伊文思赠送的一台埃姆手提摄影机和两千尺胶片。凭着这台摄影机和为数不多的胶片，延安电影团的袁牧之和吴印咸等人在延安拍摄了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最初的片段，适时地把一个真实的延安、真实的八路军介绍给了中国和世界。

29.与此同时，在大后方的进步电影人，在香港的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以及在上海“孤岛”的阿英、于伶等人，相继拍摄了《中华儿女》、《长空万里》、《好丈夫》、《塞上风云》、《白云故乡》、《孤岛天堂》、《前程万里》、《木兰从军》、《葛嫩娘》等电影，坚持着电影的抗战。

民主意识与民族电影(1932—1949)迎接解放

30.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可是，中国人民盼望的“和平、民主”的社会并没有出现。物资短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朝不保夕。在电影界，国民党接收了上海、南京、北平、广州的所有电影机构和产业，垄断电影发行、放映和胶片器材。同时，根据《中美商约》，美国影片重新占领中国市场。从日本投降到上海解放的四年里，放映美国长短片1896部之多。1946年，在首轮上映的383部影片中，国产影片只有13部。

31.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电影人用摄影机书写着自己的答案。战后复原返乡的人潮还未平息，一部部反映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的鸿篇巨制就开拍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等影片，将民族解放的历史洪流与中国大众的道德图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观众的心灵慰藉和民族的影像史诗。

32.解放战争的号角，让上海的电影人在白色恐怖中看到曙光，他们用电影表达着百姓的心声，影片常借人物之口说出类似“黑暗就要过去了，天就要亮了”这样的双关语，观众对此心领神会。昆仑影业公司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陆续推出了《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进步电影。同时，为了占住拍摄经费和摄影设备，阻止国民党政府戡乱电影的制作，孙瑜开始了影片《武训传》的拍摄工作。在香港，进步电影人也拍摄了《珠江泪》、《鸡鸣早看天》等影片。

33.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中国电影人在唤醒大众的同时，还创造了无愧于世界影坛的电影经典。文华影片公司的导演费穆，制作了一部为后人所称道的影片《小城之春》。这位学贯中西、才华卓著的学者型导演，在他的影片中始终浸润着传统文化意境与古典美学精神，追求着独具意趣的中国民族电影风范。

34.正当国统区电影人为迎接曙光奋力拍片的时候，从苏联归国的袁牧之和从延安来的吴印咸、田方、陈波儿、钱筱章等人来到长春，与当地地下党一起领导了第一批人民电影的生产。满映，曾经是日寇在东北建立的亚洲最大的电影制作基地，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后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

35.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短故事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译制片和第一部故事片纷纷告捷，东影成为新中国人民电影的摇篮。与此同时，东影派遣了新闻摄影队跟随解放大军浴血奋战，记录下一幕幕胜利的凯歌。苏联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也派遣摄影队跟随解放的脚步，记录下可歌可泣的解放战争。

36.新中国成立后，五彩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在中国城乡受到广泛的欢迎。上海解放了，在最短的时间里，国民党在上海的电影机构被接管，成立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并且联合长江、昆仑、文华、国泰等十多家民营电影公司，在新的天地里迈开新的脚步。1949年7月2日，一个个衣着朴素的身影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中华全国文艺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大军终于会师了!

中国电影曲折执著的前行(1949—1978)

37.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要求电影工作者努力创作“工农兵电影”，决定通过电影这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艺术，为创立崭新的国家形象服务。就这样，“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一直喊了20多年，也真切地实行20多年。1949年4月，国家电影局在北平宣告成立，任命袁牧之为首任局长。同月，东影拍摄的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亦告摄竣。这两件大事共同构筑起了一块时代电影和电影时代的醒目标志。

38.一部创作于延安时期的歌剧《白毛女》，迅速被提上了拍摄日程。新中国刚刚建立，更加广泛的土地改革运动要在全国范围展开，而这个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为思想主题的戏剧，为土地改革起到了激励民心的作用。当喜儿的扮演者田华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时，这里已经聚集了615名由东影厂、华北电影队和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厂等三方面人员组成的电影专业人员。人力、物力的汇集，使这里成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

39.1951年3月，在全国20个城市举办了国产新片展览月，放映了《桥》、《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等26部新片，观映踊跃，盛况空前。周恩来总理题词：“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而《中华女儿》、《赵一曼》更是走出国门，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得奖。与此同时，民营电影公司也创作了《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武训传》、《我这一辈子》等一批优秀的电影作品。

40.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脱下军装不久的新闻电影摄影师们，再次换上了军服。他们既是宣传员，又是战斗员。电影工作者多次赴朝慰问子弟兵，并以最大的激情在以后几年间，创作出《上甘岭》、《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等等银幕经典。

41.当新闻电影摄影师们还在朝鲜战场拍摄的时候，一批反映民族解放的影片开始出现在银幕上。《南征北战》以史诗性的画面语言，表现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成为后来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楷模。此后，《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铁道游击队》等一部又一部革命战争影片的出现，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对革命英雄的崇敬。

42.新社会的新生活，带给电影人新的创作激情。每一个从旧社会走出来的电影人在感受新生活气息的同时，都在寻求着投身革命和建设的创作表现。1954年，影片《南岛风云》在海南岛开拍。在旧社会擅长扮演“交际花”、“阔太太”的上官云珠，实现了凤凰涅槃式的演变，终于找到了扮演“工农兵”人物形象的感觉。在她的前后，张瑞芳、孙道临、冯喆、蓝马、刘琼、赵丹、白杨等诸多明星，也在经历着转型中的艰难和体会着“新生”后的欣喜。

43.1956年，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由桑弧导演的故事片《祝福》公映了。《祝福》不仅开创了新中国电影改编名著之风，引发了《家》、《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许多优秀电影的拍摄，同时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此前，桑弧完成了一部在中国外交史上常被提及的著名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1954年4月的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在招待电影大师卓别林时，用西方人能明白的比喻告诉他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44.新中国刚刚成立，东影就在简陋的录音棚里开始了对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电影的译制。1954年下半年，中国公开放映了一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1956年，又先后举办了“日本电影周”、“法国电影周”、“苏联电影周”、“埃及电影周”及“南斯拉夫电影周”。文化的交流增进了各国人们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为中国电影增加了一个特殊的片种——译制片，一批以声音塑造人物形象的电影人受到了观众的追捧。

45.1957年4月11日，文化部在北京工人俱乐部隆重举办了一次颁奖大会，奖励1949—1955年摄制的包括香港电影在内的69部优秀影片和481位电影工作者，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对电影的评奖。沸腾的时代，迎来了1959年，全国上下都在以各种方式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电影工作者的创作激情再次被激发。

46.1959年9月，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直接参与下，文化部从当年完成的82部故事片中选出35部参加国庆十周年的新片展览月，继而最终确定了国庆十周年18部献礼片，其中《林家铺子》、《青春之歌》、《五朵金花》、《万水千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林则徐》等影片，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时代精神与民族风采、现实内涵与艺术审美的结合，从而标志着新中国电影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中国电影风雨中的收获

47.1960年秋，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摄制组来到东北山沟元茂屯，拍摄影片《暴风骤雨》。正值困难时期，缺少足够的粮食，但拍摄工作在忍饥挨饿中进行着。时隔四十多年，导演谢铁骊依然记得当年小酒馆里唯一的下酒菜“伊拉克蜜枣”，还有每天一成不变的副食“黄豆炒咸菜”。这时的中国电影人不仅要承受粮食短缺造成的饥荒，还遭受着胶片进口急剧减少、电影生产物资匮乏的困难处境。

48.然而，物质的匮乏并不能阻止精神的彰显，“一寸胶片一斤粮”成为电影人的口号，大家自觉地节约胶片和相关生产资料。随着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施行，电影界也开始全面的调整。1961年6、7月间，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强调尊重艺术规律，坚持“双百”方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1962年初，“22大”电影明星的评选和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群众性评奖，使电影与观众更加贴近了。

49.人民需要艺术，农村需要电影。在一切为人民的思想指导下，电影发行放映网络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放映单位从1949年的400多个发展到1965年的20363个，其中农村放映队9835个，电影观众人次从1949年的4700万发展到1965年的46亿3千万。尤其是轻便的16毫米放映机，让偏远乡村的农民得以足不出户就看到电影，成为中国电影业的传奇。

50.与此同时，还建立起了规模较大、设备先进的洗印厂、胶片厂。电影工业也具备相当规模，可以生产洗印、录音、摄影、放映等设备。在电影创作、理论研究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方面，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1962年6月，艺术之都巴黎掀起了中国热，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在第4届法国安纳西国际美术电影节获得大奖。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色逐渐显露，富有民族特色的美术片在国际影坛一展风采，更增添了中国电影人的信心。

51.1963年前后，《甲午风云》、《李双双》、《农奴》、《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独立大队》、《舞台姐妹》等一大批优秀影片的出现，形成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二个创作高潮。但是，不久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大批优秀影片被迫停止上映。一时间，中国电影界万马齐喑，新片的摄制也被迫停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观众只能看到《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三部影片，出现了“八亿人民八个戏”的畸形的文化现象。

52.经历“文革”的人应该对这段话并不陌生：“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中国人的电影享受仅此而已。“文革”的混乱，也不可避免地波及香港，曾经拍摄出众多优秀影片，为华人电影在东南亚和世界影坛争得一席之位的“长、凤、新”电影公司，也少有佳作问世。

53.严格地说，十年“文革”也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空镜头”，《创业》和《海霞》“事件”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所体现的是广大电影工作者对“四人帮”文化专制的奋力抗争。当这两部影片的主创人员为影片向国家最高领导人申述的时候，艺术与政治之间的界线已经彻底消逝。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人们为敬爱的周总理送行的悲壮场面。但是，在“四人帮”的强压之下，影片不能公开放映。

54.“四人帮”倒台之后，这部名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的纪录片在全国放映时，中华大地一片哀恸。1977年新春的第1天，文化部电影局批准重新放映过去拍摄的国产故事片，解放前后“两个十七年”间拍摄的经典之作，逐渐从禁锢了十余年的牢笼里挣脱出来，重见天日。“复映片”的诞生和出台，让中国观众重新回归了对中国电影的认知和热爱。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即将来临。

新时期新电影新产业(1979—2005)的反思与突破

55.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拨乱反正的旗帜在中国社会张扬，电影事业也获得二次解放。20多年来，中国电影人努力奋斗，创作出一部部艺术精品，震动了中国，震撼了世界!改革开放，解放思想，1979年春天的风，吹拂着艺术家们的脸，大家为走过了严冬而庆幸，也为新春的来临而歌唱。开放带来多元的认知，观众不再满足于电影里的假、大、空，电影创作者也在寻求突破之路。同样是革命战争题材，影片《小花》和《归心似箭》已摒弃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对人性的关照和情感的诉求。

56.《婚礼》、《瞧这一家子》、《甜蜜的事业》、《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等电影，使中国观众从银幕上体验到久违了的亲情和爱情。这一年，全国电影观众达到293亿人次，成为后来难以逾越的高峰电影界喜称为“中国电影复兴之年!”然而，十年的创伤岂可一日抚平，人们开始对历史进行着全面的反思。

57.这时，一部名为《天云山传奇》的影片在浙江西部山区开拍了，曾经拍摄出《红色娘子军》的谢晋，在影片中将以往凸显的政治冲突，演变成在政治大背景下的个人命运和情感历程。与此同时，另一部相同主题的影片《巴山夜雨》也在三峡的客轮上演绎着。中国电影人在拨乱反正的旗帜下，用电影进行着可贵的思考。在1981年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奖中，这两部作品让评委们难以取舍，最终以并列的形式获得最佳故事片奖。

58.当广州青年摆起“雅马哈鱼档”的同时，伴随着游走街头的四喇叭收录机，飘来了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声。大多数中国内地观众被这歌声深情陶醉，但并不知道它是台湾影片《小城故事》的主题歌。海峡两岸多年的阻隔，使双方的了解严重不足。当台湾大导演李行的影片《汪洋中的一条船》在祖国大陆公开放映时，观众对台湾百姓的生活，有了具体的认知和真切的认同。

59.长期的禁锢造成了内心的郁结和创新的冲动，呼唤着电影观念的变革，一个多彩的电影表现时代即将来临。1980年4月5日，20多位中青年导演在北京的北海集结，他们立下誓言：“发扬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为我们的民族电影事业做出贡献，志在攀登世界电影高峰。”于是，这个后来被约定俗成地称作“第四代导演”的群体，开始了银幕上一系列的电影语言革新。《沙鸥》、《邻居》、《城南旧事》、《人到中年》、《小街》、《我们的田野》、《人生》、《老井》等影片，很快对第四代导演的承前启后做出了很好的诠释。

新时期新电影新产业(1979—2005)“第五代”力量

60.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四个毕业生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他们是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一年后，他们与同班同学陈凯歌一起，先后拍摄了“第五代”的宣言之作《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这两部在电影语言上与以往中国电影有着“断代”般的巨大差异的影片，震撼了中外影坛。

61.1984年，建国35周年，共和国中止多年的国庆大阅兵再度举行。在这重大历史时刻，一群“第五代”电影人，把他们的摄影机对准了阅兵仪式。一部《大阅兵》，表达了新一代电影人对一个时代的热忱。在山东高密，《黄土地》的摄影师张艺谋种下了300亩红高梁。高梁红了，一部充满生命力量的《红高梁》也收获了“金熊奖”。

62.一时间，“第五代”电影人将中国电影的影响力扩展到西方。尽管在一些影评家和中国观众看来，陈凯歌和张艺谋电影里的中国，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第五代导演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深刻展呈，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另一种现象也在第五代导演身上上演，《孩子王》不仅在戛纳电影节得到一个专门颁发给冗长乏味影片的金闹钟奖，还在国内遭遇了6个拷贝的惨绩。更加悲惨的是《晚钟》，竟然创下了零拷贝的纪录，即便是在获得“银熊奖”后，也只卖出一个拷贝。

63.这一切为中国电影敲响了警钟。怎样才能让影片叫好又叫座呢?中国电影面临市场难题。1982年6月初，一部名为《少林寺》的影片公映。观众争先恐后，全国城乡电影院门庭若市，当代中国电影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商业娱乐片的力量。在市场的浪潮中，商业娱乐片如鱼得水。电影人触摸到中国观众的心理期待，也看到了大众化和市场的潜力。到1989年，娱乐片占国产电影的75%，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的概念开始形成。

新时期新电影新产业介绍 历史事件与个人生活

64.当1978年出品的《大河奔流》把毛泽东的形象搬上银幕时，虽然严重地存在着概念化的问题，但毕竟是领袖人物在银幕上出现的第一次，扮演他的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于是之。此后，北影“四大帅”之一的成荫以恢弘的气势为我们展示了“西安事变”的历史真实。但是，《西安事变》的创作依然无法完全摆脱对领袖人物塑造的概念化，显得十分拘谨。一些台词甚至来源于党史文献。

65.1989年元旦，广电部、财政部联合下文，对每部耗资200万以上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每部耗资150万以上的重大现实题材影片，提供重大故事片资助基金。明确的政策导向和相当的资金支持，使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影片《开国大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优秀作品，这部影片不仅在思想和历史观上颇具深度，在历史人物的描绘上更具突破性尝试。

66.同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投拍了反映解放战争的历史巨片《大决战》。拍摄地点涉及13个省市自治区的50多个市县区，参加拍摄的群众达15万人次。人民解放军的五个军区和海空部队、陆军航空兵的20多个军级单位、30多个独立师团，共13万人参加，累计达330万人次。在《大决战》制作成功的基础上，《大进军》、《大转折》再次展开了解放战争的全景画卷。

67.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电影人并没有忘记曾经对中国民众产生重要影响的英雄们，《焦裕禄》、《蒋筑英》、《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张思德》等影片的拍摄，使英模的事迹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一个主要题材。虽然从新中国电影的草创以来，英雄始终是电影的主题，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时的叙事和表达方式更加人性化，也更加自觉地采用前期策划和市场运作。

68.1992年，张艺谋隐藏起他的摄影机偷拍的方式完成了影片《秋菊打官司》。把乡土社会中的习惯与现代法制社会的冲突，以极端执拗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每天清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时候，电影人也把《香魂女》、《被告山杠爷》、《警察故事》、《阳光灿烂的日子》搬上丁银幕，展现了各类小人物的真实生活。据统计，1992年中国电影产量170部，现实题材的创作达到60%。现实主义题材成为这一时期银幕的主旋律。

新时期新电影新产业介绍 产业化的道路

69.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以VCD为代表的影碟技术普遍流行，由此带来的资讯快速流通和个人化欣赏模式的转变，使得观众的欣赏需求变得难以捉摸。但是，电影放映始终寻求着市场的春天。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各大电影厂在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同时，直面变化万千的电影市场。一个地区只有一家发行公司的垄断形式被打破了，一些个体放映员也把电影放映的市场化理念推广乡间。

70.1994年11月12日，美国影片《亡命天涯》在中国的6大城市率先公映，中国观众与世界同步看到了最新的国外大片。国外片商觊觎已久的中国电影市场，打开了紧闭多年的大门，社会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今，人们从惊呼“狼来了”到“与狼共舞”，从“万人空巷”到“波澜不惊”，进口分账大片的概念已为市场所接受。

71.1999年，当中国第一个专业电影频道以CCTV一6的呼号开播，并为电影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电视电影的同时，紫禁城公司与冯小刚合作，也在内地打出了贺岁片的招牌，《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大腕》在电影市场上连年取得超过进口大片的票房佳绩。一时间，贺岁片为中国观众增加了一项贺岁迎新的新内容，也为吸引观众重返影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72.近年来，在国内电影市场上，国产电影份额不断上升，好莱坞电影的神话不断破灭，国产电影屡屡获得国内市场的单片票房冠军。2002年，《英雄》2亿6千万;2003年，《手机》5600万;2004年，《十面埋伏》1亿5千3百万，《张思德》5000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确立，电影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业属性不断加强。

73.从计划经济下的电影业衍生出了市场经济下的电影产业从封闭的电影系统，衍变为开放的电影行业。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已经在电影影片、电影企业、电影产业链三个层面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和探索，其目的就是要适应中国电影产业生态环境的变化，满足观众的需求，提高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74.产业化改革大潮冲卷着束缚中国电影发展的道道壁垒，2004年，海外资金参与国产影片制作的禁区被打破，一批具有科学的经营理念、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规范的管理措施的现代影城和技术公司脱颖而出。与此同时，在中央政府优惠政策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和电影资金进入内地，创作了《天下无贼》、《功夫》等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初步形成了“两岸三地”共同打造国产影片的新局面。

75.数字技术日趋完善，数字化已经成为引领中国电影产业的火车头。2005-2020年，是中国电影的发展年。在中影集团和上海、长春、西安、潇湘等电影集团全面转制的基础上，新画面、世纪英雄、华谊、保利、横店、万达、博纳等一批新兴企业和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形成了国营、民营和海外资本共同投资国产电影的新格局，彻底改变了国营企业独撑国产电影生产的历史困境。多主体投资带来了国产电影的多品种选择和多样化发展。中国电影呈现出千山林立、百花齐放的崭新局面......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