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药物（1）

向我炫耀名目繁杂的药草制剂，

讲述它们奇异、神妙的性能。

——弥尔顿《科摩斯》

药物学

1.

根据九世纪时阿布赛义德的记载，在中国有一种习俗，这就是在公共场合竖起一座巨碑，上面镌刻着人们易患的几种疾病和对症治疗的简要说明。这样一来，就可以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足以信赖的处方；如果患者很穷的话，他还可以从国库中支取治疗费用。在同时代的著作中，我们还没有发现与这个美妙的传说类似的记载。但是在唐朝诸皇帝统治时期，用来教诲百姓的文告确实是刻在石碑上的，而且当时唐朝政府对于公众慈善事业，尤其是对病坊也的确具有强烈的兴趣。这种出于人道的兴趣以及服务于人道的活动得到了佛教的大力推动。

2.

大约在六世纪时，佛教这个外来的宗教就已经成了真正的中国化的宗教，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起，公共慈善事宜成了中国佛事活动的一个正式的组成部分，而并非仅仅是临时性的活动。食物和其他捐赠物由寺院的僧侣分发给穷人，而且还设立了免费的医疗机构，为贫穷无助者提供必需的药物。这些慈善活动构成了“悲田”的主要内容。悲田在当时被认为是宗教生活的两大内容之一，另外一项内容是“敬田”，敬田是指祈祷和宗教仪式等内容。

3.

七至八世纪是远东中世纪佛教的全盛时期。这时在各地的大城市中普遍建立了固定的赈济穷人的病坊和其他以宗教为名的机构，这些机构通常都是秉承君主的旨意而设立的。武则天就是一位热心的佛教徒，她曾经任命专使监管为“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而设立的悲田。八世纪中叶时，云游僧鉴真也曾在商业城扬州创设了类似的慈善机构。唐玄宗本人信从道教，但即使这样，他还是遵照佛教徒的理想，在开元廿二年末（735年初），发布了一道诏令，“禁京城丐者，置病坊以廪之”。会昌五年（845）禁佛以后，宰相李德裕提出了一项建议，将曾经由佛寺管理的病坊改由世俗任命的行政官员管理——虽然病坊后来又恢复成了宗教性质的机构。

4.

唐朝刑法规定，医生治病必须严格遵照古药方和官修本草的规定，如果因“误不如本方”而导致病人死亡者，要处以“徒两年”的刑罚，如果患者是皇帝的话，则医生要被处以绞刑。这一套严格的官方律令的实施，对于因循守旧者是非常有利的，这也正是古代处方集被毫无创造性地抄进最新药典的原因——对于历史学者来说，这却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为若非如此，许多药方就会失传了。但是就医学界所应当进行的新尝试和医生的独立自主而言，这些律令却是很不利的。尽管唐朝官方在医疗方法上强调正统性，但是医生们实际的行医活动却有某种新的开明精神，这就大大地缓冲了官方那种有损为医之道的不利影响，这种医风甚至在官方和因循守旧者的圈子里也逐渐产生了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这种新的医风是佛教伦理影响的结果。

5.

孙思邈是中世纪最优秀的医生的楷模，也是杰出的、献身于佛教的慈悲原则的榜样。作为一位博学多识、受人尊敬的道教徒，孙思邈曾经拒绝了隋朝的征召，只是在他年老时，才来到了唐太宗的朝廷，但是却没有接受官职。这位矢志不渝的杰出人物曾经为《老子》和《庄子》作注；并写下了一部叫作《千金方》的三百卷的药方总集；他还撰写了第一部汉文眼科学论著和其他一些著作。孙思邈在西方医疗化学家之前，就已经提倡使用无机药物。当孙思邈临终时“遗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最终，他在药王庙中被人们祀奉为神。

6.

孙思邈的一位门徒也在医药界享有盛誉。他就是孟诜。孟诜一生中，尤其是在武后统治时期曾经担任过多种官职，这一点与他的老师是大相径庭的。武后末年，孟诜致仕归山，以药饵为事。到了玄宗朝时，孟诜声誉日隆，一直活了九十三岁才去世。孟诜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医方专著。

当我们谈到唐朝的医药状况，尤其是较多地提到唐朝的药物学时，就不可能不提到陈藏器——恐怕这里已经漏记了许多值得一提但相对保守一些的药物学者。陈藏器详细而又审慎地记录了唐代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记载虽然与医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有很高的价值。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