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室友余华

莫言

1987年，有一位古怪而残酷的青年小说家以他的几部血腥的作品，震动了文坛。此人姓余名华，浙江海盐人。后来，我有幸与他同居一室，进行着同学的岁月，逐渐对这个“诡异的灵魂”有所了解。坦率地说，这是个令人“不愉快”的家伙。他不会顺人情说好话，尤其不会崇拜“名流”。据说他曾当过五年牙医，我不敢想象病人在这个狂生的铁钳下将遭受什么样的酷刑。当然，余华有他的另一面，这一面与大家差不多。这一面在文学的目光下显得通俗而平庸。我欣赏的是那些独步雄鸡式的、令人“不愉快”的东西。“正常”的人一般都在浴室里引吭高歌，余华则在大庭广众面前“狂叫”，他基本不理会别人会有的反应，而比较自由地表现他狂欢的本性。狂欢是童心的最露骨的表现，是浪漫精神最充分的体验。这家伙在某种意义上是个顽童，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个成熟得可怕的老人。对人的了解促使我重新考虑他的小说，试图说一点儿关于艺术的话，尽管这显得多余。任何一位有异秉的人，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都是一本难念的经文，都是一颗难剃的头颅。对余华的分析，注定了也是一桩出力不讨好的营生。这里用得上孔夫子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我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缩小范围，把这个复杂的性格抛到一边，简单地从思想和文学的能力方面给他定性。首先，这是一个具有很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人。他清晰的思想脉络，借助于有条不紊的逻辑转换词，曲折但是并不隐晦地表达出来。其次，这个人具有在小说中施放烟幕弹，并且具有超卓的在烟雾中捕捉亦鬼亦人的幻影的才能。上述两方面的结合，正如矛盾的统一，构成了他的一批条理清楚的——仿梦小说。于是余华便成了中国当代文坛上的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

这种类型的小说，我认为并非从余华始，如卡夫卡的作品，可以说篇篇都有梦中境界。余华曾坦率地述说过卡夫卡对他的启示。在他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的阁楼上读《变形记》后，也曾如梦初醒地骂道：“妈的！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

这是一种对于小说的顿悟，而那当头的棒喝，完全来自卡夫卡小说中那种对生活或者是世界的独特的看法。卡夫卡如同博尔赫斯一样，是一位为作家写作的作家。他的意义在于他的小说中那种超越生活的、神谕般的力量。每隔些年头，就会有一个具有慧根的天才，从他的著作中读出一些法门来，从而羽化成仙。余华就是一个这样的幸运儿郎。

毫无疑问，这个令人“不愉快”的家伙是个“残酷的天才”。也许是牙医的生涯培养和发展了他的天性，促使他像拔牙一样把客观事物中包含的确定性的意义全部拔除了。据说他当牙医时就是这样：全部拔光，不管好牙还是坏牙。这是一个彻底的牙医，改行后，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小说家。在他营造的文学口腔里，剩下的只有血肉模糊的牙床，向人们昭示着牙齿们曾经存在过的幻影。如果让他画一棵树，他大概只会画出树的影子。

是什么样的缘由，使余华成了这样的小说家？

现在，我翻开他的第一本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他写道：“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

小说一开篇，就如同一个梦的开始。这个梦有一个中心，就是焦虑，就是企盼，因企盼而焦虑，因焦虑而企盼，就像梦中的孩童因尿迫而寻找厕所一样。但我愿意把主人公寻找旅店的焦虑看成是寻找新的精神家园的焦虑。黄昏的来临加重了这焦虑，于是梦的成分愈来愈强：“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没命地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高处，中间是一个叫人沮丧的弧度。”

这里描写的感觉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强迫症，也是对希腊神话中，推巨石上高山的西西弗故事的一种改造。人生总是陷在这种荒谬的永无止境的追求之中，一直到最后的一刻才会罢休，圣贤豪杰，无一例外。这是真正的梦魇。

“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次次都是没命地奔。眼下我又往高处奔去。这一次我看到了，看到的不是旅店而是汽车。”汽车突兀地出现在“我”的视野之内，而且是毫无道理地朝我开来，没有任何的前因后果。正符合梦的特征。

随即“我”就搭上了车，随即汽车就抛了锚。这也许是司机的诡计，也许是真的抛锚。后来，一群老乡拥上来把车上的苹果哄抢了。“我”为保护苹果结果竟然被司机打了个满脸开花。司机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并且抢走了“我”的书包和书。然后司机抛弃车辆，扬长而去。

这部小说的精彩之处，在于司机与那些抢苹果老乡的关系所布下的巨大谜团。这也是余华在这篇小说里释放的第一颗烟幕弹。事件是反逻辑的，但又准确无误。为什么？鬼知道。当你举着一大堆答案去向他征询时，他会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是的，他也不知道，梦是没有确定的意义的。梦仅仅是一系列由事件构成的过程，它只是作为梦存在着。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当代小说中一个精巧的样板，它真正的高明即在于它用多种可能性瓦解了故事本身的意义。而让人感受到一种由悖谬的逻辑关系与清晰准确的动作构成的统一，所产生的梦一样的美丽。

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故事的意义崩溃之后，一种关于人生、关于世界的崭新的把握方式产生了。这就是他在他的小说的宣言书《虚伪的作品》中所阐述的：“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本质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

其实，当代小说的突破早已不是形式上的突破，而是哲学上的突破。余华能用清醒的思辨来设计自己的方向，这是令我钦佩的，自然也是望尘莫及的。

（1989年12月）

忆史铁生

莫言

我第一次见史铁生是1985年春天，在王府井大街北口的华侨大厦，我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研讨会上。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那时候为一部无名气的年轻作者的中篇小说召开一次高级别的研讨会还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我之所以说会议级别高，不仅因为会议是中国作协领导冯牧先生召集并主持的，还在于参会的人几乎囊括了在京的所有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以及几位著名的作家。我记得冯牧先生做会议总结时还特意说：“今天这个会规格很高，连汪曾祺汪老与史铁生同志都来了。”汪曾祺先生出身西南联大，是沈从文先生的高足，当时正因为《受戒》《大淖记事》那一批美学风格鲜明的小说备受关注，冯先生称他为“汪老”，也就是正常的了。但冯牧先生把史铁生的参会当作会议规格很高的一个证明，的确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

铁生是1951年出生的，当时三十四岁，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刚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糟糕的身体状况和他的睿智深刻使我对他的尊重之外还有几分敬畏。在他面前，我很拘谨，生怕说出浮浅的话惹他嗤笑，生怕说出唐突的话让他不高兴，但相处久了，发现我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一般情况下，当着身体有残疾的人的面说此类话题是不妥当的，但口无遮拦的余华经常当着史铁生的面说出此类话题，而史铁生只是傻呵呵地笑着，全无丝毫的不悦。

我记得在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讨论会上，史铁生发言时情绪很激动，他似乎对一些脱离文学本质的所谓的文学批评很反感，说了一些比较尖锐的话，让在座的一些批评家有点儿坐不安宁的样子。他在发言结束时才补充了一句：“对了，这个《透明的红萝卜》是篇好小说。”尽管他没解释为什么说《透明的红萝卜》是篇好小说，但我还是很高兴，似乎知道他要说什么，这甚至有点儿心有灵犀的意思。

之后的岁月里，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少，但要说的事却不多。如果要笼统地说一下，那就是，他总是那么乐观，总是那么理性。他说话的时候少，听话的时候多，但只要他一开口，总是能吐出金句。他处在人生的最低处，但他的精神总能如雄鹰翱翔在云端之上。

大概是1990年秋天，我与余华等人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辽宁文学院的朋友请我们去他们那儿给学员讲课，讲课是个借口，主要目的是大家凑在一起玩玩。余华提议把史铁生叫上，我们担心他的身体，怕他拒绝，没想到他竟愉快地答应了。那时候从北京到沈阳直快列车要跑一夜，我们几个把史铁生连同他的轮椅一起抬到列车上。铁生戏说他是中国作家中被抬举最多的一个。

到了沈阳，我们就住在文学院简陋的宿舍里，下棋、打扑克、侃大山。大家都集合在铁生的房间里，一起抽烟，熏得屋子里像烧窑一样。抽烟多了，口淡，想吃水果却没有。于是，余华带着我，或者我带着余华，去学校的菜地里摘黄瓜。他们的菜园子侍弄得不错，黄瓜长得很好。我们摘回了十几条黄瓜，大家一顿狂吃，都夸好，甚至有人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黄瓜。

有一天，学员们要与我们北京来的几位作家踢足球，没有足球场地，就在篮球场上，篮球架下的框子就是球门。余华把史铁生推到框子下，让他当守门员，然后对辽宁文学院那帮猛男说：“史铁生是一位伟大的身有残疾的作家，你们看着办吧。”那帮猛男都怕伤了史铁生，先是只防守不进攻，后来急了眼，对着自家的球门踢起来，于是，两支球队合攻一个球门的奇观就出现了，撇下了史铁生坐在轮椅上抽烟，傻笑。

（2024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