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颗心定然是苦的。

    在那样一个年代，读书人实现人生抱负和价值的渠道可谓单一，由读书而科举而从政几为文人唯一进阶路途。但政治生态如此恶劣，士的命运几乎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顺者昌，逆者亡，时而用，时而弃，进退失据，无所适从；皇权控制力如此强大，政治高压如磐压心，柔弱人性被扼杀，独立思想遭囚禁，个体政治主张绝难实行，内心追求又何以实现？

2.

    而那朝廷之上，文人之间，争宠邀功，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比比皆是，一个人基本的安全感、归宿感、成就感无处寻求。而当精神失意、仕宦不达时，逃离矛盾之地，为自己创造一个衣蓑戴笠、放浪山水、友渔结樵、斜风细雨的超尘之境，求取归向自然、走入内心、隐于草野、放逸精神的适意人生，便成为心灵的必然选择。

    隐，逢时而出。

    而，隐，又何其难！

    或许，在隐念产生同时，贬就在等着你了。

3.

    面对遭贬，难以想象有人会不愁绪满怀。即便像李白那样豪情万丈之人，在长流夜郎时，也有“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江夏别宋之悌》）的悲吟；韩愈可算硬骨头，敢于向皇上勇谏佛骨，可在贬迁潮州时，亦发出“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蓝关示侄孙湘》）的绝望悲鸣；柳宗元贬迁柳州，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中，更是“肠一日而九回”，哀婉凄切，字字悲凉。

4.

    贬的地方，是荒芜；贬的未来，是未知；贬的心情怎不慌张荒凉？

    一个人遭贬一次，或就消沉一生。一个被贬谪多少次的人，他的心怎能是一派泰然？

    想他本是天才少年，20岁意气风发荣登进士，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因父亲病故,丁忧扶丧归里。32岁回朝，彼时王安石正施行新法，他因路见新法之害，毅然上书反对，后被迫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继知密州、徐州、湖州。

5.

    10年过去，沧海桑田，但盯着他的人没有眨眼，以莫须有的罪名酿就 “乌台诗案”，把他打进大牢103天，差点丢了性命。出狱后遭遇人生第一次贬迁，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文。到了47岁，新党倒台，司马光为相，他被召还朝，担任礼部郎中，半月后，升起居舍人，3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任翰林学士，知礼部贡举，可谓春风得意。

6.

    但独立不随的人生信条，使他面对旧法之弊不会沉默，在打击面前，52岁的他回到阔别16年的杭州，后改知颍州、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新党亲政，他又相继遭逢第二、第三次贬迁。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就这样他的人生三遭贬谪，一贬黄州、再贬惠州、三贬儋州，渐行渐远，愈贬愈离，43岁盛年挺拔，57岁身形佝偻，到60岁远至荒荒边地时已是垂垂老矣！

7.

    而与李白、韩愈、柳宗元相反，对于贬迁遭遇，他却似乎散淡得多，潇洒得多。贬至黄州，他挥笔写就《初到黄州》：“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一颗心好像聚集到吃上。贬至岭南，他慨叹“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还是口舌生香。以至于他纵笔描述自己在惠州的生活：“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哪有遭贬的悲情，分明是优哉游哉到慵懒遂心了。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