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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7

1.

听说上官云珠也为姚姚高兴，她总是鼓励姚姚争取进步，就是在外景地排戏，给姚姚的信里，也总教育姚姚小心做人，争取进步。长大的姚姚在革命的名义下和她公然顶嘴时，她总是马上沉默，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

上官云珠那时也一直是要求进步的人。从她的传记里看，那时她参加了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到乡下去搞“四清”。四清工作队的生活非常紧张和辛苦，他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按照工作队的规定，不吃大米，不吃白面，不吃鱼、肉和鸡蛋，还有豆腐和粉条，总之一切好一点的食物。白天和农民一起干活，晚上开会搞运动到深夜。而上官云珠，就是在农村累得吐血了，也悄悄把嘴里的腥味漱掉，再回到会场里去。

2.

她是豁出命来，想要改造成一个受到党真正信任的演员。我猜想她这样是为了可以继续自己的舞台生命。我猜想她心里已经非常明白，要是党不把你当成自己人，你就再也演不成戏了。她和熊十力有所不同，熊十力只要有纸笔，就可以继续工作。而她，要是没有舞台和银幕，就结束了。从1940年开始，当一个电影明星，就是她的梦想，她的追求，她生存的意义。她习惯了要为它付出自己所有的东西。而那时，上官云珠已经四十五岁，是一个演员的黄金岁月，因为心智和演技都已经成熟，创造力可能喷薄而出。也是一个女演员害怕的时候，一天天地，在镜子前，能看到作为一个演员扮相上的美貌，用流水的速度，汩汩地在消失。就是不演戏的女人，也会在那时多拍一些照片，知道自己将要老去了。在这样的时候，上官云珠心里一定会着急的吧。

3.

但即使上官云珠心里会有这样的想法，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姚姚，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想法影响过姚姚。就像那时候许多家庭会做的那样，父母和孩子不会说心里话。

大概“通情达理”这样的词，就是这样一点点地，从人的心里铲除出去的吧。而积极的生活态度，就是这样一点点地变得暴烈、单一和政治化。

“姚姚要是这样积极要求进步的话，我认为她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家庭的影响要比受到社会上的压力作用大得多。学校里是会有压力的，但我觉得家庭的影响才是决定性的。”约伯说，“那时候我姐姐因为响应学校给党提意见的要求，写了大字报，结果成了右派，被送去青海的劳改农场。那时候学生右派去青海劳动教养，要家长签字，表示是家长送她去的。那天晚上姐姐回家来，我看见姐姐对着爸爸哭了。以后，我家从来不要求我进步，要我入团什么的。我爸爸谨小慎微，他的原则是离政治越远越好。所以我在学校里不和团员说话的。在学校里的压力，大家都是一样大，可家庭影响的不同，孩子就可以有不同的表现。”

4.

约伯大概不会跟仲婉讲话吧，要是他们在一间学校里读书的话。那时仲婉是一个率直而淳朴的团支部书记，梳着小刷子辫子，亮着女高音的大嗓门。那么，约伯会跟姚姚说话吗？她是个娇滴滴的女共青团员，穿着在蓝棠定做的搭襻皮鞋和朋街女装店的细腿长裤，那都是上海当时最高级的服饰店，等于现在的古弛皮鞋和宝姿女装。她以仲婉认为“不像”的姿态积极争取着进步。刚刚入学的第一个冬天，姚姚就跟着全院学生和老师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运动，和她的妈妈一样，姚姚也要白天和农民一起干农活，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开会，查生产队的账，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年轻的学生在那样的日子里学习了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本领。在农村的两个多月里，姚姚努力地干活，努力地开会。

5.

“像不像不去管它，不过姚姚是一直比较注意要求进步的。”仲婉说。我猜想姚姚也想要为自己争取光明一些的前途吧。在1960年代的上官云珠家，“进步”意味着许多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她那时有过一个比较认真的男朋友吗？”我问。

“在大学里？”仲婉问。

“不是你们大学的，是一个研究军舰的工程师。好像是人家介绍的，她妈妈也认可了这个人。”我说。

仲婉摇摇头，她脸上失望地笑着。

“后来，这个工程师的单位转成部队编制，要是他和姚姚继续保持联系的话，就要离开原来的工作，也不能进入军队系统，因为姚姚的家庭背景太复杂。知道消息以后，姚姚就主动和他断了联系。以后，她再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对他的感情。”我说。

6.

“那时候，这样的事经常发生。那时候出身有问题的人，处处要碰壁的。不过我不知道姚姚也遇上了。”仲婉说。

姚姚是一个位置很尴尬的人，她不像约伯那样完全断了念头，也不像桂未殊那样理直气壮，不像仲婉那样明朗直率，也不像程述尧那样被打了左脸就再递上右脸，她总是在边缘的地带，不太知道，不太甘心，不太单一。

仲婉说：“可是姚姚还是和别的同学不一样，虽然她也和大家混在一起笑，可她心里还是有事。等她静下来的时候，还是能看出来，她心里还是藏着什么不高兴的事。像小时候一样，她嘻嘻哈哈说的事，仔细想一想，都没什么内容。她从来不说她家的事，从来不请朋友到她家里去，我就从来没到她家去玩过，暑假寒假，都是她到我家来。其实我们两家只有五分钟的路。其实，她心里到底想什么，我还是不了解的。”

7.

能不能说，姚姚的确是一个往心里藏事的人，同时她也是一个不肯诉苦的人呢？要是一个人愿意把自己不快活的事说出来，比较容易放开，也活得比较容易。而要把那些事都放在心里自己藏着，不容易。而姚姚是那种将苦果连皮带渣全都吃进，吞下，不让人知道，只是自己拼命努力摆脱的人。所以，她第一个正式的男朋友，因为她的出身而离开她，对这样的事，姚姚到底有什么感受，有没有难过，谁也不知道。而作为母亲的上官云珠，对自己的过去将孩子拖累，又有怎样的感受，也没人知道。

“姐姐和妈妈一样，到哪里，哪里就热闹，就开心。她们都从来不说自己心里的苦处。我觉得她们是想尽量保持她们的自尊。”灯灯说。

是的，想起来了，1947年在片场，在演一个被侮辱的弱女子时，上官云珠哭得拍不下去，但她并没有对任何人解释失态的原因，只说了一句：“金妹就是我呀！”

8.

那一年，姚姚三岁。

要是她们母女在各自的环境里拼命努力，是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最终改变这一切，那就是她们对世事的天真。比起约伯一家人来说，她们太天真。上官云珠的天真让我感动，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从旧上海的明星路上过来的女子，像她那样靠自己奋斗出人头地的，在心里，还保持着这样清白单纯的理想主义的世界观。而姚姚，看上去是和妈妈感情上那么疏离的，又进入反抗期的女孩子，继承的是妈妈积极乐观的世界观，还有对命运与社会的倔强。姚姚到底是跟着妈妈长大的孩子，我的意思是，也许她们不亲，但是她们很像。

我看到了她们家最后一张全家福照片。那是在1965年的夏天照的。灯灯已经长得比姚姚还要高了，但是他来上海过暑假的时候，姚姚一回家，还会冲进门去到浴室里找到正在洗澡的弟弟，一把抱住了他正站在浴缸里、湿淋淋的身体。

9.

姚姚和上官云珠都刚刚从乡下回上海。姚姚这一次和音乐学院的同学一起，在奉贤农村住了七个月，参加“四清”运动。在照片上，还能看到姚姚被乡下海边的阳光晒得结实了的脸。音乐学院的老师在农村创作了许多有民族气息的歌曲，学生也在农村排练一些节目，带回上海演出，作为下乡的成果。《不忘阶级苦》就是在“四清”下乡中的新歌。“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这支歌里这样唱着，带着听上去属于学生的抒情，那一定就是姚姚在奉贤乡下某一个晚上的生活写照。听说，学生们在乡下“四清”，组织农民开斗争大会，也逼死过地主和富农，逼疯过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里，资本家被送到远郊的改造学习班去。在阶级斗争的旗帜下，人和人之间严酷的莫名的疯狂的厮杀已经开始，我不知道姚姚和上官云珠是不是知道这样的事已经发生了。

10.

那张全家福照片，现在已经发黄了，四面切着1960年代上海照相店通常会切的花边，简陋的讲究。照片上，他们穿了三件白色的衬衣，男孩子，女孩子，母亲和孩子，一律的白色衬衣，最简单的式样，有着像蝼蚁一样的温顺，让人感到了那个时代的紧缩和严厉。人们开始自动抹杀自己的特征，以求混进人群中，得到心理上集体的温暖，就是上官云珠的家庭也不例外。在那样像危卵一样白的白衫里，他们的笑脸上带着照相店里大灯的阴影，那应该是从左面来的灯光。

11.

那家照相店在那个街区里名声不错，照相的人得在楼下开了票，在柜台上领到一只装照片的信封，再上楼照相。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咚咚地响。上面的摄影师是个中年男人，要是他手里正忙着修照片，就头也不抬地说：“镜子那里有梳子，先自己整理整理。”镜子里反映着灯光，梳子用一根白麻绳吊在镜子边上的墙壁上，锯齿里留着别人头上的气味，有时是凡士林的油气，让人想到，也许上一个用梳子的人，是个中年的讲究的银行职员。

12.

我小时候也到那里去照过相，我能够记得那间不大但有趣的摄影间，没有窗，在空气里带着隔壁暗房里显影液的酸气。屋子中间放着一个木凳子，比通常用的要宽，屋角上有一些用三脚架支着的大铁灯，黑色的，灯泡很大，鼓着，像高度近视的眼球。地上爬着很粗的电线，走过去的时候，摄影师会提醒你当心拖倒了大灯。

他的脸上带着照相店里的摄影师通常有的怀才不遇，还有一些倜傥。我会怕这样的摄影师，因为觉得自己大概不能做得让他满意。但我想，上官一家一定不会这样想吧，也许那类似电影片场的气氛会让她兴奋起来的呢。当大灯突然亮起，美丽的眼睛像钻石被放到灯下一样，熠熠闪光。

13.

他将头埋在黑色的箱子里，从镜头里看着他们，然后走过去，将他们没有放正的头或者肩膀轻轻搬动一下。他并不是真的温和，可他说话的声气非常轻，是照相店里的摄影师那样的耳语。他轻轻说：“过来一点点，来，来，好！”像大人哄孩子那样，又像一个风流的男人对待他已经不再喜欢的女朋友，礼貌忍耐里有一点点不耐烦。

他的手指上有照相纸酸酸的气味。

然后他走回去，到黑箱子里再看看，接着从黑箱子里拿出一个连着箱子的橡皮球，捏在手里。他站在右面的灯下，脸上突然就露出了很夸张的笑。因为他怀才不遇的样子和他的倜傥，所以他突然笑的时候，你心里有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他对照相的人说：“来，笑一笑，高兴一点，来，笑，好了，笑！”于是大家就笑了。

14.

要是你不笑，他就不高兴。他是一个真正的照相馆摄影师，不能容忍他手里拍出一张不笑的合家欢照片。

也许是我多心了，我感到了那张欢笑的合家欢里，在灯光阴影的笑容里，有什么别的东西，像在皮肤下的动脉血管那样跳动着。

我能看见在灯灯的笑容里，有着温和的妥协，是“既然你要我笑，我就笑吧”这样的妥协。那时，他是一个寄居在爷爷家的少年，他看到别的表哥表姐的衣服，在换季的时候，都是从大箱子里，和爸爸妈妈的衣服一起取出来。只有他，一年四季的衣服是一个人单独放一个柳条箱子，好像随时可以一提就走的。在一个大家庭里，他却有自己独用的脸盆，独用的毛巾。人人都对他客气，可他从那样的客气里知道，因为他们不是你的父母，所以才会这样的客气。他羡慕姐姐被妈妈痛骂，因为那是亲人才做得出来的事，因为她爱，所以她用不着客气。

15.

上官云珠和姚姚都笑得用力，可姚姚用力笑的嘴唇让人能看出来，她到底还年轻，还不懂得怎样将一个笑容，像威尼斯的狂欢节面具那样完整地罩住整张脸。上官云珠则已经懂得了，她开始发胖的脸，真的像一个安宁端庄的慈母。而看她的眼睛，我总是觉得，那不是一对高兴的眼睛，虽然它们美丽地弯着。

那时，姚姚已经和她的工程师男友分手，上官云珠已经没有戏可演。姚姚已经入团，上官云珠已经不再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姚姚已经长大，她的命运已经让她感到了那严厉的脸色，与她的童年经历比较，好像仍然没有大的不同，和她没有关系的东西，拿走了她的爸爸，又拿走了她的男友，她已经改姓为韦，那是她妈妈的本姓，叫耀。

16.

这个字，我想是寄托了她妈妈的希望。她的大学学生证上，已经叫“韦耀”了，上官云珠已经开始老了，她的命运还是没有像她渴望的那样给她机会到达自己的理想，她是一个好演员，可是她没有遇到过一部真正让她发挥出自己才能的电影，一部也没有。她还在努力着，她还不知道，在她的乳房里，癌肿正在形成。每天，一个癌细胞会分化成八个，像渐渐向他们全家默默走来的危险一样，很快就会把他们完全吞噬，而且是以一种让人们觉得是他们咎由自取的姿态。此刻，他们都还不知道，都想努力让自己感到安全，除了灯灯，他们都抱着“事在人为”的世界观。那是上官云珠信守了一生的世界观。因此，姚姚拼命努力，要做一个红色青年，上官云珠拼命努力，要做一个能够上戏的红色演员。

17.

而一个紧接一个的运动，像隆隆的雷声一样带着不寻常的雷暴来了。他们一定也听到了那些雷声，只是他们还不知道什么要来了。也不知道它要将像白衬衣那样单薄的保护撕去，要是说那白色的衬衣更像是投降的白旗的话，它也不会理睬，也不会怜悯，更不会放过他们。1965年的夏天，他们的笑颜和白色的衬衫，像巨石下的危卵那样泛着微光。也许是我多心了，我天天和他们的照片在一起，和他们的故事在一起，当他们在自己的命运里一天天往前走的时候，我站在四十年后的岁月边上，已经知道了他们将来的命运。也许，在他们和历史中间，只有我这么一个人，像元朝的曲里那个宋朝的鬼一样，朝天甩出一个悲怆的水袖。

18.

三十五年过去以后，我在一家台湾人开的日本式咖啡馆里见到了程钰先，他是姚姚的一个朋友。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但皱纹并不多，他的眼睛里带着一种打哈欠时候会有的泪色，我看着他，我想起来别人的眼睛，我还是第一次这样，在几个月里，总是看着1940年代出生的人的眼睛，听他们说。他们的眼睛常常有这样淡淡的泪色，那是因为眼睛已经开始老了吗？在他们这一代人开始老了的时候，眼睛原来是这样的。他说：“姚姚常常让我为她放照片，从前她拍的照片已经找不到底片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照片也丢了不少，她从人家那里借了照片来。年轻时代，我喜欢拍照和暗房技术，就为她的照片翻拍放大。她有时点着那时候的照片说，那是她最好的时候。”

19.

“是具体什么时候？”我问。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吧，也是剪着短发，也是夏天。”程钰先说。

1965年的时候，她在奉贤乡下参加“四清”运动，直到6月才回学校上课。

9月，学校把全校学生分成十七个小分队，由青年教师带着，每周下工厂半天，边劳动，边参加艺术实践。这是向草原上到每个牧民点去演出的乌兰牧骑学习。姚姚跟着下工厂去了。

11月，全院开始在党委的号召下学习另一个雷锋式的忠诚战士王杰，那又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学习运动。学习他“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严冬般的冷酷”的精神。整个音乐学院的师生都参加了紧张的排练，12月，他们在上海音乐厅举行“歌唱王杰——师生创作音乐会”。

20.

姚姚所在的声乐系担任了音乐会的大合唱部分，演出了大合唱《一心为革命》。然后，他们又开始排练《焦裕禄之歌》，这也是一个大型合唱，有五部分组成。包括《迎困难立誓言》，《跟着书记千里走》，《风雪进柴门》，《改天换地战自然》和《红松岗前表壮志》。演出的时候，他们换上学校合唱队统一的演出服，浅色的绸子衬衫，深色的裙子，上面还留着在服装箱里压过的皱褶。音乐学院的礼堂门厅幽暗，散发着乐器的木头气味，高大的门敞开，能看到里面剧场墙上黄色的壁灯光，它们照亮了一排排木头扶手的座位，带着剧场那种充满了期待的昏暗和不安。四下里弦歌四散，小提琴在调音，小号在试音，后台的地板上拖满了电线，合唱队站上了木头楼梯，雪亮的灯光照亮了年轻的脸颊，它们像苹果一样发光。声乐系同学的嘴里，散发着一股子中药气味，那是他们在繁重的大合唱排练中，唱哑了嗓子，校医务室的医生们特地用中药配了保喉汤给学生，他们嘴里的气味，就是保喉汤的气味。姚姚在演出的时候还和同学穿着演出服照相留影。

21.

也许，这就是声乐系的两年级学生韦耀，在日后所感到的最好的日子吧。

1966年的5月就这样在《红松岗前表壮志》的歌声中到来了。

那一年我将要上小学一年级了，夏天的时候，我妈妈为我买了一个人造革的蓝色书包，虽然空空的，可也有了点人造革的重量，就像我心里对小学的期待，因为要开始当大孩子了！那个夏天我摔破了膝盖，每天傍晚洗澡，用水冲干净身上的肥皂时，都疼得大叫。我哥哥的回力牌球鞋放在大门边上的暗处，散发出类似浙江人家窗上吊着的大风肉的臭气，而他们很自豪自己的鞋子竟然能散发出那样强烈的气味，常常忍不住把球鞋端到鼻子前面去闻。我妈妈见到除了骂他们，还把我从走廊里拉开，说：“你不用看他们那些臭男孩的样子。”

22.

那一年姚姚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在学校里参加由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授意，由党委组织的对院长贺绿汀的批判。开始的时候，还去上课，只是每星期一、三、五的下午集中学习“文化大革命”文件。到5月下旬，就开始停课批判贺绿汀，不几天后，学生们在学校开了对贺绿汀的批斗大会，给那个瘦小的老人戴上了自己用白纸糊的高帽子，把他打扮成中国传说里的鬼。小小的校园里贴出了四千多份大字报，有三百多人的学校，在大字报上有一百十六个人被点名批判。

23.

我爸爸妈妈难得回家来吃晚饭了，哥哥整天在学校里干革命，饭桌上只有我和照顾家的姑妈，我们就在厨房里的小桌上吃饭。四方形的煤气灶下的烤箱门开着，里面放着姑妈留的牛奶瓶上的厚纸，小线头，坏了的锅盖，姑妈不会用西式的烤箱，她就把它当成小柜子，姑息着我们家的蟑螂。远远地，我们听到马路上的高音喇叭响，那是学生开上街的宣传车，在车顶上装着大喇叭，叫着革命的口号。这样的车总是慢慢地在街上开过，它发出的声音充满了安静的房间和走廊。

姑妈不让我出门，她说：“女孩子看热闹就没有好事。我从来不看热闹，从小就不看，有人在街上围作一团的时候，我马上走到马路另一边去，连头都不回，连眼睛都转到另外一边去，一眼也不看。”

24.

“你不懂。”我对姑妈说，我嫌她是吃素念佛，一辈子不出门工作的人，不懂外面的事，姑妈最凶的时候，也不过是在晚上到厨房里开灯，发现四下里逃散的蟑螂，她追着去踩死它们。其实我也不懂，远远地，我听不懂宣传车上到底叫着什么，那是从来没有进入过一个孩子和一个家庭妇女生活中的句子。

“应该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吧，那时候大家都叫这样的口号。”仲婉说，“音乐学院也乱了套啦，学生都停了课，许多教授都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批判，我们当时的院长贺绿汀第一个被打倒，关在学校里不让回家。”

25.

“应该还有革命歌曲吧，毛主席语录歌，还有《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样的歌。”贺元元说。她是贺绿汀最小的女儿，那一年刚刚进音乐学院学小提琴，是十八岁圆脸的女孩子。她的父亲已经在学校里游斗，她和她的姐姐贺晓秋必须跟着学生参加父亲的批斗大会。到了喊口号的时候，她们也必须在众目睽睽下举起自己的手。“那时候，到处都能听到那种《大海航行靠舵手》。”

“说不定我小时候听到的宣传车，就是你们学校的红卫兵开出来的呢，我家离你们学校很近。”我说。

“可能啊，音乐学院那时候有一百四十一个战斗小组，除了我们这样的黑五类子女。”贺元元说，“我们只有听到这种声音心惊肉跳的份。”

26.杀青段

“可能啊，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常常出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仲婉说。

“说不定你和姚姚正在车上呢。”我说。那时，我已经看到过她们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跳忠字舞的照片，后排那个戴眼镜的青年，就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唯一的指挥系学生桂未殊，他将手臂平举在胸前，迈着工字步，那是忠字舞的标准造型。可他的脸看上去却像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科学狂人。小时候，我常在街头看那样的忠字舞表演，跳舞的人，大都是从校园里来的学生。他们年轻的、喷红的脸上流着汗。他们的动作都很有力。当他们高高地抬起手臂时，可以看到他们腋下有一大块衣服，被汗水浸湿了。用木板搭起来的舞台在他们的脚下浮尘滚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