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禹治水真相：稻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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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古的传说中，“大禹治水”是人类改变自然界的宏大事业；禹的儿子启则在随后建立了华夏第一王朝——夏。两代人的故事堪比创世史诗，壮丽辉煌。

按照古书记载，在尧和舜的时代曾经发生大洪水，尧帝派禹的父亲鲧(gun3)治水，但没有成效，鲧(gun3)被处死；舜帝则继续任命禹治水，结果禹不仅治理了水患，还开辟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陆路与水路交通网，划出了九州行政区。 

远古历史总是和神话杂糅(rou2)。现代学术产生后，有学者开始质疑大禹传说的真实性，比如开创“古史辨”学派的顾颉(xi4)刚，他就认为大禹的事迹是战国时的人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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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被后人加工或改造，甚至被塞进更晚的篇章。现存关于大禹最早的文献，是《尚书》开头的几篇，如《舜典》《禹贡》，但受到的怀疑也最多。近年，一件流散海外的青铜器“遂公盨(xu3)”被发现，其铭文中有这样的叙述：“天命禹敷土，随山浚(jun4)川。”但它属于西周，跟大禹的时代相距甚远。

传说是大禹凿通了长江、黄河、淮河和汉江，但从工程的可能性看，这都不现实。即便是现代国家也不太可能实施这种完全改变大江大河的工程，更何况在4000年前还没有出现地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大型国家，其人口规模和技术水平根本不足以改造大江大河。

难道，大禹治水只是西周或者春秋时候的人创造的神话？考古发现能提供解答，虽然它有时会离人们最初想象的“答案”很遥远。

一 依赖水稻的古洛阳—二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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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洛阳市以东20公里处，伊河和洛河沉积形成的小平原上，发现了疑似“夏都”的偃(yan3)师二里头遗址。它的占地面积、宫殿规格以及手工业的发达程度都超过了以往和同期任何遗址。而且，二里头遗址距今3900—3500年，恰好在商朝之前，所以它很可能就是夏朝的都城。

二里头考古的成果已经有很多，但留心二里头人的主食是哪种的还不多，大多数学者普遍默认，按照华北地区的传统，它应当以旱作的粟（小米）为主。

但事实恰好相反，二里头人的主食是水稻（大米）。不仅如此，这背后还可能隐藏着“大禹治水”的来历。学界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原因，说起来颇为有趣，就是按粮食颗粒数进行统计和排名，而忽视了不同粮食的颗粒其实差别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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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上千年埋藏的粮食大都已经碳化，如果不是大量的堆积很难被发现。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开始采用“浮选法”来寻找粮食：在遗址中采集土样，打散后放入水中搅拌，而碳化的粮食比水轻，所以粮食会浮上水面。这样，人们就可以采集到古人遗弃的粮食颗粒，观察古人在种什么、吃什么。

在1999—2006年的二里头发掘中，对遗址土样采用“浮选法”得到的样本显示：粟米（小米）数量最多；稻米（大米）其次，约为粟米数量的一半；其他旱作的黍、大豆和小麦数量很少（参见表一）。这样看来，稻米在二里头似乎不占主要地位。

表一：《二里头：1999—2006》中的出土粮食颗粒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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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粟米和稻米的颗粒大小及重量很不一样，单棵植株收获的籽粒数量也相差悬殊。分析古人的种植规模和食物构成，应当统计的是重量，而非粒数。但很可惜，浮选工作没有称重的报告，目前还只能通过粮食颗粒数“构拟”它们的重量。在农学上，统计不同作物颗粒重量的术语是“千粒重”，所以，我们可以参考现代粮食的“千粒重”数值进行折算。这也是不得已的替代方法。

粟米平均千粒重一般为2克，稻米平均千粒重一般为16—34克，即使按最低的16克计算，两者颗粒重量也相差七倍。根据这个比例，二里头出土的稻米重量应是粟米的四倍，是当之无愧的最重要的粮食。

二里头出土的粟、黍和稻粒：三者体积差别很大，如果用颗粒数来衡量它们的种植面积，显然会产生重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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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一份样本更多的浮选统计论文发表，包含二里头各期的277个采样，但仍是按照粮食颗粒数计算的。这次，稻米颗粒数量略超过粟米，位居第一：稻，14768粒；粟，13883粒；黍(shu3)，2248粒。

稻米粒数略多于粟，这让论文作者觉得难以解释，便猜测这些稻米是从外地进贡来的：“通过收取贡赋的手段，从当时的水稻种植区域征集大量稻谷。”但稻谷种植区应当在哪里，古人的交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都还无法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