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工程师
碧野
我们走过几十公里的大戈壁滩，沿途是人高的芨芨草；在无边无际的芨芨草原上，只偶然看见一个两个蒙古包的圆顶，和在草间蠕动的牛群和羊群。天山在春天阳光的照耀下，越来越看得分明，那数不清的摺叠的峰峦上，向阳的积雪融化了。这时我们才看见一片片的冬麦地里已经发绿，更多的地方已经出现了刚犁过的土地发散着土香。这里离水利工程处不很远了，我们先到军垦农场的机耕队队部里歇歇脚。
我们在队部里刚刚抹把脸，喝口水，就忽然听见外面有马的嘶叫。转眼间，有一个穿蓝干部服的中年人冲进门来，经机耕队队长介绍，我们才知道他就是水利工程处的总工程师。这位总工程师就是我的访问对象，我早已知道他的名字叫夏桐，但却是第一次见面。他戴着一付黑边眼镜，粗长的眉毛上沾满了路上的沙尘。看样子他是从很远的工地上赶来，迎接和我一道来的刚从水利学院毕业的两个青年人到工程处去的。
“你们从老远的华东赶到这边疆来，辛苦了！”夏桐伸出两只强有力的手，一边一个紧紧地握着年轻人的手，好像是要试一试他俩的手劲似的。我看见他的眼睛在蒙着一层薄薄的沙尘的眼镜里，闪动着喜悦的光芒。当我们到达水利工程处的时候，天已黄昏。夏桐亲自去照料那两个年轻人的食宿，我却被安置到他的房子里。这是一间破泥屋，野树条架的椽子，顶上铺着一层芨芨草，有几处稀薄和朽烂的地方，漏下薄墓的天光。这是他的寝室，又是他的办公室。从放着一架电话机的泥窗上望出去，暮色中，四周是茫茫的戈壁滩。在窗口映射进来的余光中，还可以看出那靠泥窗的桌子上和靠墙根的一块长条木板上，堆满了书籍；而且在那到处露出裂缝的泥墙上，挂着他的大丁宇尺和一幅幅水利设计蓝图。我被吸引到最近边的一幅蓝图跟前去。蓝图上布满了白线，好像是用银丝线在蓝缎上精巧地织成的一幅图案。我像一个刚刚开智的孩子发现一种新奇的事物似的，虽然看不大懂，却极力想去了解它。
一片灯光闪进来，夏桐手里拿着一盏煤油灯。一阵爽朗的笑声向我冲激过来：“同志，你来迟了也来早了!”我迷惑地望着他的在灯光中快乐地闪动的眼睛。他把灯举到另一幅蓝图上，我被他的举动吸引过去。“看这里，”他把他的手指用力地按到一个比较大的白点上，“这是南干渠的‘跌水’，离这里五公里。要不你就在去年十月国庆节来参加放水典礼，要不你就等今年夏耕的时候才来。”也许是为了要引起我的注意，他把话顿了一顿，然后说，“要是在那个时候，流量每一秒就有四个立方公尺的水，你不用跑去看，只要躺在床上也能听见那哗哗的水声！”
只从他说话的声调里，从蓝图上那一串白点子，就可以想像这个水利工程规模的宏大，而且可以了解到一种对大自然斗争的胜利给人们带来的欢欣和骄傲。我的眼光随着他的强有力的手指的移动，看见了分水闸和拦河坝，看见了从天山上流下来的开都河和从博斯腾湖流出来的碧蓝碧蓝的孔雀河，看见了解放一渠和通向库尔勒县去的十八团大渠，看见了解放二渠的南干渠和正要开工的沿着天山脚下一直指向和硕县的北干渠。
就是这一只在我眼前移动着的手指，通过它，掌握了勘察、测量、定线、设计和施工。几年来，夏桐把自己的心血灌注在这个大戈壁滩上。面对着这一幅整齐地布满了支渠、农渠、斗渠的蓝图上，好像在我的眼前已出现了一道道防风林带，一条条汽车、拖拉机和康拜因的田间道路，在一望无边的万顷良田上，棉花雪白，麦子金黄，瓜果鲜甜，水稻清香；而农场的办公大楼和住宅区里充满了丰收的喜悦……
“我们这里的工作刚刚在开始。”夏桐好像看出我在想什么似的，提醒我说，“要达到理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的任务光荣，可是肩上的担子却很重哩！”他把灯放在桌角上，让我坐在他的旁边。为了省油，他把灯火弄得很小。在朦胧的灯光下，我看出他眉目间的深思和脸部严肃的皱纹：“同志，不要以为一切都是顺顺利利过来的，工作有着许许多多困难，我个人也有过很大的痛苦。”
一九五○年初，部队刚进新疆，他跟战士们一块住潮湿的地窝子，吃麦粒，喝盐水。为了解决庞大军队的粮食供应，首先必须引水、开荒、国民党从来不会在这些地方留下地形图和水文图。当时技术人员又是那么缺乏，他亲自扛着测量器在冰雪里跑，脚上只穿着一双毡筒，有时一连几夜睡在雪地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孩子死在乌鲁木齐，当他读到他的爱人写给他的满是泪痕的信的那一刻，他几乎弄不准他的测量器，但是他看见战士们正依照着他的设计在筑拦河坝和筑分水闸，看见战士们从百里以外的天山上背回石头来，多少同志的胳膊红肿了，多少同志的脚跟冻裂流了血，但还是背着石头，一拐一拐地把石头从天山上背回来。于是他的悲痛消失了，重新拖着两块大冰沱似的毡筒，继续在冰雪里跑来跑去工作。
我顺着灯光，用眼睛仔细地搜索着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夏桐锐敏地觉察到我的眼光，低声地说：
“她不在这里，在乌鲁木齐。”
“为什么不把你的爱人接来住在一起?”
“我们服从国家的分配。她的工作需要她留在乌鲁木齐，正如我的工作需要留在这戈壁滩上一样。”
这时放在泥窗上的电话机叮令令地响，他敏捷地跳起来去接电话。“工程队?怎么样?……准备工作一定要按期完成!……不行，你们等待得了国家可等待不了!我们的工作不但要按天，而且要按时按分按秒去完成!”我用疑问的眼光迎着他坐回桌边。
“我们这里就要开北干渠。”
“北干渠从这里开往和硕县可不有百把公里?”
“这不算什么，再过些年我们还要把孔雀河的水引向更远的塔里木大盆地！”
他曾经率领一队年轻的同志到塔里木盆地去进行过勘察。那大沙漠四处无人烟，连飞鸟也看不见一只。在反动统治时期。曾有几个英国“探险家”进大沙漠里去探宝，他们准备了骆驼队驮水箱，驮粮食，但是能够生还的只有一个人。但是夏桐和他的年轻的一伙却用大无畏的决心战胜了困难，他们往往离开帐篷很远很远去进行勘察，大沙漠是那么燥热。在烈日下像一盆炽燃的火。连身上的汗都被热气蒸干。他们是要把水引到这里来，把大沙漠变成绿洲，但是在没有把水引来之前，他们却不得不忍受着饥渴进行工作。
在歇晌的时候，他们只好把衣服脱下来搭在“索索”草上遮蔽烈日，可是一坐下来，砂砾烫得发痛；他们不得不挖湿沙坑。可是湿沙坑一会儿就又蒸发干了。
当他们一天工作完，回到帐篷去的路上，他们感到浑身乏力，但是往往还要搀着一个两个走不动的同志赶着星星回去。炊事员同志像看见久别的亲人似的迎接着他们，而且在他们每个人的面前盛上一铁碗满是泥浆的面糊糊汤。当然没有更多的水可以给他们洗去头脸上的沙尘。他们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工作下去，一直把将来要引水的地区勘察完。
“同志，当我们在荒僻的沙漠上，在没有人走到过的地方，工作也最艰苦的时候，真的，我们心里只要一想起北京，一想起我们是毛主席派到边疆来的战士，我们两手就会充满了力量。”
我感动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灯光好像也亮了，夏桐的刚毅的脸孔发出光彩，他说话的声音就像一个年轻人，最后仿佛用一句话做了结论：
“像我们这种人，是哪里有困难往哪里去，哪里荒凉往哪里进军!”
夜深了，戈壁滩上一片静寂，月亮镀白了泥窗。夏桐怕我在白天赶路赶累了，热情地把我安置到临时架起的一张床上，而且把他的一件磨破了的旧呢子大衣盖到我的被子上。他并没有上床，端着灯出去了。虽然是初次见面，而且只短短地相处了半天，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他是一个对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而对同志的生活却十分关怀的人。他端着灯出去，准是去看看那两个刚从华东来的年轻同志是不是睡得好。
淡白的月色容易引人怀思，但对一千经过长途跋涉的人，却像一面轻纱似的覆盖着我，使我渐渐地入睡。忽然一声枪响把我惊醒，我猛地从被窝里坐起来。我的神志还不很清，个一个熟悉的声音好像很近又好像很远地传来。“没有什么，有人在打狼。”从那声音传来的地方，我看见那盏煤油灯还亮着，对着我这一面，歪挂着纸灯罩，夏桐就在灯光明亮的那一面坐着。
“你还没睡觉?”
“现在刚十二点。”
我发现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两脚规、丁字尺和各种颜色的铅笔。
“怎么，你深夜还在工作?”
“工地上水火无情，就是夜里也不能不警觉一些，要是掌握得不好，就会给国家造成损失！”
说着他站起来，走到我的床边。他兴奋地对我说，目前他跟部队同志和少数民族老乡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怎样在开都河上游的天山上建筑水库，在孔雀河的铁门关建筑水力发电厂；怎样使开都河不再流入博斯腾湖，而开条运河和孔雀河连在一起，使博斯腾湖逐年降低水位，以达到全部消灭农田的碱害；而且最后怎样把孔雀河的水引向塔里木盆地，创造天山南麓出现六百万亩以上的良田。
“这是属于社会主义光辉事业的一部分，让部队的军垦农场进入国营农场，让少数民族的农民兄弟的互助组、合作社变成集体农庄。这是一条艰巨的道路，但是我们一定能够达到目标。我们就是这一种人，敢于理想就能够实现理想。”说着，他看了看夜光表，“不早了，我们都休息吧，明天的事情更多哩。”
第二天我一早醒来，房子里已经看不见夏桐。他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大丁字尺也已挂回那露着裂缝的泥墙上。我走出泥屋，远望天山，从山腰到山脚都被一层轻轻移动着的银灰色云纱遮住，那高矗的峰峦，像浮游在天外。虽然是春天，室外的空气还相当冷，在清新的冷空气的流荡中，有几只早起的黄羊子在戈壁滩上的芨芨草丛间一蹦一跳地觅食。这辽阔的天地，使人产生一种精神的高旷和生活的庄严的感觉。
“老黄同志！”忽然附近有人在喊我。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夏桐正跟昨天和我一道来的那两个年轻同志站在一个土场上谈活。我朝着他们走去，夏桐迅速地向我迎上来几步。“你昨晚没睡好吧?”他只穿件红毛衣，那红毛衣显得又窄又短，紧紧地缚着他的身子。
“一早就穿这么单薄，当心着凉!”
“我做过早操，现在浑身还发热哩。”
说着他发现我的眼光奇异地打量着他的红毛衣，就小声地解释道，“不要看我三十出头的人还穿得这么花狸狐哨，我爱人没工夫给我织毛衣，就把她结婚时穿的这一件给我寄来了。”他自己不笑，却惹得我们三个人纵声大笑了，划破了这早晨的寂静。我看出他微笑着的脸上有一种动人的神情。他手里卷着一本书，我把它拿过来一看，是苏联专家沃洛宁和茹可夫的新疆水利视察报告书。
“你真抓得紧啊！”
“不学习，寸步难行!”
说着他摘下眼镜擦镜片。在刚刚升出地平线的太阳的红光下，我第一次发现他摘除眼镜后显得这么年轻。一种由于新的事业带来的愉快心情，在他的脸上神采焕发地闪出青春的光辉。
原载《人民文学》195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