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

当前剧本取自戴锦华于1999年出版的图书《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的“第一章：清醒的立场”

包含第一节 学术自传；第二节 文化研究的描述与立场

第一章 清醒的立场

访问者：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陈岸英、周濂

受访者：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戴锦华

时间：1997年5月28日下午

地点：北大勺园咖啡厅

第一节 学术自传

1.

问：戴老师，能否先介绍一下您的治学经历和个人经历？

答：我的经历很简单，但不大规范。我1978年考入北大，1982年本科毕业。毕业后经国家统分去北京电影学院任教，在教文学课的同时，进修自学电影。1985年前后开始教电影课。1990年开始在北大兼职，1993年调回北大。

像我这一代的很多人那样，我是因“命运”的偶然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的。那成了一个得以接触电影艺术的机会——你们知道，在中国“看电影”是一种特权。我爱上了电影，电影批评和理论成了我的研究领域。进入90年代之后，我感到电影或电影艺术的领域已无法充分解释电影现象自身，于是我尝试把它扩大到现当代文化领域中来观察，于是“自然”地转向了文化研究。与此同时，我一直在做女性文学研究，算我的“业余爱好”吧。

2.

问：听说您前年赴美讲学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美国之行？

答：人们谈到这类事总难免夸张。实际上，我到美国后所接触的主要是美国的中国学界。对于美国人文学科的主流学者说来，他们对中国从没有真正的关注。当然我相信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这种关注会上升。我所接触的有中国学领域中的做文学、电影、历史、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主要在三所大学做研究或讲课，去了大约十一所重要大学讲演，关于中国大众文化、女性文化和中国电影。在这个范围内有些好评，一些文章被译成英文，发表在美国的学术刊物上。冷战结束后，全世界的左翼学者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海内外的中国学者也有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我感到彼此空间上的距离正在缩小。过去，我们不熟悉西方的文化语境与理论话语，他们则隔膜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现在他们获取中国的社会、学术信息越来越快，我们也已经可以娴熟地运用西方理论，并且开始对西方理论有所反省和批判，所以大家做的事情越来越接近，有许多同题可以共同探讨。

3.

问：能否具体谈谈您从影视艺术评论转向大众文化研究的考虑？

答：几乎整个80年代，我一直做电影理论和评论，可能也有一点成绩。那个时候，构成我的电影研究的基本立场的主要是这么几种因素：第一，相当精英化的艺术品味，崇尚欧洲艺术电影传统，关注艺术电影——也就是所谓第四代、第五代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中的大部分甚至不为普通中国电影观众所知。对于当时极为“叫座”的影片，我毫无热情。第二，当时我满腔热情地翻译介绍，并且不假思索地运用西方电影和文化理论。80年代中后期，都在十分投入地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来阐释中国电影文本。第三，是渐渐明确的女性主义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