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是我生命里最后一个性伴侣，从我中年末期一直陪伴我到老。他出生于加勒比海的格林纳达，最开始到底是因为自愿参战而来英国，还是正好在他来英国时碰上战争爆发，我不得而知。他当时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整编团，在那里做文职工作，闲暇时认识了帕德莫尔'和其他一些地位较高的黑人们，他们正致力于为黑人在英国争取权利。那段时间他积累了大量传媒方面的经验，对后来的生活帮助很大。然后他搬到加纳，很快引起了恩克鲁玛总统的关注，总统让他负责加纳政府的公共事务，成为政府的一员。尽管从未做过部长职位，但他却赢得了恩克鲁玛总统对他持续的信任，私交也一直不错。后来发生了推翻“救世主”的政变，萨姆在非洲繁华的日子也走到尽头。他在阿克拉时从不收受贿赂，以为人正直著称，为此逃脱了牢狱之灾。但新政府要求他在四天内离开加纳，除了衣服，什么也不准带走。我遇到他时，他繁华日子的纪念物只剩下一件貂皮领的驼毛长大衣，和一块海尔·塞拉西送他的饰有漂亮手链的金表。

他的外表令人过目不忘，身材高大，举止优雅，亲和力强，又通情达理，明显属于既懂礼貌又有判断力的人，因此很快毫不费力就在英国政府谋到了职位，做点与协调种族关系有关的工作。他待下来不久，我们就在一次聚会中相识，聚会上还有些别的老年非洲雇员们。60年代时，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合伙人恰好在尼日利亚开了个分社，我们出版社的作者名单上多了些非洲裔名字，因此这些刚独立的国家和种族之间的关系，也是我当时的工作重心之一。

除此之外，在我和巴里大约八年亲密快乐的关系中，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与男人相处时，和黑人比和白人在一起更加自在。巴里在牙买加接受的是英式教育，在剑桥大学的指导老师也是英国人，他过去常说，在牙买加同胞眼里，他就是个“个子矮小、僵硬保守、皮肤发黑的英国人”。确实可能有人这么说过他，他其实长得很黑，黑到足以招致白人的侮辱，但如果你认同像巴里这样的人，便会觉得自己更像他，而非他的侮辱者。

我这辈子第一次和黑人同处一室是在1936年，刚上牛津大学第一学期的一个舞会上。其中有个来自非洲的大学生，大家一直在跳舞，他最后也没邀请我，我却从头到尾提心吊胆怕他开口。我知道自己不会拒绝他，但不知何故觉得和他跳舞非常可怕，也许我觉得那场面会吓到我父母，所以我才害怕？一周后，一个朋友跟我说：“只是想象黑人碰到我，我都会吐。”我怔住了，回想自己在舞会上的反应，好像还不太糟。我不记得自己后来有没有一直想着这件事，但不管怎样，能反思自己觉得和那人跳舞恶心的想法，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吧。

那以后我一定渐渐思考了很多，因而能直面这个问题。几年后我再次与黑人接触时，就已经能把他们当作有血有肉的个体来看待了。黑人第一次吻我是在出租车上，当时我们正在不同的酒吧间穿梭，他给了我友好的一啄，这对我是个重大事件，因为我发现他的吻和别人的没什么两样，挺舒服的，我很高兴自己并不是个种族主义者。遇到巴里时，我尽管之前也见过很多黑人，曾和他们一起工作，却从没上过床。我们在聚会上相遇，一见倾心，很快就上床了，我倒不觉得这是什么特别事件，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和他上床比之前和别人上床的感觉好玩多了。和他在一起后，我开始觉得自己其实更喜欢黑人。当然了，人最后总会发现自己喜欢某一类人或不喜欢另一类人，但确实，从那时起，我开始对黑人或说非英裔有了特殊的偏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