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阅读 之 所有灯火只是为了不让夜晚失传10
《狂热分子》：孤独的善与狂欢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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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止一次碰见过这么一种人，他们始终干不好自己的分内事，可却对别人的事充满热心；即便是同样的工作，他们也总是乐于先去帮着别人干，而将自己的任务抛置脑后。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样的人，如果要感激他们有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无私奉献精神，他们却连自身的本职工作都没有做好。如果要称赞他们是好人，那么他们的好又的确并不令我欣赏和认同。
后来，我读到了《狂热分子》这本书，发现它的作者埃里克·霍弗在当码头搬运工时，也遇到过这样一位搭档。这位搭档向来不着急先干完自己的工作，而总是喜欢跑到别人那里去帮忙。经过一番观察和思考，埃里克·霍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你做不好分内的事时，别人会耻笑你，但你帮别人时，便没有人会耻笑你。”随即，这一结论就成了埃里克·霍弗写作《狂热分子》这本书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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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原名《关于群众运动性质的思考》，意在探讨群众运动的魅力根源及其成员的心理状态。就群众的心理分析而言，它堪与勒庞的《乌合之众》相媲美，只是埃里克·霍弗更感兴趣的是群众运动对于群众的吸引力。他从自己那位工作搭档的表现上看出：“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那么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有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的事。”群众运动就是别人的事，它可以让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对失意者来说，群众运动是一种替代品：要么是可以替代他的整个‘自我’，要么就是可以替代一些能让他的生活可以勉强忍受的元素。”虽说群众运动本可以同自己无关，但他们却必须把它看得比自己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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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自我生活深感不满的人往往都是情绪化的，在埃里克·霍弗看来，这样的人并不会运用头脑谋求自我改善，个人的前途命运根本就无法激发他们的斗志，因为他们会以为这完全是属于自私自利的个人奋斗，是一种堕落邪恶的心理。并且，他们认定这样的奋斗注定不可能取得成功。“他们最强烈的渴望是新生，是重生，要是无法实现，他们就会渴望通过认同于一件神圣事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这些他们本来没有的元素。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可以同时提供他们这两样东西。如果他们完全皈依到一个群众运动中去，就会在紧密无间的集体里得到重生，而如果他们只是在一旁敲边鼓，仍然可以得到自豪、信心和目的感这些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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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独立的勇气，所以宁肯选择信赖群体。在价格而非价值上，群体一定高于个体，而能令他们觉得荣耀的亦恰恰就是价格。毕竟，价值需要判断和辨识，价格则一目了然。况且，价值常常独立于价格，而这种独立正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接纳了他们的群体可以轻易赋予其以信仰，“信仰一项神圣事业，相当程度上是替代已经失去了的自信”。基于此，埃里克·霍弗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可是，因为没有自我，他们所有的夸耀都只能是一种虚荣：“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没有理性，仅有的情感也不属于他们自己，事实上，他们的一切都属于群体，属于领导群体的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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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霍弗还指出：“几乎所有当代的群众运动，在其初期阶段，对家庭都会抱持敌对态度，竭尽所能加以损害和分化。”运动的发起者很清楚，身体血缘是群众运动最大的障碍，必须借助对精神血缘的鼓吹来淡化甚至置换身体血缘，让精神血缘成为维系集体主义最有力的合法性借口。大义灭亲即是对精神血缘的肯认，以及对身体血缘的消弭。一旦遗忘了身体的记忆，洗脑便是轻而易举之事，理念可以随意左右人的感受。
洗脑的教义从不需要人们去理解，只要人们信仰就足矣。帕斯卡说过：“只有对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我们才会有百分百的信仰。”信仰的魅惑就在于它的承诺，它允准人们一个天堂般的未来，使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为它而效忠。它要人们相信，现在是毫无价值的，唯有未来才是可取的。“渴望而非拥有，才是人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动力。”忠实的信徒永远生活在想象或者说幻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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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的信徒没有理性，也不相信理性，所以谁也别想用理性说服他们。他们仅是一堆情绪的火药，时刻等待着被爆燃，被煽动。“热情依附是他们盲目献身和笃信的根本，被他们视为一切德性和力量的源泉。”他们在乎的不是他们甘愿用生命来捍卫的神圣事业或教义本身，他们真正在乎的只是自己这种狂热的情感需求。只有置身在这种情感依附当中，他们才能确定自己是安全的。因此，埃里克·霍弗说：“同样道理，沙文主义者的对立面不是卖国贼，而是理性的公民，他们爱恋现实世界，对殉道和英雄姿态毫无兴趣。”实际上，卖国贼和沙文主义者在本质上即是一致的，他们都把仇恨当作热爱的前提。亦就是说，他们看重的是仇恨而非热爱。他们生活的重心永远是在敌人那里，倘若没有了假想敌，他们便要丧失生活的目标和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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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仇恨和敌人就是群众团结的催化剂。“仇恨可以把人从他的自我那里快速卷走，使他忘记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不去妒忌他人也不会只顾自己。他会变成一颗匿名的粒子，渴望跟同类汇聚融合，形成一个发光发热的集体。”上帝对于群众运动无足轻重，魔鬼对于它却不可或缺。有鉴于此，当希特勒被问及有没有考虑过要将犹太人斩尽杀绝时，他的回答是：“没有……那样我们势必得另外创造一个犹太人。要紧的是得有一个具体的敌人，而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敌人。”敌人可以使仇恨获得宣泄，并在宣泄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组织权力的无上荣耀。
从这一意义说来，埃里克·霍弗承认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们都是同希特勒一样的宣传高手，他们不等“二战”结束，便选定西方——特别是美国作为他们的公敌。无论对方表现出多大程度的善意和让步，他们都不会收敛自己的中伤和构陷。他们十分明白，自己这个新生政权的稳固不得不假借于想象出来的敌对危机。只要有了仇恨和恐惧，狂热的民族激情就能够被一举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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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对于敌人的仇恨心理当中隐含着嫉妒甚或是钦佩，一个一无是处和远不如己的人是不值得被当成敌人的。所以，埃里克·霍弗说：“每一个群众运动都会按照它选定的魔鬼的形象来塑造自己。”运动的目的不单单是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取代敌人，抢占敌人曾经拥有的财富和地位。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仇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他们是一群无药可救的虚弱者，压根就没有爱与创造的实力，然而通过集体和仇恨却可有效掩饰自身的弱小和卑怯。
怀恨在心的虚弱者喜欢服从，不喜欢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个体对责任的担当，而“他们自愿把生活主导权交给那些爱计划、爱发号施令、爱把所有责任一肩扛的人”。一个领袖之所以能轻松驾驭一个庞大的群体，就在于有这样的虚弱者自觉自愿地追随。他们不要思考，只想行动。在这样的集体里，不管是领袖还是民众，他们都共同憎恶思想者，因为思想会导致行动的延宕或是破产。“思想者彼此很难共事，而行动者之间却很容易发展出同志情谊。”思想始终就是动摇团结的最危险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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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此种所谓的团结其实与“和平”并无关联，它仅仅是一种强制的“和谐”罢了。要知道，人类斗争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和谐，乃是为了和平，和平本身已然包含自由、正义以及和谐三个方面的内容。相对于和平，和谐几乎成了自由和正义缺失的掩盖。这也恰是和谐的群众运动所缺失的灵魂，因而它必定只会走向和平的反面。
浩大运动中的群众都以为自己是在追随，难以意识到他们是在被控制。关于这一点，埃里克·霍弗深刻揭示道：
群众运动用什么手段来强化和维系其依附者的不完整感，值得一提。其中一个手段是把教条提高到理性之上，这样，个人智慧就没有用武之地。另一手段是通过经济集权和故意使生活必需品稀少，让个人产生经济依赖。拥挤的居住或生活空间可以让人少些独立性，逼使每个人每天参与公共活动，亦有相同功能。对文学、艺术、音乐和科学强力审查，可让即使有创造力的人也无法过上自足的生活。教诲信徒向教会、党、国家、领袖或信条献身，亦可以强化个人的不完整感，因为献身乃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10 杀青段
不过，作为集体中的一分子，他们就是整个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随时接受操纵是他们的使命，也是宿命。他们为操纵者而生，没有了控制，他们注定会再次陷入迷失和虚无。
孤独的个人心怀敬畏，有限的力量处处制约着他作恶的冲动，而一旦个人融入集体，他的胆量便可迅速膨胀，跃跃欲试着恶的狂欢。毋庸置疑，人类所有的浩劫无不是由集体制造出来的。勒庞在《乌合之众》里写道：“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
回想少儿时代的自己，岂不也是如此？一个人的时候尚有慎独的想法，然而一等有了三五同伙，便要设法干出欺凌弱小和虐待小动物的勾当。由此说来，如何在群体之中保持自我的思想和灵魂，确是每个人终生都不可无视的严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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