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限戏鲸习读专用

母亲和乌托邦

1.

来到印度后，我开始用手吃饭。

印度人告诉我，用手吃饭才能尝出咖喱的本味，否则吃进嘴里的只是“勺子的不锈钢味”。进入泰米尔纳德邦后，我更是被剥夺用盘子的权利，开始在大芭蕉叶上吃饭。

走进泰米尔的传统餐厅，侍者会把一张大蕉叶铺在你的面前，然后把米饭、几样咖喱放在蕉叶的不同位置上。你需要用手指将米饭和咖喱搅拌在一起，再一口一口地送进嘴里。每个人面前——无论年龄、阶层，穿裤子还是穿围腰布——都是一张大芭蕉叶。人们低着头，用灵巧的手指搅拌着咖喱，轻松地一掬，送到嘴里，不时甩甩手，把粘在指间的饭粒甩回芭蕉叶上。那情景可以说十分有趣。

2.

提着大桶米饭的侍者，在餐厅内来回溜达，不断给客人免费加饭。直到你打着赞美的饱嗝，把大蕉叶合上，意思是“多谢款待”，侍者才将大蕉叶收走，同时递上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碗温水和两块柠檬。

我的一个朋友曾把这当成饭后柠檬水一饮而尽，结果一回酒店就狂泻不止。实际上，水是洗手用的，把柠檬汁挤进碗里，可以洗净手上的咖喱，指间还会留有柠檬的清香。

如果不把误喝洗手水的情况考虑在内，泰米尔餐厅的卫生状况堪称可歌可泣。旅行期间，我吃了各种食物，一次都没有中毒。

2.

街头有很多卖鲜榨果汁的小贩，这点和印度其他地方类似。不同的是，卖西瓜的小贩更有艺术细胞。他们会将西瓜皮完全剖掉，将瓜瓤切成普洱茶饼一样的形状，一层一层地摞在摊位上，好似一座红色的印度教神庙。

这样摆摊的好处显而易见：景象足够壮观，甚至颇为诱人。但是他们似乎忘了天气炎热，东西本来就容易变质的残酷现实。加之街上尘土飞扬、苍蝇乱飞，没有瓜皮保护的西瓜瓤完全暴露在外，尽管口渴，我也没敢买上一块。

我特意观察旅馆附近那个卖西瓜的小贩。上午出门时有一车西瓜，晚上回来时也没卖出多少。我想，除了敢死队，大概谁也没有勇气吃这样的西瓜。这座形式主义的“西瓜神庙”将来的命运如何？也许，只能喂牛。

3.

在芭蕉叶上充满野趣地吃了几天饭后，我还是很高兴能够再次用回像模像样的餐盘。经过一番辗转，我到了本地治里——泰米尔纳德邦的飞地。1954年以前，这里一直属于法国，返还印度后也由联邦直辖。从历史文化到规章政策，都与泰米尔纳德邦不太一样。

本地治里是印度罕见的不太像印度的地方。这里仍然大量使用法语，包括路牌和政府机构的牌匾。街上有数量众多的波西米亚式店铺，贩卖手工艺术品和杂货。常驻的外国侨民很多，包括当年著名的法国夫人米拉·阿尔法萨，当地人称她为“母亲”。

与加尔各答的“母亲”特蕾莎修女不同，本地治里的“母亲”是一位“脱离肉身”的乌托邦灵修主义者。1968年，她在离本地治里不远的荒地修建了一座“黎明之城”。

4.

本地治里分为法国区和泰米尔区。法国区位于海边，拥有干净得在印度绝无仅有的林荫大道和雅致的法式阁楼。我正是在一家法式阁楼改建的餐厅里，再次欣慰地用上餐盘。那晚，我吃了用香料渍过的烤马鲛鱼和椰子浓汤，喝了久违的夏布利白葡萄酒。一边聆听窗外的海潮声，一边珍惜地小口呷着酒，感到一种救赎。

或许因为习以为常，这一次在南印度旅行，我并未感到上次在北印度旅行时的那种“极度疲惫”。然而，一旦在惬意的环境中放松下来，疲惫感就像癌细胞一样迅速繁殖起来。

5.

我在本地治里休整数日，几乎只在法国区活动。我在绿意盎然的街区漫步，累了就走进咖啡馆或画廊，时常感到自己走在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外景中——派的故乡正是这里。

本地治里有一条长长的海岸线，我喜欢沿着海滨大道漫步，让盐味的海风吹拂在身上。海边没有像样的沙滩，也不能游泳，海水冲刷着黑色的礁石，留下一串串白色的浮沫。我每天都会遇到一个卖气球的小贩。他很黑，很瘦，担着一根扁担，上面拴着很多气球。有一天，他终于凑过来问我要不要气球。

“五卢比，先生。”

6.

我买了一只粉红色的气球，问他是不是吉卜赛人。我几乎已经有把握分辨印度人和吉卜赛人。一般来说，吉卜赛人更黑也更瘦，说一口连印度人都难懂的方言。果然，卖气球的小贩是吉卜赛人，住在离此不远的卡鲁瓦蒂库帕姆村。他告诉我，那里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垃圾场，堆放着本地治里的生活垃圾。

“我卖气球，”他磕磕巴巴地说，“老婆和小孩捡垃圾。”

“生活还好吗？”

他像印度人那样晃晃脑袋，表示肯定。

后来，我在去金奈的路上经过卡鲁瓦蒂库帕姆村。那片五颜六色的垃圾海洋着实令人惊叹。

7.

卡鲁瓦蒂库帕姆村距离本地治里只有几公里，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这让我对本地治里的法式风情，乃至这里蓬勃发展的灵修事业，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本地治里的灵修传统，是印度最著名的精神领袖之一奥罗宾多开创的。

奥罗宾多一生传奇：他早年求学于英国剑桥，后来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地下活动，最终在本地治里成为一名灵修者，从事神秘主义、灵性和瑜伽的研究。

正是在这里，奥罗宾多遇到他的法国崇拜者——“母亲”阿尔法萨。后者不仅成为他的接班人，还开创了奥罗宾多修道院以及更著名的“黎明之城”。

8.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曾为奥罗宾多和米拉·阿尔法萨拍摄过一张合影。照片中，两人坐在铺着豹皮花纹坐垫的大椅子上，头顶上方有象征宇宙的神秘图案。奥罗宾多留着大胡子，一袭白衣，袒露着肩膀。“母亲”则穿着纱丽，围着头巾。

据说，“母亲”收到过价值超过十万卢比的纱丽。在奥罗宾多去世、财政困窘的年月，她多次卖掉纱丽，为修道院募集资金。

20世纪60年代，“母亲”已经被信徒视为圣人。当时，欧洲各地爆发青年学潮，“母亲”决心建造一座自给自足、按需分配的乌托邦，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无论种族、国籍、贫贱——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乌托邦的终极目标是消除货币，实现大同。

9.

如今，这座“黎明之城”依然存在，居民两千两百人。我决定过去看看。

我打了一辆摩的前往，不久就进入棕榈树、金合欢树和桉树的密林。密林间有一条红色土路，两侧是一些简易旅馆。乌托邦成立之初的任性招募时代早就过去，现在想要成为“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那些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如工程师、程序员、有机农夫等，最受欢迎。对于仅仅是被乌托邦理念吸引，但缺乏谋生工具的人（比如旅行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在路边旅馆长租一间房。虽然不是“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生活开销也要自己负担，但离乌托邦很近，方便成为免费志愿者。

10.

旅馆里也住着一些有竞争力的工程师和程序员。他们住下来是为了考察“黎明之城”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入籍是一个很严肃的决定。一旦成为正式居民，就肩负起某种道德责任。几乎没有随便退出的人，因为那会被视为对其他居民的严重伤害。

随着离“黎明之城”越来越近，骑着小摩托车的居民也逐渐增多。他们大都是戴着头盔、目不斜视、眼神极其平静（想必内心也是如此）的西方人。

在“黎明之城”的博物馆里，我看到一份常住居民统计。除了印度人和欧美人，这里还有几个日本人、韩国人和一个中国人。

11.

我无缘见到这位中国同胞，不过听说她此前是一位全职太太，再之前是大学的社会学老师。如今，她在“黎明之城”教授羽毛球，副业是种菜。

对于乌托邦，我心中一直颇为矛盾。我欣赏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情怀，但又对任何集体性的乌托邦充满疑虑。

在我的想象中，乌托邦一定要在相对寒冷的地方——苏格兰高地的小木屋或者梭罗笔下的湖畔。当然，必须是一个人（或很少的人）。外面风雨凄凉，屋内的壁炉燃烧着木柴，边桌上还放着一瓶单一麦芽威士忌。看书看累了，就抬起头，看看窗外的荒野，看着雨点打在玻璃上。对我来说，乌托邦就是无条件地超脱于恶劣环境，从而获得一种内心的澄澈。

12.

这么看，“黎明之城”显然太热，也太大了。它占地二十多平方公里，还在不断扩大。目前最大的困扰是购置建设所需用地。

这里没有公共交通，我只好全靠步行。虽然骑着摩托车的居民“嗖嗖”飞过，但是没人会为了挣几卢比停下来。实际上，居民们大都觉得金钱没什么用。对拜金主义的厌恶，正是他们抛弃世俗世界，来到这里的主要原因。

路边没有卖饮料的小贩，也没有“西瓜神庙”。当我走到标志性建筑“灵魂曼荼罗”时，灵魂中对乌托邦的憧憬，多少因为又热又渴而受到磨损。

13.

“灵魂曼荼罗”是一个巨大的圆球，覆盖着金色花瓣状的圆片，酷似科幻电影中的宇宙飞船。每天清晨，“黎明之城”的居民都会来这里进行集体冥想。人们告诉我，这里存在“母亲”的原力，能够唤醒冥想者内心的灵性。

在这个炙热的午后，还是有二三十个西方人坐在一棵大菩提树下，正面对金球，闭目冥想。为了不干扰他们吸收原力，我轻手轻脚地从旁边绕过，然后围着“灵魂曼荼罗”转了一大圈。

正是以“灵魂曼荼罗”为中心，“黎明之城”的居住区、工业区、文化区等不同区域，呈辐射状发散出去，构成整个乌托邦世界的图景。

14.

路上，我碰到一个和我一样在转圈的美国人。他穿着一身麻布长袍，光着脚。如果不是他自己说起，我实在无法想象他之前是加利福尼亚一家科技公司的财务总监。五年前，他对硅谷生活感到幻灭，于是辞掉工作，开始环游世界。他先后去了南美、非洲、东南亚，最后来到印度。

“人类正面临一场危机，”他对我说，“从恐怖主义、饥荒到朝核试验，全都是这场危机的表征。”

他的一些硅谷朋友已经开始储备粮食，购买枪支，建造避难所。一旦天下大乱，他们就打算躲到避难所里。不过，他觉得这不是办法。

“真正的出路在印度，”他说，“只有印度哲学能够解释目前的文明崩坏，提供一种超越性的解决方案。”

15.

他一边走，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那套关于印度哲学的陈词滥调。

“所以你已经决定要搬到这里？”我最后问道。

“我需要一个决断。”他一字一顿地说，像在念一句咒语。

所幸，“黎明之城”还没有最终取消货币，我得以用现金在一家咖啡馆买到水和面包。

咖啡馆附近，有一片活动房似的简易宿舍。在新建设用地购置下来前，新加入的居民只能住在这里。透过纱帘，我可以看到屋内极简的陈设。我问美国人觉得怎么样。他说，物质条件当然比不上加州，但“这不重要”。

16.

在“黎明之城”，你很难听到憧憬或赞美之外的评价。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确实找到了乌托邦，认为自己不同寻常的“决断”是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很多时候，支撑人们坚持下去的就是这样一种信念。所以“黎明之城”究竟是不是乌托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本身。

离开“黎明之城”，前往金奈的大巴经过卡鲁瓦蒂库帕姆村。我隔窗看到了壮观的露天垃圾场。

炎热的阳光下，布满垃圾的大地闪闪发光，如同一幅魔幻的末日景象。人们说“黎明之城”只可能存在于印度。除了印度，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接纳这样的实践。但是，乌托邦与地狱仅仅一线之隔的情景，大概也只会出现在印度。我甚至觉得，两者的并行不悖，各自的理所当然，才是这个国度的现实。

17.

大巴进入空旷的原野，间或有印度教神庙打破单调的景色——那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在印度的这些日子，我已经数不清自己看了多少神庙，闻了多少熏香。我的脑子里满是神庙中裹着围腰布、穿着纱丽的男男女女的形象。贫穷、挣扎和古老的种姓歧视依旧无处不在，那些神庙都想在人们灵魂的缝隙中塞入这样一个观念：此生是可以忍耐的，因为还有来生。

我这样胡思乱想着，而大巴摇摇晃晃地驶向终点——金奈。

 金奈的傍晚

18.

上午10点，金奈的气温已经接近四十度，我只好待在旅馆里，等到黄昏时分再出门。

暮色中的城市，散落着殖民时代的建筑，陈旧而高大。我坐着摩的，穿行在老殖民建筑和更加破败的新建筑之间。

街上到处是人，喇叭声此起彼伏，但晚风是凉爽的。我渐渐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在这个黯淡、破败的外壳里，坐落的不是金奈，而是那个更为古老的城市马德拉斯[插图]。它就像一顶闻名遐迩的王冠，被人注视、议论、赞美和诅咒，如今已经落满灰尘。

19.

在殖民时代，马德拉斯是整个南印的中心，1856年就有了第一条铁路。现在这里则是“印度的底特律”。女部长贾亚拉利塔任职期间，引进了福特、现代等数家大型车企。虽然美国的底特律已经衰败，但这里凭借低廉的人力成本，想必可以继续繁荣下去。

来到金奈，最震惊的还是这里到处都挂着贾亚拉利塔的画像。这位曾经的电影明星，于20世纪80年代从政，先后五次当选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席部长。

在金奈的几天里，我看到过以她名字命名的平价餐厅，买到过印有她头像的矿泉水，更看到无所不在的她的画像和海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个印度第六大城市，凡是能贴东西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贾亚拉利塔的海报。

20.

那是一种铺天盖地的存在——旧海报上叠着新海报。不同的拍摄时间，不同颜色的纱丽，相同的是主角贾亚拉利塔。她的脑门上点着吉祥痣，双手合十，露出母亲般的微笑。

在崇拜者眼中，贾亚拉利塔是“阿妈”。尽管从政期间，“阿妈”数次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受到检方指控，甚至还在狱中服刑。但神奇的是，人们完全不以为意。她一顺利出狱，或者仅仅是申请缓刑，就马上能够凭借巨大的威望，重新当选首席部长。

21.

“政治家都是骗子！”在很多国家旅行时，我都听到过类似的论调。人们愤愤不平，认为腐败是国家的毒瘤和耻辱。但在这个有十三亿人口的民主国家，情况似乎并非这样简单：在印度，受过犯罪指控的政治家比没受过指控的，竞选获胜的概率高出三倍。在印度国会下院中，有高达百分之三十四的议员受到过犯罪指控，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升高。

“为什么贾亚拉利塔犯了贪污罪，人们还要选她？”我问金奈人。

回答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她能不坐牢，说明她有能力！”另一种说法是：“只有贾亚拉利塔能把事情办成。”

22.

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官僚系统。要办成一件事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家们即便受到指控，等到真正定罪也需要十年以上。

政府在行使基本职能方面同样缓慢。我看过一份统计：建造同样一座火力发电厂，中国需要两年，而印度需要五年。在如此微妙的社会，普通百姓更需要“能把事情办成的人”而不是“品德优秀的人”。那些以犯罪的方式，证明自己有能力办成事的政客，反倒成为选票的宠儿。

23.

贾亚拉利塔的威望建立在底层民众的支持上。尽管她的养子的一场婚礼就耗费数百万美元，十五万人参加也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她也的确办了很多好事：向支持者免费分发笔记本电脑、电扇和香料研磨器；用黄金为贫困女性补贴嫁妆；出台法规为变性族群提供每月一千卢比的最低生活保障。

贾亚拉利塔还早已提出过泰米尔纳德邦2023年的发展愿景，许诺将居民人均年收入提高到一万美元，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让该邦成为印度的知识中心和创新中心。

24.

这一系列政策，都可能因为贾亚拉利塔的去世而化为泡影。因此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五百九十七位民众，听闻贾亚拉利塔去世后，悲伤过度而死；还有两百万民众参加贾亚拉利塔的葬礼，哭泣着为其送行。

贾亚拉利塔的遗体，被放在檀香木做成的棺材中，埋葬在金奈的马里纳海滩。我也去了那个海滩，并且看到了受惠于贾亚拉利塔的变性舞者——海吉拉。

金奈的发展与马里纳海滩息息相关。正是从这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对马德拉斯的殖民。1914年，德国的“埃姆登号”巡洋舰炮击港口的储油罐，让马德拉斯成为“一战”中唯一遭受攻击的印度城市。

25.

路易斯·拉尔夫的电影《埃姆登巡洋舰》讲述了这样一段插曲：在袭击马德拉斯前，“埃姆登号”劫掠了一艘船上只有一百五十箱香皂的印度货轮。消息传到印度后，香皂公司灵感大发，在加尔各答的《帝国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

毫无疑问，德国巡洋舰“埃姆登号”知道“印度河号”上装载了一百五十箱西北肥皂公司出品的“极乐世界”牌香皂，所以进行追击。现在，“埃姆登号”上的船员和他们的衣服都变得干干净净、香喷喷的。你为什么不试试呢？

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发现马里纳海滩上同样充满类似的印度式顽皮。

26.

海滩上没有一个人穿比基尼，但有很多穿着纱丽的女人站成一排，让海浪冲刷脚踝。这种事哪个海滩都有，但在马里纳海滩，已经发展成一种自发性的集体行为。

这些女人中，有的是已经驼背的老太婆，有的是还没上学的小女孩。她们并肩站在一起，面对着大海，既不说话，也不动弹，只是提着纱丽的下摆，任由浪花冲击过来。她们只在浪头触及身体的瞬间，才微微颤抖一下。

那像是一种入魔仪式，仿佛所有人都在一场无法醒来的梦中。我在海边晃荡良久，而那些女人也一动不动地站了那么久。直到夜色沉沉，将她们五颜六色的纱丽完全吞没。

海边十分热闹，有各色人群。我遇见三个海吉拉。

27.

大概是海吉拉。穿着纱丽，画着妖冶的浓妆，但掩饰不住男性化的特征。我与她们擦肩而过时，她们一直盯着我。我转身，发现她们仍然在看我，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道：“可以拍照吗？”

“Money,money！”个子最高的海吉拉说。其余两个像女人一样嬉笑，但显然不是女人。

“你们住在金奈吗？”

“对，不过我们明天去一个村子跳舞。”

“跳什么舞？”

她们笑得更开心了，上下打量着我。

我拿出一百卢比，递给高个的海吉拉，然后做了个照相的手势。

“不行，两百卢比。”她尖声说。

我又给了她一百卢比。

“明天去看我们跳舞？”

“在哪儿？”

“一小时大巴。”

“太远了。”

“不远！”

“祝你们好运。”我微笑着，然后转身离开。

28.杀青段

我听见她们在我身后笑着。其中一个还像揽客的女人那样，用压低的公鸭嗓喊了一句：“你要去哪儿？回来！回来！”

我走出海滩，打了一辆出租车。街上到处是睡在路边的人，还有女政治家贾亚拉利塔无处不在的画像。只是这一切都像是古老舞台的布景，渐渐消失在灯光黯淡的剧场。

“去哪儿，先生？”司机问。

我报上一家餐馆的名字。

车厢里放着欢快的泰米尔歌曲，晚风从摇下的车窗中灌进来。

我回想着这次旅行，从孟买的清晨到金奈的傍晚，并试图思考自己究竟看到了什么。我渐渐发现，那些吉光片羽最终只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像细沙一样沉淀在心底的东西。它们将随我一起离开印度，返回属于我的世界，返回那个旅行结束后终须回去的场所。

 完结！感谢大家的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