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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共27段 

《成都的细节》 府河、南河、锦江，河流见证了古蜀之地的生长与变迁；万里桥、老南门大桥、九眼桥，成都的老灵魂仿佛时刻走在桥上；泡菜、盖碗茶、龙门阵，茶馆成全了市民相似的情感模式；老板娘，嫡、市井粉子，成都女人将锐利与温婉结合得恰到好处； 青春、酒精与音乐，九眼桥边挤满了不怕醉的年轻人。有人说，成都是一座去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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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宽窄巷子那里展现的是“清代”样貌，那么在华西坝一带，人们能看到的就是成都“现代”的开端。

流沙河先生曾感叹：“成都其他地方皆市井气象，唯华西坝为人文气象。”这个说法是很准确的，但是却和人们（包括本地人）的第一印象有很大差别。在许多成都人心中，华西坝是一个治病的地方，而且是得了重病、人生几乎要丧失希望的时候才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有西南地区最好的医院——华西医院。

现在的华西坝，坐落着华西医院的“集群”，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医疗中心。华西医院是成都人心中的骄傲，在任何机构给出的中国医院排名中，它都能位居前列。在国内最权威的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的医院排名中，华西医院连续多年排在全国第二位，拥有全国领先的妇产科（华西附二院）和牙科（华西口腔医院）。

华西坝的建筑一方面采用了中国古典建筑的飞檐、斗拱等外观形式，另一方面又融合了英国中世纪的建筑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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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骄傲颇有点神秘气息。华西医科大学和四川大学合并后，改名叫“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但是人们并不买账，因为在不少人心中“华西”要高于川大。前几年泸州医学院想改名为“四川医科大学”，遭到很多华西校友的反对，因为“四川医科大学”的简称是“川医”，这和“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的简称一样，构成某种冒犯。

至于流沙河先生所说的“人文气象”，指的是华西坝的民国建筑群。比如“怀德堂”，1915年动工，1919年建成，当时是华西协合大学的校行政事务办公楼和礼堂，现在是川大华西校区的办公楼。怀德堂有英文名字，叫The Whiting Memorial AdministrationBuilding，当时是由美国纽约的罗恩甫夫妇捐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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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筑，虽然经过百年沧桑，但在华西坝仍然有八座，构成一个“华西坝民国建筑集群”。它们大多由美国、加拿大等国教会捐建，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在建筑风貌上采用中西结合的方式。

梁思成把这种建筑称为“中国早期古典复兴建筑”。这个概念其实很复杂，所谓“古典复兴”，一定是站在“现代”的立场言说的。他在《中国建筑史》中谈到欧美建筑师在华建筑作品时说道：“开始以中国建筑之部分应用于近代建筑，如北京协合医学院……成都华西大学皆其重要者也。”

这样的建筑细节，是“中国的”，和中国传统建筑的结构相似，但是它又是“欧美建筑师”心中的“中式”，是借由他们的眼光来表达的。在房屋结构和功能上，它又是现代的。这种风格，到20世纪90年代又开始大量出现，比如北大新图书馆等，在审美上又开始吸收中国传统建筑的要素，它意味着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和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并不一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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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华西坝上的这些建筑相继投入使用，是当时“华西协合大学”的办公和教学用楼。1905年，英、美、加三国的五个基督教会决议在中国西部创办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地址定在四川的政治文化中心成都，随即在城南购置土地，建筑校舍。这里土地平旷，北傍锦江，风景清雅，因为由华西协合大学兴建，便有了“华西坝”的名称。

如今人们研究清末的成都，传教士的记录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他们写日记，还拍摄照片，成体系地也是不经意地为成都留下了难得的历史侧影。以研究成都闻名的王笛老师，曾经在美国获赠一位传教士后人拍摄成都的大量照片，这成为他《茶馆》等书的第一手资料。传教士们眼中的成都，是一个有魅力的中国城市，但是他们的叙述也是有矛盾的，既有“成都是中国所有城市中最干净的”的描述，又注意到“在街巷中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大概他们观察的区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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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的“城市史”上，华西坝的建设是有意味的开端。列强侵略中国，有一些中国城市成为“通商口岸”，而成都因为没有处在外国商船可以通达的地方而得以幸免。和武汉、重庆这些城市相比，它无疑更为“封闭”，因此也更“完整”、更“中国”，但是即便如此，仍然会有“世界”的风吹拂过来。1905年筹备兴建“华西协合大学”，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成都开始拥抱“现代”了。

事实上，1905—1911年的成都，处在动荡飘摇的前夜。尽管这里有清政府的驻军，但是清政府的财政已经不堪重负，也无力掌控距离北京如此遥远的成都，而不得不让长老会这样的袍哥组织参与进来，共同“维系社会”。成都也开始出现新式军官学校，最初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应对王朝危机、防御外敌，但是最终却成为清政府的掘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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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华西协合大学的出现就更加意味深长，它也昭示出成都已经“卷入”整个国家奔向现代的进程之中。最初的华西协合大学，为一所综合性大学。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合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初设文理教育三科，由美国的Joseph Beech出任校长，学校创办人之一启尔德出任第一任学校董事会主席。

启尔德（Omar L. Kilborn）是加拿大人，在金斯顿王后大学获得医学博士的学位后，他向加拿大卫斯理会写信，自愿作为一名医学传教士前往中国，和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詹妮·福勒等人，他们要到四川开拓华西教区。他们从上海登上蒸汽小轮船，在宜昌换木船，经过数月行程才抵达成都；这个路线，和当时为寻求进步到上海的成都人正好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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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尔德的想法是开一家医院，他在玉沙街找地方住了下来，但事业还没开始，妻子詹妮就染上霍乱去世了。1892年，启尔德的“福音医院”在成都东门的四圣祠街开业，也就是现在成都第二人民医院的位置，那里还有一个“基督教恩光堂”。在叙述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成都第二人民医院和华西医院一样，都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启尔德那里。

启尔德真心热爱四川，曾经编过一本《四川话英语教材》教大家学英语。这本书前两年成都本地出版社还重印了，现在是作为“趣闻”供大家阅读，这也是这个城市接触西方的一段佳话——它包含着尊重科学和多进行交流的意味。但是这不是常态，晚清的传教士和本地民众的关系，也有紧张的一面，启尔德和他的医院，就曾经历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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