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已活在意义中，不需要再去寻找
1
我叫纪慈恩，我一直觉得人应该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父母取的，代表了他们对我们的期望，一个是自己取的，代表了我们对他们期望的回馈，所以，我为自己取名为纪慈恩，我非常想纪念我在生命中收获和付出过的慈悲与恩情，它们曾经改变过我的生命。我到目前的生命分为两个部分，20岁之前和20岁之后，和所有人一样，又不完全一样。
2
那一年，我最好的朋友得了肝癌，因为她在荷兰留学，所以她也很自然地知道在荷兰安乐死是合法的。为了让我签署安乐死同意书，她拒绝打“杜冷丁”，刻意在我面前表现出肝癌是如何摧毁着她。她每天疼得咬自己的胳膊，一直到把牙咬掉，这时，她才告诉我，她希望我为她签署安乐死同意书。她求我，求我放她一条生路。
3
我当年虽然年纪小，但也知道，此生，我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一放她走。于是，在万般无奈下，我狠心为她签署了安乐死同意书。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后半生。那年我19岁，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我以为所有人都会理解我，可惜不是。在她的追悼会上，很多人问为什么她这么快就去世了，应该还有几个月的，知情的人说是我签署了安乐死同意书。
4
于是，那可怕的一幕上演了，我至今都无法忘怀一他们说是我杀了她，他们说我一定会得到报应，他们说我是杀人犯………一个人，两个人，最后几乎是所有人都对我进行谴责。在此之前，我每天都在哭，医生说这是正常反应；可是从追悼会后，我就没有再说过一句话。不是因为他们说的是对的，而是我已无力去面对这个早已坍塌的世界，自我封闭成了我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
5
我每天都躲在屋子里，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不和父母说话，只是每天坐在地上，问自己，问老天“为什么是我”。最终，我被确诊为 PTSD -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就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说的日子过了一年，直到有一天，在没有任何好转的情况下，我当时的心理医生冒险带我去了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利院。
6
走入福利院的第一眼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她用一双硕大的眼睛盯着我，虽然我还是没有说话，但那双眼睛真的融化了我。后来保育员阿姨告诉我，那个女孩是在三个月大的时候被遗弃的，有个阿姨捡到她，一直养到她五岁，后来实在养不起才送到福利院，所以她很孤僻，不说话，总静静地坐在地上一个人玩，不去争不去抢。
7
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境况很像，还是因为缘分，她喜欢坐在我旁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就是乖乖地坐在我的旁边，我也不说什么，看见她就笑。我们像是两个被世界抛弃的孩子，坐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只是坐在一起，就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8
从此，我情系此地，每天都来，只为了这个小女孩。因为她，我开始慢慢打开自己。虽然有好转，但我心理的疾病依然存在，心理医生要求我一周就诊三次，每次都只做一件事：复述整件事情。那时才是最疼的一我要把好不容易隐藏起来的东西撕开来看，我要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去回忆我知道她患有肝癌，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的感受，我要说我是多么不情愿又不得不签字。
9
讲的第一次，我就受不了了，因为太疼了，疼的时候我就坐在地上撞暖气管，所以那段时间我头上都缠着纱布，第二次我对医生说，不，我不继续了。那一年，我外婆每天都会爬六层楼来看我，那天，她爬楼的时候摔了一跤，我躲在门缝里看她的状况。我突然发现，外婆老了很多，妈妈的头发也一下子白了好多。我狠心关上门，问自己：我真的只能如此吗？我真的只能让家人一生都面对这样的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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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不是的，于是，我咬着嘴唇忍着其实已经掉下来的眼泪，给心理医生发了一条短信，我说，我要好起来，我去治疗。就这样，我逼迫自己再次走进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去面对伤口，去一次又一次地复述，我一直复述了五个月，那件事，我讲了三五十遍。当我结束最后一次治疗，去北京德胜门的精神鉴定中心做鉴定的时候，鉴定师说，你真是个奇迹，这么短的时间就恢复得这么好。我拿着那张盖了“已康复”印章的单子时，不禁哭了，哪来的奇迹，这都是我付出了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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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福利院的那个小女孩越来越开朗快乐的时候，旁人说是我救了她，可是他们不知道，其实是她救了我。于是我决定收养她，我认为只有在我身边，她才是安全的。就这样，我陪伴她走过了很多年，等待我符合收养条件。可渐渐地我却发现“爱”与我想象的不同。以前，我认为我一定要收养她，只有我才能给她幸福；可渐渐地，我开始接受一个现实：她的病太严重了，她需要好的医疗条件，好的心理辅导，一个健全的家庭，一个好的特殊教育环境，而这一切都不是我能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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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开始帮她寻找收养家庭，最终有一对善良的美国夫妇愿意收养她，而他们家其他的孩子都已成人，他们会对她呵护万分。我想，这是她最好的归宿。要走的那天，她躲在房间里一直一直哭，我以为她是害怕，害怕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会孤单、会没有安全感，就像我来之前的她。我对她说，收养你的爸爸妈妈很爱你，他们会对你很好很好，你去了美国会有很多新的小朋友。可是这个时候，她却说，如果我走了，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报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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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真的感觉到心在颤抖，一个孩子的成长真的远远超过了我们成年人的想象。对于未来，她没有一个孩子对陌生的事物本能的恐惧，只是担忧自己无法回报我。我抱着她，对她说，孩子，你回报我的方就是用我爱你的方式去爱天底下所有人。我不知道当年9岁的她是否能够深刻领悟这句话的含义，她只是趴在我怀里使劲使劲地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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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她又跟随她的养父母回到中国，见面的时候，我询问她在美国的生活，问她平常都做些什么。她说，她参加了和一个非洲小朋友互相帮助的活动。我说，你好了不起，小小年龄就做善事。她突然很深沉地说，因为我想做和你一样的人。这些年，有很多人问我在福利院都做什么。其实人与人之间能有多大的恩惠。我什么都没有做过，我不过是在用我的力行去告诉他们，他们长大以后应当去做一个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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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所谓伟大的事，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伟大的事，只能用伟大的爱去做微小的事。我害怕赞扬，并不是谦逊，是因为赞扬让我觉得理亏，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首先是因为这件事给我喜悦，只不过同时也给别人带来了一些益处，而这种益处被外界所放大。其实，最终的受益者依然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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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在我想来说说人生的意义。这是很多人都在追寻的问题，而也有很多人觉得我一定是知道答案的那类人。但是很遗憾，我没有答案。现在，我想问你们，光明是什么？你可以用语言叙述给我听吗？我相信大多数人同样没有答案。是因为我们从来不需要知道答案，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光明中。那么，什么人会有答案呢？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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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现在问一个盲人光明是什么，他一定会给你一个解释，可是他并不知道光明是什么。是因为看不到才会想要知道。那么人生的意义呢？我已活在意义中，不再需要去寻找。所以，如果硬要给人生加一个意义的话，我想是这样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在解决自己内心的困惑，当你的内心没有困惑的时候，你根本不屑去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很感激所谓的苦难与不幸，它让我完成了人生的终极使命：知道“我是谁”“我到这个世界来做什么”，我想，这比追寻人生的意义更有意义。
18
第一辑
爱别离：我见到的那些离别
引言
小时候，我们听了太多的谎言，大人告诉我们，等你上了大学就好了，等工作了就好了，等结了婚就好了，等生了孩子就好了……后来我们发现，“就好了”的人生似乎永远也等不到，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和时候，如果有，那就是坟墓。所以，没有人承诺过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享受幸福和快乐，所以，当灾难与不幸来临，我们也应当接受。死亡究竟是什么？我们似乎永远无法得到一个答案，以前，我认为没有答案是因为我们必须亲历死亡。但是，自第一次近距离与死亡对战多年后，我发现，原因其实是，死亡和空气一样，是悄无声息地发生、存在，我们无法捕捉，无法诉说，它才显得那么神秘。
19
当死亡突然来临
第一次与死亡相遇，是在2007年1月，荷兰阿姆斯特丹。我最好的朋友默默几个月前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在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她决定安乐死，而我，是唯一可以为她签署同意书的人。当年，我19岁，还是个孩子，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这几乎是我第一次发现死亡原来是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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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所有有关死亡的印象全部来自于“听说”,听说它很恐怖，所以大人都不允许谈论它；听说它是别人的事；听说它还很久远，久到要等到自己长得足够大，已经完全有能力去承载的时候。可是，谁都没有承诺过我，谁会先于谁离开这个世界；也没有人答应过我死亡会等我准备好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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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那么突如其来。默默6岁的时候父母离异，她判给了母亲，母亲再嫁，不想要她，将她放到了福利院的门口，一年后，默默的奶奶知道了此事，把她接回了家。童年到少年，我曾多次问过默默那一年在福利院的生活，但她没有告诉过我或任何人，她只是一直在问“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爱我”。这个问题，她从童年带到少年带到青年，从山西老家带到北京带到荷兰，却都没有得到可以让她释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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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世很多年后，我才读懂，她那么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个世界，不仅仅因为癌症带来的痛苦，最重要的原因大概是她对这个世界已无所恋。我第一次了解到，生与死是如此亲密的联结，死亡，从来都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那个时候，不懂得死亡是什么，只是知道，我即将面临它，而且躲不掉，抱着抗争的心态，准备对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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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执行的那天
执行安乐死那天的清晨，阳光很好，我站在门外看她的时候，她的脸上充满了厌倦。那个年龄，我读不懂这样的感情一对这个世界的感情。在走廊里，碰到主治医师，他问我，准备好了吗？他的意思是“希望你不要再拖了，赶紧签字”。我低下头，点了点。我永远都无法准备好，可是我也没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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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病房，默默拖着疼痛的身体半坐起来，努力挤出笑容，她没有像平日一样说“你来了……….”她知道，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天。她用坚定的眼神看向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没有必要再问“要不明天再签”。医生进来问我，可以了吗？我依旧低头点点头。翻译姐姐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做最后的告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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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很多人跑过来说他们理解我，我才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绝望的事就是有人对你说“我明白你的感受”。怎么可能有人明白？你们明白此时我的感受吗？要亲手结束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的生命，然后来一个仪式化的告别，再送上一个礼貌式的微笑，说一声，再见。
26
“我要走了。”默默这样说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不愿意面对的那一刻还是来了。我依旧低着头点点头。她接着说：“你要好好活着，连同我在这个世界上本该有的那一份，一起好好地活下去。”我，低着头点点头。我们沉默了五秒钟的样子，我突然意识到，时间真的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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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抱着她，没有敢看她的眼睛，紧紧紧紧地抱着她，说：“我会一直，一直想你的。”“当我知道我得了肝癌以后，我第一反应并不是我即将不久于人世，而是，我走了，你该怎么办？”默默看到我脆弱的拥抱，她说。我以为她后悔了，我说：“那我们就不要签了吧？让我缓冲的时间再多一些，好不好？”我相信她感觉到了我的乞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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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想到，她却推开我，吃力地转过身去，我试图拍打她，她都没有回过头来。这是我们最后的对话，她没有说更多一至此，已没有必要说更多了，该说的早就说了几百次了，我亦如是。我摁了呼叫铃，医生和翻译姐姐进来，我说可以了，翻译姐姐拿来同意书，我签字的时候没有敢看她，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偷看我，我这些日子以来都在幻想她会在最后的时刻后悔，直到医生说，你出去吧，我们要执行了，她都没有任何反应，我便知道，就这样结束了。我出门的时候将可以看到里面的半落地窗的窗帘拉开一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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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拉开。后来自己的痛苦，更多的是因为亲眼看见了她的死亡，但是，当时，我就是不想错过此生见到她的最后几秒，虽然那个此生只有几分钟。我站在门外，看着医生护士准备注射的药，清点安乐死相关的文件，我和默默彼此对视着，她和我挥挥手，一手挥手，一手比出一个胜利的手势，一面告别，一面给予我力量，她告诉我，你一定可以走过这段路。至少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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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哭，我的脸上始终顶着僵硬的微笑，以前哭，那是希望她可怜我，希望她放自己一条生路。现在，既然已经到这一步，我只能微笑，以此让她放心。开始注射的时候，突然很安静，很安静，我看到默默脸上的平和，她对这个世界所有的眷恋一即我，到此刻也都没有了。医生说大概要半个小时她就会死亡，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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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十几分钟，我看到她缓缓地，一点一点地闭上眼睛，当她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已经死了，当时，非常清楚地知道，她死了。但是，却依然很平静，没有更多的痛苦和悲伤。直到医生看了看体征监测仪，为她盖上白布，用荷兰语向旁边的护士说了些什么，出来，对我说，她已经走了，死亡时间是多少多少的时候，我开始蹲在地上哭，撕心裂肺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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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真相
后来我又回想这一段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痛苦的根源﹣一真实的死亡并没有感觉，也不会让人痛苦，真正的痛苦是医生告诉我死亡时间，是当死亡这个事实变成一句话的时候。死亡是什么？这是很多年来纠结于我心的一个问题，我后来很多次地回想这一幕，我清晰地知道，死亡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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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过程是无声无息的，它像是破茧成蝶的过程，死之前的留恋、挣扎、告别、痛苦都是成蝶之前的路途，当死亡来临的那一瞬间，一切都安然了，一切都回归了，成为一个完整的灵魂。也像是洋葱，一生的背负、人际关系的附加、死之前的痛苦与挣扎、与这个世界的眷恋和纠缠，当死亡迫近的时候，一层一层撕开，那些层都不重要，都可以轻易地揭掉，最后留下洋葱的底端，那就是死亡，没有任何附带的东西，也无法再动弹，它就是一个本来的东西，没有办法变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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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往事，成了我生命中最艰难的一道坎，当然，也是成就如今的我的最重要的一个智囊，走完这条路，再回头看这条路，竟然发现生命从未刁难过我，当我主动走进临终关怀医院试图要看清楚死亡的真面目的时候，当我发现了死亡的秘密原来是那样轻巧而简单的时候，我终于和死亡，握手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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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故事
送走了默默，心突然放了下来，是因为这件事终于结束了，我完成了我的使命，我终于可以走向下一个阶段了。我这才回到正常的思维模式中，去想“我”，之前所有的思维、感受和痛苦都沉迷于默默身上，她的痛苦，她的结束，以及那个该死的安乐死同意书。我的痛苦开始上升，现在仔细回想，真正让我感到痛苦的是“离别”这件事，这是一件非常现实的事——她没有了，我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最令人无法接受的倒并不是死亡，死亡是什么？对于他人来说就是永久的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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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离别，是我们害怕死亡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默默走后的半个月，她的同学、朋友为她办了一个追悼会，我自然也参加了。在此之前，我没有想过这个看似常规的追悼会会给我带来什么，因为至此，我从未觉得我做错过什么。但是，生活就是这样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站在你的思维模板里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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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悼会上，正常的程序走完以后，开始悼念、上香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语，我发现大家的目光转向了我，在我的印象中，第一个人开始说：“你有什么资格结束别人的生命？”第二个人开始说：“你不觉得你太忘恩负义了吗？她对你这么好。”后来，我发现，群殴事件对于群殴者来说真的是一个好的发泄口，如果是一对一，很容易承担责任，但是群殴，是大家一起，矛头不需要指向某个人，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你以后一定会得到报应”“你不得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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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击碎我的，是那句“你是凶手，是你杀了她”。这一句之前我还努力要辩解，直到这一句，我想，那个时候，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就已经坍塌了，它站在了我的对立面，连我失去的东西一起，将我抛弃。当时，默默的好朋友沈杨姐一个精神科医生，将我带离了现场。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一直到一年后的某一天，而沈杨姐便成了我的心理医生。那一年，我被确诊为 PTSD 一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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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年，沈杨姐很努力地想要将我从那段往事的阴影中带出，但均未果。一直到某一天，她说她要带我去北京，去一个都是小朋友的地方，我那时也想离开这个有着太多我不愿回首的往事的城市，便和她离开了。但是，她带我去的地方居然是福利院，这个我一直感到好奇的地方一这个默默小时候曾生活过一年的地方。于是，走进福利院的那一天，也开始了我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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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也在沈杨姐的鼓励、不忍让家人永远面对这样一个我的矛盾和自己拼着命的勇气中，在将这段往事复述了57次，历时6个月后，我痊愈了，不，应该说，医生认为我痊愈了。我至今也说不清楚，追悼会上他人的攻击、谴责占据了我后来心理疾病的多少比例，也许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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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北京德胜门的精神鉴定中心做鉴定，医生认为我已经完全康复了。当我走出医院的大门，走在回家的路上，我问我自己，是什么摧毁了我？除了在一个没有能力承受这样事情的年龄遇到这样的事，还有什么原因摧毁了我？死亡。这是我当时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词，是死亡，是对于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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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我非常清晰地知道，我的这种恐惧依然还在。我只是解决了这个创伤带给我的精神上的变化，福利院也好，心理治疗也好，只是治好了“病”，但并没有治好“人”。当时的念头有点可怕，我竟然想看清楚死亡的真面目，也许是经历了如此惨烈的青春和超出我极限的治疗，我已经什么都不怕了。死亡几乎摧毁了我，但我却不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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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那么的不甘心，也不确定下次，遇到其他的事，是否可以安全度过。于是，在被诊断已康复的一周后，我做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决定：我要去做一名临终关怀的志愿者，我要去到离死亡最近的地方，跟它好好地算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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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这样，我走进了临终关怀医院，至今，送走了37位老人和6名绝症儿童，坦白说，当初，只是想弄明白死亡的真相，但是在陪伴一个又一个临终者走过死亡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工作，当然，我也发现了死亡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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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之后，与荷兰医生的生死对谈2014年，默默去世7年后，我决定回到当年默默去世的那家医院。所有人都以为那件事已经过去，我已经成长为不一样的人，我无须再面对什么，但是，2014年9月，我还是决定回到荷兰，正视自己曾经的伤口，一来想看看自己是否真的痊愈，二来我需要给自己七年来的生活交一份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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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中国说》的录制现场，主持人撒贝宁问我为什么要回到荷兰，不是应该离得越远越好吗？我也因此梳理了我的看法。过去的很多年，我的确像小撤说的那样，试图远离，我不轻易提到荷兰这个地方，拒绝和荷兰人打交道，旅行可以路过荷兰也绕道而行，但是，这么多年，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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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又来到了这家医院，去过默默去世的病房、躺在她的床上感受她当时的感受，当然，也见了当年的那个医生一 Grover 。我们进行了一次平等的对话，不再是当年一个病人家属与医生的关系，也不是一个孩子对一个大人的哀求，而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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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ver ：真的没有想到我们还会再次见面，安乐死在荷兰是2002年立法的，至今12年，我已经不记得在我手里执行过多少次了，但是，你是所有签署者里唯一一个再回来见我的。
纪慈恩：（笑）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你，应该是我最不想面对的人，但是多年的蜕变让我明白，所有我不能面对的都是我需要去面对的；而在所有需要面对的事情里，这是第一件需要面对的事，所有的事，所有的伤口，所有的成长都是从这里开始，这是个起点，我必须要面对，这件事不面对，一切的成长都是表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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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ver ：再访荷兰，你有什么期望？
纪慈恩：我就是不知道会有什么期望，所以才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无法预料自己的感受，我也想看看那个曾经被我视为“黑洞”的究竟是什么，事实是什么，而不是我想象的事实是什么。
Grover :（笑）我完全想象不到现在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依旧很年轻的女孩是当年那个犹豫的、有点胆怯的、毎日在走廊里哭哭啼啼的女孩。可以告诉我这些年你的历程吗？
50
纪慈恩：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后来在她的追悼会上，有人谴责我是“凶手”，此后，我就患了 PTSD （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这个病你应该非常熟悉？（他点头）然后在医生的带领下我去了福利院，开始好转，经历了近一年的心理辅导，痊愈以后为了揭开死亡的面纱，这个曾经击碎我的东西，我从事了临终关怀社会服务，一直到今天，就是这样。
51
Grover ：临终关怀？（他非常诧异）
纪慈恩：是的，那是离死亡最近的地方，如果说死亡是我的敌人，它彻底摧毁了我，但是我却不知道它的样子，我一是不甘心，二是我知道我还会再次被它击败，当时抱着对抗的心态要和“死亡”来一场决斗。
52
Grover ：那么你的结论是什么？
纪慈恩：（笑）死亡，只是一件事而已，一件非常正常的事。
Grover ：那是什么击碎了你？
纪慈恩：未知，想象，看法。
Grover ：太棒了！
53
纪慈恩：但是，我这次来有一个目的，我想知道，安乐死和临终关怀之间的关系，当年，默默可不可以选择临终关怀？也就是说，安乐死是不是她唯一的选择？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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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ver ：我是一个从事肝病临床20年的医生，别人以为我对肝病、肝癌已经了如指掌，但是你现在问我，肝癌有多疼？我只能告诉你：不知道。我没有得过这个病，我怎么可能知道它有多疼？而且，“疼”这件事，又有谁可以说清楚？的确，荷兰当年有临终关怀，也有舒缓治疗，毎个行业的专家都会就他们的专业说出一大堆这项专业的“好处”，但是，我们都没有资格用这样的“好处”去要求病人。到底多疼，我们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能评判。什么最重要？是安乐死？临终关怀？舒缓治疗？都不是。病人的感受最重要。而你的姐姐默默，她的痛苦来源于她对亲情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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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慈恩：是啊，那么多人反对安乐死，可是，我们忘了，我们不是病人，无法知道他们在承受怎样的痛苦。那你对安乐死和临终关怀是怎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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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ver ：这两项我都有协助做，我先说说我们医院或者说荷兰的医疗体系对于这两件事的观点吧。有些病可以通过舒缓治疗的方式减轻，法律是不会通过安乐死请求的，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建议临终关怀；可是有些病，就像默默，她身体上的痛苦，坦白说，没有办法可以缓解，而且她那么年轻，身体的器官还很活跃，她去世的时候还不是最痛苦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情况，我内心是支持安乐死的。我尊重病人的选择和感受。而她心灵的痛苦，我想，你已经做到最大的努力了，也没有办法，所以，你不需要感到任何的不安，因为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你只是见证者而已，甚至都谈不上决定者，但是我知道伦理非议是非常可怕的，这些年，你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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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慈恩：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所以在谈论这些问题时，你不需要考虑到我的感受，我只想知道真相。我现在在做一个“体验死亡工作坊”，你是怎么理解的？
Grover ：哇！这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尤其对于避讳谈论死亡的中国人来说。你是怎么做的？纪慈恩：通过一些与死亡有关的体验，主要是帮助大家去探索死亡的真相，恐惧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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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ver ：是这样的，所谓死亡，就是一个生理的现象，没有活着的人感受过真正的死亡，死者也许还来不及感受就没有了知觉，真正需要我们学习的是死亡的周边工作，对待死亡的态度，临终前的平安与平静，而你正在做，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事业，我支持你，如果你需要相关的资料，我会无条件给予你。我一直很想知道，你目睹默默去世的全过程，你的感受是什么？当年为什么你要拉开帘子，要看到这一切？我们是故意拉上帘子，但我注意到你又把帘子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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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慈恩：当年的感受很直观，就是想再看一眼，还有，想看看，她是不是后悔了，是不是还眷恋这个世界，眷恋我，可惜，她没有，对我来说，没有奇迹发生。
Grover ：目睹最好的朋友的死亡，这需要勇气，很多家属是避免看到这一切的。
60
纪慈恩：在目睹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死亡的真相，当然，是现在回头想象的。死亡的过程就是平静的，非常平凡的，她安详地用眼神告别这个世界，然后一点点闭上眼睛，像是睡着，然后死亡悄无声息地发生。其实那个时候，我知道她已经死了，但是感觉并不强烈，也不悲伤。真正痛苦，是盖上白布，你告诉我死亡时间开始的。所以，我认为死亡带来的痛苦是人们把它总结成一句话的时候，死亡本身并无声音与情绪。
61
Grover ：你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这样。死亡像空气一样，静静地发生着，虽然存在，但没有动静。做临终关怀，你也送走很多人吧？那样的感觉和默默的死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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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慈恩：不说情感上的，就死亡事实本身，真的没有不同，默默是有一根针在引导着死亡，而正常的死亡，是无形的“针”，是肿瘤，是癌细胞，是身体器官的衰竭，本质上没有不同，不同的是我们的想象。
63
Grover ：我今天非常高兴，看到你对死亡看得如此清晰，如此清白。真替你感到高兴，这些年我也偶然会想起你，那个纯真的一心为朋友着想却完全不考虑自己后果的小女孩今天变成了什么样，如果你一直沉沦下去，我觉得默默都不会安宁。
纪慈恩：治疗和走出来的动力，也有一部分来源于她。
64
“安乐死”的意思绝不是“不高兴就可以去死”
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是：我想去荷兰安乐死，请问如何做？以下是我所征集的一些疑问，而所有问题都基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在这里不试图评判安乐死，只是作为经历者，把我所了解的荷兰安乐死的情况做一个介绍。
65
在荷兰，是不是我想安乐死就可以执行？
当然不是。安乐死在荷兰的法律里绝对不是“我不高兴我就可以死”，它有非常严格的法律标准，不是什么病都在合法安乐死的范围内，也没有自由到那种程度。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安乐死？需要符合三点：
66
①非常痛苦
主要限于癌症或称恶性肿瘤，在传统医学里有判定某些疾病到了几期后会非常痛苦，会为疾病的痛苦分等级，到达法律所规定的疼痛级别就可以申请。
②生命已不可逆转
该疾病医学和科学已无能为力，已经到了末期，才被法律认可。
③自愿
在病人本人意识清楚的情况下提交申请，且医生也要提供口述和病历证明上述信息。
67
什么样的疾病是法律所认可的？
主要是癌症。慢性疾病和精神疾病并不在此范围内。比如帕金森症，糖尿病，这种终身慢性疾病无法痊愈，但也没有危及生命，是不可以安乐死的。而精神类疾病更是不可以，比如强迫症，抑郁症等。所谓“痛苦”，只是指肉体的痛苦。
68
亲属有没有替他人申请安乐死的权利？
没有。有人说老了不能去荷兰定居，万一子女不想管我让我安乐死了怎么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法院是不接受除本人以外的安乐死请求的。当年我所签署的“同意书”并不是法律行为，只是医院的行为，为了避免日后的家属纠纷。
69
植物人是否可以安乐死？
这个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如果他已经是植物人而清醒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法律文书，那就肯定不可以，家属不能决定他的生死。如果他在清醒的时候曾经签署过相关的法律文件，明确说明如果自己成为植物人要求安乐死，也是需要看他的病情的，如果苏醒率很低，是可以被列入允许范围内的。
70
外籍如何去荷兰安乐死？
安乐死只接受在荷兰有合法身份的人士，如果已经有了很严重的疾病想要去荷兰安乐死，恐怕旅游签证都不会通过。
71
你是否支持安乐死？
我根本没有权利支持或不支持，我觉得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而支持和不支持，都只是给病人压力，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患者希望的方式陪伴他，而不是用他人以为好的方式。
72
第二章
忘记死亡，专注飞翔
引言
想起“死亡”，大多数人都充满了恐惧，可我们从未探索过，我们为什么恐惧死亡，其最浅层的原因是别人说它很可怕。而这个世界上最不可信的人就是“别人”，我们靠着“听说”来的事情恐惧了一生，也因此错过了很多死亡原本可以教给我们的、活着最重要的事情。.
73
很多癌症患者也许是被死亡吓死了，因为太把它当回事了，所以被它控制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和死亡不再对抗，而是接受它，专注自己的事，不再那么在乎它？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和我谈论死亡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竟然是一个骨癌患者。面对临终者我直小心翼翼，避免谈到疾病与死亡，她却和我主动聊起这个话题，当她第一次说的时候，不好意思的居然是我。
74
齐奶奶是我在临终关怀医院第一个服务的老人，那时，我为了揭开死亡的面纱，到了临终医院，第一天来的时候我是很恐慌的，我不知道这个充满了死亡气息的地方会发生什么，它是什么样，是否很可怕，是否会带我回到痛苦的往事里。
75
还没有走进病房，在走廊里就看到工作人员匆忙处理着一个盖着白布的移动病床，直觉告诉我一有人死了。我当时很害怕，那份恐惧是一种被吞噬的感觉一一我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我被无形的不适感所笼罩。
76
“哎。”齐奶奶一声长叹，让我对她充满好奇。她没有哭，没有惊慌，只是叹气，似乎她早知命运，但真的发生了又有些遗憾。但，这就是现实。齐奶奶不需要人照顾，对“长命百岁”也没有期待，她对世间似乎充满了眷恋，但又可以放手。她是一个独立的老人，她不靠外界任何东西活着，她的世界就是她自己。
77
在临终病房里，我陪伴她的内容就是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从事临终关怀，我便给她讲我的故事，她不发表意见，没有同情与惋惜，也没有怜爱与感慨，就是不带任何色彩地听着，然后拉着我的手出去散步。她也给我讲她的故事，她的家庭，她的婚姻，她的养女，她为什么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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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生育过，她的先生在他们刚刚结婚就去世了，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的养女一一个乞讨的女孩敲响了她家的门，她收养了这个女孩，她没有分别心地爱了这个女孩一辈子，没有再结婚，没有生育。她的女儿常常来看她，后来我发现她们相处的方式也是如此，静静地聊天，那一刻让我觉得这老人是个谜，你永远不可能知道她在想什么，她的需求是什么。她似乎没有分别心，对待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没有远近亲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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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深深觉得她的内心是痛苦而寂寞的。她常常会和我探讨死亡，也是因为她，我开始回忆默默临终时的眼神，她死亡时候的样子和死亡的样子。至今，我都不知道她是不是有意的，有意带我触碰死亡这个命题，唯有这样，我オ会真正解脱。对此，我是感激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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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这样的她应该对死亡完全没有恐惧，可当我问她的时候，她却说她也是有恐惧的。她说她唯一的恐惧来源于不确定，对死后世界的不确定，她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向一个怎样的世界，有没有战争，是否安全，记不记得这个世界让她眷恋的人。除此之外，她并没有恐惧。她似乎早已走到了世界的最前端，只是远远地看着我们这些凡人在这个世间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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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人向一个年轻人去承认自己的恐惧，大抵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吧。我就这样静静地陪伴她﹣一事实上是她在陪伴我，抑或是我们彼此陪伴。一直到有一天。那天，我照例去看她，到病房的时候却看到她已经打包好行囊，似乎准备出院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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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临终医院是没有人出院的，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你要去哪里？”齐奶奶似乎已经知道我要这么问。她胸有成竹地笑了笑，说：“你看，医生说我可以活半年，我都在这里住了两年了，也还没死，我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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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望着眼前的这个老人，不知道她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我想，她一定是经历过大风大浪，挺得过刻骨铭心，才可以如此豁达，似乎是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一切都沉淀了，平和了，对于死亡，来就来，不慌不躁，不来就不来，其实也与她没什么关系，那是命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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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舍不得她，但我仍然很欣慰她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不必像大多数病人，在这个叫作临终关怀医院的地方，等奇迹顺便等死。齐奶奶跟随一个环保组织，一边做环保活动、宣传，一边旅行，去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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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寄张明信片给你，如果有一天，你再也没有收到我的明信片，就说明我已经死了。不要难过，因为最后的日子有你的陪伴，我看到了从未看过的另外一个世界，我也想精彩一点，去做一些什么，不知道算不算太晚，如果我走了，也没有任何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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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她最后对我说的话，我抱着她，静静地感受着她的呼吸，她的平静，不知道此刻已经泪流满面的我的背后一她的表情是怎样的，有没有流泪，是不是一如一直以来的她一样，似乎与这个世界无关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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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我想，我们都会记得，我们在彼此的生命中留下过最刻骨的感情地位。齐奶奶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落寞，就像少了什么，虽然我仍然在陪伴着其他的老人。原谅我在那段时间会不自觉地拿其他老人和她进行比较，也就越发觉得她是个了不起的人，会很想念她，想念到落泪，抱着她落在医院的抱枕，像思念一个联络不上的远行的好友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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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就收到了齐奶奶的明信片，她没有食言，她说她到了杭州，这里很美，她身体还好，帮助别人也可以疗愈自己。这是她的第一张明信片。又过了20天，收到她的第二张明信片。“你还好吗？要照顾好自己。我一切都好。”简单的话语，没有更多的细节，地点是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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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几乎每隔一个月左右就会收到齐奶奶的明信片，依然是简短的问候，没有透露更多她的状况，没有留过电话号码，连我最关心的一她的身体状况也只是用我身体还好”来代替。日子就这样过着，我照例收着齐奶奶的明信片，照顾着其他老人，过着我的生活。我已经非常习惯这样的生活节奏，就像是齐奶奶并没有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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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是给我她的讯息，虽然我并不知道她在哪里，但明信片到就表示她一切都好。我享受着这样的相处模式。忘记她是一个老人，一个身患癌症的老人，忘记她会老去，会死去。在面对我和齐奶奶这样的相处模式的时候，我都没有了一直以来的习惯一随时做好准备。我所陪伴的都是临终者，他们随时会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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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13年的2月，我已经有半年没有收到过齐奶奶的明信片了，至此，她离开已经一年半了，我开始恐慌。先是自我安慰，她也许在路上，也许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给我寄明信片，也许是明信片寄丢了。慢慢地我开始查看她的病历，估算着她的病情，也许到了应该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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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我遵循我和齐奶奶的约定一﹣“如果有一天你再也没有收到我的明信片，就说明我已经死了。”也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齐奶奶已经死了。但是，我没有难过。齐奶奶的一生，是无悔的，我也在远方隔空思念她，偷偷地在微博上悼念和纪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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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在我没有收到齐奶奶的明信片长达9个月之后，惊喜出现了：我又收到了齐奶奶的明信片。她说她现在在不丹的一个寺庙里面生活，这个地方没有寄明信片的地方，所以一直没有给我寄。“我也去医院复查过，虽然癌细胞仍然在我的体内，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死细胞，已经很久没有运动过了。医生的话你永远只能听一半，无论任何时候，生命都是掌握在我们自已手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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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这张明信片的时候，我刚刚从医院回来一陪护福利院刚刚做完手术还在危险期的孩子。后来，想起我和齐奶奶的整个相处过程，我越发觉得她就是上苍给我的恩典，她总是在我内在的力量即将瓦解的时候，不经意地出现，让我看到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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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总会有人一不管是媒体还是公众，他们说，我是伟大的，我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每当这时，我都觉得很理亏，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所谓“伟大”的事。相反，我总是在这些老人身上看到无穷无尽的力量，我在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同时，他们都给了我别人没有的那些东西，而他们给我的远大于我付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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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世界上哪有“帮助”这回事？除了自己，我们并没有帮助过任何人。“慈恩，我要回重庆老家了，我大概在一个月后回去，这是我家的电话和地址。”这是齐奶奶给我寄的最后一张明信片。收到这张明信片首先是欢喜，她要回来了，她给我留了地址，我可以见到她了我曾经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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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过后，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我也说不清楚。2015年5月，我结束了辽宁科技大学的 TEDx 的演讲，恰逢路过重庆，我去探望齐奶奶。在路上，我竟然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她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为什么会突然回来，我也更期待她这些年发生了什么。我到达齐奶奶给我的地址时，她坐在单元门门口的石头上择菜，看到我，她还是那副淡淡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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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每周会如期而至，看到她淡然的笑脸，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再相见，她依然如此。“你来了。”“是，我来了。”这个场景很熟悉，像是我每次回姥姥家，我们的对话，就像是我们并没有分开过。我以为我们见面一定会拥抱，喜极而泣地说一句，“你好吗”或者是“我很想你”。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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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奶奶带我进了她家，家里很多地方还盖着单子她多年不回重庆老家，家具都盖上了单子，只有厨房和卧室比较干净，看样子，她也刚回来不久。“这些年你还好吗？身体还好吗？”我忍不住开门见山地问。奶奶没有回应我，而是抚摸着我的脸，拥抱我，说：“以前有你的陪伴，我在医院的日子很好，现在有你千里迢迢地来看我，我很幸福。”我再一次在拥抱的背后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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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人在她85岁的时候告诉我她很幸福，这份幸福是因为我，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怎样的，也许所有真挚的感情和感受都是无法诉说的。齐奶奶给我讲了这些年她的经历，她一开始跟随环保组织出去做志愿者，后来她一个人在这里住住，那里住住，她年轻时就很向往不丹，于是在那里的寺庙里生活了下来。一直到她觉得她的身体走不动了，她想念她的家乡和她的女儿了，她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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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奶奶讲的时候，我就静静地听，那些事情看似很平凡，但于个患有癌症的老人来说，还是太不容易了，颠覆自己本有的生活，又有多少人做得到？齐奶奶说他们走到青海的时候，路上比较陡，同车的人问她，你还好吗？她说，很好啊。他们说，我们正常人都觉得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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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说出“我怎么就不是正常人”的时候，齐奶奶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病人，一个癌症患者。就这样，我们聊了一下午，我向她讲述这些年医院发生的事，她给我讲这一路她的旅程。还是那些年我们的相处模式，时间似乎并没有走过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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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我要离开重庆了，奶奶去送我。在机场，我们拥抱送别，她说：“要好好的。”我们都知道，这一别，也许就是永别。生命有时候很奇妙，你以为生命很脆弱，但总会在一些人身上证明了奇迹一齐奶奶至此已经比医生所说的“临终期”多活了四年，但生命又很现实，我们抗得过奇迹，却战不过衰老，这一次见齐奶奶，明显感觉她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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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得多了，离别也成为一件平凡的事。或许任何事都是如此，我们为此伤感、难过、思念，都是正常的，但最终，我们都会接受，这就是人生。坐在回家的飞机上，我坐在靠窗的位子，哭了，我很想再多陪她一段日子，但我也知道，这又怎么样呢？谁与谁都将会离别，没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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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我们照顾和陪伴的老人和孩子为“服务对象”，这个词看上去很职业很生硬，但是至今我已经从事这个工作十余年了，却没有把任何一个人只认为是“服务对象”，我送走了四十多位临终者，我最欣慰的是我并没有麻木，在他们离开之后，我仍然会难过，会思念，我对他们仍然怀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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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医生不同，我没有对死亡司空见惯，我尊重死亡，也尊重生命，但是我内心仍然为他们的离开而充满泪水，有人说我内心足够坚强，不错，但同时也同样柔软。2015年8月27日，我接到了一个叫作齐琳的女孩的电话，她是齐奶奶的养女，她说齐奶奶已于昨晚（即26日）逝世于家中。“她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齐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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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那边的我虽然眼睛里泛着泪光，但我内心是没有痛苦和难过的，我甚至能想到她离开的样子，宁静而满足。我应邀参加齐奶奶的葬礼，我们终究还是再见了面，虽然她已无法和我拥抱，交谈。这一次，是唯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们没有用以前的方式彼此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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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达齐奶奶重庆的家的时候，一个女孩正抱着已经死去的齐奶奶的遗体抚摸着，脸上的泪水时不时掉下，我想她应该就是齐琳。我远远地望着她，她没有像其他失去了亲人的家属那样放声大哭，希望亲人归来，她只是抱着她，说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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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从未说过，但是我一直对这个女孩有好奇，为什么齐奶奶会一个人在北京的临终医院，为什么她可以让齐奶奶一个人出行那么多年，当然，我并不否认，我曾有一瞬间认为她的女儿并没有那么爱她，但当看到这一幕，我知道，我错了，没有足够的爱，是无法做到拥抱一个死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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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站在那里许久，齐琳都没有发现我一她太专注了，我退出来，我想，她需要和她的妈妈再多待一会。过了很久，齐琳才出来。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但她一眼就认出了我，她和我拥抱，不是礼貌性的，而是紧紧地拥抱我，我隐约在这份拥抱里感受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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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她说。我没有问为什么要说谢谢，她也没有说，我们似乎是许久的朋友，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虽然齐琳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但她还是坚持要自己亲自为齐奶奶致辞。“亲爱的来宾，感谢你们的到来，送我妈妈最后一程。你们大概都知道我不是她亲生的，但是我爱她，胜过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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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我被父母遗弃，大概因为我有唇腭裂吧。我在外流浪了三年，以乞讨为生，是我的妈妈收留了我。30多年来，我从未想过要寻找我的亲生父母，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她在我心目中唯一的母亲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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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我治病，做整形手术，抚养我长大，孤单了一辈子。9年前，她查出有癌症，为了不连累我，她主动住进养老院，尽管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但对此，我对她是有亏欠的。对此，我想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向妈妈说一声，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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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走了，我很难过，世界上那个最爱我的人去了。但我也不难过，我是何德何能才能成为她的女儿。站在这里，我突然很感谢我的亲生父母，谢谢你们遗弃了我，如果不是如此，我要如何成为她的女儿？因为是她的女儿，我对我所遭遇的童年时期的创伤都没有了任何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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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想感谢一个人，她是照顾妈妈的志愿者，在妈妈背着我一个人去了临终关怀医院的那些年，是她一直代替我做她的女儿，照顾她，陪伴她，让妈妈不孤单，谢谢。“让我们放声歌唱吧，不要泪水，不要呐喊，妈妈一生坦坦荡荡，她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怨言和遗憾，现在她走了，也愿我们带着她的精神送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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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的人，包括我，虽然都泪流满面，但我相信我们都没有痛苦与难过，这样一个善良、美好的老人，她在或不在都不影响她继续活在我们心里。齐琳所说的那段，齐奶奶从未告诉过我，她从来都是一个谦卑的人，她行善并不是为了让他人赞扬，就像她疼痛也是没人知道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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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结束，齐琳跟我讲了很多关于齐奶奶的事情。“我的爸爸是个非常好的人，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他们非常相爱，在那样的时代，我不知道坚贞不渝意味着什么，但这些年，妈妈没有一刻忘记过爸爸，她常常提起他，在她的讲述里，他是一个完美的男人。有时候我会幻想，若爸爸在该有多好，那我该是多幸福的孩子。”齐琳讲起齐奶奶以前的故事的时候都是泛着笑容，我想，在齐奶奶的养育下，她该是很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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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有一些理解齐奶奶带给我的那种感觉了她总是淡淡的，平静的，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是冷静的，我想她丈夫的离去一定在某一时间内带给她极大的创伤与痛苦，所以她对待死亡是那样的坦荡。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她就已经经历过至爱的离开，接纳了死亡的存在，而在她内心一定有份孤独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她失去了至爱，她内心的那一份孤独，也是他人无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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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很想念她。很想再一次，像以前一样，陪她散散步，说说话，谈谈心。这或许是每一个失去亲人的人都曾有过的心境吧，真想回到某一天，再相守，哪怕只有一天。可生命就是这样现实，我们只能回到当下，不能回到过去。也好，我也足够幸福，可以陪她走一段路，那一段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的世界，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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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奶奶，你在天堂还好吗？我想，你这样一个人，在哪里，都会是一样好的。现在想想，齐奶奶确诊癌症到离世历经了9年，若说这是一个奇迹，不如说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她选择了和死亡握手言和，太多的人，当癌症降临，好像自己就与疾病间立刻有了分界线，他们成了对立面，开始抗争，开始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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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刚刚见到齐奶奶的时候，就感觉她和一般的癌症病人不同，她似乎从没有埋怨过什么，我问她难道不担忧吗，她说：“刚刚被确诊的那天，确实担忧，我允许我和所有病人一样，去哭去抱怨去无理取闹，抱怨为什么是我？第二天早晨我站在镜子面前，问我自己：抱怨会让我更好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怎么才会更好呢？放下。仅仅是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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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做的就是：癌症已经长在我的身体里，我不能改变，但是我能改变的是不让它长在我的心里。癌症在我的身体里，它就是我的一部分，我对它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齐奶奶确实也这么做了，她仍然积极治疗，但她已经忘记死亡了，用她的话来说，“死亡的事我管不了，我做我的，如果有一天狭路相逢，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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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继续她的生活，住院、赏花、散步，和我谈心，出行看世界。她已经不记得死亡其实已经近在咫尺，她只专注于飞翔，不考虑死亡的事。后来发生了什么呢？死亡自己飞走了。也许这就是考验吧，癌症和其他疾病的出现只是告诉我们，你该改变了。如果最终还是没有留于人间，那也是你此生的任务已完成，是时候去到另一个世界完成你新的使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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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和齐琳一直保持着联系，时不时聊聊天，聊聊我们共同爱着的这个人，也聊我们彼此的生活。“慈恩，我也加入了志愿者团队，陪伴养老院的老人。在你身上，我看到了カ量，陪伴的力量。我也想更多的老人和我妈妈一样，有你这样的姑娘陪伴着一段路。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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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琳给我发这条微信时，我刚刚送走一位去世的老人，看到她的现状，本来还有泪水的面容顿时绽开了笑容。虽然身边的每一个老人终将会离开，但是，我们都曾在彼此的生命中走过那么一段，并成为永恒，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身边的一些人。这个世界从来不欠我们什么，我们是温暖而善良的，就总会影响身边的人，最终，世界也将是美好而善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