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音乐20

第三乐章 新音乐

序曲：

 革故鼎新，面向世界

日本“明治维新”的启发

全盘西化与困守国故

改革？改良？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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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音乐”，是指在西方音乐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传统音乐不同的音乐。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把古老的中国拉到一个生死关口，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开始土崩瓦解，大一统的国家面临四分五裂。随着列强坚船利炮登陆的，还有强势、新鲜、颇具魅力的西方文化。而中国传统音乐则与国势一样，处在难以为继、急速衰败的状态。

中国传统音乐分为四大类：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民间音乐。随着清朝的灭亡，宫廷没了，哪里还有“宫廷音乐”？中国原有的传统宗教衰败了，宣统皇帝在宣统元年公布了一道“废庙兴学令”，成了压垮传统宗教的最后一根稻草，佛乐、道乐只能在社会底层苟延残喘。传承中国传统礼乐的文人阶层在废科举、兴新学之后迅速被一个新的阶层——知识分子取代，文人之皮不存，文人音乐毛将焉附？文人音乐的代表——古琴音乐几乎被社会整体遗忘，来自西方的风琴成了有条件的学堂里最受欢迎的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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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只有民间音乐因为与底层民众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无法分割，故得以艰难存续、苟活于世。多亏了农业文明的坚韧顽强与无与伦比的再生能力，多亏了中国广大国土不同地域文明的封闭性和对当地民众独特的吸引力，多亏了中国农民自古就有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精神和生态，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底层也是最基础的层面才为未来中华传统文化的起死回生保留了生命的基因与血脉，守住了中华文明的根与魂。

现在回过头来看，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弱势的中国音乐面对强势的西方音乐，在剧烈的冲撞与令人心碎的比较中，经历了无数痛苦的思索与艰难的抉择。对中国音乐家而言，已经成熟且发展到顶峰的西方音乐既是一种冲击，更是一种强烈的吸引。我们的近邻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萌生了学习日本、引进西学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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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创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本普及新音乐的刊物《音乐小杂志》。这本在日本编辑印刷后运抵上海售卖的杂志完全仰赖李叔同个人之力。在“序”中，李叔同痛感中国传统音乐的衰落，在慨叹“湘灵瑟渺，凄凉帝子之魂；故国天寒，呜咽山阳之笛”的同时，满怀激情，以极简练华美的古典语言向国人介绍西方古典音乐。他用“流派灼彰”形容西方音乐史彰显的不同流派，用“新理泉达”形容西方音乐理论的充沛明达，用“瑰玮卓绝，突轶前贤”形容西方音乐不断发展、勇于突破的巨大成就，更用“云滃水涌，一泻千里，欧美风靡，亚东景从”比喻西方音乐不但在欧美盛行，还被日本追随，已然成一时之盛。李叔同指出，音乐可以促进社会健全、陶冶性情，强调了音乐的巨大价值和功用。在这本杂志里，李叔同不但亲笔绘制了一幅贝多芬画像，将其刊登在扉页以配合他撰写的《乐圣贝多芬传》，还亲领风气之先，创作了《我的国》《春郊赛跑》《隋堤柳》这三首后来被统称为“学堂乐歌”的新歌。

图3.1 李叔同绘贝多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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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之后，面对中国音乐的困境和未来，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也进行了不同的实践与试验，其中当然免不了主张“谨守国故”的传统派与主张“全盘西化”的激进派之间的唇枪舌剑。更多的人则认为面对西方文化的进入，改革与改良是必须的，只有认真学习西方音乐，才能将中国传统音乐转化为中国的“新音乐”。

1927年，刘天华等人在北京成立“国乐改进社”，出版面向公众、普及新音乐的《音乐杂志》，主张：“一国的文化，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以算数的。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说得到‘进步’两个字。”杨荫浏在他的《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一文中指出：“国乐的独到价值，必须在与世界音乐公开比较之后，始能得到最后正确的估计。国乐的充分发展，必须在与世界音乐经过极度融合之后，才能达到它应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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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的音乐家，尤其是年轻的音乐人群体中引发了一场学习西方音乐的热潮，除了一些留学生远赴海外音乐院校学习，热潮也催生了中国的现代音乐教育机构。1927年11月，蔡元培与萧友梅创办了中国现代第一所专业音乐学校，起初名为“国立音乐院”，蔡元培担任院长；1929年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担任校长。音乐院和音专的学制，分为研究生、本科、预科、选科、特别选科和师范科。学习的专业，分为理论作曲、钢琴、小提琴、声乐、国乐等。一些外国专家受聘教学。

白俄音乐家于1908年已在哈尔滨组成约50人的交响乐队，演出过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等节目，它可能是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最早的管弦乐队。由外国音乐家组成的“上海工部局乐队”则是当时影响较大、号称“远东第一”的现代管弦乐队。中国学生在作曲理论、声乐、小提琴演奏、钢琴演奏方面成绩显著。意大利学派的美声唱法，以及德奥学派与民族乐派的作曲理论对中国影响甚大，逐渐在20世纪成为中国音乐教育界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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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初开始，新音乐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启迪民智、激发爱国热情、鼓励全民族团结抗战方面厥功至伟。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一代无产阶级作曲家积极投身革命，把音符变成一颗颗杀敌的子弹，把生命化成一首首高昂的战歌，英勇奋战、慷慨报国，成为当之无愧的民族解放的旗帜和号角。一些职业音乐家也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教学，为中国的未来培养、积蓄了音乐人才。

1949年之后，新音乐在中国有了巨大、迅猛的发展，当年上海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发展为上海音乐学院，与新中国成立后陆续组建的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九大音乐学院共同构建起一个规模巨大的专业音乐教育平台，每年培养出大批音乐专业毕业生。从20世纪中期开始，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在声乐、器乐、作曲、指挥等领域走向世界中心，获得一系列著名奖项，在彰显中国人音乐才华的同时，也让先贤们将中国音乐融入世界音乐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学堂乐歌

 ——《祖国歌》与《送别》

你知道一位僧人是中国新音乐的开创者之一吗？

上下五千年，一脉延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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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才子到高僧——李叔同与弘一法师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旷世奇才——李叔同，他就是中国近代“四大高僧”之一的弘一法师。（注意：图片后本段继续）

图3.2 弘一法师（摄于1942年）

李叔同于1880年10月23日诞生在天津一个信佛的盐商家庭，和历史上的许多文人一样，他有许多名号。他出家后法名演音，法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世人尊称其为弘一法师。他是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巨大的爱国者、音乐家、戏剧家、美术家、书法家、艺术教育家、佛教高僧。他一人兼为中国现代艺术中几个门类的开创者，在学堂乐歌、西洋油画、话剧、艺术普及与教育等领域均为一代先驱，即使出家当了和尚，也成为中国佛教律宗中兴的第一人。他的身份从“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才子，到引西方现代艺术进入中国的领军人物和成功实践者，再到选择佛教各宗派中持律最严的律宗以弘法救生，被太虚大师誉为“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成为举世敬仰的高僧。他62年的传奇人生从绚丽至极到复归平淡，为国人树立了一个仰之弥高的精神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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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自幼天资聪颖，多思敏求，6岁即随兄读书，8岁正式拜师学习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兼及书法、金石。13岁读《尔雅》《说文》，习训诂之学，研各朝书法。15岁读《左传》《汉史精华录》，读史观今，已有“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的感叹。青年时代，他文名已盛，享誉津门、沪上。其间，他不但广交文友、激扬文字，其诗词、书法惊艳文坛，且深度关心传统戏曲艺术，与名伶交往，甚至以“票友”身份登场，体验“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之况味。

他关心时事，爱国心笃，“戊戌变法”前后，曾治印一方，“南海康梁是吾师”表达了他鲜明的爱国热情和政治态度。1905年，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后入东京美术学校。在日期间，他与曾孝谷等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并亲自在《茶花女》中扮演女主角，不但开创了中国话剧的先声，且成为在话剧中饰演女主角的第一人。同时，他以一人之力编写出版了《音乐小杂志》，向国人介绍西方古典音乐，该杂志可被视为主动引西方音乐入中国以创造中国新音乐的先锋。从编、写、译、绘、设计、出版到发行，均系李叔同一人所为，他不但志向高远，且心手相应，可谓目极云霓、足踏实地，空前绝后。他致力于歌曲的创作，不但填写了许多广为传唱的“学堂乐歌”，还创作了中国人的第一部三声部合唱作品《春游》和第一首钢琴伴奏谱，是为中国人依西方作曲技法创作的第一首现代多声音乐。他的油画创作，如《自画像》《半裸女像》等，亦是中国现代油画创作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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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李叔同回国，先后受聘于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上海城东女学、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后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授文学、音乐、美术等课。其间，他加入“南社”，被聘为《太平洋报》主笔，与柳亚子创办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后加入西泠印社，与艺术大师吴昌硕时有往来，并组织金石书画学生社团“乐石社”“宁社”。李叔同在中国普及西方艺术形式的同时，不忘中华文化之魂，在创作油画与现代歌曲的同时，积极创作和弘扬书法、篆刻等中国传统艺术。在他身上，无古今中外之别，亦无人生与艺术之分，浑然天成。（注意：图片后本段继续）

图3.3 李叔同出演《茶花女》

1918年春节期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皈依了悟和尚，成为居士，得法名演音，法号弘一。农历七月于该寺剃度，九月在灵隐寺受比丘戒，正式出家为僧。出家后，弘一法师断绝尘缘，除以书法弘扬佛法外，不再涉及其他艺术形式。他将自己的书籍、画作、诗稿、衣物杂品馈赠故友门生留作纪念，将自己所有的金石篆刻留赠西泠印社。该社同人按照古代文人“诗龛”“书藏”的传统，凿壁庋藏，希望这批珍贵的金石“庶与湖山并永”，与山河大地一样永恒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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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曾在江浙、福建等多处寺庙挂单修行，更精研南山律宗，身体力行，严格按照律宗法规坐卧行止，实修亲证，用高洁无瑕的宗教实践弘传律法，遂成为南山律宗中兴之祖。1942年3月，他外出讲经归来，驻锡泉州开元寺，后居温陵养老院。7月，应邀为四众讲解出家剃度仪式。8月，讲《八大人觉经》。10月2日渐示微疾，10日下午写下“悲欣交集”四字，是为临终绝笔。13日晚8时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一代高僧，了却此世尘缘，留下无尽宝藏。（注意：图片后本段继续）

图3.4 弘一法师绝笔“悲欣交集”

李叔同与弘一法师，是一个人，也非一个人。李叔同才华绝代，是中国现代诸多艺术领域的开创者、领军者；弘一法师是佛教大德，与虚云、太虚、印光并称为“中国近代四大高僧”。现在有些影视作品以“弘一法师”为名，主要表现的却是“李叔同”。岂不知，这样的渲染一定得不到弘一法师的首肯，因为李叔同的才子人生已被他自己否定，“风风雨雨忆前尘，悔煞欢场色相因”中的“悔煞”二字，就是他对前半生的结论。对他传奇的一生，赵朴初有诗赞曰：

深悲早现茶花女，

胜愿终成苦行僧。

无尽奇珍供世眼，

一轮明月耀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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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今人深思的是，无论是艺术家李叔同，还是高僧弘一法师，都始终是一个爱国者，这光耀天心的“一轮明月”年轻时曾在《满江红》中浩歌：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

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

只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

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出家后，弘一法师依然心系祖国，他摒弃了所有曾经深爱的艺术形式，只以书法示人。在抗战期间，他书写多幅“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条幅广送四众弟子，并在后加跋语：“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他鼓励当时高举“上马杀敌，下马念佛”旗帜的中国佛教界爱国僧众投身抗日。他的亲传弟子、画家丰子恺在其《护生画集》中充分阐发了他的观点：“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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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的唱歌课——学堂乐歌

李叔同早年创作的《祖国歌》是其爱国主义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学堂乐歌以中国传统乐曲填词的代表作。所谓“学堂乐歌”，即清末“戊戌变法”后在我国建立的新式学校里的歌曲，是我国最早的“校园歌曲”，也是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开端。当时，清政府与国内大部分知识分子有感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希望能步其后尘。其中，学习日本兴办以西方教育模式为榜样的新学，引进西方的先进理念和科学，培养新人才，传播新思想，奠定维新改革的基础，曾是朝野一致的共识。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废除科举；1909年，宣统皇帝颁布“废庙兴学令”，在纷纷建立的学堂里，唱歌课与其他直接借用日式汉语命名的课程，如语文、体育一样被同等对待。为此，许多知识分子积极创作学堂乐歌，推进美育教育，其中李叔同、沈心工、曾志忞（mǐn）等都创作了大量学堂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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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的传统民歌小调被视为旧文化，不在新式学堂的视野里，而适合学生学唱的新歌又几乎没有，于是，当时的许多歌曲仿效日本的学堂乐歌，直接拿来西方曲调再填词。如沈心工《勉学》的曲调来自美国歌曲《罗萨·李》，《拉纤行》的曲调来自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话别》的曲调来自法国民歌《一个半小时的游戏》；李叔同《送别》的曲调来自美国通俗歌曲作家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叶中冷的《跳舞会》曲调居然是英国国歌！也有一部分学堂乐歌的曲调来自传统音乐，用大众原已熟悉的曲调填上新词，不但继承了中国古已有之的“旧曲新词”的填词传统，也更利于走出学堂，在更广大的社会传唱。李叔同的《祖国歌》即是最优秀的代表作，曾广为传唱，影响了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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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首歌曲是李叔同在上海沪学会补习科上的教学用歌。该歌曲词最早载于1904年《新民丛报》第3年第3号《亚雅音乐会开会式为甲辰卒业生送别记》一文，会上所唱《大国民》一歌歌词与后来广为流传的《祖国歌》基本相同：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

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

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

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

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

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

谁与我仗剑挥刀？

呜呼，大国民！

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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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歌的曲调，与大多数学堂乐歌用日本、西洋现成曲调填词不同，选用了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民间乐曲《老六板》填词。“老六板”也称“老八板”，在全国各地均有流传，普遍存在于河北、山东、山西等中原腹地的多个乐种中，比如前文提到的山西八大套、西安鼓乐，以及河北吹歌等。《老六板》也是筝、琵琶等民族乐器著名的独奏曲。甚至在边远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亦有这一体系存在，如在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称为“十八板”，在内蒙古地区称为“八谱”或“八音”。“老八板”是一个“母体”，可以在此基础上加花变奏，形成诸多异彩纷呈、同中有异的变体。在江南丝竹中，有以“六板”“快六板”“花六板”“中花六板”“慢六板”连缀而成的套曲，可谓“五世同堂”，其中“中花六板”和“慢六板”也常作为独立乐曲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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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选用中国的民间乐曲为《祖国歌》配曲，可谓匠心独具。假如这首表达中国人存在感、自豪感的歌曲也和大多数学堂乐歌一样用外国曲调演唱，则词曲相乖、不伦不类，内容与形式严重冲突。李叔同配曲的《祖国歌》词曲毫无违和、相得益彰。歌曲的头两句，用平缓、流畅的旋律开始，把祖国悠久的历史、广袤的国土用一种“大国民”才有的自尊、自信沉稳舒缓地娓娓道来。中段，当歌词将“大国民”的自信、自尊升华为自豪的时候，旋律一个八度大跳，“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的歌声喷涌而出，如水出夔门、云横高天。在之后“呜呼”的浩叹中，作者把中华民族在当时那种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国败民困的环境下，急需的民族精神、不屈意志、豪迈气概完美展现，慷慨高歌，催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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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六板”的本体就像我们的民族平时所呈现的那样，平和、优美、不卑不亢、不疾不徐。但是，在与李叔同的歌词结合之后，就像中华民族每当面对危急时刻那样，立刻激发国人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情，在“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山水之间，展现出奋不顾身的英雄形象。江南丝竹的温婉吟弄，化成了燕赵之士的慷慨悲歌。让一首典型五声音阶的民间曲调与近代中国人的激昂情感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应该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但李叔同做到了，而且是在那样一个年代。

提到李叔同的歌曲创作，就不能不提这首国人最熟悉的《送别》。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早春二月》和80年代的电影《城南旧事》都用了这首歌曲作为主题曲。尤其是根据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作品拍摄的电影《城南旧事》在中国大陆放映时，正赶上“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遂引起社会极大关注，许许多多年轻人也是从这首歌知道的李叔同。这首意境深沉、旋律优美、略带感伤的歌曲甫一问世，便虏获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心，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这首优美抒情、“哀而不伤”的歌曲钟爱有加，使该曲几乎成为所有离别场合酒酣耳热之时的必唱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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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祖国歌》的爱国主义和鲜明的政治态度不同，《送别》吟诵的是全人类共有的惜别之情；与《祖国歌》选用中国民间曲调配曲也不一样，《送别》直接选取了外国曲调——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日本歌词作家犬童球溪先用《梦见家和母亲》的旋律填写了一首名为《旅愁》的日文歌曲，李叔同在日留学期间听到这首歌，印象尤深，于是用这首歌的旋律填写了中文的《送别》。没想到，他文雅、清丽、诗情画意的诗句配合同样清新婉转且略带忧伤的旋律，凝成了一种巨大的感染力，近百年来传唱不衰。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边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19 杀青段

李叔同出家却未离国，弘一法师圆寂亦长留人间。法师圆寂前曾留一偈：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忘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1985年，我在《光明日报》写过一篇短文来介绍莫扎特和李叔同，即以《华枝春满 天心月圆》为题。在那篇短文里，我写道：这八个字，饱含着一种比字面意义更广阔、更深邃的东西，它是理想，是艺术的至境。在莫扎特和李叔同的音乐中，我都感到了这种难得的意境。

相关链接：第一篇 引子 299051

第一乐章：乐器与器乐

第二篇 序曲 740737 第三篇 圣人之器 666563

第四篇 家国情怀 810803 第五篇 来自西域的乐器 856579

第六篇 化凡为圣 969617 第七篇 呼吸吐纳皆是情 249917

第八篇 中国最古老的乐种 507109 第九篇 民间乐器 126609

第十篇 佛乐与道乐 228627

第二乐章：民歌与民乐

第一篇 序曲 366901 第二篇 宋朝歌曲 573545

第三篇 民歌就是黄河水 134663

第四篇 民歌恰是穷乡好 158953

第五篇 茉莉花与图兰朵 109069

第六篇 天下民歌左权汇 686421

第七篇 蒙古族民歌 813479

第八篇 维吾尔族木卡姆 568167

第九篇 海菜腔与侗族大歌 317997

第十篇 朝鲜族民歌与藏族民歌  490081

第十一篇 戏剧音乐于曲艺音乐  485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