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敲打

1、李鸿章的漫不经心，当然让曾国藩很不高兴，但他并未就此放弃对李鸿章的进一步考察和培养。1859年6月，曾国荃带兵攻打景德镇，曾国藩将李鸿章安置于曾国荃部的营务处，同往办理营务。

      曾国荃是曾国藩的胞弟，李鸿章自恃有才，心高气傲，你让他在曾国藩手下做事，自然没得说，换成别人就不一样了——曾国荃能独统一军，为什么我不能？要知道我在安徽时，也是拥有独立指挥权，打过不少仗的！

      李鸿章不愿寄人篱下，有推却之意。曾国藩看在眼里，他赏识李鸿章之才，对他的虚骄之气则很不以为然，于是仍令其与曾国荃同行，临别时又特意对他劝诫，让他好好把握机会，学习行军作战的要领。

2、这样一来，李鸿章只得从命。李鸿章要叫曾国荃“师叔”，但这个师叔只比李鸿章大一岁，而且他的功名顶到头只是一个贡生，也就是秀才，李鸿章可是翰林，所以他打心眼里不太瞧得起曾国荃。不过初至曾国荃军营，他还是请曾国荃给他题词，以示尊重。

      题词云云，在李鸿章想来，只是一种假客套，曾国荃若是知趣一点的话，在他这位翰林面前，起码应该推托一下。谁知曾国荃似乎根本不知谦虚为何意，真的就端起架子，提笔给李鸿章写了一副对联。那联语，李鸿章不看便罢，一看顿时被气了个半死，只见上面写的是：“门多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

      王通，道号文中子，乃隋朝名儒，房玄龄、魏征、李靖等一大批唐朝开国将相皆出自其门下，所以有“门多将相”一说。郭令公也就是郭子仪，有了他，“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局势才得以稳定，堪称“身系安危”于一身。

3、当然此联也并非曾国荃原创，但他能够拿这个来题赠李鸿章，毫无疑问就是在以王通、郭子仪自许。李鸿章对此颇为不满，有了情绪之后，与曾国荃之间也就很难相处融洽，随军不久，他就接连向曾国藩写信发牢骚。

      曾国藩在回信中晓之以理，对他说你不要只会发牢骚，而是要多留心察看和分析各营的情形，他们好，好在哪里，坏，坏在何处，制度方面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营中是否有足当大任的将领。

      其时已有朝命下来，让李鸿章赴安徽军营，曾国藩上疏荐举李鸿章，说他“久历戎行，文武兼资，堪以留营襄（xiāng）办”，把他留在了大营，同时明示李鸿章：你这次随军，既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同时也是对你的考察，看看你究竟能胜任做什么事务。在你，可以自己衡量一下，在我，也好对你做个合适的安排。

4、李鸿章收到信后，仍没有完全想通，在接下来的十天内，又连发两函，继续发他的牢骚。这回曾国藩可不客气了，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太骄傲了，锋芒毕露，这可不是什么长处。你如果实在对我这里不满意，大可以用你的翰林招牌，去投奔其他大帅，反正任凭东西南北，随你高飞。”

      曾国藩的敲打，顿时让李鸿章清醒了许多。之前在镇江时，他又不是没去拜访过那些大帅，他们的能力、声望和见识，没一个可以和曾国藩相提并论，而且湘军也确有大异于它军之处，远非昔日所见的安徽清军和自己所带的民团可比，这一点，李鸿章也看出来了。

      李鸿章嘴上犟，爱发牢骚，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和乐于接受新事物的人。曾国荃考试能力一般，打仗却很厉害，所部吉字营则为湘军嫡系和主力精锐，李鸿章为吉字营办理营务，又亲历了攻打景德镇的战役，对于湘军的技战术打法，也就有了很直接的体验和感悟。

5、他后来对别人说：“我还以为湘军作战有什么奇妙的战术呢，现在才知道他们的战术没别的，就是敌人一来，就马上站到墙子后面。”

      所谓墙子，也就是湘军安营扎寨时所筑的土墙。湘军的规矩是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便立刻修挖墙子等防御设施，限时修成，未修成之前，不许休息，亦不许主动向敌人挑战，此即所谓“结硬寨，打呆仗”，乃湘军的作战心法和精髓所在。

      过去李鸿章所率民团经常被打得稀里哗啦，即缘于行家所批评的，只会“浪战”，也就是不管有没有把握，就闭着眼睛往上冲。尽管李鸿章在对别人说的时候，有意轻描淡写，但在拿自己的失败教训与湘军的成功经验作了对比之后，其用兵理念所受冲击和震撼之大，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十二、早起事件

6、虽然对于曾国藩的安排不满意，然而李鸿章也明白，若就此弃之而去，他并没有更好的去处，同时还将失去深入学习和造就的机会，给自己造成终生遗憾。

      正在李鸿章思前想后，进退两难之际，朝廷来了新的指令，命他到福建兴化去担任官职。李鸿章自己拿不定主意，便在曾国荃占领景德镇后，离开吉字营，前往南昌与李翰章商议。李翰章是铁了心要跟着曾国藩干的，自然要他继续留营，这时曾国藩又再次给李鸿章写信，对他进行慰留，于是李鸿章也就顺水推舟地留了下来。

7、虽然勉强留在了湘军军营，但李鸿章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有些垂头丧气，意志消沉。曾国藩迅速捕捉到了他的这一情绪变化，随后便将自己荐举李鸿章的奏留片稿发给李鸿章看。见曾国藩仍然一如既往地器重和赏识自己，李鸿章的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也让他下定决心，自此不再犹豫动摇。

      1859年8月，曾国藩从南昌前往湖北，李氏兄弟随行，这标志着李鸿章真正加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湘军的正式成员，此时距李鸿章初到建昌，与曾国藩见面，已相隔七个多月。

8、李鸿章加入曾幕后，主要负责文案，刚开始只是抄抄写写，后来便直接代曾国藩起草公文和向朝廷拟定奏折。他早在京城时就已代吕贤基等拟奏，握管行文驾轻就熟，加上又有军事知识，故而不管是批阅公文，还是起草 书牍（shū dú）或奏折，都甚为得体。

      曾国藩自身就以文章老辣闻名于世，应该说，他评定别人文章的标准还是比较苛刻的，但对李鸿章写的东西仍是赞不绝口，甚至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夸奖李鸿章：“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拟文稿都远远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建树非凡，或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我也说不定。”

9、李鸿章既管曾幕的方案，自然不能不参与机密，曾国藩所到之处，也必携之同行，此后碰到一些重大决策，李鸿章均参与其中。曾幕虽然人才不少，但缺乏文武兼备，能够起到重要赞襄（xiāng）作用的幕僚，也因此，曾国藩对李鸿章越来越倚重，以致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中也说：“此间一切取办于国藩与少荃之手。”

      与此同时，李鸿章在跟随曾国藩的过程中，也深得曾国藩的言传身教，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早起事件”。

      曾国藩是一个自律很严的人，他的日常起居颇有规律，一直秉承着早睡、早起、早吃饭、早做事的原则，每天都是黎明即起，查营完毕，大概在六点的时候即吩咐伙房开饭。

10、一开始，李鸿章对此很不适应，早在投笔从戎之前，他就有爱睡懒觉的习惯，日上三竿才肯起床。现在当然不能那么做了，但他还是总因为贪睡赶不上吃早饭，有时从床上爬起来后，只能匆匆洗漱一下，脑子还没完全醒过来，便头重脚轻地跑去饭厅报到。

      最好是等众人吃完之后，自己晚一点再去吃，李鸿章希望如此，但曾国藩偏偏又非常看重这顿早饭，坚持只要有一人不按时起床，就不开饭。没过多久，李鸿章就有些吃不消了，他宁愿不吃早饭也想多睡一会儿，于是有一天便以头疼为名，赖在床上不起来。他以为这次能够名正言顺地躲过去了，没想到的是，不一会就有好几批差役 络绎前来，都是催他起床吃早饭的，又过了一会，连曾国藩的亲兵也来了，对李鸿章说，大帅已放下话来，必须等所有幕僚全部到齐后，才能开饭。

11、李鸿章不得已，只好起床披衣，踉踉跄跄地赶到饭厅。饭厅里的气氛跟平常不同，曾国藩板着脸，一言不发地吃饭，吃完后，他放下筷子，表情严肃地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进入了我的幕府，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我们这里崇尚的，唯有‘诚’字。”说完，不等李鸿章答话，扭头就走，众人随即四散，李鸿章则如芒刺在背，好长时间都呆立原处，动弹不得。

      自此以后，李鸿章便再不敢睡懒觉了，时间一长，慢慢地适应下来，形成习惯后，也不觉得有多辛苦了。客观上，早起确实能够让人精神饱满，并保证充裕的工作时间，后来李鸿章自己主持事务，也都能够坚持早起。

12、“早起事件”不是偶然的，实际就是曾国藩要将李鸿章由一个可塑之才，变成真正的可用大材的过程，其中贯穿着曾国藩的两个极其重要的人生信条，即“诚敬”。所谓“诚”，是不欺己不欺人，所谓“敬”，是勤慎有恒，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只有做到“诚敬”二字，方能负巨艰、当大难，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在加入湘军之前，李鸿章可谓毛病一箩筐，但重点还是集中在“诚敬”不够之上，其事业不成功，很大程度上亦肇（zhào）源于此。曾国藩对症下药，通过“早起事件”这样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来对他进行严格的管束和教导——督促李鸿章早起，是在“敬”字上下功夫，帮助他改变自由散漫的习气，形成良好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当着众人的面揭穿李鸿章的谎言，是在“诚”字上下功夫，告诉他要以诚待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不能撒谎。

      曾国藩的这些工夫没有白费，李鸿章终身从中受益，以致多年后他仍对曾国藩感佩至极，说我的老师实在厉害，我现在能够有所成就，都是我的老师一手造就出来的。

十三、心病

13、“中兴将相 多起家幕僚”，此为公论，据统计，曾供职于曾国藩幕府，或往来其中而有名于世者，连同李氏兄弟在内，竟有近九十人之多，所以有人称曾幕实为晚清人才的宝库。

      这些杰出之士全都经过曾国藩的感化教导。据李鸿章后来回忆，他在营中时，曾国藩总是随时、随地、随事地给他以启示，就连吃完饭后，曾国藩也要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谈经论史，商量事务，其间众人可以各抒己见，曾国藩作为主持者，也会就学问、时政等，发表属于他个人的见解，按李鸿章自己的话说，“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14、曾幕人才各有所长，曾国藩都能按照其特点进行培养和任用，这里面有治兵，参与机要的，有治饷，处理杂务的，还有制造军火，办理捐输甚至搜集太平军情报的。曾国藩将李鸿章放到曾国荃的营务处，其实就是把他作为将才来培养，因为湘军的营务处本身就是曾氏用以训练将才的地方，凡在营务处当差和学习军务的人，多数都是将领的预备人选。

      如前所述，李鸿章在营务处期间，发现湘军的安营、操练、行军、作战，与他过去的认知完全不同，之后正式加入曾幕，耳濡目染之下，更是印象深刻，也由此把湘军的一套办法和本事都学到了手。

15、李鸿章自从戎以来，先后跟随过吕贤基、周天爵、李嘉端、福济，这些上司对他也不赖，但这些大帅能力和见识都很有限，战场之上，连他们自己都茫茫然，又如何能够指导李鸿章？李鸿章直言，他是到了曾国藩这里后，才如同突然获得了指南针一样，不仅眼界大开，而且受益无穷。

      经过曾氏的着意培养和具体事务的锻炼，李鸿章的能力增长很快，但与此同时，其独当一面的志向和渴望也会时不时地冒出头，让他感到失意与压抑。

      湘军官佐以湖南人为主，因其根深蒂固的地域和门户观念，非湘籍人员往往遭到排挤。时人有云：“当是时湘军之锋甚锐，鸡犬皆有升天之望，客籍混入其中，颇难出人头地。”李鸿章寄身湘幕，也免不了要受些闲气。某次湘籍将领彭玉麟前来谒见（yè jiàn）曾国藩，会后将领幕僚们闲坐聊天，聊着聊着，话题便扯到了安徽人身上，语多调笑，彭玉麟也在其中。

16、李鸿章身为安徽人，自然要站出来为家乡辩护，可是因为寡不敌众，渐渐地便落于了下风。李鸿章急于挽回颓势，便以彭玉麟父亲曾在安徽当官为“突破口”，阴一句阳一句地进行反击。彭玉麟一听大为恼火，当即报以老拳，李鸿章的脾气也很火爆，马上还以颜色，两人你给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扭打在一起，还滚到了地上。其他人见势不好，急忙上前劝解拉架，一场闹剧方才收场。

      李鸿章在湘军中除了与曾国荃处不到一块外，和彭玉麟也不契合，据说就是因为打了这一架，正如他日后所说，彭玉麟此人“有许多把戏”。凡此种种，都让李鸿章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应该重新开辟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17、1859年11月，李鸿章奉旨授福建 延建邵道 遗缺。对于李鸿章而言，这是一个离幕 履任（lǚ rèn）的机会，曾国藩看出他去意踌躇，也一度产生了索性打发他赴任的念头，但此时湘军集团已定计进兵安徽，曾国藩身边缺少人手，没法说放就放，于是就以“赞襄需人”为由，奏准将他继续留在了戎幕。

      李鸿章未能如愿走成，肯定有情绪，曾国藩不得不两次找他谈心，对他进行安抚，之后李鸿章的情绪表面上是稳定下来了，可是心病并没有全然解除。

      湘军中的另一个大帅胡林翼，同样知人善任，他也认识到李鸿章能力超群，不可能久安于幕宾之位，于是极力劝说曾国藩放手重用李鸿章，以便在留住李鸿章的同时，为湘军添一大将。

18、适在此时，重新组建起来的江南江北大营相继覆灭，东南大局全面崩溃，由湘军出来收拾局面，已是大势所趋，朝廷遂升任曾国藩为署理两江总督，两个月后予以实授，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胡林翼在与曾国藩会商新的作战计划时，一连四次致函曾国藩，说李鸿章知兵善战，又带勇多年，第三次甚至搬出相术理论，力保其才堪大用。按照胡林翼的设想，应由曾国藩奏保，让李鸿章督师扬州，后又改奏保江宁或江苏实缺。

      以曾国藩对李鸿章的了解，其实不需要胡林翼作如此推荐，他也知道李鸿章已具备挑负重担的素质。真正让他发愁的是，当时湘军集团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在安庆战场，他勉强凑出万人的兵力，也只能随身带到皖南，暂时根本无力兼顾东南，当然也就不可能把李鸿章派到江浙去了。

十四、判断

19、胡林翼的另一个计划，则得到了曾国藩的认可，这就是筹设太湖、宁国、淮扬三支水师。不过太湖尚在太平军的占领区内，宁国河窄木少，都难办成，所能够付诸实施的，只有创建淮扬水师一项。

      曾国藩组织幕僚对此进行讨论，李鸿章提出了一个经营淮扬的具体方案，他建议由曾国藩亲赴淮安，办一支大水师。曾国藩深以为然，跟胡林翼一说，胡林翼也很赞同。

      由于皖南这里一时还抽不开身，曾国藩就是去淮安，也得等到第二年，当年只能派员先行。曾国藩决定放手用人，派李鸿章先赴淮安，并从湘军水师抽调营官黄翼升同去，在奏疏中，他说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荐保其为两淮盐运使，领办淮扬水师，黄翼升则被奏请为淮扬镇总兵。

20、湘军兴办淮扬水师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以苏北盐利来补充军饷，这时朝廷只要曾国藩派兵遣将去支援淮扬，却不愿把盐利交给他来掌握，所以黄翼升的保奏很快获准，但李鸿章的两淮盐运使却迟迟未有下文。

      就在李鸿章的去向悬而未决之际，因为处境危急，曾国藩又奏留李鸿章。这下是真走不成了，李鸿章吃了一记闷棍，只得暗自磋叹（jiē tàn），继续留充幕宾。

      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后，为尽速扫清皖境，亲率大军进驻安徽祁门。祁门四周山丘环抱，李鸿章认为其形如锅底，是兵家所谓的绝地，大营建在此处，等于自寻死路，故而主张趁早转移他处，选择有利地形重新扎营，以便进退自如。曾国藩则以为只要占领了四周制高点，分兵扼守要路，就可万事大吉，高枕无忧。

21、曾国藩坚持己见，李鸿章虽为僚属，却极有主见，对幕主并不盲从。围绕此事，两人反复争论，互不相让，最后，曾国藩生起气来，对幕僚们说：“诸位如果胆怯，可以即刻散去，各奔前程！”

      闹到这般地步，李鸿章只好服从，但事实证明他的话是对的。祁门大营很快就遭到太平军的重重包围，曾国藩坐困祁门，几乎天天都处在被太平军攻击的惊涛骇浪之中。若不是湘军悍将 鲍超等殊死奋战，曾国荃、胡林翼在安庆、太湖方面进行牵制，太平军早已攻入祁门，至此，曾国藩才后悔没有听从李鸿章的劝告。

22、这时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英法联军攻克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在逃往热河途中，命曾国藩速派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焦虑万分，他自己是忠臣思想浓厚的理学大家，无法置君难于不顾，而且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若怪罪下来，恐怕会吃不了兜着走，但另一方面，若抽调鲍超北上，与太平军作战将因此失去一颗重要棋子，既往的努力都会功亏一篑，皖南局势也将重新变得严峻起来。

      在举棋不定，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曾国藩遂召集文武僚属讨论对策，结果多数人都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湘军北上实属缓不济急，保卫京城已然沦为一句空话，再者，据他判断，英法联军就算占领了京城，此役也将以“金帛议和”告终，即只要给了赔款，答应了对方条件就能予以了结。

23、真正危及大清社稷的是谁？在李鸿章看来，并不是气势汹汹的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现在肩负镇压太平军的重任，可谓将天下大局安危系于一身，绝不能因为无效的分兵，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或给自己造成损失。

      李鸿章的方案是，找个按兵不动的借口，对朝廷进行搪塞（táng sè），同时不露出半点北援的迹象，以便稳住军心，等待时局变化再作决定。曾国藩虽然忠君，但并不是腐儒，一听李鸿章言之有理，便马上痛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24、随后，曾国藩即上疏表示鲍超因人地生疏，不便北援，可改由他本人或胡林翼进京入卫，但究竟派他们两人中谁去，由朝廷定夺，他们也等谕旨定夺后，再采取行动。这实际上是一种拖延敷衍的态度，结果正如李鸿章所料，两个月后，曾国藩收到的不是朝廷确定由谁入卫的指令，而是中外“和议”已成，毋（wú）庸北援的廷寄。

      北上“勤王”事件，充分证明了李鸿章思考能力的成熟和判断的准确。通过这次事件，曾国藩对他更加器重，两人关系也越来越紧密，然而就在这个当口，李元度案却又使他们差点走向了决裂。

十五、芥蒂

25、李元度是从曾国藩幕府走出来的湘将，曾国藩派他领兵驻防徽州，临别时和他约法五章，并嘱咐他坚壁自守，不要轻易出战。可是当太平军前来攻城时，李元度却将与曾国藩的约定及其嘱咐置于脑后，擅自出城应战，结果一触即溃，徽州被太平军占领，祁门大本营也因此重陷危机。事后李元度又不经报告允许，私自徘徊于浙赣（gàn）边境多时，后来虽然回到祁门，不久又只身离开。

      曾国藩对此愤恨交加，一怒之下，便要李鸿章代拟奏章，准备弹劾李元度误军失城之罪。曾国藩是个极有主见的人，而且他在军中向来令行禁止，一经动议，谁都不敢说个“不”字，但这次却意外地遭到了文武群佐的群起反对，其中又数李鸿章的态度最为坚决。

26、李元度与曾国藩渊源颇深，他是曾国藩在湖南一起举办团练的伙伴，处曾幕五年，劳苦备尝不说，还救过曾国藩的命，二人堪称患难之交。李鸿章认为，曾国藩对这样有恩于己的人，不应说翻脸就翻脸，即便对方有错，也应网开一面。此其一，其二，李元度虽博览群书，才气过人，也爱拍胸脯，放豪言，说大话，但他擅长文学而不知兵，不是一个能够临阵打仗，独当一面的将才。

      李元度在湘军中人缘很好，李鸿章自进入曾幕后，与其相知颇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李元度“其血性足以干事，却不善于识别观察；其才识足以谋事，带勇却非其所长”。

27、曾氏本人其实也知道李元度的这些缺点，要不然也不会在李元度临去徽州时，叨叨叨地说那么多了，他只是出于私情，才对李元度委以重任。那么，既然如此，在李元度兵败的问题上，曾国藩也就不能摆脱知人不明、用人不当的责任，怎么能让李元度单独受过呢？

      按照李鸿章等人的意见，于公于私，曾国藩都不应严劾李元度，而应放其一马，但曾国藩却不肯让步。他觉得现在到了这个地步，就只能挥泪斩马谡（sù）了：如果李元度违令失机之罪可以不究，将来人人效法，湘军的军纪如何还能维持？

28、在众议被否决的情况下，李鸿章又拉上另外一个幕僚，当面劝说曾国藩，并声称：“老师一定要劾奏（hé zòu）李次青（李元度字次青）门生实在不敢拟稿。”曾国藩一听，腾地就火了，马上回答：“我自己拟稿。”李鸿章又说：“这样的话，门生只得告辞回家，不能侍奉老师了。”曾国藩更加生气，当即撂（liào）下话来：“听你自便！”

      经过这场激烈的争吵，曾国藩郁闷不已，按他的说法，是整整一天，什么事都没能做成，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本来是想写“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后来又把“少荃”涂掉，改成“同人”，变成了“同人不明大义，不达事理”。

29、李鸿章不顾个人进退，也要为李元度力争的做法，在同僚间受到好评，亦给外界以深刻印象，“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在此之后，曾国藩虽仍坚持要参劾（hé）李元度，但态度已明显软化，幕友陈鼐见机行事，作一说帖，并当面向曾国藩再三陈情，曾国藩就势删去了奏稿中弹劾（hé）语气较重的几句话，这样李元度才未被朝廷治罪，仅予以革职的处分。

      纵然如此，曾国藩、李鸿章之间的芥蒂已成，双方都很尴尬。过去曾国藩在日记和书信中，很少有不提及李鸿章的，如今则一个字都不涉及，仿佛大营已无此人。李鸿章既说了要辞职，泼出去的水也难以收回，没有立刻辞职，只是顾及曾国藩的脸面而已，一个月后，他终于还是以省亲为名，离开祁门，前往其兄李瀚章在南昌的家中栖身。

30、李鸿章与曾国藩闹崩，除了为李元度打抱不平外，研究者认为还有一个潜在原因，即李鸿章由于自身迟迟得不到重用而心中不平，进而对曾国藩产生了怨气——我李某知兵任战，这个你是知道的，可是你却放着我不用，让李元度前往徽州独当一面，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劾，你这叫会识人用人吗？

      据说李鸿章辞幕后，曾在去南昌的途中走访胡林翼，说明辞幕原委。胡林翼一直都觉得李鸿章是个难得的人才，但若没有曾国藩给他机会，恐怕还是走不远，因此语重心长地劝导道：“我料定你日后必然显贵，不过我希望你不要离开涤生（曾国藩的号），否则你在仕途上是不会有前途的。”

31、这句话有些伤了李鸿章的自尊心，因此他马上答道：“我开始还把老师（曾国藩）当成豪杰之士，不用别人帮助，就能崛起，今天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随即拂衣而起，返回旅馆，收拾行李，准备出发。此时胡林翼又派人来，请他再回去一叙，李鸿章扭捏了一下，经对方力邀，才同意前往胡府。

      胡林翼将李鸿章留住数日，因为知道他一时转不过弯来，所以只是与之喝酒闲聊，绝口不再提那些不愉快的事，直到李鸿章辞别前往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