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评徽州丝绢案》

作者：我是艾公子

       万历五年（1577年）夏天，一场风暴席卷徽州。徽州六县中的歙[shè]县与其他五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之间，爆发激烈冲突。在婺源县，代理县事的官员被县民堵在路上，群情激愤的老百姓冲入县衙，见人就打。在休宁县，亲自前往调解的徽州知府徐成位看到县城已经聚集了数万人，他们“鸣金约党，竖旗结盟”，导致“道路禁阻，文移隔绝”，场面几乎失控。

       数月之内，歙县商人在五县的店铺屡屡被打砸抢夺，五县之人到了歙县也被殴打辱骂。整个徽州全乱了，而这场大规模民变的起因，竟是一道数学题。

       民变爆发的七年前，隆庆四年（1570年），歙县有个叫帅嘉谟的小人物，偶然间发现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自明初以来，本该由徽州六县共担的“人丁丝绢”（税粮项目之一）一直是歙县独自承担，其他五县白白占了200多年的便宜。

       关于帅嘉谟其人，史料记载寥寥无几，只知道他祖上不是歙县人，而是原籍湖广江夏的新安卫人。明朝的行政和军事是二元管理系统，有个军户制度叫卫所制，新安卫就是位于歙县的一个“卫”。卫所之人与州县之人提供赋役的方式不同，帅嘉谟这个局外人却偏偏捅出了个大篓子。

       帅嘉谟从小就聪明，他有个梦想，是成为算术专家。帅嘉谟平时在歙县衙门办公，为了练习算术技巧，闲着没事就调阅各地的税务记录进行演算，他经常说：“文不能冠士，武不能冠军，则当以他长见。九章勾股，吾庶几可充算博士乎！”这是说，我虽然文治武功都不行，但精通算术，也算是一技之长。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有句名言：“人是生活在由他自己织出的一张网上，他对事物的理解亦由这张网规定。”

       帅嘉谟所在的歙县是徽州府的“附郭县”，也就是府治所在地，因此他可以掌握徽州六县的账本。某一天，沉迷算术的帅嘉谟发现，徽州的丝绢摊派方式对于歙县而言十分不公。据《徽州府志》记载，明朝立国之初，歙县拖欠了夏税9700余石小麦，为补足所欠税粮，朝廷下令由歙县折算成丝绢向轻租民田加征，用以补足“原亏夏麦”，即所谓“人丁丝绢”。

       然而，在《大明会典》中，虽然记载徽州府每年需缴纳8780匹的人丁丝绢，折合白银6100余两，但没有记载应由歙县独自承担。此外，明初拖欠夏麦的不仅是歙县，徽州其他五县亦合计拖欠了10700余石，但没有补纳。再者，亏欠9700多石粮食，用小麦折合白银的话，按当时的官方折价标准来计算，每石3钱，这笔钱也不过才3000两；但要折绢8780匹，每匹7钱，就要6100多两。

       帅嘉谟脑袋瓜一转，认定徽州府的人丁丝绢与明初夏麦的拖欠毫无关系，如果要缴纳，应由徽州府六县共同承担，而让歙县独自承担徽州府每年6100余两白银的人丁丝绢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公平的，这样相当于歙县长期在替另外五县缴税。算完这道数学题后，帅嘉谟决定将这一发现公之于众，为歙县说几句公道话。当时徽州府是应天巡抚所辖的直隶府，上面没有主管行政与司法的布政司、按察司二司，若对府、县有异议，可直接上诉到“两院”（应天巡抚衙门与巡按御史衙门）。

       隆庆四年（1570年）二月，帅嘉谟向两院上书，正式挑起了徽州丝绢案。帅嘉谟上诉的时机有些特殊。隆庆到万历初年，正是“一条鞭法”在江南盛行的时候，朝中的张居正是这项改革的主推手，而隆庆三年至四年，在应天巡抚任内，将一条鞭法推行至南直隶的官员也很有名，那个人叫海瑞。一条鞭法，旨在重新整顿土地制度，完善黄册与鱼鳞图册，按均平法分派赋役，既可有效地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又可减轻地方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