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我已活在意义中,不需要再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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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纪慈恩,我一直觉得人应该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父母取的,代表了他们对我们的期望,一个是自己取的,代表了我们对他们期望的回馈,所以,我为自己取名为纪慈恩,我非常想纪念我在生命中收获和付出过的慈悲与恩情,它们曾经改变过我的生命。我到目前的生命分为两个部分,20岁之前和20岁之后,和所有人一样,又不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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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最好的朋友得了肝癌,因为她在荷兰留学,所以她也很自然地知道在荷兰安乐死是合法的。为了让我签署安乐死同意书,她拒绝打“杜冷丁”,刻意在我面前表现出肝癌是如何摧毁着她。她每天疼得咬自己的胳膊,一直到把牙咬掉,这时,她才告诉我,她希望我为她签署安乐死同意书。她求我,求我放她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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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年虽然年纪小,但也知道,此生,我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一放她走。于是,在万般无奈下,我狠心为她签署了安乐死同意书。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后半生。那年我19岁,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我以为所有人都会理解我,可惜不是。在她的追悼会上,很多人问为什么她这么快就去世了,应该还有几个月的,知情的人说是我签署了安乐死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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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那可怕的一幕上演了,我至今都无法忘怀一他们说是我杀了她,他们说我一定会得到报应,他们说我是杀人犯………一个人,两个人,最后几乎是所有人都对我进行谴责。在此之前,我每天都在哭,医生说这是正常反应;可是从追悼会后,我就没有再说过一句话。不是因为他们说的是对的,而是我已无力去面对这个早已坍塌的世界,自我封闭成了我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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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都躲在屋子里,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不和父母说话,只是每天坐在地上,问自己,问老天“为什么是我”。最终,我被确诊为 PTSD -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就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说的日子过了一年,直到有一天,在没有任何好转的情况下,我当时的心理医生冒险带我去了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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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福利院的第一眼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她用一双硕大的眼睛盯着我,虽然我还是没有说话,但那双眼睛真的融化了我。后来保育员阿姨告诉我,那个女孩是在三个月大的时候被遗弃的,有个阿姨捡到她,一直养到她五岁,后来实在养不起才送到福利院,所以她很孤僻,不说话,总静静地坐在地上一个人玩,不去争不去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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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境况很像,还是因为缘分,她喜欢坐在我旁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就是乖乖地坐在我的旁边,我也不说什么,看见她就笑。我们像是两个被世界抛弃的孩子,坐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只是坐在一起,就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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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情系此地,每天都来,只为了这个小女孩。因为她,我开始慢慢打开自己。虽然有好转,但我心理的疾病依然存在,心理医生要求我一周就诊三次,每次都只做一件事:复述整件事情。那时才是最疼的一我要把好不容易隐藏起来的东西撕开来看,我要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去回忆我知道她患有肝癌,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的感受,我要说我是多么不情愿又不得不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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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第一次,我就受不了了,因为太疼了,疼的时候我就坐在地上撞暖气管,所以那段时间我头上都缠着纱布,第二次我对医生说,不,我不继续了。那一年,我外婆每天都会爬六层楼来看我,那天,她爬楼的时候摔了一跤,我躲在门缝里看她的状况。我突然发现,外婆老了很多,妈妈的头发也一下子白了好多。我狠心关上门,问自己:我真的只能如此吗?我真的只能让家人一生都面对这样的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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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不是的,于是,我咬着嘴唇忍着其实已经掉下来的眼泪,给心理医生发了一条短信,我说,我要好起来,我去治疗。就这样,我逼迫自己再次走进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去面对伤口,去一次又一次地复述,我一直复述了五个月,那件事,我讲了三五十遍。当我结束最后一次治疗,去北京德胜门的精神鉴定中心做鉴定的时候,鉴定师说,你真是个奇迹,这么短的时间就恢复得这么好。我拿着那张盖了“已康复”印章的单子时,不禁哭了,哪来的奇迹,这都是我付出了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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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福利院的那个小女孩越来越开朗快乐的时候,旁人说是我救了她,可是他们不知道,其实是她救了我。于是我决定收养她,我认为只有在我身边,她才是安全的。就这样,我陪伴她走过了很多年,等待我符合收养条件。可渐渐地我却发现“爱”与我想象的不同。以前,我认为我一定要收养她,只有我才能给她幸福;可渐渐地,我开始接受一个现实:她的病太严重了,她需要好的医疗条件,好的心理辅导,一个健全的家庭,一个好的特殊教育环境,而这一切都不是我能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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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开始帮她寻找收养家庭,最终有一对善良的美国夫妇愿意收养她,而他们家其他的孩子都已成人,他们会对她呵护万分。我想,这是她最好的归宿。要走的那天,她躲在房间里一直一直哭,我以为她是害怕,害怕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会孤单、会没有安全感,就像我来之前的她。我对她说,收养你的爸爸妈妈很爱你,他们会对你很好很好,你去了美国会有很多新的小朋友。可是这个时候,她却说,如果我走了,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报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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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真的感觉到心在颤抖,一个孩子的成长真的远远超过了我们成年人的想象。对于未来,她没有一个孩子对陌生的事物本能的恐惧,只是担忧自己无法回报我。我抱着她,对她说,孩子,你回报我的方就是用我爱你的方式去爱天底下所有人。我不知道当年9岁的她是否能够深刻领悟这句话的含义,她只是趴在我怀里使劲使劲地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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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她又跟随她的养父母回到中国,见面的时候,我询问她在美国的生活,问她平常都做些什么。她说,她参加了和一个非洲小朋友互相帮助的活动。我说,你好了不起,小小年龄就做善事。她突然很深沉地说,因为我想做和你一样的人。这些年,有很多人问我在福利院都做什么。其实人与人之间能有多大的恩惠。我什么都没有做过,我不过是在用我的力行去告诉他们,他们长大以后应当去做一个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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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所谓伟大的事,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伟大的事,只能用伟大的爱去做微小的事。我害怕赞扬,并不是谦逊,是因为赞扬让我觉得理亏,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首先是因为这件事给我喜悦,只不过同时也给别人带来了一些益处,而这种益处被外界所放大。其实,最终的受益者依然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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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在我想来说说人生的意义。这是很多人都在追寻的问题,而也有很多人觉得我一定是知道答案的那类人。但是很遗憾,我没有答案。现在,我想问你们,光明是什么?你可以用语言叙述给我听吗?我相信大多数人同样没有答案。是因为我们从来不需要知道答案,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光明中。那么,什么人会有答案呢?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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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现在问一个盲人光明是什么,他一定会给你一个解释,可是他并不知道光明是什么。是因为看不到才会想要知道。那么人生的意义呢?我已活在意义中,不再需要去寻找。所以,如果硬要给人生加一个意义的话,我想是这样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在解决自己内心的困惑,当你的内心没有困惑的时候,你根本不屑去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很感激所谓的苦难与不幸,它让我完成了人生的终极使命:知道“我是谁”“我到这个世界来做什么”,我想,这比追寻人生的意义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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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爱别离:我见到的那些离别
引言
小时候,我们听了太多的谎言,大人告诉我们,等你上了大学就好了,等工作了就好了,等结了婚就好了,等生了孩子就好了……后来我们发现,“就好了”的人生似乎永远也等不到,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和时候,如果有,那就是坟墓。所以,没有人承诺过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享受幸福和快乐,所以,当灾难与不幸来临,我们也应当接受。死亡究竟是什么?我们似乎永远无法得到一个答案,以前,我认为没有答案是因为我们必须亲历死亡。但是,自第一次近距离与死亡对战多年后,我发现,原因其实是,死亡和空气一样,是悄无声息地发生、存在,我们无法捕捉,无法诉说,它才显得那么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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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死亡突然来临
第一次与死亡相遇,是在2007年1月,荷兰阿姆斯特丹。我最好的朋友默默几个月前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在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她决定安乐死,而我,是唯一可以为她签署同意书的人。当年,我19岁,还是个孩子,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这几乎是我第一次发现死亡原来是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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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所有有关死亡的印象全部来自于“听说”,听说它很恐怖,所以大人都不允许谈论它;听说它是别人的事;听说它还很久远,久到要等到自己长得足够大,已经完全有能力去承载的时候。可是,谁都没有承诺过我,谁会先于谁离开这个世界;也没有人答应过我死亡会等我准备好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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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那么突如其来。默默6岁的时候父母离异,她判给了母亲,母亲再嫁,不想要她,将她放到了福利院的门口,一年后,默默的奶奶知道了此事,把她接回了家。童年到少年,我曾多次问过默默那一年在福利院的生活,但她没有告诉过我或任何人,她只是一直在问“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爱我”。这个问题,她从童年带到少年带到青年,从山西老家带到北京带到荷兰,却都没有得到可以让她释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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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世很多年后,我才读懂,她那么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个世界,不仅仅因为癌症带来的痛苦,最重要的原因大概是她对这个世界已无所恋。我第一次了解到,生与死是如此亲密的联结,死亡,从来都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那个时候,不懂得死亡是什么,只是知道,我即将面临它,而且躲不掉,抱着抗争的心态,准备对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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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执行的那天
执行安乐死那天的清晨,阳光很好,我站在门外看她的时候,她的脸上充满了厌倦。那个年龄,我读不懂这样的感情一对这个世界的感情。在走廊里,碰到主治医师,他问我,准备好了吗?他的意思是“希望你不要再拖了,赶紧签字”。我低下头,点了点。我永远都无法准备好,可是我也没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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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病房,默默拖着疼痛的身体半坐起来,努力挤出笑容,她没有像平日一样说“你来了……….”她知道,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天。她用坚定的眼神看向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没有必要再问“要不明天再签”。医生进来问我,可以了吗?我依旧低头点点头。翻译姐姐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做最后的告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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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很多人跑过来说他们理解我,我才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绝望的事就是有人对你说“我明白你的感受”。怎么可能有人明白?你们明白此时我的感受吗?要亲手结束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的生命,然后来一个仪式化的告别,再送上一个礼貌式的微笑,说一声,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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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走了。”默默这样说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不愿意面对的那一刻还是来了。我依旧低着头点点头。她接着说:“你要好好活着,连同我在这个世界上本该有的那一份,一起好好地活下去。”我,低着头点点头。我们沉默了五秒钟的样子,我突然意识到,时间真的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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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抱着她,没有敢看她的眼睛,紧紧紧紧地抱着她,说:“我会一直,一直想你的。”“当我知道我得了肝癌以后,我第一反应并不是我即将不久于人世,而是,我走了,你该怎么办?”默默看到我脆弱的拥抱,她说。我以为她后悔了,我说:“那我们就不要签了吧?让我缓冲的时间再多一些,好不好?”我相信她感觉到了我的乞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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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想到,她却推开我,吃力地转过身去,我试图拍打她,她都没有回过头来。这是我们最后的对话,她没有说更多一至此,已没有必要说更多了,该说的早就说了几百次了,我亦如是。我摁了呼叫铃,医生和翻译姐姐进来,我说可以了,翻译姐姐拿来同意书,我签字的时候没有敢看她,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偷看我,我这些日子以来都在幻想她会在最后的时刻后悔,直到医生说,你出去吧,我们要执行了,她都没有任何反应,我便知道,就这样结束了。我出门的时候将可以看到里面的半落地窗的窗帘拉开一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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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拉开。后来自己的痛苦,更多的是因为亲眼看见了她的死亡,但是,当时,我就是不想错过此生见到她的最后几秒,虽然那个此生只有几分钟。我站在门外,看着医生护士准备注射的药,清点安乐死相关的文件,我和默默彼此对视着,她和我挥挥手,一手挥手,一手比出一个胜利的手势,一面告别,一面给予我力量,她告诉我,你一定可以走过这段路。至少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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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哭,我的脸上始终顶着僵硬的微笑,以前哭,那是希望她可怜我,希望她放自己一条生路。现在,既然已经到这一步,我只能微笑,以此让她放心。开始注射的时候,突然很安静,很安静,我看到默默脸上的平和,她对这个世界所有的眷恋一即我,到此刻也都没有了。医生说大概要半个小时她就会死亡,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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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十几分钟,我看到她缓缓地,一点一点地闭上眼睛,当她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已经死了,当时,非常清楚地知道,她死了。但是,却依然很平静,没有更多的痛苦和悲伤。直到医生看了看体征监测仪,为她盖上白布,用荷兰语向旁边的护士说了些什么,出来,对我说,她已经走了,死亡时间是多少多少的时候,我开始蹲在地上哭,撕心裂肺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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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真相
后来我又回想这一段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痛苦的根源﹣一真实的死亡并没有感觉,也不会让人痛苦,真正的痛苦是医生告诉我死亡时间,是当死亡这个事实变成一句话的时候。死亡是什么?这是很多年来纠结于我心的一个问题,我后来很多次地回想这一幕,我清晰地知道,死亡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