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限戏鲸习读专用

1.

“那不会。”仲婉摇着头，“不会不会，那时我们都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姚姚就更不用说了。她生父在美国，美国那可是中国人的头号敌人，她妈妈又是旧上海的电影明星。我们老实说，没有资格在宣传车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能属于在边上看的那一类。出身好的学生先起来造反，大辩论啦，斗反动学术权威啦，贴大字报啦。像燕凯那样的红五类干部子弟，他是我们学校第一批起来造反的学生。”

“姚姚是在那时候认识他的？”我问。

“那时候他们互相还不认识吧。燕凯是民乐系吹笛子的，比姚姚小一级。”仲婉说。

2.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的，常常听到大卡车上叫这样的话。”张小小说。那一年，她和姚姚一样，也二十四岁了，和姚姚不同的，她是一个悄悄站在远处看世事的女孩子，她和我住在同一条小马路上。她说在家里听着由远而近的喇叭声，总是吓得心头乱跳。“最早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让我想想看，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我想大概是那一天，我看到爸爸在他们的房间里和妈妈说话，爸爸在流眼泪。后来爸爸妈妈告诉我，爸爸在报社里被人当成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被人贴了大字报，那时候被人贴了大字报还了得吗？是大事情了。爸爸妈妈说我是孩子里最懂事的，就告诉了我一个，叫我不要对别的兄弟姐妹说，我对谁也没说，但我心里真的担心，总是害怕。走在路上，看到别人家抄家了，心里就别别地跳，怕自己家也抄家。后来姐姐在学校里也被别人贴大字报了，大字报上说的只是些小事，姐姐回家来哭，爸爸还安慰她。我那时候觉得爸爸真好，他自己心事那么重，还安慰姐姐。”

3.

“那时候，大字报还不是到处都是吧？”我问。

“开始的时候还不是，所以被人贴了大字报，打击是很大的。”张小小说。

“姐姐告诉我，建国路的家里，贴满了妈妈的大字报。有的话说得很难听。大字报一直贴到家里的大门上。门上被来抄家的人砸得全是洞。开始还关着，后来常有人来砸门，贺路怕把门砸坏了，也怕砸门的声音吓着妈妈，就一天到晚敞着门，谁愿意进来就进来。妈妈那时候头部已经动了手术，常有思维障碍。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有人砸门她就怕极了。就是那一年，妈妈的所有照片，包括剧照，全都被烧光。一些是抄家的人烧的，还有一部分是贺路害怕，自己动手烧的。到二十年以后，要为我妈妈开平反昭雪的追悼会时，家里连一张妈妈的照片都找不到。”灯灯说。

4.

“后来，我到表哥家吃饭，他家在复兴中路上。那是个礼拜天，下午我们出来，看到复兴路上走来走去，都是红卫兵。他们看到穿得好看的人，就拦住人家，看到头发卷的人，也拦下来。把人家的头发剪掉，裤子剪开，从裤脚管那里开始往上剪，说人家是穿细腿裤子，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细腿裤子。随便他们高兴。马路上好多人被剪了头发和裤脚管，因为上海人在礼拜天的时候还是注意穿着的。我吓死了。我是天生的卷发，回家去，马上用发夹把卷的头发全都夹在头上，不让人看出来。我也不敢穿皮鞋了，红卫兵要是说你是尖头皮鞋的话，就叫你把鞋子脱下来，扔到火里烧掉。我从那时开始找布鞋来穿。”张小小说。

5.

想起来了，那一年街上是有火光，人们在街上烧书、唱片、高跟鞋、口红和画轴。火光在绿色的梧桐树下金灿灿的，像孩子舔着蛋筒冰激凌的柔软而灵活的舌头。在大街上看到有女人被剪了头发，用两只手捂着头上被剪得不成样子的地方哭。树上婆娑的绿叶遮住了太阳光，但街上还是很热。也许是因为那些到处燃烧的火光，它们冒着黑烟，蒸发着焚烧的臭气。到火灭了的时候，在灰烬里能看到各种各样被烧焦了的皮鞋。“他们恨穿得好看的人。”张小小告诉我说。

“那天你被剪了裤子吗？”我问。

“我没有。”张小小说。

但是姚姚被人剪过裤脚管。听说她被人在路上拦下来，说她穿小裤脚管裤子，就剪开了她的两只裤脚管。她弯下腰，把剪成一块布的裤脚管挽上去，使它们看上去像一条中裤的宽宽的翻边。姚姚当街整理妥帖了，然后转头走开。“姐姐就是这种人。”灯灯说。

6.

这时的姚姚，已经不是约伯记忆里的惹哭精了，她可以在1966年火光熊熊的街道上镇定地整理自己被剪坏的裤子，看不出害怕和惊慌。姚姚在这举动里，除了爱美，一定还有不甘，她不肯让人那么容易就摧毁你在大街上广众前的仪态。要是遇上约伯，也许那个举动叫做反抗，可是，共青团员，学雷锋积极分子的姚姚，那就叫不甘。可这不甘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仲婉在看姚姚扮游击队员时曾感到她的“不像”，在这“不像”里，大概有什么东西，被深深地埋住的，是和这一天姚姚的不肯示弱有联系的吧。有时候，有的人也把这样的心劲，叫做“虚荣”。那是一种没什么理性的心劲，而不是理想。像一股河水在激流中撞上了石头，看那惊涛骇浪的样子，好像充满了斗志，可是，水的本身一丁点要一往无前的意思都没有的。

7.

当姚姚回到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北京大破“四旧”的消息以后，她看着学校的红卫兵同学马上冲出校门，上淮海路破“四旧”去了。

“街道上到处烧着火堆，有人家被抄了家，抄出来的东西就堆在人行道上烧。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新奇，别人家的东西一下子全都暴露在外面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后来不久，我家也被抄了。那是9月2号。差不多同时，姚姚家也被抄了。”张小小说。

“你到她家去看过？”我问。

“姚姚后来告诉我的。她妈妈看到红卫兵来抄家，吓得躲在门后面发抖。”张小小说，“那么漂亮的人，那么要强的人，真的很可怜呐。”

“姚姚她怎么说？”我问。

“她说，妈妈真可怜。”张小小说。

8.

那么说，姚姚那时还是回家看过妈妈的，上官云珠那时已经被人从医院赶了出来，被电影厂的红卫兵批斗了。听说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的上官云珠怕红卫兵也会打姚姚，叫姚姚住到学校里，不要轻易回家。手术后，上官云珠已经不能好好说话，只有家里人能听清楚她想要什么。那都是在8月底发生的事，姚姚回到学校住，听到了民乐系的副教授zs的消息。到了9月，一开学，学校中大部分学生到北京去参加xxx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贺绿汀在音乐学院读书的两个女儿贺元元和姐姐贺晓秋随着学校同学到了北京，可因为她们的黑帮子女身份，不让她们去天安门。姚姚和仲婉留在学校里，她们听到在校园里被打的老师发出的惨叫声，她们听说学生让一对教授夫妇对面站着，脱下自己的鞋，用鞋打对面人的耳光。要是不打，要是打得轻了，就被红卫兵打。第二天，她们又听说这对教授夫妻zs了。他们在夜里开煤气zs。为了减少痛苦，他们事先吃了大剂量的安眠药，以保证自己能够安静而庄严地离开生命。他们zs的方式是那样有吸引力，连当时不在学校里的贺元元和贺晓秋一回来也听说了。听说后来贺晓秋zs，也学习了老师的方法。校园里的教授们几天里就死去一个。按照当时的说法，他们全都是用zs来反革命的现行反革命。

9.

“但是我记得的，不完全一样。”在学校医务室里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校医葛医生这么说，对打的，不是一对夫妇，而是附中的老师们，那时造反的学生让有问题的老师站成两排，对打。自杀那对夫妇，妻子是附中的副校长，教基础理论的。那天也在被迫对打的队伍里。她的个性很强，根本受不了这样的人格侮辱。我听说的是，妻子想要zs，丈夫是我们学校作曲指挥系的系主任，他们就一起zs了。他们是吃了安眠药以后，开煤气zs的。那时我已经在医务室当校医了，这种在校园里发生的zs的事，通常就会先请校医去看，我有一本学校死亡人员登记本，对学校里死的人做登记。

但是他们并不是第一个zs的教授，第一个zs的教授是民乐系的陆修棠教授，他跳了河。

10.

“而那个开煤气zs，死的时候穿得很漂亮，并且化了妆的教授，是钢琴系的李翠贞教授。她是贺院长特地从国外请回来教钢琴的。平时她很注意修饰自己，1965年以后，别人都不敢穿得好看了，她照样子穿白色的高跟鞋，旗袍，擦口红，别人说她，她也不在乎。她zs的时候，穿白色高跟鞋，擦好了口红。”

“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教师，那时候刚刚从苏联留学回来。他也被整得一心想zs，跳楼，没有死成，割脉，又没有死成，用铁丝戳心脏，戳伤了，但是仍旧没有死成。后来他就疯了。”

11.

葛医生说：“还有那些被打的人。红卫兵要我去看，他们也怕在自己手里出人命。打得很厉害，有的人被打得肿了，肿得把皮肤都绷裂了。有的人被踢得眼睛都睁不开。红肿，出血，骨折，内出血，我都留了病史记录。后来音乐学院形势变化了，原来的红卫兵被新起来的造反派打压下去，于是，原来打人的人，现在就轮到了被人打的命运。那样的人也是我去处理的。被打破的伤口要做清创处理。太疼了，也开给他们一些止痛片。还有被斗的老师们，有病的，不能再被斗了的，我为他们向造反派和红卫兵做病情证明。”

“你怎么想呢？”我问。

12.

“我是医生。我的本职工作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这是毛主席说的，基本的人道主义。”校医这么说，他眯起了温和的眼睛，“在那些年，我看到了校园里那么多血腥的事啊，我恨打人的人。”

“上海音乐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好可怕啊。”在贺元元家我遇到了一个男教师，那时他也还是个学生。他的脸，在回忆中渐渐皱了起来，皱纹一条条在加深，像核桃那样深而且硬的皱纹。他对我说，“提起来，不知道说什么好。常常能听到惨叫的声音。”

是啊，惨叫的声音充满了原先晨晨昏昏弦歌四起的音乐学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13.

1966年9月，音乐学院的北大楼，当时学校里最高的大楼上挂下两条大标语：“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两条在热风里猎猎作响的大标语揭开了音乐学院按照人的出身划分革命与否的序幕。红卫兵按照xxx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条出身标准，划分出没资格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类人子女，那就是在1966年的中国青年里如惊雷灌耳的黑五类子女。

因为上官云珠属于三名三高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姚姚在上海音乐学院成为黑五类子女。

14.

当时的音乐学院，有不少同学的家庭出身都比较富裕，大多数父母被细究起来，总会有这样那样大大小小的问题。那些人都在各系召开的表态大会上，一一表示和家庭划清界限，加入到革命的行列里来。姚姚在声乐系的学生大会上表态，坚决与母亲上官云珠划清界限，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来，以后不再回家去。后来听说，姚姚去参加了电影制片厂对妈妈的批斗大会，并且贴了一张给上官云珠的大字报。

15.

“那时候大家都这样做的，每个人都得表态，谁也没法子逃过去，而且大家都这么做，也无所谓对自己的家庭就真那么大逆不道。那时候，要跟着xxx干革命嘛。”仲婉说。

而且，姚姚在1965年以后，已经学习过怎么做了，在她争取入团的时候就已经练习过怎么说，说什么，她对这并不陌生。只不过这次，对家庭的划分更残酷，自己的行为也就更暴烈和公开。她早已明白，出生在她这样的家庭里，重在自己的表现。所以她还像从前那样认真地参加运动，积极要求进步，明确地表达出了自己要坚决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边的决心。

16.

“我和姐姐就没有和爸爸划清界限。”贺元元说，“那时候我在音乐学院刚读一年级，姐姐是作曲系1966年的毕业生，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她已经毕业了。要说压力，在整个音乐学院的学生里，没有人比我们受到的压力更大。我们和爸爸在一个学校里，爸爸是被市委点名打倒的院长。我们周围的同学一下子全都不理我们了，和我们划清界限。在校园里遇到有些原来要好的同学，我和姐姐也不会主动和他们打招呼，怕我们连累了他们。连每天到食堂里吃饭，都没人要和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我们得天天留在学校里参加运动，不能回家去，我们家被红卫兵抄得一塌糊涂了，我小时候留下来的洋娃娃也被抄家的人用刀砍成了碎片。要是他们想要打你，你也无处可逃。那时候我小，不像姐姐，她想得更多，顶得更厉害，我跟着姐姐，我们就是不服气。”

17.

贺元元说着，睁大了她的眼睛。她仍旧有一张孩子气的脸。当她回忆起自己受到的侮辱时，她倔强地紧闭着像孩子那样薄薄的嘴唇，睁大了眼睛。她脸上的样子，像一个死死抵抗但已经遍体鳞伤的孩子那样绝望和愤怒。许多年以前，对她来说那个命运突然翻覆的夏天，她也许也是带着这样的表情度过的吧。她不相信自己的父亲是坏的，像人们说的那样。她父亲和姐姐的不屈不挠的抗争鼓舞了她。可对姚姚来说，她早就被教育过，面对家庭和社会的对立，自己应该怎么做。像洪水通过已经挖好的渠道那样顺理成章，姚姚也像从前自己经历过的那样，积极要求进步。她去电影厂贴了大字报，和正在被批斗催逼，被惊吓，被打骂侮辱，而已经重病缠身的妈妈划清界限。

18.

“那时候大家都那么做，以求过关。”仲婉说。

“那时候你做了什么呢？”我问张小小。

张小小说：“我也不会和我爸爸划清界限的，就是打死我也不会的。”

“那你是为什么不会的呢？”我问，贺元元姐妹是为了黑白不被颠倒。

“我爸爸是很好的爸爸，不管我爸爸做了什么，我也不可能伤害他。”张小小说。

那么说，除了不像同学贺元元姐妹那样，姚姚也不像好朋友张小小那样。

“你知道姚姚那时候去电影厂贴她妈妈大字报的事吗？”我问仲婉。

“不知道。”仲婉说，“她那是自己去电影厂贴的，要不就是电影厂的人来逼姚姚去的。那时候，要是有人问你去不去贴家里的大字报，总是会去，因为谁都知道，那是考验你的时候。”

19.

可要是那样的话，姚姚应该是做给音乐学院的人看才对。可连仲婉都不知道她有过去贴大字报的革命行为，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起了小时候姚姚对妈妈的惧怕，对父亲的想念，青春期时她挨了妈妈耳光后平静的脸，想起了她不快乐的童年，想起张小小的话。

也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件事。那也是在姚姚和妈妈划清界限差不多同样的时候吧。我仍旧是七岁的孩子，把管教自己的人当仇人。在我的爸爸为了什么小事责备我的时候，我开始犟嘴，但我找不出理由来，于是我说：“我也可以和你划清界限，不要你管的。”记得爸爸那时马上停下嘴，过了好一会，他很轻地应了一句：“是可以的。”然后他什么别的都不说，就离开我的房间。我知道我逃过了一次责骂，也知道真的伤了爸爸的心。七岁的那个下午，我知道伤别人心的滋味真的更不好受。

20.

姚姚是不是真的想要伤到她妈妈的心？因为妈妈曾经一次又一次伤了她的心，她在上大学以后，妈妈把她原来搭在餐室里的小床都拆了。那个家，好像只是妈妈和继父的。这些事，是不是也会化为姚姚的力量呢？她不再是那个站在妈妈身后继续打扇的女孩子了。

听说，“文化大革命”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个报复的机会。在革命的洪流中，被卷在里面的许多恩怨的小石子，借着洪流的雷霆之力，以从未有过的力量击向前方。对姚姚来说，又是什么呢？听说，后来上官云珠问姚姚，她做的那一切，是有人逼她做，还是她出自内心，姚姚掉着眼泪，什么也没有说。

21.

那一年的9月，北京南下兵团第七纵队一百二十六个人到上海音乐学院，他们在小小的，由一些散落在草坪和樟树边的洋房组成的校园里住了下来，号召学生起来打倒党委闹革命。燕凯和北京的学生在大门口的大樟树下大声演说，发动群众，他和许多干部子弟一样，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另一个像父辈经历过的革命大时代，自己终于可以像父辈那样做一番大事业，这样的感觉使得他们热血如沸。仲婉看着燕凯，他整天整天站在那里演说，直到声音完全嘶哑。后来他成了“抗大战斗队”的发起者。“抗大战斗队”是上海大学中最早的造反派组织，它不同于红卫兵组织的地方，在于他们是参加夺权，最终摧毁了党委控制，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22.

音乐学院中，有不少像姚姚一样的黑五类子女，不久，革命者把黑五类子女称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要是与家庭划清界限，也可以当红卫兵造反派。不久，在音乐学院的可教育好的子女中坚决要求革命的人，加入到“抗大战斗队”的外围组织“红战友”中。

姚姚和仲婉跑到教室里，像红卫兵那样，狠狠写了三天三夜的大字报。在这三天三夜里，她们俩商量决定，也参加“红战友”，造走资派的反。

“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困啊？”我问。

“不觉得，真的不觉得，反而觉得过瘾。”仲婉笑着说，“平时看姚姚那种娇弱的样子，可她能熬得很。”

就这样，姚姚认识了“抗大战斗队”的领袖人物燕凯。仲婉熟悉了“抗大”的核心人物桂未殊。

23.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回忆起，那时，姚姚是从什么地方为自己找到一套红卫兵服：一套陆军女兵的草绿色军服，一顶带硬檐的老式军帽，铝制毛主席像章，她还有一条帆布军用皮带，是铜扣子的。那一年许多人曾用它打人，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们用它打过捉进学校来的生活腐化分子，“一皮带上去，一道鲜血紧跟着挥舞的皮带飞出来。”目睹过打人场面的仲婉回忆说，“真的很可怕。”电影厂的红卫兵也用这样的皮带打过上官云珠。她被人一个耳光打得后退好几步，才倒在地上，然后被“红卫兵皮带”打得血肉横飞。参加了红卫兵后，姚姚找来一身衣服换上，她穿着这样的衣服在学校奔忙，是因为她的这身衣服，那张大字报，让家里的保姆记恨姚姚的吗？上官云珠家忠心耿耿的保姆阿妹阿姨一说到姚姚，就说她对妈妈真不好，真没有良心。妈妈天天被打得鲜血淋淋，拖着连路都走不稳的病体回家来，她想念姚姚，可姚姚却不回家。她在外面疯，到处跳忠字舞，开心得不得了。

24.

“姚姚啊，那时候我就记得她跳忠字舞，跳得很起劲的。”贺元元说。

“那时候我已经在牛棚里了。我记得姚姚并不打人，可她一直跟燕凯在一起，戴着红袖章。在学校里，也算是让人害怕的人吧。”周小燕教授说。

“姚姚她有什么光辉事迹值得你写吗？”一个人问，在我四处打听姚姚在学校里的事，想要找到她学生时代的档案，一个不认识姚姚的人有点不解，又有点调侃地问。他问着，忍不住在脸上浮出一个笑，一个打趣的笑。

“她可没什么光辉事迹。”我说。

他看着我，带着一个问题似的。是在问为什么吧。

为什么呢？

25.

我想要写一个普通人，一个不像有的人那样坚强，也不像有的人那样冷静，不像有的人那样聪明，也不像有的人那样理性，对，一个感性的人，一个努力在沙上建房子似的，想要建立自己积极向上生活的徒劳的人，也许还是一个捂着伤口不让别人看，自己也不看的乐观的人，一个实在不懂得怎样去应付，弄得满身满心全都是伤的痛楚的人，一个怕被别人落下，被别人孤立，被别人抛弃的认真的人。我是想，要是我是姚姚的话，生活在那样的年代里，也许像她一样不知所措，像落水的人那样忙乱地在挣扎中下沉。她面对的考试实在太难了。是谁有权利给普通人出这样难的题目呢？从她一出生开始，就开始面对难题了。“生活用一种最残酷的面目向我扑过来。”姚姚曾经这样描写过自己的生活。而且，有时候我望着桌子上姚姚的照片想，她还是一个按照自己天性生活，并没有用是非观修剪自己的质朴的人，即便是她在照相的时候，在脸上放满了扮得十全十美的假笑，在她少女时代，青年时代，和将要进入中年的时候。我是想写一写这样的普通材料制成的人，在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的际遇啊。

26.

“我知道她不是英雄。”我说。

我也知道当年的贺晓秋是个有英雄气的刚烈女子。在1966年那个如火如荼的秋天，姚姚和仲婉一起，乘免费火车到北京去等xxx第四次接见红卫兵；而她们的校友贺晓秋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出发去北京，她去北京找政府部门，为已经被红卫兵隔离了的父亲鸣冤。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xxx佩带红卫兵标志，领着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狂热的学生红卫兵，表达了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所以，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会如火蔓延到全国各地。从夏天的第一次接见以后，全国的学生就开始纷纷涌往北京。国务院对全国铁路系统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各铁路局的火车要免费送学生到北京见xxx，各地政府要为学生提供所有方便。不到十岁的孩子被管着不能去，在大街小巷唱着突然在孩子里流行的儿歌：“我们要去革命大串联，上海市委为啥不同意？”

27.

月台上人山人海，全是去北京的学生，全穿着差不多的衣服，有人不停地用手在胸前摸索，怕别人把自己别在衣服上的xxx像章挤掉了。从门上不去，于是有人从窗爬进去。身手矫健的，是从体育学院出来的。车厢里坐满了，站满了，行李架上坐满了，长椅子下躺满了，最后连薄薄的椅背上也坐了人。大家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彼此亲爱，不分男女，也真的没有人想到性别。

和逃难的车不同，车厢里全是年轻人，此起彼伏地背诵着xxx语录，唱着xxx语录歌，气氛热烈。有时候，也会在组织下轮唱。那是一种在那时很流行的唱法，带着要压过对方的火药气味。“下定决心，”第一部分的人先唱，“下定决心，”第二部分的人紧接着，两部分的人要保持自己的速度，不被另一方拉过去。那是铿锵的歌声，让人的心怦怦地跳。

28.

“你是问那时候去北京的火车吗？”一个人在他虽然已经花白可还是像士兵一样修得很短、显得意气犹存的头发下望着我，他是最早一批在上海的高中里出现的红卫兵，那时几次上北京去等待xxx接见红卫兵，还有一次，是组织了红卫兵长征队步行去的。“很挤，可秩序并不乱，有红旗，旧军装，年轻的脸。那是峥嵘岁月。毛泽东有一句旧体诗，红旗漫卷西风。你能想象那样的情形吗？红卫兵旗从车窗里伸出去，把车厢里染红了，猎猎地响。”他自嘲地笑了一下，“一车的人，都以为自己是青年时代的xxc，中国红色的历史就要从自己的肩膀上继续。”

29.杀青段

“你千万不要把那时的火车写得太好。我看到过凶极了的人，冲上来就问：你什么出身？要吃人一样。我家是银行职员出身，那个人一听，就说：狗崽子，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像我这种出身不好的人，在这样的车厢里暴露身份，就是给自己找了一个批斗的地方。”另一个人告诉我说，“那时候真的，所有的人都虎视眈眈看着你，真的比死还要难受。”隔了三十四年，她说起红卫兵火车上的事，还是把脸屈辱地涨红了，“绝对恐怖。”

这样的火车，一小站一小站地停过去，因为沿途的红卫兵也要去见xxx。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也没有厕所，没有洗脸的水，年轻人肌体的芬芳，酸腐的汗气和排泄物蓬勃的臭气充满了整个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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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到这里就不再更新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