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实战

1、1853年5月初，安徽巡抚李嘉端行抵庐州，不久即将李鸿章从周天爵处调来，协办团练，于是李鸿章又做了李嘉端的幕僚。李嘉端的运气很不好，他在庐州没待上几天，太平军就开始北伐了。太平军北伐以攻取北京为目标，但安徽首当其冲，太平军可不是尚在发展成长中的捻军，尤其北伐军皆为太平军精锐，5月16日，滁（chú）州被攻破，18日，又攻克了临淮关，直逼凤阳。

      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李嘉端胆战心惊，寝食难安，他一面吁（yù）请咸丰速调江西、湖北官兵赶赴庐州救急，一面兵分三路前往凤阳组织防御，即李登洲部三百人先行，李鸿章等率团勇继之，他带兵两百余人后续前进。

2、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在军事方面皆属庸庸者流，当然三人之间也尚有高下之分，李嘉端基本处于周、吕之间，比吕强点，但还不如周。有人评论李嘉端，说他遇到和处理大事时过于急躁，往往考虑不够周全，然而实际情况是，都还谈不上什么急不急的，李嘉端所部署的三路人马刚刚出动，北伐军就一举拿下了凤阳。

      先行的李登洲闻讯慌忙退却，李嘉端自己也无勇气率兵直逼凤阳，可是又不好啥都不干，只得虚张声势，让李鸿章等人率团勇远远地放放枪炮。好在北伐军攻克凤阳后，并没有挥师南下，李嘉端、李鸿章等这才侥幸躲过了灭顶之灾。

3、北伐军意在继续北上，随后便向豫皖边界挺进，就在皖省官吏士绅们眼巴巴地指望他们赶快离境的时候，想不到的是又有“凶神”杀来——天国发动西征，西征军长驱直入安徽境内。

      6月10日，北伐军、西征军分别占领亳州和安庆，这使李嘉端陷于两路牵制、腹背受敌的窘境。虽然北伐军很快就弃亳（bó）州，北进入豫，但西征军却以安庆为大本营，屯着不走了。

起初西征军采取的是南攻北守策略，重点放在稳定南京东北门户局势，并为北伐军解除后顾之忧上，庐州方面压力还不是太大。尽管如此，为防止北伐军北上夺取庐州，李嘉端仍派李鸿章等带领庐州团勇数百人，会同巢县团练一千五百人，驻守于集贤关和运漕、东关。

4、李鸿章负责驻守的运漕、东关，不仅是巢湖一带和庐州的门户，同时还是漕粮的集散地和运输孔道。西征军虽然尚不急于攻下巢湖和庐州，但他们要取得粮食以接济南京和安庆，就势必不会坐视运漕、东关于不顾。

      这是李鸿章第一次率部站在最前沿，而且还是和太平军对峙，因此心情非常紧张。太平军进攻运漕，尚未现身，上流有人放河灯，李鸿章就以为是大队人马打过来了，惊得他赶紧退防东关。东关为险要之地，如果是有军事经验的将领，就会托东关以守，但李鸿章又莫名地激昂起来，率部到三十里外迎击太平军，结果先头部队被打得大败，败卒溃逃，又把大部队给冲乱了，巢县因此被太平军轻松拿下。太平军既已取得粮饷（xiǎng），也就未再对东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东关这才得以无恙。

5、李鸿章用兵缺乏章法，有人便以畏怯逃跑和打仗无脑，“专以浪战为能”相讥讽。李嘉端为给自己脸上贴金，还是讳败为胜，并以李鸿章冒着炎热领兵作战，既有功劳又有苦劳为由，为之请功，使李鸿章获得了六品蓝翎顶的赏赐。

      好景不长，翼王石达开奉命到安庆主持西征战事，他在皖北改守为攻，大军所到之处，清军望风而溃，望风而逃。随后，太平军步步进逼，直取集贤关、桐城。

      吕贤基原在桐城督办团练，后见桐城势不可守，便在城池失守前两天冒雨回驻舒城大营。舒城距庐州只有一百多里，李鸿章闻讯，忙带着数百团勇，从庐州赶到舒城，协助吕贤基守城。未几，太平军连下集贤关、桐城，其前锋部队直抵庐州。

6、当是时，除李鸿章带来的团勇外，舒城守军仅有总兵恒兴所统的一千余人，舒城危在旦夕。未等太平军攻城，恒兴已经丧胆，偷偷地带着亲兵溜往庐州，很多兵勇也纷纷散去。

吕贤基奉命办团，并不需要死守城池，有人便劝他继续退守，以图再举。吕贤基退到舒城后，就不愿再退了，他认为如果再退下去，安徽全境很快就会全部交代，遂大骂道：“我奉命办团杀‘贼’，应当以死报国，怎能故意避敌以求生呢？”随后，他便亲率剩余官兵及团勇，登城进行防御。

六、马已备

7、明眼人都看得出，舒城根本就守不住，守城的人就算殉了城，也阻止不了太平军继续向皖省扩展。李鸿章是个很实际的人，他当然懂这个道理，但他毕竟是个读圣贤书的人，知道忠义二字怎么写，吕贤基在前面死守，他岂能弃之而去？再说，要他像恒兴和那些兵勇一样逃跑，一时之间还真做不出来。

      李鸿章来舒城时，随身带了一个老家仆，名叫刘斗斋（zhāi）。就在李鸿章打算随吕贤基赴死的时候，刘斗斋（zhāi）把他拉到僻静处，压低声音对他说：“他们（指吕贤基等人）死也就死了，无法避免，公子你又何必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呢？你就算自己不惜命，难道就不可怜你父亲么？他老人家可是天天靠着家门，向远处眺望，盼着你归来啊！”

8、刘斗斋（zhāi）话语不多，却很有效，对生命的眷恋以及对父母家人的不舍，全都交织在一起，让李鸿章差点落泪。是啊，就算死，也得死得有价值呀，这样白白地死在舒城，以后就啥事也干不成了。

      带着惶恐不安的表情，李鸿章问刘斗斋（zhāi）接下来该怎么办。刘斗斋知道他已经心动，忙答道：“马已备！”原来他早已预先藏好了一匹马，就准备关键时候启用。

      当夜，刘斗斋（zhāi）把马牵了出来。李鸿章喜上眉梢，但还有些扭扭捏捏，不好意思，刘斗斋（zhāi）见状，不由分说地把他扶上了马，李鸿章遂策马疾驰而去，奔向庐州。

9、就在李鸿章离开舒城的次日，太平军便对舒城发动了进攻，舒城应声而下，吕贤基走投无路，投水自杀。

      吕贤基受命离京，至舒城陷落而死，其间尚不足一年。他出发时“无兵无饷（xiǎng），赤手空拳”，身死前还是一样，人们对他深表同情。有人扼腕叹息，认为吕贤基只是一个不知兵的老书生，朝廷却硬要他靠着空名和所谓忠义去办团制敌，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作为吕贤基本人来说，他所能自主的事，恐怕也就只有一死报国这一项了。

      对于吕贤基战死沙场一事，李鸿章深表惋惜和沉痛，在给一位名士的唱和诗中，他用“追怆（chuàng）同胞烈士魂”一句，寄托了自己的哀思。

10、很多人会以为李鸿章与吕贤基之间已有隔阂，因为当初如果不是被吕贤基拉下水，李鸿章也不至于回乡受苦，但实际上，李鸿章从不觉得是吕贤基害了他，相反，他还非常感激吕贤基——“谏（jiàn）草商量捍吾圉（yǔ）”，没有吕贤基的促成，自己的人生道路就不会发生如此全新的变化，即使能够想到，也未必下得了这个决心“捍吾圉（yǔ）”，通过征战疆场来建功立业。

      舒城一役是李鸿章军旅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次，若不是刘斗斋（zhāi）在关键时刻相救，李鸿章绝难逃过此劫，他的人生将就此画上句号。李鸿章知恩图报，等到日后发达，便出钱买下舒城附近一百多顷良田，由刘斗斋（zhāi）的儿子代为收租。

11、老仆人忠心，其子却未必，后来连续十年，刘子一文租金都未上缴给李鸿章。李鸿章将他找来质问，刘子拿出一本账簿诉苦，说田地没有盈利不说，还要追加三千多两银子，才能做到收支平衡。李鸿章何等精明，岂能受人这么蒙蔽，当即大怒，将刘子踢出了门外。不过气消之后，李鸿章还是让人将那三千多两银子给了刘子，想来他是认为，这些田租和多掏出来的银子，用来交换自己年轻时候的一条性命，已是足够了，恩人终是恩人，不能怪罪。

      事实证明，李鸿章确实没必要把性命过早地丢在舒城。舒城失陷的次月，太平军即挥师直取庐州城。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抵达庐州后仅仅两天，便被困于孤城。

      江忠源可不是一般人，他和曾国藩等同为湘军的创始人，甚至曾国藩还没有弄出眉目的时候，他已经在江湖上叱咤风云了。

12、曾国藩与江忠源是生死之交，他和李鸿章则有师生之谊，因江忠源、李鸿章彼此不熟，曾国藩便分别致书二人，希望他们彼此配合，相互救援，共挽狂澜。

      此时李鸿章驻于庐州城的外围，他很听老师的话，也有心救援江忠源和庐州城，只可惜力不从心，凭他那点微不足道的力量，根本冲不破太平军的防线。李鸿章心急如焚，特地前去晋见率军来援的清军大帅。

      其时城外援军已达万余，奈何将相不和，各军无法统一指挥，太平军又破城坚决，攻势尤其猛烈，致使清军的救援行动终成泡影。1854年1月，庐州城易手，江忠源被迫步吕贤基的后尘，投水自尽。至此，李鸿章也无法在庐州再待下去了，只得率勇北撤，他对此愤懑不已，数年之后，他写下了“当时愧乏蚍蜉（pí fú）“的诗句，表明他仍旧耿耿于怀，遗恨难消。

七、捡了一条性命

13、太平军攻克庐州后，皖北局势为其进一步掌握。为挽救皖北危局，朝廷急派漕运总督福济继任安徽巡抚。

      福济是李鸿章第二次参加会试时的副考官，按照科举时代的规矩，参加这次会试的考生都应尊称副考官为座师，也就是说，福济和李鸿章亦有师生之谊。由于这层关系，李鸿章被召入幕，所部团勇也归福济辖制。

      庐州地近南京，为敌对双方必争之地，朝廷催促福济等尽快收复，福济遂令秦、郑二部进攻庐州。太平军对庐州亦势所必争，倾全力予以固守，天国的援军、粮饷也源源而至，其间还多次主动出击，反守为攻，致使清军连连受挫。

14、福济在军事方面也是个外行，既不懂得用兵之道，也缺乏指挥作战所必不可少的应变之才，看到连克庐州不下，他一时也没了主意。

      李鸿章在经受一段时间的战争磨炼后，对于打仗的诀窍和为将之道都已有所领悟，在此关键时刻，他以幕僚的身份为福济出谋划策，建议改变原先强攻庐州的做法，先阻断太平军的援兵和粮饷，然后再乘庐州守军陷于困顿之机发动进攻。福济对李鸿章非常倚重，遇到军事大计，都与之共同商量，对于他的每一建议，也都会认真地予以考虑，听后立即予以采纳，决定分兵向东南的含山、巢县以及西南的舒城出击。

15、李鸿章不仅出主意，还主动请战，“慷慨请行”。福济很高兴，认为其勇气可嘉，遂从官军中拨出步骑兵，由李鸿章率领，绕道攻击含山。

      1855年2月，李鸿章督率兵勇向含山进发。当是时，曾国藩的湘军正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动全力反击，太平军主力部队受到牵制，李鸿章乘机利用内应，攻占了含山县城，他也因功赏加知府衔。

      接着，李鸿章又配合副都统忠泰进攻巢县，这次太平军抵抗得很顽强，双方相持不下，形成胶着状态。持续至当年7月，李鸿章突然收到了父亲李文安去世的消息。

16、就在李鸿章回乡的第二年，李文安经人奏保，也回籍督带练勇。李文安一向身强体健，他的猝然长逝，殊出人意料之外。有一个说法是，民团因不属于经制之师，没有官方经费，军饷只能依靠地方募捐或强行摊派，李氏父子因此没少挨乡亲的骂，李鸿章因此还被指为“翰林变绿林”。李文安心情忧郁，他喜欢喝酒，便常常借酒浇愁，当时正值夏季，李文安身体肥胖，喝了酒后便露宿在外，结果无疾而终。

      李鸿章惊闻噩耗，悲痛万分，急忙离开军营，赶回家料理丧事。李文安临死前，还念念不忘与太平军、捻军干到底，他曾手书遗训给李氏兄弟：“‘贼’势猖獗，民不聊生。我们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家为，你们要努力完成我的志愿！”

17、李文安的去世，在精神上给李鸿章造成的打击不小，他后来写了很多想念和悼念父亲的诗文，同时对于父亲的遗训，他也铭记在心，时刻不敢懈怠。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正是父亲的死，才在无意中救了他一命——就在李鸿章暂别军营后，巢县太平军出动万人，对清军营垒发动突袭，忠泰全军覆灭，仅以身免，李鸿章因不在军中而捡了一条性命。

      李鸿章从军以来，先在舒城躲过一劫，太平军打庐州城时，他因为在城外，也没事，加上这次，已经是第三次从死神手中逃脱了。

      8月，按照李鸿章之前所定之策，清军在打击太平军增援线路的基础上，进逼庐州城，重返军营后的李鸿章亦率部加入。太平军援兵为援救庐州，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直扑清军集中在柘皋的营垒。

18、李鸿章受了巢县遭袭的教训，一发现不对劲，就率先撤退，不料这一退不要紧，部队约束不住，竟形成了率先溃退之势，以致清军数十座营垒均被攻破，兵勇死伤者不计其数，最后仅剩总兵吉顺的营垒尚存。

      太平军包围了吉营，彻夜猛攻，情况万分危急。与福济并列的另一个清军大帅和春闻报，亲率精兵数千，星夜驰援，才解了吉营之围。次日，李鸿章前去晋见和春，称誉道：“声威大震，以军门为最。”军门是李鸿章对和春的尊称，谁知和春并不买账，毫不客气地揶揄他：“畏葸溃逃，当以阁下为先。”李鸿章无言以对，红着脸退出了营帐，此事一时间被传为笑谈。

八、套路

19、虽然在柘皋（zhè gāo）之战中出了糗（qiǔ），但有福济扶植庇护，李鸿章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11月，福济、和春等督兵勇进攻庐州城，由于湖北战事紧迫，太平军援兵被迫回师援鄂，庐州守军独木难支，随营行动的李鸿章重施含山一役的故伎，联络城内士绅，纠众千余作为内应，以白头巾为标志强占城门，庐州城遂被攻陷。

这一仗让李鸿章彻底翻了身，既往的所有不佳表现都被人们迅速忘却，不但如此，他还博得了“以翰林知兵”，善于用兵打仗的美誉。福济立即奏请朝廷，授予李鸿章道员官衔，并赏顶戴花翎。

李鸿章进入了他自帮办团练，统带团勇以来最得意的时期，然而人生无常，还没等他细细品味，这一来之不易的顺境就又瞬间消逝了。

20、收复庐州城后，福济、和春乘胜兵分两路，西南直指舒城等地，东南进击巢县等地。仗开始变得难打起来，除舒城小胜外，清军在其余各地均一无所获，李鸿章参与的是东南战役，也同样因为到处碰壁，被弄得灰心丧气，懊丧不已。

时间一晃到了1856年，战役依旧毫无起色。屈指一算，李鸿章的戎马生涯已历四个春秋，虽然不断升职，但他自己明白，其中有很大成分都来自运气和福济的庇护，他的事业其实是很黯淡的，与“三千里外欲封侯”的理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昨梦封侯今已非”，处于人生低谷的李鸿章，陷入了与父亲死前一样的心境。有一天，当他路经明光镇时，越想越沮丧，遂感怀赋诗，留下了“四年牛马走风尘”和“杯酒藉浇胸磊块”的句子，其悲凉之情，溢于言表。

21、似乎人越衰，越难被霉气星所放过。1856年4至6月，太平军分别摧毁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之后乘胜在安徽境内展开强大攻势。各路清军皆望风而逃，避之唯恐不及，李鸿章急于挽回颓势，仍在福济面前主张主动出击，通过大举反攻，夺回失去的城池。福济的部将郑魁士，一贯看不起年轻书生，于是便用激将法对李鸿章说：“敌人如此强大，你却要出战迎敌，能够保证一定获胜吗？你敢不敢立军令状？”

李鸿章毕竟年少气盛，身上也还存有书生气，一冲动，就上了郑魁士的当，竟然真的立下军令状，率军出战，结果可想而知，落了个大败而归的下场。正常情况下，立军令状又不能完成任务是要倒霉的，纵使活罪可免，死罪也难逃。

22、还是幸亏上面有个福济给罩着，福济是个老官僚，打仗虽然不行，操纵人事却颇有些手腕。福济当时能依赖的部下，除了被其视为心腹的李鸿章，只有秦定三、郑魁士二将。乱世之中，武将拥兵自重的现象很常见，违抗军令的例子亦屡见不鲜，福济为了控制秦、郑，以便能够顺利调遣和指挥，便将两支部队的饷银全都掌控在自己手中，同时又想方设法地挑拨两人的关系，使其彼此猜疑，以此达到分而治之，唯其命是从的目的。

因为能够控制住郑魁士，福济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把“军令状”的事给摆平了。他把这一套路也教给了李鸿章，告诉他要“时时以不肖之心待人”，李鸿章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点，以后治军即承其衣钵，注意不使帐下诸将和睦相处，预防他们合起伙来架空甚至谋害主帅。

23、就在安徽清军被太平军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著名的“洪杨内讧”，太平军因此元气大伤，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福济、和春乘机督军打通庐州东南和西南通路，李鸿章奉命参战，因功赏加按察使衔。年底，鉴于皖北战局暂趋稳定，李鸿章又回籍将亡父葬于新坟，并为之守墓。

      天国固然在走下坡路，但它仍具备爆发的潜能，作为太平军的后起之秀，李秀成、陈玉成开始双双崛起。1857年2月，李、陈协同作战，在皖北发动了防御中的攻势，分两路向庐州进击。此次进击，来势非常之猛，被福济倚为支柱的秦定三、郑魁士二部被打得落花流水，李鸿章部也一败涂地，团勇全都在惊骇中逃散了，李鸿章总算机敏，第四次逃得性命。

24、经过这次败逃，李鸿章不仅将自收复庐州城后所获得的声誉，又都整整齐齐地还了回去，而且他所统带的团勇，也不再受到各方重视。只有福济还依旧袒护着李鸿章，李鸿章不仅没有因打了败仗而受到处分，反而通过累计过往的战绩，获得了一个记名道的实衔。

      福济如此护着李鸿章，自然不可能不遭到众人的忌恨。为了平息众怒，兼能使李鸿章以在籍士绅的身份继续带勇，福济玩了一个花招，奏报朝廷，说李鸿章还在给亡父服丧，等他把手头的事务都料理完后，就让他回京供职。朝廷的回复是将李鸿章交军机处记名，遇道员缺出，再请旨简放。

      看上去李鸿章的团练生涯已经结束了，但事后，李鸿章须“料理”的事务总也没有完结的时候，福济也未再给朝廷打报告，令李鸿章回京，这实际上就是让李鸿章继续赖下去，而又让别人对此无话可说。

九、表白

25、不管福济在内部怎样长袖善舞，他在战场上终究还是一筹莫展。1858年7月，福济被朝廷免职，继任者翁同书与李鸿章并非故交，之前连面都没见过，这也就等于李鸿章在安徽军政高层已失去了依靠。

      屋漏偏逢连夜雨，8月，太平军集中兵力，一举攻克庐州城。清军兵勇此时已毫无战斗力可言，出战时未及交锋，便已溃散无遗，这中间自然也包括李鸿章所统团勇。李鸿章只好第五次仓皇溃逃，携家眷远走至明光镇栖身，而李家在庐州的祖宅则被太平军焚毁一空。

      明光镇就是李鸿章早先写感怀诗的地方。写感怀诗的时候，距其赴皖办团是四年，现在是五年有余，一年多过去了，自己的处境不但没有变好，相反变得更加凄惨：战场受挫，仕途维艰，同僚侧目，两手空空……

26、“河山破碎新军纪，书剑飘零旧酒徒，国难未除家未复，此身虽去也踟蹰。”李鸿章在明光镇写下新诗，以寄托他一恨未消，又添一恨的恶劣情绪。虽然表现得茫茫然不知所从，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李鸿章对独自办团和打仗已完全丧失信心，既干不下去，也待不去了，鉴于明光镇并非可久留之地，他只得又带着家眷逃往江苏境内的镇江。

     “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李鸿章虽如此慨叹，但他对于今后的去处，其实是有所考虑的。这还得说到他的父亲李文安，李文安快四十岁才中进士，这个进士中得不早不晚，正好曾国藩也是同一年考中进士。这种关系那时称为“同年”，它与座师一样，都是一种极其微妙而又重要的人际关系纽带。

27、李文安本人资质平平，但眼力不差，在“同年”中始终跟曾国藩走得很近。在曾国藩还只是一个普通京官时，他就早早地安排大儿子李瀚章、二儿子李鸿章去拜曾国藩为师，跟着曾国藩学习八股文、试帖诗和经世之学。

      曾国藩就这样成了李鸿章的老师，后来李鸿章第一次参加会试，曾国藩又正好出任同考官，虽然那次李鸿章落了榜，但他的诗文和才学都受到了老师的肯定。曾国藩后来曾对李瀚章说：“令弟少荃，自乙未之际（即李鸿章参加会试的这一年），我就知道他才可大用。”

      李鸿章中进士的那一科为丁未科，丁未科考生里面有不少曾门弟子，其中最为曾国藩所器重的一共有四人，称为“丁未四君子”，为首的就是李鸿章，足见曾氏对他的欣赏。

28、正是因为将李鸿章视为自己的得意弟子，曾国藩才会对他予以高度关注。早在李鸿章回皖办团之初，曾国藩就一再予以勉励，并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坦诚相告，足见期望之殷。前任安徽巡抚江忠源坐镇庐州时，曾国藩又写信给他，向其大力推荐李鸿章，强调李鸿章乃“大有用之才”，并说如果江忠源有需要，可随时携其征战。

      就在庐州城被太平军攻克的当天，也是李鸿章决定携家眷逃离庐州的前几天，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亲笔信，这是一封带有总结和检讨意义的长信，信中一方面对曾国藩编练和指挥湘军的不俗成绩，表示由衷的敬佩和向往，另一方面又自承现在一无所成，有负老师的栽培和期许。

29、后者也确实是李鸿章的真心话，曾国藩曾写信劝告他仿效湘军，用戚继光的练兵法来精练淮勇，但李鸿章却没能按照老师的话去做，直至自己的兵勇被太平军屡次打到溃散。

      李鸿章写这封信，实际是在作试探性表白，以期曾氏接纳，毕竟他是在办团不成的情况下去投靠的，不免悲愧交集。一个月后，曾国藩收到信件，得知李鸿章因庐州二度失守而流离失所，他立即寄去一笔费用，作为李氏兄弟的安家之资。曾国藩以礼贤下士著称，他的幕府内人才济济，但他仍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网罗人才。李瀚章本来也是曾国藩的学生，之前在湖南当代理知县时，为曾国藩所识拔，早已将其纳入麾下。

30、李鸿章乃“丁未四君子”之首，自然更为曾国藩所看重，他因此给正在南昌办理湘军粮台的李瀚章写信：“少荃弟（李鸿章）要是肯来我这里帮忙的话，你就让他赶快出发前来。”

      却说李鸿章写信后，并不敢百分百地指望曾国藩接纳他，避难镇江期间，他前去晋见了江南大营的诸统帅，以图再举，但人家却并不认可他。对于李鸿章来说，他还有一个出路，就是北上入京，老老实实地等待朝廷给他分配官职，可他又心有不甘。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李翰章捎来了曾国藩相召的口信，这让李鸿章喜出望外，顿有绝处逢生之感，于是立即动身前往江西。

十、考察

31、对于曾李会面，许多清代野史笔记都有一个绘声绘色的描述。按其所述，李鸿章到江西后，曾非常自信地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很念旧情的人，又是自己的老师，对自己比较了解和赏识，所以必将录用他为幕宾。可是没想到他在客栈住下后，已经将近一个月过去了，左等右等，仍毫无动静，曾国藩也没有约他见面。

      李鸿章不免有些着急，恰巧曾幕中的陈鼐（nài）亦为前翰林院庶吉士，与李鸿章还是丁未科的同年，曾国藩所评的“丁未四君子”之一，李鸿章便托他前去探听曾国藩的意思。陈鼐（nài）先是旁敲侧击，在不得要领的情况下，只好直接替李鸿章当起了说客：“少荃是您的学生，这次特地前来侍奉老师，是希望在您手下学习本领，得到历练。”

32、曾国藩这才慢条斯理地说：“少荃，可是翰林呀！志大才高，是办大事的人，我这里地方小，犹如潺潺小溪流一般，恐怕容纳不了他那样的艨艟（méng chōng）巨舰吧？他为什么不回京供职呢？”发现曾国藩有如此想法，陈鼐（nài）连忙进言：“少荃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头，经历了许多磨难，再不像以前那样意气用事、好高骛（wù）远了，老师为什么不能试用一下呢？”经陈鼐如此一说，曾国藩方才答应让李鸿章入幕。

      这段记载虽然很具可读性，令人兴味盎然，但据专家考证，却漏洞百出，与史实并不相符。首先，曾李会已有约定，并非李鸿章单方面一厢情愿，曾国藩既将李鸿章叫来，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再冷落他呢？更不用说还给李鸿章吃闭门羹，推托不予接见了。

33、其次，陈鼐（nài）进入曾幕，甚至比李鸿章还晚了将近一年，根本不可能反过来替李鸿章当说客。再者，即使陈鼐（nài）已在曾幕，也轮不到他来当说客，李翰章本人当时就在曾国藩大营，由他出面疏通关系，岂不更为方便？

      正史记载，1859年1月，在李翰章的引荐下，李鸿章抵达江西建昌府曾国藩大营。曾国藩欣喜不已，立即予以接见，并与之久谈。之后一连数日，或是下午，或是晚间，反正只要曾国藩白天处理完事务，或是晚上改完奏折和阅毕各处文件，师生便在一起开怀畅谈，足见曾国藩的思贤若渴。当然野史笔记中的故事，也不是完全的捕风捉影、空穴来风。

34、如故事中所言，李鸿章身上确实存在不少缺点和毛病，譬如他自恃有才，心高气傲，而且懒散成性，日常生活无规律，后者甚至影响到他在安徽办团的效果，“翰林变绿林”的传言也是在讽刺他的团练纪律松散，犹如土匪。世传曾国藩曾作《冰鉴》，用以识人、相人，后虽经考证为伪托之作，但亦可见曾氏之知人善任，他对自己学生的优缺点是看得很清楚的，对于李鸿章的来归，他一方面是热情接纳，另一方面也没有忘记进行考察和打磨，李鸿章正式入幕的时间也由此被大大推迟了。

      李鸿章刚来的那几天，曾国藩和他谈的最多的，便是福济、和春在安徽处置军政的情形，以及江南江北的军务。

35、这时曾国藩已奉命移师援皖（wǎn），通过与李鸿章的谈话，他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到安徽的形势，但同时也是为了考察李鸿章在这几年里面，学识、见地和能力是否已有长进。

      除了通过谈话来考察李鸿章的识见外，曾国藩还试之以事，派他去皖北招募马勇千人，以编练马队。李鸿章当初回乡办团，是捡了现成便宜，并没有亲自一手一脚地招募过乡勇，更不用说与陆勇有所区别的马勇了，而且皖北也不是原籍所在，地理人情都没有那么熟悉，考虑再三，他没敢一口应承下来。曾国藩对此有些失望，他的评价是李鸿章虽有才气，看上去似乎足以统领一军，但由于长期在吕贤基、福济手下任职，办理过的事务太多，反而变得懒散，不能担当大事了。

36、随后他调整计划，决定先让李鸿章招五百人，李鸿章仍然感到为难，为此专程前往南昌，与大哥李翰章商议。李翰章也觉得湘军以前没有马队，现在要从头开始组建，难度不小，李鸿章初来乍到，没有经验，恐非其能力所及，于是便致函曾国藩，代为辞谢。

      曾国藩没有接受，他写信对李氏兄弟说：组建马队、招募马勇一事，确实是破天荒头一遭，别说“少荃”没有信心，就连我也心中无数。不过万事开头难，当初湘军兴办水师，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结果大获成功，连我最初都没有想到会做到这么好。马队也一样，不试一试，怎么就知道事情办不成呢？你们兄弟可不能有这种畏难情绪。

37、话已至此，李鸿章只得应命，派专人前往皖北招募马勇。不出所料，当时太平军正在皖北与捻军协同作战，声势雄壮，清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派去招勇的人处处受限，最终空手而归。

      招不到马勇，曾国藩建立马队的计划也就只能暂时搁置，这是曾国藩对李鸿章试之以事的第一次考察，结果李鸿章却交了张白卷。

      事情办不成也就算了，在此期间，李鸿章还借到南昌与李翰章商议磋商之机，离开湘军大营，到九江、湖口等地，随处游逛了两个多月，直到曾国藩屡次致函，催其速回，李鸿章才慢悠悠地回到大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