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 之 南京 第三季 天下文枢 09
编者荐语：
文化也是有温度的，我们在自己生活的城市都能真切感受到。作为“世界文学之都”的南京，本身就承载了六朝古都独有的历史文化沉淀，这使得身居其中的我很想了解这样的一座城市到底是怎样的存在。看完大型纪录片《南京》后，再来看这套丛书便能更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的丰富内涵与历史底蕴。南京之美有很多种表达方式，就跟着我一起去感受和体会吧！
前两季我们感受了南京全方位多角度之魅力，了解了南京历史变迁的沧桑之美，这一季我们一起来感受金陵城千年以来深厚的文化底蕴吧。
第七章 佛缘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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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佛教东渐江南始
建初寺“浴佛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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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京城还静静地沉睡在清晨微白的天空下时，僧人们的早课却已如期开始。这些蕴含着佛陀智慧的梵语禅唱，一如它们最初的发音般，从容、悠远，穿越了千年时空，在这座东方震旦世界的大城中久久回荡。
小和尚问：“师父，三千大千世界，何为如来西来之意？”
老和尚答：“庭前柏子树，池中荷叶田，西来本无意，有意不西来。佛法的西来就如同昨夜的这场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
农历四月初八，南京建初寺内迎来了重燃香灯之后最隆重的佛教节日。
庄严的大殿上，供奉着一尊太子佛，虔诚的佛教徒们顺序用小勺盛满香汤，浴灌佛像。浴佛节，又称佛诞日，是中国佛教徒纪念佛祖释迦摩尼诞生的日子。这一流传久远的法会仿佛让时光回到了18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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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南京建初寺住持大初法师说：“这也可以看出来，这也是当时的这个国主也好，当时的主流社会也好，那一种自信，因为他对我们本有的文化，他很自信，所以他才能够有更大的胸怀来接纳外来的文化。”
开拓者的足迹，注定是艰苦的。康僧会取纳本土文化，系统地改造了印度佛教。他的努力，在两个古老而伟大的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随后，随着数以千计的西域、天竺僧人进入中原，日益增加的佛经，因为出处各异、注释凌乱，给学法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在此之后，一场大规模的西行求法运动拉开了序幕。（注意：图片后本段继续）
建初寺“浴佛节”（二）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杨曾文说：“4世纪后期、5世纪初，可以说兴起了一个西行求法的高潮。从古印度翻译的佛经传到中国最初靠的是陆路的丝绸之路，那海上丝绸之路呢？东晋十六国时期就初具规模了，最著名的后秦时候，高僧法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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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唐玄奘西天取经的200多年前，东晋高僧法显就已经到西天取回了真经。公元399年，时年65岁的僧人法显，从长安出发，踏上了漫漫的西行求法的征程。法显一行，过河西走廊，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用了五年时间抵达佛教的发源地恒河流域。在印度等国期间，他们朝拜佛教圣迹，学习梵文，抄写梵本佛经。五年后，法显携带大批梵文经、律、论，坐船循海东归。行程中，遭遇风浪，大船迷失方向，在茫茫大海中随风漂流三个月后，他们在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登陆。当法显登上崂山之时，时间是公元412年，这一年法显已是78岁高龄了。
杨曾文说：“法显本来想回到长安，后来听说后秦也灭了，江南建康有译场，佛陀跋陀罗在那儿翻译佛经，他就被请到了南方，经过现在的镇江往南走，到了现在的南京道场寺，参加翻译佛经。从他身上体现了什么呢？陆路的丝绸之路跟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他把带回的经典没有带到长安，而带到了建康。”
佛像“贴金”工艺（组图）
宝相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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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建康，僧侣众多，佛经翻译也是人才济济，其中就有来自印度的高僧——佛陀跋陀罗，他和佛陀释迦牟尼同宗同族。之后的几年，这两位高僧共同率众，将法显从印度带回的六部六十三卷、一百万多万字的佛教经典翻译成了汉语，这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曾文说：“当时翻译的经典当中，有名的，是什么经典呢？《华严经》。佛陀跋陀罗翻译最大的经典就是《华严经》啊，五六十卷的，后来的华严宗主要就是靠他的经典。”
康僧会、法显、佛陀跋陀罗，通过一代代佛门弟子的不懈努力，两百年间，菩提的种子终于渐次生根发芽。南京，这座虎踞龙盘的帝王之都，在一声声禅唱中，完成了长江文明和恒河文明的第一次交流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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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波是陆埠佛雕技艺的非遗传承人，这一起源于魏晋时期的技艺已经传承了一千多年，因其历史悠久、工艺精细，而影响深远。2017年6月，他在为建初寺大殿内的佛像完成最后的贴金工序。
陆建波说：“像这尊佛像到现在为止，有三年多了，工序长，佛像做得精，在全国也少有的了。手艺就是手工，工大了，你艺术才是精。”
这里就是正在复建中的建初寺。从2014年开始，陆建波就为这里制作佛像。大殿内这尊八米多高的佛像选用樟木雕刻，从选料、打坯、产细，到雕刻、打磨、上漆、贴金，十几道工序精雕细琢，就是为了再现当年的魏晋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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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初法师说：“因为这个寺庙的恢复不仅仅是恢复一座寺庙这么简单，其实也是在寻根啊，我们南京文脉的根。”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魏道儒说：“从东汉末年开始，佛教传到南京这个地方，一直到现在，它是始终没有断线的。也就是，在将近1800年的时间里，佛教都在南京这个地区发展、演变，南京的佛缘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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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朝四百八十寺
小和尚问：“师父，何为佛灯长明？”
老和尚答：“佛灯若长明，弟子需舍身，誓做燃灯油，只求佛灯明。”
小和尚说：“难怪有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
老和尚说：“正是这位菩萨皇帝，使得佛教在南朝达到了鼎盛。”
5月中旬，鸡鸣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水陆法会。在庄严的寺庙里，僧人们依据严格的仪轨，诵经施斋，普渡四方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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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汉传佛教中最盛大且隆重的法会便是南朝梁武帝开创的。宏大的场面中，仿佛依旧可以隐约闪现出梁武帝萧衍虔诚跪拜的身影。
杨曾文说：“梁武帝那是在历代帝王当中最支持佛教的一个皇帝。梁武帝本来信道教，后来改信佛教，支持佛教发展，他的支持是全面的。支持翻译佛经，支持研究佛经，本人讲佛经，自己四次在同泰寺舍身为奴，然后叫大臣拿钱赎回来。”
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这在佛教史上是非常有名的故事。然而在这故事的背后，却透露着两种不同文化理念的碰撞、交融与发展。
2017年5月14日鸡鸣寺水陆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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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后，某些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纲常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比如说，佛教讲求众生平等，不拜父母，甚至不拜君王；再比如说，佛教讲出家，要以身侍佛，而儒家讲忠孝，要忠君爱国孝亲。这些隔阂在一定程度上冲撞了皇权的统治，也影响了佛教的进一步传播。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赖永海说：“因为佛教要真正地跟我们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应，跟我们中国本土的文化相融。如果这种融合能够融到水乳交融的程度，那么它也就能够在我们中国立足，能够在中国发展，这个就是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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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晋开始的两百余年间，巍峨的建康城楼上改换了四个王朝的旗帜。伴随着一次次的王朝更迭、风云变幻，偏安江左的南方政权也因为内耗而变得越来越脆弱。此时的梁武帝已经意识到，作为社会纲纪的儒家思想，面对长期的动乱，已经无法满足人心的需求了。也许，人们需要一种宽和的信仰，而佛陀的思想，或许能为饱受苦难的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慰藉。梁武帝没有想到，他在以后的一些举措，深深影响了此后千百年的中国。
杨曾文说：“印度的佛教不完全禁止吃肉，梁武帝下了绝对不能吃肉、不能喝酒的要求，下了诏令。”
魏道儒说：“其中包括大家都知道的素食等等，这些个影响，不仅是有全国性的，也是有世界性的意义的，它是影响非常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