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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平凡的秋园，不平凡的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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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读书的人总会相遇，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解读品茗，第一品——《秋园》。

这是一本很薄的书，只有手掌大小，装帧设计也极尽朴素，全书不过十万来字，却像一颗催泪弹，感动了无数人。书出版不到一年，就加印了六次，获得豆瓣2020年度中国文学小说类的第二名，在2021年的世界读书日，被得到App列入年度推荐书单。

它的作者不是什么名家大腕，而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奶奶，名叫杨本芬，这是她出的第一本书。她一辈子热爱文学、崇拜作家，但历史和命运没有给过她成为职业作家的机会，就连读书求学也是一波三折。1940年，她出生于湖南湘阴的农村，种过田、切过草药、当过工人、做过汽车零配件生意，最后，在江西省铜鼓县的一家汽车运输公司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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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本芬一生经历过战乱、贫穷、饥饿和离乱，总在为生计奔波，退休后生活虽有所改善，却依然要承担传统女性的家庭责任，照顾年老多病的丈夫和年幼的孙辈，这本书是她在为家人烧菜做饭的间隙，趴在厨房的凳子上完成的。她说，“只要提起笔，过去那些日子就涌到笔尖，抢着要被诉说出来。我就像是用笔赶路，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她一遍遍地修改，稿纸积累了厚厚的一摞。终于完稿后，她出于好奇，称过稿纸的重量，足足有八公斤。她说，这个重量是有“水分”的，因为稿纸上有她的很多眼泪。

她写的是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故事，核心人物是她的母亲梁秋芳，也就是小说里的女主人公秋园。秋园生逢乱世，十七岁便出嫁，青年丧父，中年丧夫，晚年丧子，在极端的贫穷与饥饿中，她靠一己之力支撑起整个家庭，养育了五个子女。秋园的一生历经坎坷，受尽屈辱和磨难，却始终保持着赤诚、善良和坚韧的品格，竭尽所能地为家人维护着生命应有的尊严和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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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本芬奶奶说，虽然这本书名义上是小说，但它的情节和人物几乎都是真实的，都来自她的亲身经历或母亲的回忆，只是人物用了化名，这样她在写的时候可以减轻一点痛苦，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本书当作纪实作品来读。

其实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就是让我们意识到，一个普通人的人生，背后也会有那么多沧桑巨变，但如果没有被关注、被记录下来，所有的经历注定会被深埋，消逝得一干二净。那我们也无从知道无从了解，平凡的人究竟是怎样造就不平凡的人生。在宏大的历史叙述里，他们似乎微小如尘埃，但其实也可以讲出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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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园》这本书提供的不仅是一份珍贵的家庭记忆，更是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社会史，它为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补充了丰富的细节。这些细节，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是绝对想象不出来的。像这样来自不同家庭的故事汇聚在一起，就构成了整个民族的共同记忆。这部作品的语言也很有特色，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感和韵律，夹杂着一些湖南方言，别有韵味。

今天我们先解读秋园一家的故事，这些故事与特定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本身就已经足够充沛和震撼，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好了，现在让我们走进秋园的生活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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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民国初建，北洋军阀混战不止，人们在乱世中求生。这一年，秋园出生在河南洛阳的一个医生家庭，家里有一间药材铺，算得上是小康之家。她的父亲梁先生是个能人，不仅医术高，而且宅心仁厚，不管病人有钱没钱，他都一视同仁，在当地口碑甚好。

秋园裹过小脚，上过私塾，更进过洋学堂。然而，快乐的童年在十二岁那年戛然而止。她的两个嫂子在一次游园活动中意外丧生，她的父亲也因此一病不起，短短半个月后就病故了。她的大哥连续办完三场丧事，承受不住精神的压力和痛苦，也终于病倒了。他为了缓解病痛，抽上了大烟，把药铺关了三年，原本还算殷实的家庭，很快就坐吃山空。

父亲去世不久后，秋园就没有继续上学，在家学做针线活。尽管她很不乐意，但不敢忤逆母亲的心意，而且，家里也渐渐拿不出钱供她上学，但她对读书的渴望从未片刻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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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日本人发动侵占上海的“一·二八事变”，直接威胁到南京，国民政府于是迁都洛阳，一时间，古都洛阳涌进了许多身着戎装的军人和大大小小的官吏。那一年，年方十八的秋园，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她长得白皙、窈窕，面容清秀。有一次，街上一户人家出殡，她站在看热闹的人群里，被国民政府参军处的参谋杨仁受看中。杨仁受托人上门提亲，秋园提出的结婚条件竟是要送她去读书，仁受也是一个爱书之人，居然爽快地答应了。两人的婚礼办得很热闹，甚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都为他们送来对联贺喜。

在这动乱不安的年代，与杨仁受的婚姻，对于当时家境逐渐没落的秋园来说，本是一个比较好的托付，也是另一种人生的开端，但世事总在不经意间让你无所适从……

 

二 婚后的秋园，坎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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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秋园跟随丈夫搬到南京生活，她先是进了妇女职业补习班，学习缝纫、刺绣、编织，后又进了师范学校，丈夫仁受也教她写字、读书、念诗，他们在那里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子恒。1937年秋天，南京即将沦陷，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大小官员都陆续撤离，他们一家也搭上了开往重庆的轮船。轮船经停汉口的时候，仁受犹豫再三是否要下船，因为那里距离他的老家湖南湘阴不远，他想回家探望瞎眼的老父亲，母亲早逝，他是父亲一手拉扯大的。乱世之中，人命如草芥，如果这次见不到父亲，以后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了。

他请人打了一卦，最终决定下船，这成为他们一家命运的转折点。仁受回到湖南的乡下，国民政府仍然每个月给他发九十块银元的工资，他可以按时到银行支取，本来应该生活无虞，却被一个嗜赌成性的亲戚骗光了钱财。他几次打算启程去重庆赴职，却都因父亲年迈多病而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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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耽搁了两年，他最终被国民政府除名，再也领不到薪水了。

仁受虽做过军官，却没有学习那些勾心斗角的权术，也没有染上官场的恶习，在本性里，他仍然是一个善良、纯真甚至有些孱弱的读书人。他的日常打扮是一个典型的民国绅士——戴礼帽，穿长袍，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拄着一根文明棍，脚上的白底千层布鞋总是一尘不染。

尽管时代在变，但乡下对文化人的尊重却从来没有变过。不久后，仁受就经人举荐做了乡长，虽然家境大不如前，但他廉洁奉公，从不以权谋私，也不愿和其他人一样作威作福、欺压乡民。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拿自己的钱粮救济穷人，有时甚至连秋园的嫁妆、金银手饰也拿去变卖，本来就不多的家当，逐渐被散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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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除夕，家里进了一个贼，儿子发现后，操起棍子就要打贼。仁受赶紧阻止，还满怀同情地对贼说，“人家大年三十都在家团圆，你还要出来偷，肯定是没有办法。”一句话把那人说得眼泪汪汪，那人说妻子久病在床，家里已经几天没米下锅了，三个孩子都快饿死了。仁受听后，赶紧给他装了米、腊肉和咸鱼，让他早点回家过年。那人连连叩头，说，“都说杨乡长是好人，果真没有错。要是碰上别人，非把我打个半死不可，我再也不做贼了。您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后来，这个人果然没有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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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愿与副乡长等人同流合污，仁受辞去了乡长的职务，赋闲在家。他后来又进了田粮局，结果半年发不出工资。万幸的是，在家里只剩下最后四块银元的时候，附近的一座小学突然要聘请秋园去当老师，随后，一座中学也聘请仁受去教书。乡村的学校虽然没有很高的薪水，但起码可以解决温饱问题，那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本书作者杨本芬，也就是书里的之骅，排行老二。

在杨本芬的记忆里，那时候虽然穷，却是一段难得的幸福时光，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因为爸爸妈妈恩爱，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吵架的声音。爸爸每个礼拜天回来，我和妹妹一蹦一跳地去接他，把爸爸接到就特别高兴，他一手牵一个，我和妹妹都盼着他给我们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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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悲剧很快就发生了，她的妹妹因为一场急性痢疾去世，全家人都伤心欲绝，怀着孕的秋园更是像一头受伤的母兽，结果动了胎气，在这个女儿死了十多个小时后，她肚子里的第四个孩子呱呱坠地。仁受为这个儿子起名叫赔三，意思是老天赔他的第三个孩子。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改，仁受一家因为没有房子和田地，成分被划为贫农。他们分到了田和房，还分到四分之一头牛和四分之一套农具。仁受笑逐颜开，说，“大半辈子，没有一只田角、一寸土地，托共产党的福，终于有了自己的田土。”一年后，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出生，仁受干脆为他取名叫田四，就是为了纪念家里有了田。他觉得当农民自在，可以少和人打交道，于是没有和家人商量，就辞掉了教职，准备全心全意做一个农民。但是，农民岂是那么好当的？他年近五十，五谷不分，从来没有干过农活，要从头来学种田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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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得了疝气病，不能久站，也干不了重体力活，所以最后只能把田包给邻居种。而邻居根本没有诚心要帮忙，总是要把自家田里的事情做完之后，再来做仁受家的，结果每一步都赶不上季节，田里的稗子比禾苗还多，但他们事先说好的要分的粮食，却一粒都不能少。

就这样，一家五口只能靠秋园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还要送大儿子上中学。秋园白天教书，晚上帮人做针线活，贴补家用。人家给的不一定是钱，可能是谷、米、菜、红薯、柴火……反正别人给什么，她就收什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之骅很小就承担起家庭重任，帮忙做里里外外的家务，就是为了让母亲能有多一点时间，帮人做针线活。

 

三 丈夫去世，秋园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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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仁受担任过国民政府军官的经历被人翻了出来，他的成分由贫农改划为旧官吏。很快他们就被抄了家，仁受被关押了七天，所幸最后被释放，因为调查认为，他在地方上没做过什么坏事，更没有血债。但从此“旧官吏”的帽子就戴在仁受的头上，秋园成了“旧官吏太太”，子女则成了“旧官吏的小崽子”，过去的熟人大多对他们避而远之。

后来有一年，洞庭湖区发生洪灾，淹死了不少人。当时，长子子恒正好在湖区教书，他已经好几个月没给家里寄钱，秋园给他写的信也都石沉大海。秋园越想越害怕，担心儿子的安危，决定一个人去找儿子。家里离那所学校有一百六十里地，路上需要拔山涉水，有的地方荒无人烟，她顾不得这些，独自踏上了寻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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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整整两天的路，她那双被裹过的小脚又红又肿，钻心地疼，到最后已经寸步难行，但好在总算找到了儿子。儿子平安无事，还在防洪抢险中被评为模范，下半年调回了家乡的小学任教。

再后来，他们一家人陷入了更深的困境。在最艰难的时候，家里已经没有任何钱粮，秋园和之骅(hua2)不得不放下尊严，出门乞讨，最后在秋园昔日学生的帮助下，才勉强渡过难关。但仁受还是在贫病交加之中，在那间摇摇欲坠的破瓦房里溘(ke4)然长逝。那一年，秋园四十六岁，她的人生才刚刚过半。仁受的去世，让这个家庭意识到必须到外面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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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儿子已经有一份教书的工作，能够自理，他留在了家乡任教；秋园带着两个小儿子，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闯荡到情况稍好一点的湖北汉川，为了能扎下根来，她只能与一个当地人结婚；女儿之骅已经成年，她独自闯荡到江西宜春，为了追寻读书的梦想，她进了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后来以知青身份被下放到农村，并在江西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一开始，他们在信中约定，五年后全家再团圆，但世事难料，直到第二任丈夫去世，六十六岁的秋园才重新搬回湖南湘阴。二十年的别离，物是人非，斗转星移。此后的故事，书里没再详述，只知道秋园活到了八十九岁，她在晚年终于过上了安稳平静的生活。杨本芬奶奶说，母亲在生命最后阶段还在读书，那是她一生的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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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秋园一家人的故事讲完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这个故事打动？

很多人在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就深受震撼。《秋园》并不是想榨取大家廉价的眼泪，它不是一本控诉之书。读完这本书，你会看到，在那样艰难的时代，人还能保有尊严与良善；你会看到女性的坚韧和对命运的承受力，以及身上散发出的耀眼光彩。”

是的，这本书不光有苦难的记忆，它还有另一半，那就是许多常常被我们忽视的正面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那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在一个除旧布新的年代，很多观念和习俗都被颠覆，但仍然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它永恒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里，难以泯灭，比如人最基本的善意、人对尊严和体面的追求、对文化的敬重和对美的热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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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仓廪(lin3)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道理似乎很简单，人首先要吃得饱、穿得暖，才能谦恭讲礼，有羞耻心和荣誉感。但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人在严酷的环境下依然能保持某种程度的善意，超越动物的求生本能。

秋园和仁受赤诚善良，即使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他们依然慷慨地帮助比自己更穷的人。在土改分房的时候，乡政府要把地主的房子分给没房、少房的人，但仁受作为贫农在选房子的时候，但凡是熟人的房子，他都不好意思去住，想出种种理由拒绝。几经周折，他才在另一个偏僻的村子，找到几间没人住的空房，这样他才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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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善良在其他乡民之间同样存在，秋园一家被边缘化之后，许多人出于自保，唯恐避之不及，但还是有人偷偷地往他们家里送粮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些伸出援手的，就包括那年除夕夜上门偷东西的人。他当年也是走投无路，才出门行窃。在得到仁受一家的帮助后，他再也没有偷过东西，后来七拼八凑了一点钱，做起小生意。他听说仁受一家有困难，第二天就挑着货郎担，一瘸一拐地走了十几里路，送来一袋大米。他觉得知恩图报天经地义，说：“杨乡长是我家的救命恩人，他的恩情，我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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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民间朴素的道德伦理，是一种向善的力量，也是一种质朴的求真精神，遵循自己内心所认同的价值，这是从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它并没有因为外在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消失，它是一种自觉或本能的道德选择，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性格。

人对尊严和体面的追求同样如此。人最丧失尊严和体面的时刻，莫过于乞讨，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愿意走上这条路。秋园和女儿之骅(hua2)有过乞讨的经历，但她们娘俩出门的时候，仁受总会拿刷子帮她们从上到下刷干净，他说即使做叫花子，也要干干净净的。

 

四 言传身教的父母，品德高贵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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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她们来到秋园曾经的一个学生家，学生的母亲见到老师来，做了一大桌子菜招待，有炖鸡、有咸鱼、有鸡蛋、有萝卜菜，这对早已经饥肠辘辘多日的母女俩来说，简直是人间盛宴。但母亲看到之骅贪婪的眼神后，轻声地提醒她，“妈妈晓得你好想吃，好想吃也不能做出一副饿相。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吃饭时一定要斯文一些，先不要夹好菜，菜要等别人喊我们才能吃。特别是那钵鸡，不要用筷子去捞……”

你看，即使在最落魄的时候，这种矜持和礼节依然固守在秋园的内心，她对子女的教育，并没有因为生活条件的恶劣而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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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秋园在食堂做工，看到别人往家里偷菜、偷米，但是她从不这样做。她宁愿去乞讨，也不愿意偷。秋园和仁受都是读书人，他们心里的道德标准可能要比一般人更高，不过他们不会用这套标准苛责别人，尤其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但他们会时刻用道德律令来要求自己，并以此教育子女。

他们没有在苦难里堕落，而是守住了人之为人所应有的尊严和体面，这是我们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里宝贵的财富。这样的人可能会在某些时候吃亏，但他们能够获得内心的安定和充盈，而且从长期来看，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取得大的成就。

在中国的民间传统里，还有一样东西是所有人共同遵循的，那就是对文化和文化人的敬重。仁受能担任乡长和中学老师，秋园能担任小学老师，都是当地人出于对文化人的敬重。即便他们后来落魄，被人欺负，还是会有人念及他们是老师，而对他们多一份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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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受夫妇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即使在填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想方设法让子女读书。因为家境贫寒，缺乏劳动人手，之骅在十二岁的时候，还没有进过学堂门，她知道家里离不开她，向父母开口要求读书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但有一次她还是斗胆说出了心底的愿望。仁受早已为此事纠结多时，他听到后，竟突然从灶屋里出来，手上拎着一把菜刀，扑通一声跪在之骅面前，把菜刀往脖子上一搁，说：“明年再不送你读书，你就用这把菜刀把爸爸杀了！”作者每每回忆起这个场景，都会忍不住心痛和后悔。

后来，之骅(hua2)作为插班生进了学堂，每天要走十二里山路才能到学校，但她分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次考试都拿第一名。后来，她考到岳阳工业学校，更是拼命地读书，经常躲在被子里打着电筒看书到天亮，而且每个学期都是第一名。不幸的是，到快毕业的时候，这个学校竟然停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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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骅(hua2)不想回到农村，因而独自闯荡到江西，在另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继续求学。后来走出校门，她仍然为书痴迷，想方设法找书来读，把阅读的习惯保持终生，这也是她有能力写出这部作品的原因。

秋园的两个儿子同样如此，大儿子很早就做了中学老师，二儿子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也成为一名老师。这种重视教育的传统，在这个家庭里一直延续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作者的三个子女都考上了大学，后来一个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一个成为大学老师，还有一个被评为全国模范工会主席。作者的孙辈更是好几个都留学海外，抵达了秋园她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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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园母女对生活的细致和追求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她们做的针线活，能绣出各种花样来，还能帮人裁剪、制作衣服。直到晚年，秋园的很多衣服都是自己做的，晚年的她虽然满头白发，但身姿挺拔、面容清秀、衣裳整洁，头发一丝不乱。

她家的庭前屋后栽满了花和树，八十八岁时，外孙女去看她，她还会为外孙女没能看到山崖上的杜鹃而惋惜。

之骅(hua2)传承了母亲的针线手艺，能绣出各种花纹、图案，除了传统的观音送子、鸳鸯戏水、喜鹊噪梅，她还能自己画、自己绣各种花鸟和动物，活灵活现，村里的姑娘都很喜欢。毛姆说：“一个人能观察落叶、羞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他怎么样。”秋园和之骅都是这样的人。在接受采访时，杨本芬奶奶时常发出一连串爽朗的笑声，一点都不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从她热情洋溢的声线里感受到她的睿智和通达。她说，“我一直对人、对人的生活感兴趣，想来本质上我是非常热爱生活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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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园》的作者就是那种在认识生活的全部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者，她走过一段艰难的岁月，在人生的暮年，开始用文字直面真实的自己，直面家国的历史，用记录和书写抵抗遗忘，这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

像《秋园》这样的故事，让大家深刻并且真实地了解到，在关注历史长河时，不应该只被水面上的几朵浪花所吸引，也应该看到推动潮流的真正力量，是水面之下那看不见的汹涌磅礴的潜流。古人说，“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今社会，都需要更多这样来自普通人的平凡事迹，贴近生活地去了解和体会不同阶层不同家庭的平凡生活，也许就有更多让我们值得学习和珍藏的不平凡的人生，这些鲜活的人生百态汇聚在一起，才能真正拼贴出我们中华民族的全部面貌。

到这里，《秋园》这本书的解读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共读，我们下一本书再见。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