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列传28 

梅贻琦（十二） 完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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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建校

梅贻琦“奉召返台”，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院，其实他之所以首先创办“清华”研究院，并非一时性起，而是经过长期考虑、考察的结果。

战后科学界已经认识到原子能不仅可以制造骇人听闻的原子弹，把广岛、长崎瞬间从地球上抹掉，还可能转变为极其丰富的电能造福于人类。

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推广原子能和平用途，赠送世界各民主国家与地区原子炉一具，价值美金70万元，美政府负担半数，另半数以及运费由接受国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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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支持台湾的美国把捐赠原子炉和技术，作为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欲与台湾当局合作，赠送原子炉一具。在这种科学发展趋势下，于战争创伤与灾难中复苏的台湾，急需发展电力以恢复经济，因而梅贻琦与“教育部长”张其昀多次磋商，终于拟出一个各方皆能体谅的“复校”方针，即为：先恢复“清华大学”研究院，开始先以治原子科学为主，即在台设立原子能研究所。以此为依托，逐渐扩大成由三五个研究所组成的研究院，最后恢复“清华大学部”，成为一所建制完全、教学与研究一流的“大大学”。

这一计划得到了台湾高层的认可和批准，接下来就是选址、购地、建设校舍。台湾岛内许多县、市头目闻讯，认为这个突然从天而降的金娃娃应该搂在自己怀中，不能让它溜到别人的地盘乱蹦狂跳。于是，他们纷纷想方设法找梅贻琦游说，促使这一计划在自己管理的一亩三分地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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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舆论纷纷，群情瞩目，官僚政客怀揣不同目的找上门来施展勾缠之术，搞得梅贻琦难以招架。最后，经过反复勘察、思虑，与政学两界人士多次协商，梅贻琦将“复校”地址选在了新竹。因为此地距台北市80千米，交通、便利，且地势开阔，农田住户较少，便于日后开发。

一切准备就绪，1956年1月，由梅贻琦主持，新竹赤土畸“清华”第一批校舍动工兴建。同年7月，“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第一班研究生招考完毕，共有15名男女生被录取。

当时“科教兴国”理念与口号在台湾刚刚成为时尚，且被“朝野”同奉为圭臬，但真正对科学教育深入了解并有所远谋者并不多见，台湾学界与民众对梅贻琦搞的原子科学，更是知之甚少且多有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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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聚会上，一位号称博学多能的老先生，听到众人在谈“清华”的原子炉与原子能，恍然若有所悟地道：“袁子能？是不是清代诗人袁子才的弟弟了。”有人说：“不是的，老先生，这是讲核子的。”“什么字？”“木字边一个亥时的亥字。”老先生肯定地道：“那就对了，袁子才，名叫袁枚，枚亦是木字旁，更证明是弟兄们了。”对方驳斥道：“老先生，核子是一种很巨大的力量。”老先生瞪大眼睛自信地道：“是啊！袁子才作过一本书叫《子不语》，不就是讲怪力乱神的吗？”

据说此故事是梅贻琦参加某宴会所亲见并对清华校友们讲的，其中或许有幽默的成分，但从另一个侧面，也透出梅贻琦内心的孤独与悲凉。

鉴于诸方面客观因素限制，在“清华”第一届研究生上课之后，专任校务者只有三人，即校长梅贻琦；秘书兼教务、总务、训育等事宜的赵赓飏，以及助教沈君山，后来又增加一位管理仪器的采购主任卞学钤。教学方面，没有一位专任教授，梅贻琦商请台大校长钱思亮，代约物理化学系教授戴运轨、潘贯、李博为等三位兼任“清华”研究所教授兼研究员，以加倍钟点费计酬，并补助两系设备费各美金一万元。数学则聘台师大教授李新民博士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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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台湾仍处在战争的阴影与风雨飘摇之中，人心不定，“复校”与招聘学界有名望的教授困难重重，其情形如赵赓飏[yáng]所言：“以在美的少数清华教授言，习理工而有资望者，自1949年游离无定所，逐渐得专任地位，而生活甫经安定，且多惊愕于美国学界的设备与研究成绩，对台湾设校似无大信心。而国内教授待遇与设备落后甚多，某在美任教的我国教授曾感叹道‘将教授薪金至少须与空中小姐相侔’，可见一斑。梅公细数凡在理化电机研究方面有成就者，皆已生活安定，亦有渐谋迎聚大陆逃出之亲眷者。”

在此种情形下，因“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所长问题未决，致使“清华”与台大方面的联系对接不畅，合作颇有不洽，加之“清华”没有一位专职教授，研究生对授课情形不满，直至发生全体研究生拒绝第二期注册的“学潮”。幸赖各方斡旋与梅贻琦以民族大义等苦心劝勉，取得诸生谅解，课业才归于正常。自此风波之后，梅贻琦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聘请一流教授为诸生授课。然而，要请到高水准的教授专家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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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的求贤之路可以说荆棘丛生，令人伤感。因为人是重于物的，这个“物”不只是薪水的高低多寡，更在于社会环境、人文状况，以及校内可供学者研究的图书、仪器设备等储量。

当时梅贻琦在新竹复校中的“清华”可谓一无所有，或者说只有一片荒山野岭，这就令以事业为职志的学者不能不再三斟酌。更重要的是，韩战之后，台海局势复又紧张起来，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与历史大动荡中的过来人，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依靠平生所学，在美国、加拿大得到了相对固定职位，此时正是潜心学术实现抱负之时，无论从自身利益还是事业长远考虑，都不太愿意到一个笼罩在炮火之下的孤岛另谋“高就”。海峡对岸“解放台湾”的喊声响彻云天，一旦台岛解放，又将如何自处？——这一切，都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赵赓飏不无感慨地说，以梅校长之资望，平生接触海内外硕儒之广泛，清华联大有成就师生之众多，两年间直接访求与间接介绍者不下20位，竟未聘得专任教授一人，实在令人至堪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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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值得欣慰的是，经过梅贻琦的不懈努力，最终还是成功聘请了袁家骝吴大猷、邓昌黎3位世界知名大师来台短期讲学。而经过这三位物理学大师不同场合的演讲、释疑，“袁子能”逐渐摆脱了著名诗人袁子才弟弟的徽号，“范大哥拉夫”也逐渐被范氏加速器和原子炉的学名所替代。三位大师对“清华”初期研究生之嘉惠，对梅贻琦精神和事实上的助力，甚至于台湾民众新兴科学思维、眼界之开拓，皆产生了重要的、划时代的影响。

转眼到了1957年，这一年夏秋，新竹“清华”首批校舍、办公楼、教授住宅、职员、学生宿舍完工并投入使用，秋季开始在新校舍开课。梅贻琦正式礼聘陈可忠为教务长，并招考第二届研究生。本届招生共录取23人，报到注册者17人，全部迁往新竹新校舍住校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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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在梅贻琦于台湾和美国美来回奔波、努力下，世界一流科学家如刘易、冯彦雄、钱家骐、徐贤修等海外华人学者，与一大批外籍学者如小谷正雄、河野宗治、李德曼、布来德等著名人士，相继前往新竹“清华”任教或短期讲学。

据新竹“清华大学”校方统计，自1956年到1968年，“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延聘100余位来自欧美或日本各国的客座教授与兼任教师，这些欧美华侨学者或外籍学人前往新竹“清华”，竭尽所能，把才学与经验传授给年轻的门生弟子，并与之建立了深厚情谊。

除聘请上述一流科学家前来授课，基本学科如物理、化学、数学等高级课程，仍需专任教师连续授课并指导研究，早期自台大聘请的戴运轨等教授，一如既往地为诸生授业解惑，使学生的学业不断向前推进。为提高诸生英语读写能力，新竹校舍投入使用后，梅贻琦仍亲自操刀上阵，以英文《读者文摘》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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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事过30多年仍为当时的学生所忆起：“春天的傍晚，靠近光复路一幢两层建筑的楼下，一间小教室里，十几个大孩子，正在静静的聆听一位身着长衫、面容清癯的长者，语声铿锵的讲授英文。——这是三十年前梅校长利用课余时间，为我们补习英文的情景，却留给我一片深刻而清晰的印象。”

除此之外，梅贻琦还积极利用台湾当局考选原子能训练，以及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进修机会，热心推荐选派有学术前途的青年才俊，到欧美如阿冈等一流科学实验室进修。几年之后，派送学生相继学成归台，并充实到“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教师队伍之中，如杨毓东、曾德霖、钱积澎、郑振华、戈宝树等皆成“清华大学”教师队伍的中坚，而叶锡溶则为“清华”原子科学所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后出任原子科学院院长，桃李满天下，其丰富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台湾放射化学之父”。

在第二届研究生入学之前，校内物理馆及加速器实验室已开始全面兴建，校园初具规模。在隆隆的机器声中，望着来回穿梭的车辆人马和四面开花式的建筑工地，师生皆感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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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有一天，梅贻琦在工地突询建筑师与身边人员未来校园建筑计划，梅贻琦于喜悦中透出一股宝刀不老的英雄气概，他目视前方，以手比画说，将来要在成功湖旁盖一座500人居住的研究生宿舍。豪气之盛，气魄之大，目光之远，把身边的建筑师等人都吓了一跳。

当时在校的研究生区区不足20人，与500人是何等的距离？身边人闻听此言都不敢置信，想不到后来竟得验证。

梅贻琦的丰功伟绩，或许如新竹“清华大学”特聘教授潘钦所言：“没有梅校长就没有原科所，没有原科所就没有清华大学，因为原科所的诞生，实为日后清华大学的开发经营奠定了办学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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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圣”梅贻琦

在梅贻琦的不懈努力下，新竹原子科学研究所初具规模。而这时，正逢台湾当局“行政院”重新组阁，经行政院长陈诚邀请，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长”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

原本按照规定，大学校长不允许兼任政府官职，抗战胜利后蒋梦麟欲出任行政院秘书长，都必须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但此一时，彼一时，退守孤岛的国民党政府已与大陆鼎盛时期不同，须有特定时期的考虑，所以经蒋介石特允，梅贻琦被任命为政务官，仍兼任“清华大学”校长，主持新竹“清华”一切事宜。

按当时台湾教育界主流的说法，梅贻琦之所以答应陈诚的邀请，是因为夹杂着与陈诚多年的情谊和惺惺相惜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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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赴台的国民党官僚中，陈诚算是与知识分子比较亲近的一位。据清华1939级学生郁振镛回忆说：“遥想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学校迁湘成立长沙临时大学，湖南政府主席张治中到校训话，这位与日军作战指挥并无多少干才、代表国共和谈又左右摇摆的国军将领，在学生面前却是一番牛气哄哄的气味，劈头先把大家痛骂一顿，说‘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吗！’骂得大家都没什么好气”，后来来了陈诚将军，则把大伙喻为国宝，说国家虽在危难之中，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国家以后的命运，全在我们这班青年身上。说得大家飘飘然。当时三位校长，好像只有梅校长住在校内办公，纪念周时讲话，还是与在清华时一样的神态”。

从这段回忆中，就可以看出陈诚对知识分子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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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军政机关大部分迁至武汉，陈诚任湖北省主席、武汉卫戍司令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武汉三镇防务。他主政湖北期间，曾仰慕晚清重臣张之洞督鄂期间的“教育鼎盛”，决心挽救逐年衰落的湖北教育。第一件大事就是合并湖北全省47个省、市私立中等学校而成为一个联合中学，自任教育厅长兼校长。

校本部设在武昌，后迁恩施，下设22个分校，遍布于鄂西、鄂北等战争烽火尚未烧到的安全县境。联中学生绝大部分属抗战时期流亡的青少年，故全部享受公费。随着日军进攻与武汉沦陷，湖北省境烽火连天，联中只办到1940年为止，但这一办学模式经教育部鉴定、研究后，认为较其他办学方法更为可行，于是推广“国立中学”建制，遍布大后方各省区，一直延续到1946年，其办学质量与人才培养均属上乘，受到了时人与后世教育史家的肯定与赞扬。而陈诚与梅贻琦建立公私友谊，也从流亡西南之地开始，特别是梅贻琦由美赴台后，关系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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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陈诚六十寿辰，一度与胡适、蒋梦麟、王世杰、梅贻琦四位杏坛耆宿结伴南游庆祝。照片传出，朝野颇为瞩目，认为此乃现代版的“汉惠帝与商山四皓”，搞得蒋介石心情不畅，与陈诚之间的关系一度出现裂痕。所幸蒋介石为顾大局计，没有对“四皓”施以颜色，且仍以和善大度姿态予以拉拢，才有了梅贻琦出任“教部”的可能与事实。

然而，梅贻琦虽一时身居高位，但他一直明白自己的事业在哪里，正如后来做过新竹“清华大学”校长的刘兆玄所言：“梅先生是以提倡科学教育为最大抱负，而实现抱负的对象是清华，这也是他数度婉谢出任教育部长，最后虽强做了教育部长，但仍然兼清华校长的真正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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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梅贻琦又兼任台湾“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与胡适共同主持制定《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一连串的职衔虽体现当局的倚重，但几摊子事务叠加一起，令梅贻琦不得不在海内外来回奔波，终致积劳成疾，身体每况愈下。

因事务紧急、繁杂，梅贻琦决定在金华街购买一处房产，作为“清华”在台北永久的办事处与联络站。当时台湾经济状况尚未完全恢复，梅贻琦以节俭自律，简陋的办公室本来有些寒酸，却始终不肯买一套沙发，只肯用矮藤椅代之。面对朋友们出于关爱的提议，梅贻琦总是说：“清华有点儿钱，要撙节着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房子要坚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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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要领，梅贻琦书房始终以普通小靠背椅为座椅，直到做“教育部长”以后，每夜写信、看公事、打字，经常到两三点钟，秘书赵赓飏为他的身体考虑，提出换一张好点儿的椅子，梅贻琦也不肯。无奈之下，赵赓飏只好让事务员买了一个厚的靠垫放在小靠背椅上，以做缓冲。

当时，梅贻琦在台的正式月薪有1300元，在物价渐涨中，其俭省超过了身边的师友，衣着方面多是长袍布鞋，而布鞋则购自地摊。为出门穿戴体面些，赵赓飏托人讲面子，替梅贻琦做了一件丝绵袍，花掉1175元，事后梅贻琦几次表示心疼不已。据赵赓飏说，梅贻琦有一双黑色皮鞋，但只有出客时穿用，这双皮鞋伴他走完最后十几年人生历程。因夫人不在身边，每当长袍袖口破时，梅贻琦便借晚上归金华街宿舍的喘息时机，于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补。日常生活方面，梅贻琦对饭菜要求极为简单，但常条谕秘书兼管生活杂务的赵赓飏，将其个人所需的草纸、火柴、茶叶、肥皂等完全自费支付，不得报公账。对此，赵赓飏颇为感慨地道：“类似事务，笔者本不善处理，复不得不勉力支持。多年以后思之，此事竟成当年协助复校工作中的棘手问题。梅校长不只高风亮节为举世所钦，即此生活收支细节亦世鲜其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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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赓飏所言大体不差，梅贻琦平生对个人要求甚严，对物质要求甚俭，若说有个例外，或称为小小爱好，便是饮酒。然而梅贻琦对酒的品种以如对待饭食，并不苛求，有酒即可。在昆明时，限于物质条件，常饮者乃廉价的白酒或米酒。后来条件时好时坏，饮的酒也随之变换花样。时间久了，梅贻琦的爱喝、能喝但不闹酒的名声在学界传播开来，每遇他人在酒场敬酒，总是来者不拒，极豪爽痛快地一饮而尽，因而在同仁与学生们心中，落了个“酒风甚好”和“酒圣”的美名。

1947级清华校友蔡麟笔曾有过如下一段深情的回忆：自美国返台后，梅校长时常约清华各级校友餐叙。当时在台的清华校友显要如吴国祯、孙立人、贾幼慧、胡适之、叶公超等也常邀请他同饮。而年级晚、地位低的校友邀请他，梅校长不管什么草庐陋巷、上漏下湿，也准时赴约。酒酣耳热之际，一向沉默寡言的梅校长也会打开话匣子，与学生们谈笑风生，欢饮而归。有一次蔡麟笔问梅贻琦：“何以对毕业同学不计名位一律看待呢？”梅贻琦回答：“师生的感情是自然的，是有因缘的，各个人的际遇不同，环境有异，年级低，年龄小，当然不会像高年级的同学一样。所谓富贵权势全是世俗所崇尚的身外之物，师生就是师生，如果以权位富贵来衡量，那还能算师生吗？那是商贾的行为。”蔡麟笔最后感叹地说：“当时在座的有刘崇鋐、查良钊、包华国多位，听了全默然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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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清华”校舍建成后，自美国特别聘请的教授兼原子科学研究所所长孙观汉，主持校务并兼理原子炉的安装等事宜，他回忆说：梅贻琦在校内有一辆小汽车，过去舍不得用它，但一下就拨给我自开使用，我因原子炉各地路远，车对做事增加效率，就接用了，“这是梅校长体贴下级的一种美德。我和梅校长在情感上最大、最直接的联系，则在清华与酒之中，当我从新竹到台北去的时候，总是住在金华街清华办事处梅先生隔壁的房间。过了午夜，客人已回去，梅先生换上了舒适的西式睡袍和中国布鞋，嘱廉志玖君搬出来他的‘宝藏’，开始给我‘酒杯旁议清华，清华内品酒味’的授课生活。在这样理想清幽的场合下，我无形中学到了些梅先生的爱‘清华和酒’！认识梅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沉默寡言的，但从‘清华和酒’窗户中，我欣幸地看到过许多次他的热情流露。他的沉默，很可能是他从环境中体验出来最好的处世和治事之道。由于他的天才运用，更炼成为一种最有效的‘工具’。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在许多次的聚会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拒绝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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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不拒绝任何敬酒人的好意，已成为清华校友的共识。如清华第六级校友许世英在谈到梅贻琦饮酒时说：在台北或新竹，“每次我们六级级友聚餐总要邀请校长，校长和我们有说有笑，一片慈祥气氛由他那里散发出来，我们陶醉在那气氛下，感到愉快兴奋。校长酒量既大，酒德更高，从不推三推四，斤斤计较，看他一杯杯和敬酒的人干杯，从容自在，不由得令人肃然生敬。即便有时喝过了量，也从不失态的。所以大伙儿公上他老人家为‘酒圣’的尊号，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所谓“不拒绝”和“不推三推四”，是指与成人间的“酒事”，因为小孩不能喝酒，就不存在“拒”的问题，但事情偏有意外。据蔡麟笔回忆说：梅校长返台后，首次参加清华校友于4月29日的校庆。活动一如在北平时的作风，老少三代、成人小孩全欢迎。席间，校友纷纷向梅校长敬酒，孩子们也仿学成人之样儿向梅敬酒，梅一一站起来干杯。当时在场的蔡麟笔小声对梅贻琦说：“梅先生何必干杯，又何必站起来，他们是小孩子，酒杯里是汽水。”梅贻琦听罢，正色严肃地说：“这就是教育，他们是小孩子怎可以饮酒？然而人格与我相同，岂可因为我是校长，年龄大，就视若无睹？我正应该做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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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蔡麟笔记述的这个小孩敬酒的故事，真正显示梅贻琦的宽广胸襟与仁者爱人的君子之风。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梅贻琦的爱酒、喝酒以及来者不拒的酒风酒德，在赢得一连串“美名”的同时，也需要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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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岁月

因为长年累月超负荷工作，再加上过度饮酒，梅贻琦倒了下，其实这场疾病前就有预兆。

据秘书秘书赵赓飏回忆，1960年4月6日，梅贻琦就感觉腰部左方酸痛。直到24日，这种疼痛都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烈。等到5月1日，梅贻琦腰部疼痛不已，只得扶手杖勉强行动，最终病倒在金华街“清华”办事处寓所。

梅贻琦被送进医院后，尽管服药加物理辅助，但是疼痛不减，起坐不易。而此时部务与校务繁忙异常，梅贻琦不忍在医院空耗而耽误公事，就从医院借了一张病床拉至寓所，并请特别护士一人在寓所照料，以卧病之身忙于公文批阅与“清华”原子炉安装，以及研究所学生课业等事宜。直至5月30日，因腰痛、发热与肺炎并发症益见严重，不得不移入台大医院特二号病房接受治疗，自此开始了为期两年与病魔斗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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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日后，梅贻琦病情加重，已无法办公，但仍每日垂询部务与“清华”原子炉工程进行情况，并表示意见。6月10日，梅贻琦被诊断为前列腺癌，施行颈部淋巴腺摘除手术。但是癌细胞转移，手术后病况急变，很可能危及生命。

消息传出，中外人士震惊之余极表关切，蒋介石、陈诚等分别到医院探视，并下令台大医院想尽一切办法挽救与延长梅贻琦生命。台大医院院长高天成率各科有关医师，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应对方案，并决定以增加抵抗力和控制肿瘤恶化为主治措施，以尽量维持到病人亲眼看到自己呕心沥血经营的“清华”原子炉完成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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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梅贻琦病情更趋危急，就在台大医院医护人员全力为梅贻琦救治的同时，美国“驻台”协防司令，特别派美国知名专家前往会诊，并尽力自美军医疗系统供应所需药品。

在台湾层峰和美军驻台协防司令部共同努力下，梅贻琦病况渐有起色，食欲增加，至10月31日首次离床，由轮椅推出病室外散步，病情稳定。

此一现象，一直维持到翌年春夏之交。其间，新竹“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招收的新一届学生，在教务长陈可忠组织带领下，集体乘车至台大医院晋见校长梅贻琦。据前来的新生杨觉民回忆说：“这天校长的脸色有些苍白，但精神很好，坐在床上，笑容可掬。领队唱名后，校长与学生一一握手。嗣后对大家作简单的训勉，频频点头说自己非常高兴见到大家，很好、很好。我们大概是他所见到的最后一班清华学生。下一次见老人家的面，已经是临时组了个合唱团在葬礼上献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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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后，梅贻琦病情再度加剧，但他一直牵挂着自己倾尽心血的原子炉事宜，身体稍好的时候就在病榻上批阅公事。12月，原子炉安装完毕，台湾当局布置庆典，因梅贻琦不能下床出行，遂于1962年1月1日，安排梅贻琦在病榻上象征性地按动原子炉启动转运的电钮，标志着最后岁月中的一段“大事因缘”已修成正果。伴随这颗硕果到来的，是一个崭新的、科学现代化的原子时代。

就在梅贻琦病情暂时稳定，生命回光返照的日子，胡适也因突发急病住进了台湾大学附属医院，且就住在梅贻琦的的对门，这一对甘苦与共几十年的老友，想不到竟在这样的场合，以无可奈何的方式聚会，无论是胡适、梅贻琦，还是身边的亲友，皆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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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治疗，胡适身体逐渐康复，之后的日子，他经常来探望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聊一些公私事宜。胡适深知梅贻琦病况和医治情形，预感到老友将不久于人世，在交谈中委婉劝他写一个遗嘱，不论公事、私事，皆立一字据，给自己也给后人一个明晰的交代。梅贻琦听罢并不作答，且有不悦之色，胡适不便继续劝说，此事只能不了了之。

不久后，胡适病愈出院，行前再来探望梅贻琦，说了一些安慰话。他知道梅贻琦已经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出门时面带悲色，神情凄然。然而，他却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先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而去。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在南港蔡元培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选举新一届“院士”。胡适在与众人交谈时，忽然面色苍白，仰面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磨石子的地上。站在的人连忙伸手来扶，但为时已晚。一代鸿学硕儒、儒林宗师、新文化运动的老祖宗，因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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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撒手归天，台岛震动，梅贻琦从广播中听到如此不幸消息，陷入极度悲伤中，经此刺激，病情加重，几度昏迷不醒。

梅贻琦一生清廉俭朴，可谓两袖清风。患病入院后，由“教育部”与“清华大学”暂为垫付住院费，台大医院院长特批，采取记账方式，待出院时一并结算。但梅贻琦身边人员以及同事好友都知道，他所住的特二号病房属于高级护理室，较普通公教人员病床每日需补加数百元差额，伙食费例需自付半数，而营养费需全部自付，尤其输血几十次，涉数百人的营养补品代金，其数额超过个人薪俸数十倍。再加上特别医疗费、护士费等，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梅贻琦终身从事教育，毫无储蓄，自是无力偿付，但他又不愿申请动用一分公帑为自己补贴。

在这种情形下，台北的清华同学会发起祝贺梅贻琦任校长30周年募资贺仪捐献活动，一并祝梅校长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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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台湾和岛外的清华、西南联大校友，以及梅贻琦亲朋好友、故旧门生闻讯，纷纷慷慨解囊，半年内就集资68万新台币。当卧于病榻的梅贻琦，看到凝聚着清华及西南联大同人爱心的征信录后，不由泪流满面。对这一举动和情谊，直至1962年4月29日校庆时，梅贻琦在校庆预做致辞录音中，仍感念不已，为之深情地说：

“近些天，才听到诸位校友有一番盛意，要为着本人在学校，曾任校长三十年而祝贺。只是本人在这三十年里没有什么大的建树，已经感觉很惭愧。诸位这种举动，更使我过意不去。

诸位聚起来的款数，据听说已经不少，现在在医院里边所用的钱，有的欠的款，或者借垫的款都还了之外，还余下的有相当的数目，等我出院后，这笔钱可以拿来作一点于学校于大家都有意义的事情，将来还要同各位委员同仁大家商量。现在，我想向诸位表示感谢。谢谢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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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录音于新竹“清华”校庆集会时当众播出，听起来中气尚足。此为梅贻琦对挂怀于心，念念不忘的“清华”师生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众人于悲欣交集中，暗暗为老校长祈祷、祝福。

可惜他们的祈祷并没有被命运女神听见，5月4日，梅贻琦病体由微热到高烧不退，咳嗽转剧，任何抗生素都不能控制。19日早晨陷入昏迷状态，脉搏140，呼吸40，体温升至41℃。如此病况，令国民党层峰为之震动，蒋介石闻讯，立即指示陈诚、蒋经国等组织台大院长、各科主任及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延至上午10时50分，医务人员回天无力，梅贻琦终告不治，溘然长逝，享年73岁。

是日中午，台北各电台首传噩耗，“清华”师生与校友闻讯，数百人于惊骇、悲痛中急趋台大医院奔丧。特二号病房阴沉暗淡，韩咏华举哀室隅，泣不成声。清华校友会会长、台大教授查良钊忙于奔走料理，力竭声嘶。“清华”师生、校友环列榻前，默对遗体，缅想往日耳提面命之恩，益感此时天人遥隔之痛，无不掩面悲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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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台湾最有影响的报纸《联合报》发表梅贻琦去世消息，历数清华故校长梅贻琦经历与对中华教育事业付出的心血与巨大贡献，报道说：梅贻琦身患重病，仍然放心不下“教育部”和“清华大学”的公务，“直到住进台大医院，即使在昏迷中，还是惦记着部务，去年三月交卸‘教育部长’职务以后，仍然牵挂着清华大学的事。老人能够眼看到自己苦心策划的原子炉落成启用，实在有说不出的喜悦与安慰。这也是梅校长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最后一项巨大贡献，梅校长与清华大学五十年的成就，在科学方面是完全做到了。当年西南联大时代的简陋设备，尚能培植出杨振宁和李政道。以今日新竹原子炉的设备，第一流的原子科学家，自必能不断的产生于台湾。”

事实验证了《联合报》的预言，一批世界第一流的原子科学家从新竹“清华大学”脱颖而出，成为世界原子科学界的翘楚。而于台湾新竹市土生土长、1959年考入新竹“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李远哲，1979年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8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这是20世纪中国继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又一位在国内大学毕业，通过数年努力而成功的诺奖得主，而上述三人皆是梅贻琦主持大学校务时期栽培的学生。正是：原子创新纪，水木湛清华；千秋事业在，方兴未艾时。

30 杀青段

梅贻琦生前有一个随身携带的手提皮包，入住台大医院时放在床下一个隐秘的地方，包里装的什么珍贵东西没人知道。他去世后，当提包打开时，所有人都目瞪口呆——里边没有片言遗嘱，装的是由梅贻琦亲自管理的清华基金账簿数册，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睹物思人，在场者无不为之感动，热泪盈眶。此时他的夫人韩咏华才顿悟，梅贻琦“没有任何财产，所有的话都在病床上讲完了，所以也就无须写什么遗嘱了”。

梅贻琦走了，安葬在台北清华大学校园内的山顶上，墓园取名为“梅园”，他的碑文或许就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注解——

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习楷模。

编者曰：

又是一位高风亮节文人风骨的大师，看完唏嘘不已，清华的地位在中国无人可以撼动，而梅大师为此付出的岂是我等后辈可以妄加评论的。一枝寒梅傲雪开，半缕清魂满园香。愿大家能从中汲取营养、获取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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