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集 行走江上
......这一年的统计表明:长江已经是世界上货运量最大的内河。千百年来，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里长江总能以无穷的能量源源不断地给人们带来新的财富和新的机遇。
黄浦江边上的十六铺码头，有着140多年的历史。在见证了上海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一座大都市的巨变后，它将在2008年被改建成世界一流的水上旅游中心。
在上海人的心目中，十六铺码头是一个标志，它伴随着这个大城市迈出了每一步。100多年前，十六铺码头停泊着内河帆船和远洋货轮，这里成了来往于海外和长江流域的货物集散地。贸易把人们聚拢在十大铺周围,这里也就成了长江上最繁华的港口。从那时起，黄浦江开始远近闻名，这条贯通上海的河流，正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条支流。
沿着长江驶向上游，在它和嘉陵江交汇的地方就是重庆。3000多年前，有人从两江交汇处上岸生活，慢慢的这里出现了一个城镇，这就是最早的重庆城。逐渐,人们上岸的地方形成了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朝天门。一直以来，这座码头成就了重庆的繁华，更成了长江上这座山城的标志。从这里到上海的2399千米水路，就是人们行走在长江上的一条主要航道。
百岁老人莫家瑞，是长江上最大的航运机构——长江航运集团公司的老船长。100 岁，这个几乎见证了近代长江航运全部历史的年龄让莫船长格外受到尊重。
莫家瑞100岁生日这一天，长江航运集团公司总经理刘锡汉、重庆分公司总船长王嘉陵和长江上的许多船员、船长都给这位老人带来了祝福。
莫家瑞船长100岁的时候，蓄水后的三峡工程已经让他一生行船的川江变得十分平缓。川江，是指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全长1030千米的长江上游河段，也是出入四川盆地，沟通西南与华中、华东地区唯一的水上通道。
“蜀道难”，难在陆路，更难在水路。自古以来，人们都把跑川江的船工称为“老鬼”，他们是与死神相伴的人。在水深、流急、礁石多、航道弯曲的川江里培养一名优秀的船长，竟然需要10年的时间。
征服了川江的莫家瑞自然成了长江里最著名的船长。他和他的“江峡”号客轮更是五六十年代长江航运的一抹亮色。1956年，毛泽东主席就是乘坐莫家瑞驾驶的船视察了长江。
1983年，《话说长江》播出的时候，莫家瑞已经离开了驾驶台，他把驾船技术传给了长江上新一代的船长。
在莫家瑞众多的徒弟中,就有今天长航重庆分公司的总船长王嘉陵，她也是长江上第一代女船长。20世纪80年代长江航运留给这位船长的最深印象，就是无数乘船的人。
王嘉陵(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重庆分公司总船长):有一个航次，大概是冬天，舱位满了后，甲板上都睡满了人，而且，哪怕下着雨，船的两舷都有人站着、坐着。
王嘉陵那时驾驶的船能载客1300多人，是当时长江里最大、最好的客轮。同样的船在长江上有近百条，它们都有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名字——“东方红”。
“东方红”号不停地行驶在长江沿岸的各个城市之间,每天都有10多万人登船，每一年都有3000多万人被“东方红”号送到他们的目的地。
曾经在“东方红”号当过政委的陈解雄也无法忘记那个年代，那时的船员就像今天的明星，令人向往。
陈解雄(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上海分公司):当时从武汉到上海，这个船票从当时的物价来说，还是比较高的，五等舱从武汉到上海，大概是9块多一点，二等舱是53块钱，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当时的物价水平也不是太高，我们的工资也不是最高，一般上海的年轻人工资我记得很清楚，是36块5，加上5块钱奖金，也就40来块钱。如果说一张五等舱的船票是9块多钱的话，占用了将近1/4的工资;如果是53块，还承受不起了。
直到今天,许多人脑海里都会想起20年前的一个流行词，那就是“跑供销”。储蓄本上渐渐多起来的存款、企业仓库里慢慢增加的产品都打动着人们的内心，国家经济发展表现出来的活力让每个人都向往着更好的生活，一股谈生意、做买卖的热潮从那时起席卷全国。
当人们带着钱和产品四处“跑供销”的时候，交通的重要性一下子体现出来了。在其他交通方式还不发达的情况下，长江两岸的人们充分享受着船带给他们的种种便利。
当时,在中国的内河航运网中，除东北松辽运河外，都可与长江干流相通，这个四通八达的网络有7万多千米的里程，占全国内河航运总里程的 70%以上，它也让长江成为中国的交通枢纽和商品流通的中心。上海的日用品、武汉的钢铁、重庆的毛纺织品，以及长江边各大城市的产品都由长江流向了全国。
从船出现在长江的那一天起，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客运能超越20世纪80年代。但是，不同的历史阶段，船总能根据需要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春秋时期的运兵船、秦汉时期的运粮船、唐宋时期的商贸船以及明清时期各种各样的船，在它们几千年行走江上的岁月中，经济的往来、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就这样时时发生。到100多年前，长江上已经有了17万艘木帆船和20余万船工。人来货往之间，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和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就这样连通了。
1865年，在长江边的安庆军械所里，中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寿等人正在忙碌地工作着。他们正在建造中国的第一艘机器船，这艘木壳蒸汽机轮船的船名就叫“黄鹄”号。
从那时起，冒着黑烟的机器船和扬着大帆的人力船一起构成了100年前长江航运的独特风景,
那时的人们对速度近10 倍于人力船的机器船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1898年，一艘从上海出发的的蒸汽船在英国船长约翰•立德的带领下向长江上游的川江进发了。惊涛骇浪的川江一直是机器船的禁区，所以这次航行更像是一次冒险。在经历了触礁、搁浅等劫难后，这艘千疮百孔的机器船终于在川江木帆船惊讶地注视”下成功地抵达了重庆。
最后通航机器船的重庆和长江边的许多城市一样,成了这种船的受益者。和长江上传统的船只相比，机器船在航速和承载量上表现出来的优势为长江边的码头聚拢了商机和人气，而拥有这些码头的城市，也成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批大城市。
“民生”号货轮每隔一段时间会停靠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看到这条船，许多上了年纪的重庆人会想到过去。对这个城市来说，“民生”这两个字代表着一段历史。1926年，一条机器客轮开进了川江，这就是最早的“民生”号。在这条船上，莫家瑞开始了他的船员生涯，那时，他才20多岁。民生”号也是长江船王卢作孚拥有的第一条船,这艘和他公司同名的船成了船王一生传奇经历的起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时间，长江上的中国船只都集中起来，把战区的物资和人员运往相对安全的后方，卢作乎和“民生”公司的船队成了这次战略大转移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民族工业最后的血脉和长期抗战的希望就由这些船一次次运往长江上游的重庆一带。这次承载着国家命运的航程历时数年，极其悲壮。抗战胜利后，被日机炸沉在长江中的“民生”号不再是一条船的名字，它成了一份怀念、一种精神，在长江的每一条船上延续。今天的“民生”号货轮，是“川江”里能通航的最大的船只。这艘1500吨的汽车滚装船从朝天门码头出发后，会把一船的汽车运到长江边的各个城市去。受到不同地理条件的制约，整个长江航道的通航能力是不同的。在长江干流上，1500吨的船能到达重庆、5000 吨的船能到达宜昌，而从南京到长江入海口则能通行万吨级轮船。长江的这一段，就是人们所说的黄金水道。
长江1号航标灯位于长江与大海的交汇处。对于进入长江的船只来说，这是长江航道的起点。外籍轮船到了这里，就会有中国的引航员上船引航。
引航是为船舶指引航向，把船舶安全地引进、带出港口。按照国际惯例，除了保证船只的航行安全外，引航还代表着国家主权，任何出入港口的外籍船舶都需要实行强制引航。
长江引航中心引航员陈献宝这次登上的是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的货轮“星空红樱”号。从长江.1号航标灯开始，外轮会由不同江段的引航员一站一站把船带到目的地。陈献宝负责的就是南京段航线。“星空红樱”此行一直要经过长江下游港口张家港、常州、南京，卸货后到达江阴港。船长金龙祚对这条航线很熟悉，20 年里，他已经到过长江70多次。1982年11月19日，全国人大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南通港、张家港对外籍船舶开放”。1983年5月7日，满载着11024吨木材的巴拿马籍货轮“日本商人”号在长江第一代引航员吴民华等3人的带领下，安全抵达张家港1号泊位。从那以后，金船长就和许许多多的外籍轮船一起进入了长江。
20世纪50年代，货运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准产生了。一个长方形的箱子成为国际物流的统一装载单位，这就是集装箱。在这些统一标准尺度的箱子里，装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生产材料。对一个国家来说，进出集装箱数量的多少是衡量制造业是否发达的标准。当中国经济在20多年前开始表现出巨大的活力时，进出长江的中外货轮也都运起了集装箱。
吴淞口，长江和黄浦江汇合的地方，一座100多年前荷兰人建造的灯塔成了这里的标志。1992年，在孤独的灯塔旁边，一个巨大的水上码头完工了，这个中国最大的水上漂浮码头叫做炮台湾基地。炮台湾的出现解决了十六铺码头的烦恼，外轮入江后，越来越多的船只让这个本来就十分热闹的码头不堪重负。对于在十六铺,炮台湾更适合船只的中转。这个大堤般的基地连通着长江和黄浦江，它像一个位于长江口的候车室，将到达的船只和货物重新组合、装上大船或组成船队后、从这里通江入海。
距离炮台湾十几海里的地方就是长江入海口，奔流了6380千米的长江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扇形水域缓缓投入了大海的怀抱。这片被人叫做喇叭口的水域，也是长江航道最大瓶颈的所在。沉积了长江一路带来的数亿吨泥沙，喇叭口一带的航道总是处在淤积的状态下，无法通行大船。
20年前《话说长江》中曾经这样形容长江口的清淤工作:这就像月亮里的吴刚砍树枝，砍掉一枝又生出一枝。那时，两艘世界上最大的挖泥船日夜不停地工作，只能保持航道7米的水深，极限是通过5万吨的货船。国外专家曾这样定论:长江口的治理连方案都无法制定，更别说实施了。
上海吴淞海事处是和长江口打交道最多的单位，他们负责24小时监看长江口航道、调度进出的船只。
萧跃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事处处长):《话说长江》的时候呢，长江口的航道是人工疏浚，保持负7米水深，长度是8.5海里，原来一个潮水只有15艘次的船过，我们现在深水航道，24小时两个潮水，已经达到最高127艘次的船舶进出。
1998年1月27日，各种各样的工程船集中到了长江口，中国最大的水运工程——长江口深水航道改造工程开始了。三代专家历经40年的研究和实验，终于找到了治理长江口航道的方法。长达50千米的半圆型空心堤坝铺在了长江口经过特殊处理的海床上，江水带来的泥沙从此被彻底地挡在了航道以外。这是一道名副其实的海上长城,它一天挡住的泥沙相当于20年前两艘挖泥船一个月的工作量。在它的护卫下，长江口航道的水深已经达到了10米，能通航10万吨级的集装箱船。不久的将来，当航道水深达到12.5米时，20万吨的集装箱船也能驶入长江了。
上海外高桥第四期集装箱码头，是最靠近长江口的集装箱码头，每周都有来自国外的13家国际轮船公司的37个定点集装箱航班停泊装卸,之后,这些集装箱将会继续被分运到长江沿岸的码头。有人曾统计，一条长江航道的货运量超过了20条京广线铁路的货运量。依靠航运的便利，长江流域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今天，长江边的各大城市陆续建成了一批集装箱码头，它们的附近就是日渐人稀的客运码头。
十多年来，迅速发展的多种交通网络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长航公司总经理刘锡汉开始面对长江航运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巨变，长江上，20年前载客1000多人的客轮到现在只有几十人乘坐，而长江的货运则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刘锡汉（长江航运集团公司总经理):从运能的角度来说，水运是火车的4倍，可能是汽车的13倍，是飞机的100多倍。
2001年10月31日，刘锡汉签署了长江中下游客运航线全线停运的文件。那一天，许多客轮的船长在长江上驶完了自己的最后一次航班。
夜幕下的黄浦江流光溢彩，游客们在游船上领略着浦江两岸梦幻般的美景。曾经在东方红号上当过船长的张文君又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他还是一名船长，新船名叫船长2号”。*船长2号”每次能载客100多人，在黄浦江里的航程大约2千米。在张文君看来，“脂长2号”这个名字充满哲理，直到现在，他也无法忘记那艘能乘坐千人的江轮和那条宽阔得让他陶醉的大江。
2005年的一天，从上海出发的长航集团公司“‘神州”号豪华游轮，经过10天的航行到达三峡船闸。在通过了壮观的三峡大坝之后,“神州”号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进入了他们神往已久的长江三峡。和2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这些乘客可以在船上感受长江两岸最新的变化，领略长江三峡更深处的景观。
2005年，长江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了世界第三位。这一年的统计表明:长江已经是世界上货运量最大的内河。千百年来，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里长江总能以无穷的能量源源不断地给人们带来新的财富和新的机遇。
第13集 水火山城
现在，速度感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表情之一。它与重庆人千百年凝炼出的禀性生动地吻合起来，从根本上讲，重庆人急促、快捷的言行都源于险山恶浪中的一个个生死瞬间。
20多年前，李曦11岁，是重庆少年体校的学生。作为居住在长江大桥边的孩子，在重庆这座当时唯一的跨江大桥上晨跑是他每天的功课。意外中，当时的情形成为《话说长江》中的这段珍贵影像。
20多年后，李曦和家人仍然居住在重庆南岸区的长江边，儿时在大桥上晨跑的习惯，也一直保持下来。
这是李曦生活的城市，一座以山水作为悬念的城市。城市的厚重历史在这千回百转间，留下3000年的岁月年轮和眼前这座繁华都市。这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20多年后，李曦在重庆市中心的一家图文广告公司就职。作为测绘局下属的广告公司，它的工作内容与新重庆的行政区划密切相关，李曦的工作就是根据迅速变化的重庆主城区和郊区的经济、交通和旅游点制作出最新的地图来。
李曦：1982年这张图当时只有渝中区渝中半岛这一块，像南岸区大概就只有边上这一点。1989年的图就不一样了，像南岸五小区这些全部都出来了。最近，2005年，整个这一块，就感觉目前的这个图都装不下了。
1997年，重庆成为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之后，它在令人不可思议的高速中变脸。8年后的重庆，城市以每年25平方千米的速度迅速扩展，人口以每年40到60万的速度向城市化过渡，现在的重庆是另三个中国直辖市总面积的2.4倍，重庆版图的翻新，已缩短到每3个月一版。
今天，这座城市仍然以两条古老的江流作为记忆方式。山谷是它的屏障，长江、嘉陵江两江环绕。自西往东，群山连绵起伏，一望无尽。特殊的地理带来火热的气候，被气象学家称为“火炉”和“热岛”。自古以来，山谷和急流不仅蒸腾出火一般的酷热，也聚集住了千百年来重庆人的血性和胆气。奇特的环境形成了人与城市的性格历史：刚猛迅疾却又极具韧性，这是一座水火相生的城市。
许多人相信，重庆的种种禀性和表情都来自于四周的大山大水，偏偏在这种粗犷中，却又生出另一种动人的传奇。今天，它被称为美女之城。
时尚女性：给我弄时尚的那种，我想了一下，比如这样的卷发，上面这里头发削一点点，然后戴一个小花冠……我就不弄那种传统的（装束）嘛，又不是传统的那种古典美女，还是把我弄时尚一点。
2005年，重庆解放碑。
除了美丽的容貌和身姿，这些年轻女子还拥有来自城市历史深处的神秘。
在现代化的城市中，重庆的年轻女性有很多机会自由选择生活与职业。因为大多天生丽质，个性张扬，她们中的不少人都选择了色彩鲜艳的自我表达方式。这个以一座纪念碑为主体的城市中心，被层出不穷的现代建筑簇拥着。它有着现代大都市所有的表情和内容，商贸云集，繁华时尚。许多年轻一代的重庆人并不知道，这座今天被称为“解放碑”的纪念碑曾拥有的另一个名字——“精神堡垒”。在它的背后，是一座铁血而悲壮的重庆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这座中国西南部的小城，正在承受世界上最残酷的空中打击。然而，奇迹般的，它竟然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后的都城。人们在空袭的炮火中竖起这座堡垒，以示他们的信心和坚定。战争中，它支撑着全中国人的生存信念和抗争精神。
关于战时的重庆，历史将一个名叫卢作孚的重庆人铭记下来。1939年至1942年，卢作孚的家族船队在日机的轰炸中越过三峡，为抗战首都抢运了几乎所有的物资和大量移民。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几乎损失殆尽，却从川江上运来一座新的城市。从1937年开始，中国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机构几乎都迁到了重庆，重庆千百年未变的城市格局迅速由市中心的半岛向长江南北两岸扩展。
八年抗战中，依据神奇的地形和超乎想象的韧劲，重庆创造了最为悲壮的历史奇迹——“绝地再生”！
历史上，这是一座3000余年前由来自长江中游的武士和军人建筑的城市。地势奇绝，民风骁勇，曾屡屡演绎战争奇迹。60多年前，飞临重庆上空的日军面对着这座他们在侵华战争中无法靠近的中国城市，只能将一串串炸弹投向浓雾下的神秘之地。
尹明善：弹痕累累，当时的川盐银行，现在叫重庆饭店，墙壁上像碟子那么大的弹坑，机关炮的弹坑还在。那个顶楼被炸了一半。所以，日本人的轰炸，他们的炮弹、炸弹在我心目中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尹明善于1938年出生在战火中的重庆，到今天，他已经在这个城市中生活了68年。作为一个68岁的老人，尹明善的个体生命见证了重庆最为重要的两段历史：从1938年开始的重庆大轰炸到1997年的重庆直辖，这是一座城市的生死裂变与脱胎换骨。时间上，刚好接近中国传统历法中又一个甲子年。
1982年，中央电视台在《话说长江》中，拍下了当时的重庆城。除了抗战时期留下的那些黑白影像，这是重庆城在它的历史中被人用彩色活动影像第一次完整、系统地记录下来。人们在影片中看到的这座英雄之城，坐落于长江上游特有的山地中,街市、道路、房子奇迹般地镶嵌在难以开凿的坚硬山岩间，四周弥漫着来自亘古的雾气,人物带着地域和祖先赋与他们的表情和姿态。这一年,尹明善44岁。
尹明善（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要么爬山，要么涉水，从小就爬坡上坎。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当我们在两岁、三岁蹒跚学步的时候，就在梯坎上爬上爬下，没有平原上那么优越，他们走起路来没那么难，十来岁就可以骑自行车，可以跑得很快，我们这里全靠两条腿。重庆人的打拼精神，我想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这种山城，这种江城，还有那些码头工人、搬运工人遗留给我们的。
1982年，重庆人卢作孚当年从川江上运来的工厂，已在重庆扎下根来，一些战时的兵工厂在近半个世纪的变革中开始转型，它们带来中国摩托车工业的狂潮，这股潮流后来孕育出新的城市英雄。
10年后的1992年，尹明善靠微薄的资金办起了只有9个人的企业。此时，他已经54岁。凭着一股韧劲，敲敲打打中，尹明善竟然生产出了中国自己的摩托车发动机，由此带来事业的转机。
10余年后，尹明善已经传奇般地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巨型企业——力帆集团。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之一，拥有数十亿元的年销售额和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与工厂。对于已经68岁的尹明善来说，生活永远都只是开始。今天，他已开发出自己的新型汽车产品。
现在，速度感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表情之一。它与重庆人千百年凝炼出的禀性生动地吻合起来，从根本上讲，重庆人急促、快捷的言行都源于险山恶浪中的一个个生死瞬间。
这是尹明善眼中的重庆，一座个性强悍的城市。60多年中，它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变和不变。巨变仅在瞬间，不变的则是沿袭了千百年的传统。
苏兴蓉（重庆“苏大姐”火锅饮食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这种好些，真的这种好些，我还是认得货的。闻起来气味都不一般，你如果吃的话，随便吃一颗都是麻的，但是这个绝对要闻起来很香才行。
58岁的苏兴蓉是重庆“苏大姐”火锅饮食文化有限公司的老板。虽然已是企业的董事长，她仍然保持着亲自到市场选购原料的习惯。1997年以前，苏兴蓉的火锅店只是小本经营，重庆直辖后，城市和客源的发展使她一下子拥有了5家大型火锅酒楼和全国的200多家连锁店。
火锅是源于重庆的一种美食，它的主料是辣椒、花椒、姜蒜、牛油一类的猛料，主食为牛和猪的下水，辛辣火爆。它最初并不是美食，而是旧时的船夫舵工们与风浪搏斗时壮行的食物。或许是因为带着历史地域和重庆人的性情，它在这里历久不衰，到今天，已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产业。
向文利（苏兴蓉女儿）：这里就是我们1997年过后才开的一家店，开的一家老店。
在苏家，做火锅生意是一个传统。女儿向文利继承了母亲独到的调制火锅的手艺和经营方法。
尽管生意已做得很大，母女俩仍然时常亲自动手调制火锅，这是苏家传统的手艺。
除了经营自家的火锅酒楼，苏兴蓉要做的另一件事是向别人传授火锅调制技术。1992年，从工厂下岗的苏兴蓉重拾祖传的火锅手艺时，只有摆在街边的几张桌椅。9年前，生意日渐红火的苏兴蓉开始义务向别人传授火锅调制技术，她希望苏家的传统手艺能给更多的求职者带来另一种生活。今天，仅在重庆主城区，就有1万多家火锅店，这些来自重庆民间的食物在新的城市中被赋予更丰富的表情，但永远不变的仍是那种令外地人惊叹的麻辣生猛。
向文利：当时我外公家在磁器口住，重庆除了一个朝天门水码头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磁器口水码头。
我外公当时是一个经营船运的老板，他看到那些船夫用海椒、花椒混煮一锅，然后把牛的下水煮在里面吃，我外公是个精明的商人，他觉得闻起来好香，吃起来又好吃，而且这火锅很张扬，大家都在里面夹菜。我外公当时就在磁器口开了一个“苏氏火锅”，或者叫“苏氏老火锅”。我们家里面可能有这种遗传基因，祖祖辈辈都会做吃的，后来我外公的手艺就传给了我母亲。
距离嘉陵江边的磁器口水码头不足10千米，就是重庆著名的朝天门古码头。嘉陵江与长江在这里交汇，这是重庆火锅最早的发源地。自古以来，朝天门码头就是船桅林立、商旅络绎不绝之地，是古时沿江17道城门中最繁华的地方。作为重庆城的地标式地段，它在抗日战争中也曾遭到日军飞机的毁灭性轰炸。
2005年7月，朝天门的标志性古建筑湖广会馆正处在紧张的修复中。仿佛有神灵的护佑，抗战时期，它在日机地毯式的轰炸中幸存下来。会馆为来自湖广两地的移民和商贾所建，保留下来的木雕描述了他们到来的情形。自清代到抗战时期，这里都是移民聚集的场所，它印证着重庆城市历史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座移民的城市。
某种程度上，两条江河与山川地貌对重庆人坚韧性格的塑造甚于由此而生的刚猛和霸气。除了抗战中的超常承受力外，在被写入世界战争史的一次古代战争中，重庆人坚守孤城竟达36年之久。20世纪80年代的重庆，人们以他们一贯的方式生活着——忙碌、亲和、富于人情味。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城市已聚集了火山爆发般的力量，以至于一个新城市的出现竟带着海市蜃楼般的魔幻色彩。
历史的真实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重庆已由一个川东的军政中心，逐渐过渡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由于抗战后方和新中国建设时期工业基地留下的基础，工业迅速成为重庆经济的主体。20世纪80年代，城市所处的发达的东部和资源富集的西部间的地理位置，使它的区位优势显露无遗，地理位置带给重庆新的优势。
重庆于19世纪末开埠，川江的通航使西方文化在100多年前就已来到这里。当年的西方人多选择在长江南岸修建他们的会所，这一切奇迹般的与对岸的古老码头和会馆遥相呼应。当年的西方建筑物，仍保留在长江南岸滨江路的一端，它已被改造成为一个风格浪漫的酒吧。从酒吧的阳台上，可以看到江对面重庆最古老的码头朝天门，点点灯火随着脚下的长江东去。
新年到来前，重庆铜梁县高楼镇的农民周生全父子开始忙碌起来。
在重庆铜梁县农村，不少农民都有这手祖传的手艺——扎制长龙，在当地，这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长龙通常在重大节庆时进行表演，表演时要与飞溅的铁水辉映起来，被称为“火龙”。记忆中，周生全扎过的最大一条龙是在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时，那是一条50多米的长龙。
李曦习惯用“奔跑”来形容他今天的生活，以及他所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一个20年前他难以想象的奇迹般的城市。20年后，李曦生活在中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中。
第14集 三峡存证
三峡大考古带来这样的事实：三峡的文明史与中华文明史息息相通。之前，这里是人们想象中一片充满野性和蒙昧的地域。现在，几乎没有人怀疑，在这片狂野的峡谷地带，曾经也有过大唐盛世和明风宋韵。
2003年6月8日，长江三峡中的水位陡然上升100多米，上升的水位使考古人员有机会登上西陵峡中的绝壁，有着种种神秘传说的古人崖葬被揭示出来。令考古人员惊奇的是，在骇然显现的3具古人尸骨旁，竟是数量多达10余件的青铜兵器。科学测定显示，它们来自2500年前。除此之外，一切都扑朔迷离。
就在这一天，三峡两岸的人们，看着渐渐上涨的江水淹过他们曾经的土地和家园。这是三峡工程的第一次蓄水，135米，三峡水域中从未有过的水位线。
兵书宝剑峡上的考古发现所显示的时间跨度，使人们对三峡神秘历史的关注已远远超出对它壮美景色的赞叹。1993年开工的三峡工程，使三峡东西两端600多千米的地带成为淹没区。而有关长江的许多人类历史之谜和答案，以及三峡先民留下的难以估量的丰富遗存,或许，就埋藏在即将被淹没的土地之下。
三峡工程建设的期限为1993年到2009年，巨大的文物抢救范围和迫在眉睫的蓄水期限，对于中国的文物保护者们意味着两种可能：创造奇迹或愧对子孙。
这是山东大学考古队第四次来到三峡库区开县的余家坝，23天过去了，这些位于彭溪河边的墓葬坑已持续发掘了近半个月。当土坑被挖到数米的深度时，几个探方中，成组的陶器呈现出来。栾丰石，山东大学考古队领队，他所带领的考古队是三峡数以百计的考古队中的一支。
在发现陶器后的第二天下午，更为重要的器物出现了，它们是成组的青铜兵器。或许因为年代久远，除了棺椁的痕迹，墓主尸骨已然不存。在远古中国，青铜代表着一个辉煌时代的出现。同时，青铜器所描述的，也是一个搏杀和流血的时代。
栾丰石（山东大学考古队领队）：据我们采访，可能从民国时候开始，当地村民，姓余的一个村民在这里烧窑，烧窑要取土，取土的时候他挖土，就挖出过这种墓葬，当时他们不知道是墓葬，他们就说出土过铜器。
令栾丰石兴奋的是另一些背景：数量巨大而又风格独具的青铜器，让他感到自己已接近了一个名不见经传,却又隐约有着非凡历史的民族。而对他们进一步地寻觅，将会成为三峡大考古中的兴奋点。因为一个古代陌生民族的墓葬被如此大规模地发现，使余家坝成为三峡考古中的重点A类遗址。
彭溪河是一条通往长江的河流，三峡大坝二期水位将使整个彭溪河流域成为淹没区。神秘的墓葬一直延伸到河流的下游，这里正是彭溪河与长江交汇的地方。
20多年前，《话说长江》摄制组顺长江东下，此时的三峡地区还是考古学家远未涉足的处女地。摄制组拍下了三峡两岸这些富于传奇色彩的古建筑群。这些古迹因为处于峡江中的突出位置，历来为人们所熟悉，它们承载着三峡时光进程中的动人历史和文化。在今天看来，它们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富于地域特色的建筑和历代文人留下的诗刻碑赋中。
20多年后，这些处于三峡水库淹没线下的古迹，成为三峡工程地面文物抢救的重要对象，留下的这些珍贵影像，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录。对庙宇建筑的整体搬迁，从拆除到重组都精细到了一砖一瓦，其迁建的难度，远甚于当初古人对它的修建。绝壁上的古人题刻被整体切割移位，这种方法曾被用于古埃及文物的保护，但在长江三峡，特殊的地质形态却带给保护者们新的课题。
造堤筑墙是另一种保护方法，它能就地延续古迹所在的山体和植被的生命。2003年6月，这是一个令中国的文物保护者们感到欣慰的年月，整个世界都看到了，这些在三峡水库一期水位线上再生的奇迹。
温光林的先辈曾是巫山县大昌古镇的望族。作为三峡移民，温家的大儿子一家已在2001年迁往广东。现在，祖上留下的宅院是古镇中最重要的文物。
温家大院建于明末清初，占地300多平方米，是二进四合院，在形式上沿袭了中国传统的徽派建筑风格，运用砖木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同时，大院在修建中又融进了三峡地区特有的穿斗式建筑风格，雕梁画栋，勾心斗角。
温家的家谱上显示，这个家族已在这里繁衍了11代，家族更早的历史，已成为谜团。
2005年新年伊始，重庆市博物馆的古建筑专家龚庭万就一直呆在大昌，大昌处在三峡水库二期水位淹没线下。除了温家大院，整个大昌古镇都是要实行整体搬迁的重点地面文物。
龚庭万（重庆市博物馆古建筑工程师）：从屋顶的上部拆下来，每一件完好的东西都要编号，特别是分瓦顶、大木构件、石柱基础3个大部分。
大昌古镇将搬迁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的古建筑和文物，其中有30处民居、2座古庙、3座古城墙和城门。根据迁建设计规划的要求，古镇建筑中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必须在复建中复原。
大昌古镇迁建的地点，仍然被选在距古镇30多千米外的大宁河边。为了保持古镇地貌原有的样子，一座巨大的山体正在被夷为平地。
大宁河是长江三峡河段中最大的支流。长江支流中的这种平坝，一直是考古学家关注的地域。从1994年起，考古学家就在大昌进行持续发掘，他们发现的仍是一个古代陌生民族早于3000年前的丰富遗存。
大宁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是三峡中的巫峡，考古学家认为，数千年前生活在大昌谷地中的居民，最早应是从巫峡口进入大宁河谷。
王川平（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三峡工程当中的文物保护，在重庆库区，加上三峡博物馆的建设经费，一共超过14个亿，全国二十几个省市的文物保护力量都到重庆来了。所以国家文物局开玩笑说：重庆的三峡文物保护工作，让你们重庆市的文物局几乎变成了一个小的国家局。
为了给陆续出土的三峡文物找到一个永久的家，在重庆市中心,一个巨型博物馆正在修建中。自从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作开始后，王川平几乎每天都要奔波于各种相关的现场。
这是一座在三峡工程大建设和三峡文物大抢救的背景下即将诞生的博物馆,有着超越常规的建筑规格和规模,因为特殊的背景和用途,它被称为中国三峡博物馆。在三峡文物的发掘与保护中,作为库区所涉文物保护范围最大的城市,重庆开始有机会对自己漫长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史籍记载中，远古的重庆城在3000多年前由一个来自三峡的民族“巴人”所建。今天，巴仍是重庆的别称，但所有关于巴人的脉络都已在岁月中变得模糊不清。
余家坝的考古工地旁，移民们正忙着拆房，房屋下面的土层，是考古队将要发掘的规划范围。因为移民们都忙着搬迁，考古工地上挖方的人手短缺起来。
工地上，青铜兵器仍层出不穷，接近千件的数量，已经可以装备一支古代军队。这些兵器使记载和传说变得真实起来。现在，它们被认为与古代在重庆建都的巴人有关。另一个关联点是兵书峡和大昌谷地中的发现。古文献对巴人的记载言简意赅：“巴人尚武，在重庆和三峡干流上多次建都，战国后期被秦国所灭。”
助手王芬和考古队员正在对出土的陶器进行细心地清理和修复。大量出土的陶器带给栾丰石的另一些推想是：巴人当时可能已有发达的农耕文明和商贸。
这些形状奇异的陶器和它们的碎片在距离彭溪河不远的另一条长江支流甘井河上被发现，数以亿计。据推测,它们可能是早期巴人制盐和售盐的容器。这个发现，印证着栾丰石的推断。最重要的是，这些碎片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堆积层中的主体部分。土层以陶片为主体，这些陶器碎片描绘出三峡先民6000余年来生生不息的故事。这个在考古学上被称为文化层的土堆，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现代，长江三峡数千年时光中的遗韵都被浓缩在这里。
王川平：三峡是巴人长期生活的一个地方。三峡能有古代的文明，是巴人开发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巴渝文化和三峡文化的前一段，它们是重叠的，甚至可以说，离开了巴人谈三峡谈不清楚，离开了三峡谈巴人也谈不清楚。
考古学证实,远古时期，在长江三峡两端的平原上曾生活着具有高度文明程度的楚人和蜀人。而中间狭长的大峡谷，却一直是历史文化的模糊地带。三峡大考古使一个史影中的民族渐渐显露：学术界将其称为“巴人”。在过去的漫长时光中，巴人的东出和西进曾带来“巴楚文化”和“巴蜀文化”。之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三峡成为中华文明南传北递和东传西递的枢纽。
最早的巴人遗迹，被怀疑与瞿塘峡中发现的“大溪文化”有关。“大溪文化”丰富多彩的遗存，展示出它们的主人5000年前曾有过的精致生活。这个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性文化就诞生在风高水急的峡谷中，难以想象千百年后,当长江三峡中的水位漫过亘古未有的高度时,峡谷居民们漫长的生活情景开始浮现。他们难以计数的生活器物被后人找到，这些神秘器物包含着时空更替交错中的种种“密码”，器物的主人来自黑暗中的神情仍停留在那久远的一刻，他们使三峡的过去呈现出质感和气息。
王川平：我想在坐的每一位都知道这工程的份量，我在这里就不想多说了。
2005年3月，三峡文物抢救中难度最大的保护工程——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协调会正在进行。工程最终选择了中国工程院葛修润院士提出的设计方案：在40米的水下建一座博物馆。
葛修润：我关心的是钢管的焊接必须在无水的状况下焊接好。
从1992年起,来自全国的各类专家已致力于重庆涪陵白鹤梁题刻的保护，当保护进程在各种方案的争论和否决中陷于僵局时,葛修润富于创新的保护方案脱颖而出。
在长江的枯水季节，这些昙花一现的奇观被拍摄下来，它们大约在三五年左右才能完整地露出水面一次。这是一段长约1000多米的石梁，石梁上刻有自唐宋以来许多古人用于水文记录的石鱼、石鹤图案以及与水文有关的诗赋，它们记录了长江72个年份的枯水水文资料。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枯水位水文题刻。
对白鹤梁题刻保护的强烈反应来自于即将面临的残酷事实：那就是三峡水库建成后，它将永无见天之日，并在水库完工30余年后，葬身在淤泥之中。
白鹤梁保护工程于2003年2月开工,两年后,工程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三峡工程二期蓄水时间的提前,使保护工程变为“背水一战”。
王川平：白鹤梁由于三峡提前蓄水到156米水位，为了保证施工的完成，所以我们原来制定的3年工作计划，必须在两年，也就是2006年完成。所以我们实行了一个严格的倒计时，就是按照天数倒着来，从后面往前排。白鹤梁的倒计时在这个枯水期，就是2004到2005年的这个枯水期，必须完成导墙，工程的导墙，参观廊道最后的封顶。
到2005年年末，白鹤梁保护工程的水平交通廊道已全部完工，斜坡交通廊道也基本完工，工程推进到保护体中的各项设施的安装工程。葛修润心目中的水下世界开始渐渐地显现出来。
葛修润（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样的方法保护白鹤梁题刻可能是最好的方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证明1300年来它埋在水中没有被毁坏，今天我们用同样的水质，就是长江水过滤掉沙质的水来保护它，那么它还是像以往一样长年在水中，这可能对白鹤梁能够长期地存在下去是很重要的。
无压容器的科学原理在于水库水位与水下壳体内的水位保持相同，这使得水位的变化，无法影响壳体内外的水压平衡，这是当今世界上第一个40米深度的水下博物馆，许多年后，人们会在梦幻般的长江水流下，回到远古的时空中。
现在，这里已是一座巨大的宝库。对于每一个参观者，这都是一种奇幻般的感受和触摸。三峡数千年的文明图景，都被浓缩在这里。这些来自5000多年前的美丽彩陶，如今已与它们的主人一同躺在博物馆中，展示出中国古老文明中的一个特殊背景——新石器时代。
三峡考古中出土的青铜器，具有中国青铜文明的相同标尺，它们从3000多年前的商代一直延续到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的铸造水平和社会属性也堪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相提并论，它意味着这片峡谷中曾有过的金声玉振和金戈铁马时代。
这些与青铜器来自同一时代的精美玉饰，散发着幽深温润的光泽，令人叹为观止。三峡大考古带来这样的事实：三峡的文明史与中华文明史息息相通。之前，这里是人们想象中一片充满野性和蒙昧的地域。现在，几乎没有人怀疑，在这片狂野的峡谷地带，曾经也有过大唐盛世和明风宋韵。这一切带给这座博物馆一个惊天数字——30万件。因为时间和命运，它们曾长久地沉默在长江三峡巨大的土层下。
直到2005年年末，栾丰石和他的考古队仍然呆在余家坝。和库区的许多考古队一样，在三峡大坝最高水位到来前，他们仍然在与时间赛跑。
栾丰石：原来我的分析，是那边最有可能有，结果一挖就出来5个。
在三峡考古中，发现了一百多处巴人遗址和墓葬，但墓主遗骸大多朽残不全，他们神秘模糊的形象来自这些青铜器。少量保存完好的巴人遗骨来自西陵峡边的清江支流中，复原专家为我们带来一个3000多年前的巴人形象，至此，长江三峡中一个古老民族的面容和他们远去的生活，在我们眼前渐渐清晰起来。
在大昌古镇上溯数十里的大宁河谷中，一些古老的悬棺仍然停泊在险峭的绝壁上，它带给我们的仍是一个神秘、深远和被厚重历史所眷顾的三峡。
第15集 告别家园
在三峡库区，将有113万人要搬离现在居住的水库淹没区。在世界水利移民史上，这将是一次空前的人口大迁徙。
长江三峡的第一峡——瞿塘峡口，一条名叫大溪的小河，缓缓地注入长江。峡口的小山村就是大溪村，隶属重庆市巫山县大溪乡。
这是农历除夕的早晨，大溪村民在家乡迎来了中国传统的龙年，世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
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在这一年，永远地离开长江边的家园。
大溪村东边约140千米的三峡工程正在日夜施工。这是工程建设的第6个年头，2003年6月，三峡水库蓄水到135米，随着大坝不断升高，大溪村民和三峡库区的移民将要迈出迁移的脚步。
135米的水位牌，已经在山上竖立了好多年，但大溪村民的作息依旧，他们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春耕。
因为依山傍水，这里的村民既靠山吃山，又靠水吃水。靠山，是凭着山上少量的可耕地；靠水，则是脚下的这条长江。
在大溪村土生土长的冉应福，今年49岁，15岁开始，他就在江上行船，和瞿塘峡的风浪，已经打了几十年的交道。
冉应福的家就在江边，大门正好对着瞿塘峡，他对自家门前的这条长江有着不可割舍的感情。冉应福是这一带驾驶技术最好，也是最勤快、最能吃苦的船长
巫山老县城在1994年就开始了移民搬迁，同时搬迁的，还有两座城市和11座县城。取代旧城的将是在长江边上更高处的一座座新城。在三峡库区，将有113万人要搬离现在居住的水库淹没区。在世界水利移民史上，这将是一次空前的人口大迁徙。
三峡大移民，1993年开始启动，到1999年的6月，三峡库区顺利搬迁了178000人。由于峡谷里的土地使用面积有限，就地迁移越来越困难，国务院决定自2000年开始，从重庆的三峡库区向外省市迁移人口72000人。移民外迁，就这样靠近了大溪村。
2000年3月5日，大溪村召开了第一次移民动员会。
黄德森（大溪乡移民办主任）：这次赴安徽搞外迁试点，由中央统一下达计划指标到重庆市和安徽省，由两地省市人民政府共同制定，关于外迁方面的一些政策和原则，具体来说就是落实到县人民政府来统一组织办理。
春节后的22天，乡里分管移民的干部，在大溪村召开了第一次移民外迁动员会。此时，对许多大溪人而言，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移民会离自己这么近，也没有远走他乡的精神准备。
黄德森：房屋及附属设备补偿费、过渡期生活补偿费、搬运费、零星果木补偿费，属于移民个人所有，由乡人民政府直接拨付给移民本人，这个我们统称为生活安置费。
2003年三峡库区二期蓄水以后，大溪村多半个村子都会被淹没。大溪乡将有3800人远走他乡，成为外迁移民，他们把有限的土地留给了家乡的父老乡亲。根据国务院的规划，大溪乡2000年第一批外迁的村民人数是200人，将统一迁移到长江下游的安徽省。
2000年3月6日，大溪村召开第二次移民动员会。
黄德森：为什么要外迁安徽省？安徽省那个地方到底情形怎么样？基本情况怎么样？利用今天这个院坝会，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并把有些工作程序在这里也向大家讲明白，讲清楚，便于大家心中有数。
一连几天，乡干部向村民们详细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和有关移民的相关政策。对村民来说，移民不仅关系到日后的生活，更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发展。他们想，趁着这次移民，不仅要走出峡谷，还要挑一个好的地方安家。
会议最后决定，每25户选出一名代表，赴安徽实地考察。
平常不供电的大溪村，今晚发电了，这意味着有重要活动。五十几天来，移民代表已经来回两趟安徽，最终选定，在安徽省长丰县落户。
2000年4月25日，大溪村召开第三次移民动员会。
杨家权（大溪村党支部书记）:你想，到安徽那儿去，有几千里路，车船费要几百，你想他在这儿连碗都带不走一个怎么办？那个问题我跟你说，那个有考虑的可能，我们提了好多问题。我们到安徽屋里的这些东西外迁带不走，两下政府都要给予一定的扶持政策，我们都提了这些问题的。
经过多次讲解，村民们好不容易搞懂了各项移民政策，最终又回到了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补偿问题。
接触到了补偿细节，也就意味着拨动了村民心中的一个算盘。
蔡传勇（大溪乡党委副书记）：我们政府绝对不会卡你们一分钱，这个你们放心，对你们的资金问题，乡移民办不像有些群众所说的，我们把它吃完了，我们吃不完，我们不敢吃。
其实，村民们已经明白了自己将要做出的牺牲，但是简单的几个数字，难以算清家乡的一草一木在每个人心中的价值，在算过大账之后，村民算一算小账也在情理之中。
蔡传勇：我买你的鸡子，不可能还买你鸡下的蛋。
村民：那个说不清楚，后头下好多蛋。
村民：那个下蛋没有这回事，你蔡书记又搞混了，我没说是下的鸡蛋，可是我现在有个鸡子在这儿，他得补我这个钱。
蔡传勇：目前，没有这个补偿基金。
一只鸡，引得全场沸沸扬扬。事实上，在移民工作实施之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已经对整个三峡库区移民人口数量及房屋林木等固定资产现状，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摸底普查，国家据此测算出给所有移民的财产损失补偿、搬迁运输和生活安置补助等费用。是否外迁？走还是不走？在这个夜晚，大溪村各家各户都要做出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