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马的朝代找一匹老马

1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陆游的悲痛，是整个南宋有志之士的悲痛。后人论及，往往会痛恨主和派的投降主义，归咎于天子昏庸。然而，如果没有这些阻碍，南宋真的就能成功地“还我河山”？历史没有如果，但我们也不妨在既成的事实中，寻找一些必然与偶然交错的症结。

大家都知道，军事力量一直是两宋王朝的致命弱点，经济、文化都已发展到高峰，却受制于外族的武力威胁，跟强汉盛唐没法比。但也要了解，北宋之建国，本来就先天不足：它承接了五代十国的乱摊子，名义上统一，实际上是分裂成了几个并立的民族政权。北宋所能真正掌控的范围，仅在传统的中原地带。起点既不高，生存环境又不佳——正逢辽、西夏等的游牧民族向定居过渡、建立王朝的上升时期。

2比起盘旋于境外的草原铁蹄，靠兵变起家的赵家天子，深知对于皇帝宝座的安稳，内乱比外敌更直接、更可怕，所以皇朝的立国之本，就是抓紧兵权，重文抑武，守内虚外，建立高度发达的文官政治体系，将武将地位一再压低。然而在文人政治生存环境空前宽松、文采风流鼎盛的同时，武将素质却每况愈下，终至于，战事起时，举国无可用之将才。

将才凋零，相匹配的，自然是兵不堪用。高度中央集权的用兵制度，兵将分离，文官带兵，减少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却也“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无法训练出高素质、高效率的部队。于是采取人海战术，以数量来弥补质量不足。

3军备是宋朝财政消耗的重头，北宋前期，每年的军费开支即已超过财政支付能力。朝廷不得不鼓励军队经商，结果官兵武艺更加废弛，只好再扩充军队。最高峰时全国军队人数达一百二十万，受天子直辖的禁军就占了八十万，都用于拱卫京师，弹压地方，一旦有战事，根本不受将帅调派。南宋时岳飞之所以战绩辉煌，就是靠亲手建立、训练的“岳家军”。成绩出来，朝廷的猜忌也跟着来了。

游牧民族全民皆兵的时候，大宋王朝的职业军人们，走走私，经经商，合资开个茶楼酒店，小日子快活得很，却苦了国家，每年向辽、西夏交岁币也就罢了，还要给这支庞大的军队按月发饷，实在让执政者叫苦连天又无可奈何。

4军事力量薄弱，还有一个很重要又很荒诞的原因：两宋严重缺马，是中国历史上最缺少马匹的朝代。尤其到了南宋，像陆游，他那么想骑马，就不能找匹马过过干瘾吗？他始终骑在驴背上跑来颠去，实在也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是普通官员，想找匹马骑，也是很不容易的。

冷兵器时代，战马是衡量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指标。没有战马，就没有能在战争中作为制胜关键的骑兵部队。北宋一开始对辽战争胜少败多，这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

为什么没有马？历来产马的地方——西北、塞北、关东、西南全被其他民族政权占走了。中原地带以农耕为主，环境很不适宜养殖马匹，只能高价去向辽、西夏和大理买马。

5这种情况下还敢跟人打仗？一打仗立刻被封锁战马进口。到了南宋，与北方势成水火，每战都会损失大批战马。每一战败，恢复元气就难上加难，不得不议和以求休养生息。主和派对主战派恨得要命——老实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你不顾实力地冒进，难道不会害得大家全体完蛋？

滇、川、藏三角地带丛林中的那条茶马古道，就是自唐宋以来，用中原茶叶与边疆各国进行马匹交易的通道。南宋时，“关陕尽失”，西北地带的茶马交易已经无法进行，只得把重心转移到西南。大理也是产马区，马以个子小、能负重、善走山路著名，却并不适用于作战，运运军粮还差不多。战马还是西北的好。

6平时民间只得驴子骑。这是个驴子普及的朝代，翻开两宋诗文，驴的出场率远高于马。《清明上河图》反映汴京繁华实景，里面的马也寥寥。陆游关于驴和马的怨念，就很能解释了。但是呢，用曹操的诗来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陆游骑不成马，在后人看来，也没什么关系了，他早已在岁月里，把自己变成了一头悲壮的老马。

对于军队缺马这种心头患，两宋王朝都想了不少办法，其过程可以说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外交史与商战史。北宋经历的两次政治革新尝试——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变法，重头内容都涉及马。

王安石的“保马法”，让民间养马，然后再由政府出资买回，听起来很好，却和其他新法一起，很快流产了。

7关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从刚开始一直到千年后的今天，毁誉不一。只有两点是毫无疑问的：它像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每一次变法，在阵痛与代价中摇摆前进；而不论成果如何，首倡者，都有一个黯然悲凉的结局。

熙宁九年（1076年），推行新法六年后，五十六岁的王安石退居江宁（今南京）。新法推行过程中的斗争令人厌倦；无休止地应对争论和排除阻扰；突如其来的罢相；被诬告谋反，理由荒谬得让人听到的一瞬间，不是愤怒而是失笑；吕惠卿之流的背叛和暗算，让人直接对人性产生怀疑；寄予厚望的爱子王雱，聪慧机灵，才气逼人，亦在这一年病亡，年仅三十三岁。

8心灰意懒，急流勇退。不退也不能。仍在推行中的新法，像一艘开往未知海域的轮船，刚刚启程，就已经挤满了精明能干的野心家、利欲熏心的投机者。作为老船长的王安石，早已被挤到船舷边。

在江宁的日子，据记载，是这样的：“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钟山谢公墩，自山距州城适相半，谓之半山。畜一驴，每食罢，必日一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zè乃归。”

就是骑着驴子，来来回回地在山水间走，每日如此。王安石是个坐不住的人，这一点可以想象。当年，他可是号称“拗相公”，说起国事，不惜跟好友翻脸，不惮在皇帝面前抗辩，厉声高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