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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5

1.

我和思想进步的同学做朋友，就表现好一点，要是和思想不要求进步的同学在一起，就消沉下去。在初中的三年中，我甘居中游，安于现状，没有什么意志力。升高中时，也听到别人对我的升学有意见，认为像我这样的成绩不应该能升入高中。听到这样的说法，我有些害怕，思想上也受到震动。但后来我就忘记了。开学不久，我就与政治上不求进步，甚至有不正确思想的同学在一起，学习上不能集中思想，成绩下降，不向老师汇报思想，不关心集体，政治学习不发言，上课答不出问题，主课回不出功课，与同学不谈心，总之成了坏学生，犯了错误。正在情况严重的时刻，老师、组织救了我，三番五次找我谈话，帮助我扭转思想。后来，同学们为我开了小组会，为我批判，分析，我也做了检查，表示愿意接受教育，改正错误。

2.

“记得那一年妈妈打姐姐。那是夏天的事。那天妈妈一边吃饭一边骂姐姐，姐姐站在妈妈后面给她打扇。妈妈骂到生气的地方，转身就打了姐姐一个耳光。妈妈的声音不大，可是脸一沉下来，很厉害的。妈妈打完姐姐，继续吃饭。姐姐什么也不说，谁也不看，接着给妈妈打扇，一下一下地扇着。”灯灯说，“我很害怕，躲在客厅的高背沙发后面偷偷看。姐姐没有哭，脸上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非常平静。”

“为什么骂她打她？”我问。

3.

“表面上是因为妈妈才给姐姐买的新手表，就被姐姐弄丢了。其实，是因为姐姐在学校里恋爱了，她好像是爱上了他们班上的男生。”灯灯说。

“听说姚姚给那个男孩子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她喜欢《复活》，约他一起去看苏联电影。”桂未殊回忆说。那时候，中苏两国非常友好，中国学生都喜欢看苏联电影，像《白夜》，《白痴》，《复活》，《红帆》，《脖子上的安娜》。《红帆》是个爱情电影，十分抒情。王子的红帆船从蓝色的大海中驶来，来接他曾经邂逅的姑娘。

4.

“那时候能看到的唯一的外国电影，就是苏联电影。我们附中老师鼓励同学多了解姐妹艺术，所以我们常常在不上课的时候，男女同学结伴去看电影，看展览，看演出，听音乐会。我们不像普通的中学，他们那时候男生女生根本不说话，也不来往，很极端。我们这种艺术学校，同学常在一起活动。那时候我也常看到那个男孩子和姚姚在一起说话，他穿着颜色很淡的蓝色夹克，我还记得。我估计他们也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去看过电影。那在附中是正常的事。”仲婉说。

5.

不同的是，后来姚姚给他写了一封信，那是一封一个女孩子喜欢了一个男孩子会写的信，在云淡风清里面，带着热烈和唐突。大多数女孩子在青春的时候，都写过这样的信，只是大多数女孩子是等男孩子先写来了信，她们才回信的。信里有差不多的主题，差不多的感觉，谁都能够看出来，在那词不达意的信里，咚咚地跳动着一颗张惶而热切的心，那就是纯洁的心渐渐醒来的样子。

6.

我惊奇的是，姚姚从小目睹着男女之间的恩怨成长，可是，当她长大，她还能够这样热切地勇敢地表达自己，她还能够这样恳切地渴望着感情的安慰，她的心实在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多了。也许姚姚这样的人，是太需要感情，需要知道有人爱自己，自己也可以热烈地爱上一个人。在一个人青春期的时候，想要爱的念头，常常要比什么别的都强烈。想要爱上人的念头，会像开锅的牛奶一样，在一分钟里面升高，“噗”地漫出牛奶锅，不可收拾。

7.

姚姚也曾经有了这样的一天。

“那个男生长得说不上好看，在我记忆里是瘦小的，白白的，但很摩登的，骑着很好的自行车来上学。他的钢琴专业很好，但不要求进步，什么事都是无所谓的样子，也从来不争取入团，好像跟同学也不常常来往的。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个出身不好的小开。你知道小开的意思吧？”仲婉问。

“就是资本家的儿子。”我说，“那种头发梳得光光的，讲究衣着的，懂得享受的，一眼让人看出家庭背景非常不红色的男孩子，有一点点格格不入的遗少气味。”

8.

仲婉高声地笑了：“你说得有一点像。我的印象里，他很像一个纨绔子弟，干什么都是吊儿郎当的，他跟要求进步的同学不怎么来往，所以我不怎么了解他。”

“但是他的琴好。”我说。

“那时候，专业好在学校有面子，可出身不好光功课好的同学也没什么前途，因为上大学是要看家庭出身的。工农家庭的孩子，专业不好，也可以保送到本科，一般家庭背景的孩子，除非你的专业很过硬。而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功课再好也没用。他的前途很有限，大概这也是他吊儿郎当的原因吧。我猜想。”仲婉说。

原来姚姚第一个喜欢上的，是这样一个男孩子。

9.

“当时上海是有这样一小群男生，家庭出身不好，知道自己将来的前途有限，可是拼命读书。我也是那样的男生。”约伯说，“我们这样的人，从来不和团员来往的，连话都不说。其实心里是有点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这种人，功课学不好，所以别的事情上那么起劲，真本事一点没有。我们这样的人，就算是不要求进步的吧，在功课上和进步的人较劲。其实心里知道自己不会有什么前途，可在功课上还是一定要赢过他们团员。上劳动课，政治课，都不起劲，有时就逃课，大家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那时候，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玩法，听捷克来的爵士音乐，打拳击，骑英国自行车，读世界名著。”

这么说，也算是那个时代小小的异类少年吧。

“你们就是那种上海老克勒呀。”我说。

约伯不置可否地笑。

10.

姚姚的专业成绩很一般，可是家庭背景比那个男生要红色一点。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接见，让她的妈妈在1957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已经内定好了的右派名单里消失。据说，上官云珠被解脱以后，另一个同事就顶了她的右派名额。在宣布以后，那个同事很快被送到青海劳改农场去了，就像约伯的姐姐一样。而过了不久，上官云珠跟着中国电影代表团出国参加电影节，要是有外国同行来访，她也总是被通知参加接待。在1960年代封锁国门，普通老百姓根本不能和外国人有任何接触的情形下，这是至高无上的信任和荣誉。那是上官云珠的好时候，她从国外给姚姚带回了一尊象牙雕刻的小象，给灯灯带回的是当时最时兴的彩色塑料旅行杯，那是一个扁扁的圆盒子，里面有五个大小不一的塑料圆环，像中国盒子一样套着，把它们拉出来，就成了杯子。要是盛了热水，杯子就在水里散发出塑料淡淡的刺鼻气味。

11.

单纯的女孩子，在青春的时候，很容易喜爱一个生活有遗憾但又是出色的人，就像美人会爱上野兽的那种柔情。我不知道姚姚是不是也有如此的柔情？混合着怜惜和同情，还有对一个专业很好的同学的佩服。我相信那是有许多东西混杂在一起的甘美感情，它像开放在褐色枝条上的玉兰花一样，那么大，并不很白，而是带着一点点黄色的温柔的白色，它们甚至等不及叶子也长出来，就在春风里突然开了，带着一些怪诞。要是在暗夜里看它们那样不顾一切地盛开，就会让人想到那些在舞台上穿着白色大袍子演希腊悲剧的小人，保持着的悲怆而抒情的样子。我不知道姚姚是对他的趣味着迷呢，还是沉醉在自己内心的柔情里。人的内心是那么幽暗曲折，何况是那样成长起来的姚姚。

12.

那个男同学把姚姚的信交给了班长。曾和姚姚一起学过钢琴的桂未殊觉得也许那个男生以为姚姚的感情会要杀死他。而仲婉觉得那个男生是怕触犯学校的规定。学校当时规定，学生恋爱就要受到除名的处分。他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必须小心从事。约伯认为是因为那个男生根本不喜欢姚姚，要是喜欢，他就会有适当的勇敢。

13.

约伯说：“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也有过一个女生给我写小条子，抄诗歌。然后，我们也是一起去看电影。约好去看电影的那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全班的女生都知道了。我们走在路上，回头一看，班上的女生居然全部跟在我们后面，大家都有兴趣极了。那种年代，在高中里，男生女生连话都不说的，看到了也不打招呼，好像很纯洁。其实，心里觉得男女关系神秘极了，像洪水猛兽。我们知道她们在后面跟着，可照样去看电影。那天我们是在全班女生的护送下走进电影院的。第二天，老师就找我谈话。老师说，陶约伯，你谈恋爱啦？我的头嗡地一声就大了，我还记得，当时心里难过极了，感觉比数学考了两分还差。我记得，那时我马上把脚上的破球鞋伸出来给老师看，我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穿着破球鞋的人，怎么会想到要谈恋爱呢？谈恋爱的人都会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才对呀。那时候，谈恋爱很丢人，不是轻易可以做的事。他害怕，有他的道理。可姚姚就比较惨了。”

14.

姚姚给男生写信的事，一下子就在学校里传开了。和开朗直率、父亲是个从解放区过来的电影演员的仲婉不同，姚姚身上隐现着从旧上海的伶人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女孩子浮华幽暗的复杂气味，她对自己家庭时而掩盖、时而显露的态度，既想让人家知道自己与众不同，又想把自己混进大多数天真朴素的同学中去的矛盾心情和做法，在1960年代朴素的乡村式道德观肃整下成长起来的同学心目里，她是一个带着两面性的异己。在带着遗少情怀，用少年意气默默抵抗自己命运的同学心目里，她也是一个带着两面性的异己。其实，大家都是带着疑问和警惕的眼光来看她，都隐隐约约不高兴地感到姚姚有什么瞒着自己的事，所以，并没有人真正同情她的处境。也许这就是同学们要开小组会批判和分析姚姚的原因吧。

15.

“姚姚很白，她的皮肤很白，很透明。遇到一点点事，她马上就会脸红，而且很红，连眼皮都是红的。那样子，好像脸皮要破一样。是娇小姐的样子。但是，”仲婉有一点为难地顿了顿，才决定说下去，“但是，那时候同学们也议论说，姚姚是一个比较轻的女孩子，她对男同学的举动也常常很随便，高兴起来，会从背后抱别人一下啦，她就是这样的做派。那时候没有人这样做的。所以别人会议论，她妈妈在生活上就是比较随便的，她也是。”

16.

仲婉的这个“轻”字，是含含糊糊，换气似的出现在她响亮而清晰的声音里的，这是“轻浮”的意思吧，只是仲婉不愿明确地表达出来。在学习雷锋的1960年代度过青春的人的概念里，这是很重的责备和很大的轻蔑，也是一个可以包罗万象的词。仲婉拿她的眼睛讪讪地望着我，带着重提不快往事的抱歉和为难，她是在实现她对我的诺言，她曾说过她会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我。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诺言对仲婉的重量，当姚姚眉毛长长的笑脸在我们的谈话中，像冬天天上的月亮苍白地闪烁时，我才慢慢意识到姚姚并不是一个让人提起会感到愉快的女子，也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轻松的女子。

17.

“说什么好呢？”常常认识她的人是这样开始的，“姚姚，”他们不看我，想着，脸上像盖了一层棉被似的迟钝起来。“还是你问吧。”然后，他们就这样决定。如果我没有触及，他们就可以不必惊动那些已经沉入回忆之中与姚姚有关的另外一些不快往事，他们大都不肯轻易砸开那已经在个人记忆中结了薄冰的苦海。只有仲婉和张小小，答应把自己知道的事实都告诉我，她们曾是姚姚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体会到了诺言给人带来的痛苦。仲婉没有说她的想法，但我相信，“姚姚是个比较轻的女孩”，这也是仲婉自己对姚姚的看法。只是仲婉不忍这样说出来吧。

18.

“姚姚又羞又气，两天不肯来上学，在家里抱着被子哭。后来是老师出面说了同学之间的友谊比金子还要宝贵之类的话，才平息了。”桂未殊回忆说，那时他已经离开附中的钢琴专业，去学大管，学校要培养他跳级上本科的指挥系。在1963年，他属于专业好、家庭出身也好的幸运少年，他出生在一个有地下党背景的作家家庭里。

可是，真正平息了吗？

姚姚在那些纸上写着：

虽然这样，但实际上很痛苦。认为自己是全班全校最差的人，别人都看不起我。特别在接到报告单上的品德评语时，更增加了这种想法，我觉得无论学习，思想，没有一样是好的，满身都是疮疤，背上了一个自卑的包袱，抬不起头来。我想自己以后要不声不响做老实人，自己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了。

19.

这就是那一年上官云珠在家里打姚姚耳光的原因吗？灯灯在高背沙发后面看到了妈妈盛怒的脸。她是因为别人说姚姚轻浮而愤怒呢，还是因为姚姚爱上了什么人，为姚姚的行为失当而愤怒？或者说，是为自己唯一留在身边钟爱的孩子那么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名誉，不懂得这时候已是如履薄冰的人生而愤怒？总之，她一定是为姚姚的不争气而愤怒了，于是她沉下了在电影里总是巧笑倩兮的脸。“妈妈要是一旦拉下脸来，那样子可厉害了。”灯灯说。

20.

要是照弗洛伊德的说法，那里应该还有嫉妒，妈妈对青春期女儿的嫉妒，笼罩在母亲对女儿操守的严厉管教中，这使得母女的关系里战云密布。女儿还在劣势中，像姚姚那样，妈妈吃饭的时候，她得在后面打扇，即使是妈妈打了她，她还是继续打扇。但被打热的那半张脸，像有怒火在燃烧一样的烫。“总有一天，我要离开你。”许多女孩子在这时候会这么想，“我离你远远的，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再也不用你来管。”她们知道现在不是时候，所以并不反抗。但也不再像小时候被妈妈责打时那样流泪，表现出自己的难过。她们用自己平静的脸，表达对妈妈的轻蔑和抵制。从小家教严厉的女孩子，常常是从一张平静的脸开始青春期的反抗的，好像在说，你打吧打吧，我一点也不觉得疼。

21.

“姚姚也是垂着她的眼帘吧？”我问。

“是。”灯灯说。

然而含义是不同的了。

后来学校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我注意红了，但又放不好红和专的关系，放松了学习。但不管怎样，我对自己的要求进步了一些。只是由于自卑，还不敢大声说，大胆做。那时我的主课老师对我很关心，她帮我订了个人计划，当时我这样想，让我按照计划暗暗做，哇哇喊反而不好，别人看见既会说不踏实，而且会被人笑话：“你这样差的人也算要求进步。”所以我还是不声不响。这是我小资产阶级自暴自弃的心理的表现，多少还有点“让我做好了，给你们看看”的一鸣惊人的想法。但是，我的进步并不大。因为没有集体的力量，我这种个人奋斗的想法最后也是失败了。

22.

主课老师发现我在弹琴上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手酸的原因，是方法错了。新的主课老师带我到大学部教研组去找到了问题。老师决定要我回到高二的程度重新开始，大抓基本功，并做很多枯燥的基本练习。我很吃惊，从高二时候开始重来，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简直就是开玩笑。于是，我不想学钢琴了，我毛病多，手指软，而且小，耳朵也不好。钢琴对我来说太困难了，我对戏剧发生了兴趣，想要换条路走走。但妈妈和老师都不同意我换课，特别是主课老师，说要是我发挥主观能动性，刻苦学习，还是可以学下去的。由于妈妈与老师的话，再加上自己当时也较要求进步，经过斗争，把个人的东西打消了些，又安下心来学钢琴了。

23.

姚姚这么写道。

“姚姚是跟我说过，她不喜欢钢琴，不想学下去了。”张小小说，“但是她妈妈和学校都不同意。她只好学下去。在我的印象里，姚姚在学校里是个好学生，出人头地的，所以听她这么说，只以为她有什么事不开心，一时说说，不当真的。”

“姚姚的功课是很一般的。”仲婉说。

原来灯灯在上海听到姚姚天天弹的练习曲，是这时学校规定了的返工的功课。“原来我只把不愿意继续学习钢琴，看成是自己怕困难，其实，这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暴露，应该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才能更好地改造自己。”姚姚这样写。原来那时的孩子，要把自己不能喜欢和胜任的事，当成自己的政治问题来检讨的。这样长大的姚姚，还是约伯记忆里一碰就眼泪汪汪的人吗？

24.

“我见到的姐姐，总是兴高采烈的。照相的时候，要是我没有笑，她就用手来胳肢我，一定要让我笑。”灯灯说，“我记得，什么地方有了姐姐，什么地方就有了笑声，大家的兴致就高起来了。她的朋友都喜欢她。我在北京长大，喜欢听单口相声，也能成段成段的背。到上海来，姐姐总是带着我去她的同学家玩，或是参加她们的同学聚会。她最喜欢动员我为大家表演相声，可我是个窝里横，就是不愿意在外面表演。姐姐就拿眼睛瞪我，她要是把脸沉下来，也像妈妈一样厉害。”

25.

“她看上去很快活，很开朗，女生常常在一起疯，里面总有她的声音。可是，其实你仔细观察，就能看出她的心里并不是像她做出来的那么高兴，她装成幸福的样子。”仲婉说，“我们在一起排戏，学校里演话剧，她演一个被敌人追捕的地下交通员。接触的时间多，我就能看出来。有时候她很起劲地说笑话，可是她的笑是装出来的。”仲婉的脸上，从风霜和皱纹里渐渐展开了一个悻悻然的笑容，那是一个自尊而直率的女孩子感到不被朋友信任的面容，她很快地盯了我一眼，那也是一个女孩子委屈而慌乱的眼神，不知道应不应该克制自己的不快，把它藏在心里，装不在乎。她一定是想起了姚姚努力掩饰自己心事给她的失望。这肯定不是仲婉一个人的感觉，在姚姚的品德评语上，我看到过“不够信任同志”的缺点，希望她在下学期改正。

26.杀青段

“她想要掩盖什么呢？”我问。

“总是她心里的事情吧。”仲婉说。

这么说，姚姚是想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子，生活在十全十美的生活里。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这时候开始向往自己将来的生活了，姚姚扮演的那种女孩子，就是她对自己生活的向往吧。为了扮好那样一个女孩子，她像仲婉说的那样，苦苦藏着生活的真相，看起来，她并不懂得扮演什么样的人，你以为你是，可真实的却不是，对周围的人来说，这就是不诚恳。在少年人的友谊中，不诚恳的人，就不会有朋友。我想起爽朗的仲婉在见到我时，最初说过的话。我们在她家的沙发上坐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