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放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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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养我们的身体，如何安放我们的心，这是人生问题中最基本的两大问题。前一问题为人兽所共，后一问题乃人类所独。
禽兽也有心，但他们是心为形役，身是唯一之主，心则略如耳目四肢一般官能，只像是一工具，一作用。为要保养身，才运使到心。身的保养暂时无问题，心即暂时停止其运用。总之，在动物界，只有第一问题，即如何保养身，更无第二问题，即如何安放心。心只安放在身里，遇到身有问题，心才见作用。心为身有，亦为身役，更无属于心本身之活动与工作，因此也没有心自己独立而自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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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动物进化到人类便不同了。人类更能运使心，把心的工作特别加重。心的历练多了，心的功能也进步了。心经过长时期的历练，心的贡献，遂远异于耳目四肢其他身上的一切官能，而渐渐成为主宰一切官能，指挥一切官能的一种特殊官能了。人类因能运使心，对于如何保养身这一问题之解答，也获得重大的进步。人类对于如何保养身这一问题，渐渐感得轻松了，并不如禽兽时期那样地压迫。于是心的责任，有时感到解放，心的作用，有时感到闲散，这才发生了新问题，即心自己独立而自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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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作一浅譬。心本是身的一干仆（注：干仆，指办事能干的仆役）。因于身时时要使唤它，调遣它，它因于时时活动，而逐渐地增加其灵敏。恰像有时主人派它事，它不免要在任务完成之余，自己找寻些快乐。主人派它出外勾当，它把主人嘱咐事办妥，却自己在外闲逛一番。后来成了习惯，主人没事不派它出去，它仍是想出去，于是偷偷地出去了，闲逛一番再回来。再后来，它便把主人需办事轻快办妥，独自一人专心在外逛。因此身生活之外，另有所谓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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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并不难了解，只要我们各自反身自问，各自冷静看别人，我们一天里，时时操心着的究竟为什么？怕下一餐没有吃，快会饿死吗？怕在身之四围，不时有敌人忽然来把你杀死吗？不！绝对不！人类自有了文化生活，自有了政治社会组织，自有了农工商技术生活逐渐不断发明以后，它早已逃离了这些危险与顾虑。我们此刻所遭遇的问题，急待解决的问题，十之九早不是关于身生活的问题，而是关于心生活的问题了。
这一问题，成为人类独有的问题。这是人类的文化问题。远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远从有初步的农工商分业，以及社会组织与政治设施以来，这一问题即开始了，而且逐步的走向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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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总爱离开身向外跑，总是偷闲随便逛，一逛就逛进了所谓神之国。心离开身，向外闲逛，一逛又逛进了所谓物之邦。科学的萌芽，也就远从人类文化历史之早期便有了。本来要求身生活之安全与丰足，时时要役使心，向物打交道。但心与物的交涉经历了相当久，心便也闯进了物的神秘之内圈，发现了物的种种变态与内情。心的智慧，在这里，又遇见了它自己所喜悦，获得了它自己之满足。它不顾身生活，一意向前跑，跑进物世界，结果对于身生活，也会无益而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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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令人目眩，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像老子那一类古老的陈言，此刻我们不用再说了。但试问科学发明，日新而月异，层出而无穷，何尝是都为着身生活？大规模的出产狂，无限止的企业狂，专翻新花样的发明狂，其实是心生活在自找出路，自谋怡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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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对于身生活，有些处已是锦上添花，有些处则是画蛇添足，而有些处竟是自找苦恼。至于像原子弹与氢气弹，那些集体杀人的利器之新发明，究竟该咒詈[lì]，还是该赞颂，我们姑且留待下一代人类来评判。此刻我们所要指述者，乃是人类自有其文化历史以后的生活，显然和一般动物不同，身生活之外，又有了心生活，而心生活之重要逐步在超越过身生活。而今天的我们，显然已不在如何保养我们身的问题上，而已转移到如何安放我们的心的问题上，这是本文一个主要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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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的心，总该有个安放处。
相传达摩祖师东来，中国僧人慧可亲在达摩前，自断一手臂，哀求达摩教他如何安他自己的心。慧可这一问，却问到了人类自有文化历史以来真问题之真核心。至少这一问题，是直到近代人人所有的问题，是人人日常所必然遇见，而且各已深切感到的问题。达摩说：你试拿心来，我当为你安。慧可突然感到拿不到这心，于是对自己那问题，不免爽然若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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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达摩的解答，有一些诡谲[jué]。心虽拿不到，我心之感有不安是真的。禅宗的祖师们，并不曾真实解决了人类这问题。禅宗的祖师们，教人试觅心。以心觅心，正如骑驴寻驴。心便在这里，此刻叫你把此心去再觅心，于是证实了他们无心的主张，那是一种欺人的把戏。所以禅宗虽曾盛行了一时，人类还是在要求如何安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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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道学先生们，又教我们心要放在腔子里，那是不错的。但心的腔子是什么呢？我想该就是我们的身。心总想离开身，往外跑。跑出腔子，飘飘荡荡，会没有个安放处。何止是没有安放？没有了身，必然会没有心。但人类的心，早已不愿常为仆役，早已不愿仅供身生活作驱遣。而且身生活其实也是易满足，易安排。人类的心，早已为身生活安排下了一种过得去的生活了。身生活已得满足，也不再要驱遣心。心闲着无事，那能禁止它向外跑。人类为要安排身生活，早已常常驱遣它向外跑，此刻它已向外跑惯了。身常驱遣心，要它向外跑，跑惯了，再也关不住。然则如何又教人心要放在腔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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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幸人类之心，又时时真会想游离其腔子，宗教便是其一例，科学也是其一例。宗教可以发泄心的情感，科学可以展开心的理智，要叫心不向这两面跑，正如一个孩子已走出了大门，已见过了世界，他心里真生欢喜，你要把他再关进大门，使如牢囚般坐定在家中，那非使他发狂，使他抑郁而病而死，那又何苦呢？但那孩子跑遍了世界，还该记得有个家，有个他的归宿安顿处。否则又将会如幽魂般，到处飘荡，无着无落，无亲无靠，依然会发狂，依然会抑郁而病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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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西方，心跑向天国太远了，太脱离了自己的家，在他们的历史上，才有一段所谓黑暗时期的出现。此刻若一向跑进物之邦，跑进物世界，跑得太深太远，再不回头顾到它自己的家，人类历史又会引致它到达一个科学文明的新黑暗时期。这景象快在眼前了，稍有远眼光的人，也会看见那一个黑影已隐约在面前。
这是我们当身事，还待细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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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再概括地一总述。
人心不能尽向神，尽向神，不是一好安放；人心不能尽向物，尽向物，也不是个好安放。人心又不能老封闭在身，专制它，使它只为身生活作工具，作奴役，这将使人类重回到禽兽。如是则我们究将把我们的心如何地安放呢？慧可的问题，我们仍还要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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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宇宙，是大道运行之宇宙；此一世界，亦是一大道运行之世界。此一心，则称之曰道心，但实仍是仁心。孔子教人把心安放在道之内，安放在仁之内。又说：忠恕违道不远，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yu2]。孔子教人，把心安放在忠恕与孝弟之道之内。孔子说：择不处仁焉得知？孟子说：仁，人心之安宅也。这不是道心即仁心吗？慧可不明此旨，故要向达摩求安心。宋儒懂得此中奥妙，所以说心要放在腔子里。西方文化偏宗教偏科学而此心终不得其所安。所以我在此要特地再提出孔子的教训来，想为人心指点一安顿处，想为世界人类文化再牖[yǒu]启一新远景与新途向。
人生三路向
1
人生只是一个向往，我们不能想像一个没有向往的人生。
向往必有对象。那些对象，则常是超我而外在。
对精神界向往的最高发展有宗教，对物质界向往的最高发展有科学。前者偏于情感，后者偏于理智。若借用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的话，宗教是软心肠的，科学是硬心肠的。由于心肠软硬之不同，而所向往发展的对象也相异了。
人生一般的要求，最普遍而又最基本者，一为恋爱，二为财富。故《孟子》说：“食色性也。”追求恋爱又是偏情感，软心肠的。而追求财富是偏理智，硬心肠的。
追求的目标愈鲜明，追求的意志愈坚定，则人生愈带有一种充实与强力之感。
2
人生具有权力，便可无限向外伸张，而获得其所求。
追求逐步向前，权力逐步扩张，人生逐步充实。随带而来者，是一种欢乐愉快之满足。
近代西方人生，最足表明像上述的这一种人生之情态。然而这一种人生，有它本身内在的缺憾。
生命自我之支撑点，并不在生命自身之内，而安放在生命自身之外，这就造成了这一种人生一项不可救药的致命伤。
你向前追求而获得了某种的满足，并不能使你的向前停止。停止向前即是生命空虚。人生的终极目标，变成了并不在某种的满足，而在无限地向前。
3
满足转瞬成空虚。愉快与欢乐，眨眼变为烦闷与苦痛。逐步向前，成为不断的扑空。强力只是一个黑影，充实只是一个幻觉。
人生意义只在无尽止的过程上，而一切努力又安排在外面。
外面安排，逐渐形成为一个客体。那个客体，终至于回向安排它的人生宣布独立了。那客体的独立化，便是向外人生之僵化。
人生向外安排成了某个客体，那个客体便回身阻挡人生之再向前，而且不免要回过头来吞噬人生，而使之消毁。
4
西洋有句流行语说：“结婚为恋爱之坟墓”，大可报告我们这一条人生进程之大体段的情形了。
若果恋爱真是一种向外追求，恋爱完成才始有婚姻。然而婚姻本身便要阻挡恋爱之再向前，更且回头把恋爱消毁。
故自由恋爱除自由结婚外，又包括着自由离婚。
你进一步，便可感到前面又有另一步，向外无尽，向内也无尽。
资本主义的无限制进展，无疑的要促起反资本主义，即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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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即是权力，又是西方从古相传的格言。从新科学里产生新工业，创造新机械。机械本来是充当人生之奴役的，然而机械终于成为客体化了，于是机械僵化而向人生宣布独立了，人生转成机械的机械，转为机械所奴役。现在是机械役使人生的时代了。
其先从人生发出权力，现在是权力回头来吞噬人生。由于精神之向外寻求而安排了一位上帝，创立宗教，完成教会之组织。然而上帝和宗教和教会，也会对人生翻脸，也会回过身来，阻挡人生，吞噬人生。禁止人生之再向前，使人生感受到一种压力，而向之低头屈服。
6
西方人曾经创建了一个罗马帝国，后来北方蛮族把它推翻。中古时期又曾创建了一种圆密的宗教与教会组织，又有文艺复兴的大浪潮把它冲毁。
此后则又赖借科学与工业发明，来创建金圆帝国和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现在又有人要联合世界上无产阶级来把这一个体制打倒。
西方人生，始终挟有一种权力欲之内感，挟带着此种权力无限向前。
权力客体化，依然是一种权力，但像是超越了人类自身的权力了。于是主体的力和客体的力相激荡，相冲突，相斗争，轰轰烈烈，何等地热闹，何等地壮观呀！然而又是何等地反复，何等地苦闷呀！
7
印度人好像自始即不肯这样干。他们把人生向往彻底翻一转身，转向人生之内部。
印度人的向往对象，似乎是向内寻求的。
说也奇怪，你要向外，便有无限的外展开在你的面前。你若要向内，又有无穷的内展开在你的面前。
你进一步，便可感到前面又有另一步，向外无尽，向内也无尽。人生依然是在无限向前，人生依然是在无尽止的过程上。或者你可以说，向内的人生，是一种向后的人生。然而向后还是向前一般，总之是向着一条无限的路程不断地前去。
你前一步，要感到扑着一个空，因而使你不得不再前一步，而再前一步，又还是扑了一个空，因而又使你再继续不断地走向前。
8
向外的人生，是一种涂饰的人生。而向内的人生，是一种洗刷的人生。
向外的要在外建立，向内的则要把外面拆卸，把外面遗弃与摆脱。外面的遗弃了，摆脱了，然后你可走向内。换言之，你向内走进，自然不免要遗弃与摆脱外面的。
向内的人生，是一种洒落的人生，最后境界则成一大脱空。佛家称此为涅槃[pán]。涅槃境界究竟如何呢？这是很难形容了。约略言之，人生到达涅槃境界，便可不再见有一切外面的存在。
外面一切没有了，自然也不见有所谓内。内外俱泯[mǐn]，那样的一个境界，究竟是无可言说的。倘你坚要我说，我只说是那样的一个境界，而且将永远是那样的一个境界，佛家称此为一如不动。
9
依照上述，向内的人生，就理说，应该可能有一个终极宁止的境界，而向外的人生，则只有永远向前，似乎不能有终极，不能有宁止。
向外的人生，不免要向外面物上用功夫。而向内的人生，则只求向自己内部心上用功夫。然而这里同样有一个基本的困难点，你若摆脱外面一切物，遗弃外面一切事，你便将觅不到你的心。
你若将外面一切涂饰通统洗刷净尽了，你若将外面一切建立通统拆卸净尽了，你将见本来便没有一个内。
你若说向外寻求是迷，内明己心是悟，则向外的一切寻求完全祛除了，亦将无己心可明。因此禅宗说迷即是悟，烦恼即是涅槃，众生即是佛，无明即是真如。
如此般的人生，便把终极宁止的境界，轻轻的移到眼前来。所以说立地可以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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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禅宗，似乎可以说守着一个中立的态度，不向外，同时也不向内，屹然而中立。可是这种中立态度，是消极的，是无为的。
西方人的态度，是在无限向前，无限动进。佛家的态度，同样是在无限向前，无限动进。你不妨说，佛家是无限向后，无限静退，这只是言说上不同。总之这两种人生，都有他辽远的向往。
中国禅宗则似乎没有向往。他们的向往即在当下，他们的向往即在不向往。若我们再把禅宗态度积极化，有为化，把禅宗态度再加上一种向往，便走上了中国儒家思想里面的另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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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家的人生，不偏向外，也不偏向内。不偏向心，也不偏向物。他也不屹[yì]然中立，他也有向往，但他只依着一条中间路线而前进，他的前进也将无限。但随时随地，便是他的终极宁止点。
因此儒[rú]家思想不会走上宗教的路，他不想在外面建立一个上帝。他只说人性由天命来，性善，说自尽己性，如此则上帝便在自己的性分内。
儒家说性，不偏向内，不偏向心上求。他们亦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们不反对人追求爱，追求富。但他们也不想把人生的支撑点，偏向到外面去。
他们也将不反对科学。但他们不肯说战胜自然，克服自然，知识即权力。他们只肯说尽己之性，然后可以尽物之性，而赞天地之化育。他们只肯说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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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一个辽远的向往，但同时也可以当下即是。他们虽然认有当下即是的一境界，但仍不妨害其有对辽远向往之前途。
他们悬至善为人生之目标。不歌颂权力。
他们是软心肠的。但他们这一个软心肠，却又要有非常强韧而坚定的心力来完成。
这种人生观的一般通俗化，形成一种现前享福的人生观。
中国人常喜祝人有福，他们的人生理想好像只便在享福。
福的境界不能在强力战斗中争取，也不在辽远的将来，只在当下的现实。
儒家思想并不反对福，但他们只在主张福德俱备。只有福德俱备那才是真福。
无限的向外寻求，乃及无限的向内寻求，由中国人福的人生观的观点来看，他们是不会享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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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的人生观，似乎要折损人们辽远的理想，似乎只注意在当下现前的一种内外调和、心物交融的情景中，但也不许你沉溺于现实之享受。
飞翔的远离现实，将不是一种福，沉溺的迷醉于现实，也同样不是一种福，有福的人生只要足踏实地，安稳向前。
印度佛家的新人生观，传到中国，中国人曾一度热烈追求过。后来慢慢地中国化了，变成为禅宗，变成为宋明的理学。近人则称之为新儒学。
现在欧美传来的新人生观，中国人正在热烈追求。但要把西方的和中国的两种人生观亦来融化合一，不是一件急速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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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的风气，似乎也倾向于向外寻求，倾向于权力崇拜，倾向于无限向前。但洗不净中国人自己传统的一种现前享福的旧的人生观。
要把我们自己的一套现前享福的旧人生观，和西方的权力崇拜向外寻求的新人生观相结合，流弊所见，便形成现社会的放纵与贪污。形成了一种人欲横流的世纪末的可悲的现象。
如何像以前的禅宗般，把西方的新人生观综合上中国人的性格和观念，而转身像宋明理学家般把西方人的融和到自己身上来，这该是我们现代关心生活和文化的人来努力了。
以上的话，说来话长，一时哪说得尽。而且有些是我们应该说、想要说，而还不知从何说起的，但又感到不可不说。我们应该先懂得这中的苦处，才能指导当前的人生。
节选自钱穆《人生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