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限戏鲸习读专用

接上6

1.

“听说你们是好朋友，”我这样开头。

她直着身体说：“我和姚姚算得上很熟，可我也只是知道她的某一部分，我并不了解她。我们算不上是诚挚的好朋友。”

姚姚的朋友，就是因为她怀着这样的苦心而失去了。

她那样要在别人面前十全十美的理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她开始反抗妈妈，所以，大概不再是从她妈妈的心愿来的。那是她自己的希望。我想起了曾经读过一首女孩子写的诗，那首诗里说，小河在它的河床里，小鸟在它的鸟巢里，云在蓝色的天空上，花在它的枝头上，小孩子在他的摇篮里，上帝在他的天堂里，世上的万物都在自己的地方，这就是世界。姚姚这个在动荡飘零里长大的女孩子，想要成为一个令所有人快乐的女孩子，想要有着十全十美的生活。

2.

“那时候，我们家在阳台上养着鸡。有天晚上，我、姐姐和妈妈散步回来，发现我家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只蛋，上面用红笔写了一个大大的1，那是那只鸡下的第一只蛋。我们大家都高兴，只有姐姐亮开她抒情女高音的嗓子大声喊：‘我们家的鸡下蛋喽。’她就是这样的让人快活。”灯灯说。

“那是个很好的回忆吧。”我说。我也是成长在一个快乐不多的家庭里，回忆里点点滴滴愉快的情形，像在棉布白衬衫上的番茄渍一样牢牢地锈死在那里，只要回头一看，就是触目惊心。

3.

不久，姚姚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她没有考上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她的家庭背景不是工农兵出身，保送的名额不会给她。学校希望姚姚到新疆的军垦农场去，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的边疆。可姚姚没有去。过了几个月，上官云珠带姚姚到五官科医院，请医生检查声带。然后，上海音乐学院的周小燕教授收姚姚为声乐系学生，主修抒情女高音。这样，她和仲婉成了同系的同学。

那是1963年，姚姚离开家，住进音乐学院女生宿舍。

4.

音乐学院的女生宿舍，是淮海中路边上的一栋大洋房，红色的墙，木头框子的小窗在墙上错落着，上面是红色的中国瓦顶，但是西式的样子。听说那是一栋精美的大洋房，可住在那里的学生，并不知道从前这是谁家的房子，也不知道是什么国家的式样。顶上有一些错落的红瓦尖顶，尖顶上还有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姚姚就住在那些尖顶下的寝室里。起码有十年没有维修的洋房，木头窗台上的白色油漆已经一小条一小条地裂开，要是用湿抹布擦，它们就粘在抹布上。窗外，对着淮海路，在姚姚还未出生的时候，叫霞飞路，在她很小的时候，叫林森中路，现在，叫淮海中路。

5.

隔着马路，能看到一个灰色围墙里的大花园，樟树婆娑着小小的明亮的绿叶，在多雾的晚上，整个花园都是樟树清冽的香气。隔着樟树黑色的树干和明亮的叶子，隐约能看见后面有一个大草坪。那是从前上海的大流氓杜月笙的公馆。听说原先这里的围墙是黑色的铸铁，路人能看到花园里面的树和房子。在1958年全国人民大炼钢铁的时候，大家把大多数铸铁的围墙和阳台都拆了去炼铁，围墙就变成了砖头做的，外面是灰色的水泥，或者是用竹片编起来的墙篱笆。那时候的孩子喜欢篱笆，从外面看，能看到园子里的动静。为了让竹子片在漫长的梅雨天里不那么容易朽坏，人们在篱笆上涂了黑色的柏油。

6.

到夏天，在阳光下墙篱笆散发着柏油的臭气，开着淡紫色的喇叭花。这是我的记忆，那时候我是很小的孩子，记得在臭臭的，被阳光晒化了柏油的墙篱笆上，开着脆弱的喇叭花，夜里，它们就都谢了，死掉了。到早上，又有新的喇叭花开出来。非常安静的午后，被强迫躺在床上午睡，听到风丝丝地吹过叶子，然后摇动木窗的铁窗钩子，“格啦格啦”。那是在五原路上，姚姚那时候正在离五原路很近的上海音乐学院上学。要是我那时曾经看到过她，一定会羡慕地望着她，因为她已经是一个大女孩子了，我小时候曾那么羡慕一切长大了的，可还没有老的女孩子。她们像开满了花的树一样高大和美好，她们有种娇气而骄傲的神情，对男孩子是这样，对小女孩也是这样。只用眼角看一看你，就飞快地过去了，让人自卑。我就巴望着自己快长大，穿大女孩子才能穿的连衣裙，露出一条锁骨来，很细的一条锁骨，小巧而结实。

7.

“姚姚1963年还能进大学，没考上钢琴系，还能进声乐系唱歌，算是托了她妈妈的福。像我们这样的人，只有1962年那一年，政策比较宽松，家庭背景不红的人，凭自己的本事也可以考大学。只有1962年那一年，以后，又全被压死了。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是你功课再好，也休想上大学，因为国家不培养你们这样的人。”约伯说，“我是真的巧，在1962年考大学，我去考了导演系。要不是正好遇到那一年，我就完了。”

也许，这就是那个琴课很好，可出身不好的男同学在1963年以后销声匿迹的原因。

8.

“到了1963年，上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我问魏绍昌老人。总是这样问他，是因为我喜欢他的回忆和他的表达，喜欢在他的脸上浮现出来对无际往事默默忍耐，但决不忘却的样子。我想那就是一个小人物对历史的像照相机那样的态度。他的眼睛默默注视着，无欲无求，间离、角度有限但很真实，它能引导你去想象当时一点一滴的每日生活，和那些被真假莫辨的宏大叙事淹没了的普通人的心情。因为他的平静、松散、即兴，你能感到那里面沉淀着的真实，像自家煎的中药汤，在碗底总会留着厚厚的药沫子。

9.

“强调朴素和划一。大家都穿着蓝色的人民装，或者列宁装。男男女女都一样颜色。刚刚解放的时候，上海人就开始穿人民装了，那时大家当它是时髦衣服穿的。到了1963年，就已经是正常的衣服了，很少有人穿旗袍什么的。我记得，到书店里去找人很困难，人人都穿蓝衣服，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一眼看上去，人人都一样。只能靠高矮胖瘦来区别人了。社会上在提倡学习雷锋，艰苦朴素为主。”

是的，在《人民日报》上我看到在号召大家向雷锋同志学习。

10.

“妈妈还是很讲究穿着，讲究搭配。有一次她到人民广场，在一个集会上朗诵。我和她一起去的。已经到地方了，她发现自己的旗袍和舞台上大幕的颜色不配，马上打电话叫姐姐在家里给她准备另一种颜色的旗袍。叫我坐着剧场的小车就回家去取妈妈的衣服。妈妈的卧室里，有一个好几扇门的大衣橱，里面挂的全是各种各样的旗袍和配旗袍用的各种短毛衣。妈妈在那样的集会场合，常常会朗诵一首歌颂毛泽东的诗《毛主席在我们中间》。那首诗每一段的最后一句总是，‘他，就在我们中间。’妈妈喜欢朗诵这首诗，也朗诵得很好，是她的保留节目。大家都说她的朗诵很有感情。”灯灯说。

11.

“她化妆吗？”我问。

“化妆。”灯灯说。

那么，在她的衣橱里，还会有粉饼那涩涩的香气落在各种颜色的旗袍上。丽丽鲜花店的老板娘说，那时她在夏天还是用细铅丝把白兰花穿成一个扇形，放在竹篮里卖给女人们。那么，上官云珠的旗袍上也会有白兰花的清香吧。到底穿旗袍的机会只是在演出的时候才有了，她会在大衣橱里放樟脑丸了吧，那种大大的、白色的含苯除虫丸子，用纱布包着的。到晒霉的七月，把它们统统拿出来，吊在阳台上晒，7月的熏风吹过，满家都是樟脑丸的味道。

12.

“人们时兴把丈夫和妻子统称为爱人。不叫夫人、老公、贱内什么的了。不分男女，失去性别。有人说这样隐隐地表达了平等的意思，因为女人叫丈夫也是爱人了嘛。开始的时候老人有点不习惯，后来也就接受了。”魏绍昌老人说。

“还有紫雪糕卖吗？白雪公主牌的紫雪糕？”我问。那一年，大多数咖啡馆已经改造成了饮食店了，卖馄饨，阳春面，小笼包子，炸猪排，红汤，只是店堂里大多留着原来的高背火车座，坐在里面，仍旧有私密的感觉，但是，只闻到邻座的小馄饨汤里袅袅上升的小葱香。

13.

舞厅改为评弹书场，或者旱冰场，教堂成为工厂的仓库、游泳池和羊毛衫厂的织衫车间。董竹君已经离开上海去了北京，刑满释放的吴嫣到上海郊区的青东农场干农活，而张爱玲已经离开上海，怀着对新生活的恐惧，终生漂流在海外。

这时，上官云珠已经是炉火纯青的好演员了，正在焦急等待着演戏的机会，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配角也行。的确，她再也没有机会出演一部电影的主角，要是有机会，也就是配角而已。“每次排练前，她就不讲话了，坐在一边严肃地准备角色，进入角色。排练中，即使走走台位，也动感情。排练完了，属于角色的情绪久久未能消失。”她的同事这样回忆说。

14.

然而，她参加拍摄的电影，《血碑》因为讲的是中农的故事而没能公映，《舞台姐妹》作为美化1930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批判放映，《早春二月》在放映时受到报纸点名批判。她仍旧积极要求进步，到农村去劳动，到工厂去慰问演出，可是，她仍旧是一个“资产阶级明星”。张春桥已经是掌管上海文艺宣传领域的共产党官员，张乐平在他用惯的大桌子上继续画着三毛，他的三毛在新社会过着幸福的生活，他戴上了红领巾，还怀着远大的革命理想。程述尧在衡山电影院当领票员，他的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穿着蓝色的人民装，像个勤勉的小职员。而大儒熊十力不再大哭“学问没有人可传”，他已经绝望。他被忘记在上海像大海一样的屋子和人群里，听说，他在家里，穿着褪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已经败坏，在腰间束着一条麻绳，犹如贫僧。

15.

“那时是以棒冰为主了吧。我不记得有没有紫雪糕。”老人说。那一年，他四十一岁，不是喜吃甜食的年龄了。

“跟心情也有关系。反右以后，人心惶惶的，生怕自己被卷进什么事里去。可是运动还是一个接着一个。那一年是新三反运动，好像是反官僚，反浪费，反贪污，后来就变成了四清运动。一到运动的时候，各个单位都停下工作来，开会，揭发，批斗。”

“那时候就有这些了？”我问。

“有了，当然就有了。所以后来才能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就会有人自杀。从前国华影片公司的柳和锵就是在新三反运动里跳楼自杀的。那时候，有人在背地里说笑话，说任何运动都会有人死的，就是爱国卫生运动也死人，因为有人擦玻璃窗，不小心一脚踏空，从楼上摔下来，就摔死了。”

16.

“气氛紧张吗？”

“人的心里其实是紧张的。表面上看不出。南京路上有一家照相店，在配合运动的时候，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放在橱窗里，和人像放在一起，看上去好像要那些人坦白从宽一样。那时候的橱窗是说不上争奇斗艳了。”老人说着轻声笑了起来，“你想想看呢，照相店的橱窗，按照人之常情，总是应该放漂亮人的照片的吧。”

“哪一家呢？”我问。

“就是西藏路福州路的那一家。”老人说。

啊，那就是姚姚的照片被放进橱窗的那一家。姚姚很生气，她不愿意别人在橱窗里看她的相片，于是，她和上官云珠一起去照相店，把照片要了回来。那时，她的照片下面也放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小纸片吗？她是因为这样的事而不高兴吗？

17.

“五反”运动在姚姚还没进音乐学院时，也已经在那里轰轰烈烈展开。6月6日，学校各系集中到大礼堂开会，党委进行阶级与阶级斗争教育。那时已经开始号召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教授们也在礼堂里听报告，他们中有许多人是院长贺绿汀从国外请回来工作的，最好的钢琴教授，最好的小提琴教授，最好的声乐教授，他们中有些人风度翩翩，说话的时候夹着洋文，但并不高傲，尤其热爱自己的学生，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在指导学生排练时，把自己的身体像风里的柳枝一样在音乐里摇动。大家听着党委书记的运动动员报告，可并没有人真正听懂了它的意思，并不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底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18.

学生们看到贺绿汀，那时他应该是头发已经斑白了的瘦小老人，一个执拗的音乐家。他还是个神情愤懑的院长，沉着脸，他不愿意让他的教授和学生总是不停地开会，下乡，把学习时间浪费在没完没了的运动中，因此，他被批判。也许也有人看到了脸色蜡黄的民乐系老师于会泳，他微微眯着眼睛，好像在听报告，也好像在想其他的事。熟悉他的人，知道他在想自己的业务。恨他的人，把他叫做“白专典型”。谁也想不到的是，不久，因为他的专业，他会成为“文革”时期的中国文化部长。那时候，他只是个被党委整的教师，苦着一张晦气重重的脸。

“那时人们就已经非常小心了，那种小心的心情并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老人叹道。

“不过那一年，梧桐树和房子、街道，总还是原来的样子吧。”我说。

“那是。”老人说。

19.

所以我听说那时候，有人就开始喜欢晚上在街上散步了。那是最安静的时刻，在暮春的时候，能看到弄堂底，从别人家的小院落里伸出来的蔷薇枝上，开满了粉色的花。谁家有学琴的孩子，在一遍遍地弹着巴赫的指法练习，琴声让人觉得生活还不那么贫乏，琴声里的秩序，让人感到安定。老街区上的梧桐树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每年6月时，褐色的悬铃会因为阳光的暴晒而爆开，在温暖的熏风里，金色的悬铃针漫天飞舞。它们并不讨人喜欢，过敏的人在悬铃飞扬的天气里不停地打着喷嚏，在树下走过的人被迷了眼。但在回忆里，那些金色的小针在明亮的高大绿树下飘扬，南方有雾的阳光柔和地照耀大地，能让人忘记越来越高亢、能感觉到杀机四伏的日子。

20.

“我们也常常在晚饭后去散步，我，妈妈，姐姐。没有贺路。我们沿着肇家浜路往前走。路中间有绿化带，里面种着棕榈树，像扇子一样的叶子。我们说些家常的话。我到上海来过夏天，妈妈高兴，姐姐也高兴。因为我来了，妈妈就心情好，就不大骂人，姐姐就轻松些。她高兴看到我去。我想，她在家感到很闷，而且她也喜欢有骨肉亲情的感觉。”灯灯说。

“你妈妈偏心你吧？”我问。

“大概是。”灯灯承认，“妈妈也许认为姐姐总是要出嫁的，她将来老了，总要依靠一个子女，而我是她的小儿子。”

“那姚姚心里有没有难过？”我问。

“我不觉得，我只能感到她也喜欢我。”灯灯说。

21.

离开家以后，姚姚变得非常开朗活泼，并且更积极地要求进步。她参加了话剧小组，演革命者。

“姚姚还是那样白白的，香香的，就是在音乐学院，学生中许多人来自于条件较好的家庭，她也算是很特别的学生。她的床总是女生中最干净整齐的，有时候功课忙，女生也会马马乎虎虎把床被叠一叠就算了，但姚姚的床总是平平整整的，她还是生活得很讲究，很娇气。所以，她在演革命者的时候动作就特别用力，表情也特别激昂，她是很想要表现出革命者那种昂扬有力，五大三粗的样子的。但是就是不像。”仲婉说。

22.

像她的妈妈一样，姚姚在学校里也积极要求进步，她不像约伯那样，早早避开红色接班人的理想，她非常想要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也许她不一定能体会到像魏绍昌所说的那种内心的紧张，但她一定明白，自己想要像妈妈那样做一个有名的人，一定先要在政治上有前途，一定要得到党的信任和培养。中学里的教训已经被深深地记住了，虽然姚姚有过悲观的时候，可到底，她和她的爸爸妈妈一样，是活跃的人，对自己的人生有着许多盼望，作为爸爸妈妈的后代，她也有着名人子弟的压力。终于离开了自己不喜欢的钢琴专业，姚姚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重新做人的那一天。

23.

学校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时候，她特意在全校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她说自己从前有十三件毛衣，生活太奢侈。以后要向雷锋学习，艰苦朴素。当时听她这么说，把同学们都吓了一跳，那时候，有一两件毛衣的人，就算家里有钱的了，她居然有十三件！可大家也觉得她很真诚，能把这样的事都说出来。她大学一年级时被评上学雷锋积极分子，终于在争取下，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姚姚在入团的志愿书上写下自己的希望：“渴望在组织的教育下更快地成长。我一定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投入三大革命运动，经受考验和锻炼，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与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做坚决的斗争。立志为支援世界革命，将在中国和世界消灭阶级，粉碎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24.

“她能入团，在当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仲婉说。仲婉当时是声乐系的学生团支部书记，又是姚姚的入团介绍人，“姚姚当时争取得很努力的。”

“怎么努力呢？”我问。

在入团的文件上，我找到了一份评语：“韦耀（姚姚的学名）同学积极靠拢组织，大胆暴露自己的思想，严格改造自己，对组织忠实坦白。她曾在家庭问题上向组织谈自己的看法，分析家庭对自己的影响，努力正确对待，和家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帮助家庭认识错误。”

25.

仲婉说：“是有这么回事的。那时候说她妈妈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她自己也想，出身在这样的家庭里，自己将来要是平平淡淡的，就是没有争气，没有出息。那时候，这种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开会的时候，她就自己说出来，说自己那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了。”

“同学们反映她对人不够真诚，在组织的帮助下，她找到原因，是因为没有像雷锋一样带着阶级感情去关心同志们，联系同学比较少，对同志有时采取不信任的态度。”

26.

仲婉说：“当时是这样说的。在附中的时候，大家对姚姚就是这样的意见。她的确就是这样的人。现在想起来很自然，可那时，人人都不满意姚姚和人的距离。一提意见，一定有这一条的。那时候是要求大家不能藏着一点点事，全都要说出来。”她看看我，“你不能相信吧，当时就是这样的。我想起来，也不能相信自己经过了这样的年代呢。我是很爽气的人，心里本来就藏不住事，所以当时这方面的压力不算大。可姚姚就不同。她必须要把一点一滴都说出来才行。”

“她说吗？”我问。

“说的。”仲婉说。

“说了什么呢？”我问。

27.

“她那时常常找团员谈心。也找我谈心。我们那时常下乡下厂。她就说，通过和工人农民在一起，感到自己过去的追求和生活方式的危险，也找到了她自己和工农之间的差距啦。有时候我们去听忆苦思甜报告，她也会说对照自己的家庭，痛恨家庭的资产阶级生活什么的。在学习目的上，她也说要努力与母亲的名利思想做斗争。”仲婉说。

“姚姚同学对照了自己家庭，从一个理所当然的过程，转变到痛恨并用行动抵制家庭在生活上的拉拢。”在团员登记表上，我还看到这样的记录。

“是有的。”仲婉说，“后来她妈妈给她买衣服，做皮鞋，她就不要。”

“可那怎么就是拉拢呢？妈妈打扮女儿，不是天经地义？”我说。

28.

“你要知道那时候的人。那时候的人，就是要自己骂自己，越骂得凶，就表示自己革命，自己干净，自己有觉悟。要是你不这么做，就说明你落后，你心里有见不得人的东西，还不肯拿出来。所以大家都拼命检讨自己。要是看到什么好看的衣服，想了一下：要是自己穿，一定好看。那马上就会想，自己这是资产阶级思想抬头了，贪图享乐。就要在开会的时候说出来，这样才算干净了。”仲婉说。

原来，在那时，姚姚已经在批判自己的家庭，已经表达出自己和妈妈的界线，已经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革命。

“那这样自己骂自己，自己骂自己的妈妈，心里不难过吗？”我问。

29.

“心里当然不高兴。可是你能怎么办呢。”一个人告诉我说，“那时候就是这副样子的。我爸爸是旧社会的银行高级职员，我那时候也很积极，做到学校里的学生会主席。我也像姚姚一样狠挖家庭的坏影响。你想要进步，就一定要过这一关。只要你有一点不革命的想法，就要把自己的活思想和家庭的影响联系在一起考虑。有时候，自己也会很真诚地想，自己从小生活在那样的家庭环境里，一定也会受到腐蚀，自己就应该格外警惕一点，这样才能成为革命所需要的人。我能理解姚姚的心情的，不一定完全是被形势强迫的，自己也主动。”

30.杀青段

因为心里对自己将来的生活有着盼望，希望自己能融汇到主流生活中去。听说姚姚总是在外衣上别着团徽，能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她高兴极了。

“姚姚，她是真的高兴自己入团，真心要求进步吗？”我再问。

“那是真的。”仲婉很肯定地说，“大家都知道，落后是很危险的，很多事情会把你排除在外，那时候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被排除在外面，是十分可怕的事啊。”仲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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