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元1644年，夏历为甲申。这一年，天下大乱，生活在天子脚下的京城人，过得可谓提心吊胆，度日如年。

这一年为明朝灭亡之崇祯十七年，同时又为清朝开国之顺治元年，历史上习惯称之“明清易代”。但就华北地区而言，特别是京畿一带，很难将本年自3月19日起至4月30日止的大顺政权撇开不论。李自成，也就是闯王，他率领的这支一直被蔑称为“流寇”的农民起义队伍，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之后，终于在这年春天的一个细雨夹雪的早晨，到达他的终结目的地。

虽然这个短命政权，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北京停留时间不长；但他，这位老陕，曾经有效地统治过京城一个月零十天左右，这是确凿不移的事实。

〔2〕关于这个政权为啥如此短命，北京的坊间一直有这样的传言：本来，据推背图，李自成至少应有40年的真命天子运，可那些“迎闯王，不纳粮”的农民军，在打京城之前，闯王许诺他们天天要像过年那样快活。因为农民视之为一年之中最大的快活，莫过于过年。而过年的最大快活，莫过于包饺子。进城以后的这四十多天里，大顺军顿顿按领袖的指示，让供养他们的市民百姓，剥葱剁肉，擀皮包馅，大吃饺子。大街小巷，胡同里外，都支开大锅大灶，整个北京城，成了桑拿浴房，热气腾腾。由于中国贫苦农民，只有过年那一天，才能吃上一顿饺子，杨白劳的女儿喜儿也是以玉米面饺子来“欢欢喜喜过大年”的。这下好，闯王的40年帝运，就被这些天天过年吃饺子的嘴，在40天里，统统吃掉了。

〔3〕老天爷说，一年只能过一次年，不可以天天过年的，这就是农民暴发户的不成气候了。然而，这种传言的揶揄背后，也反映着农民掌握政权，难以逃脱“其兴也勃，其殆也甚”的宿命。

不过，由此证明，这一个多月的北京，上演的是一出明与大顺，然后再加上清的三国演义，这其中还夹杂着一个可耻的小花脸或者小瘪三吴三桂。事实上，清朝的睿亲王是从李自成农民军手里夺得了明朝的首都，而明朝的崇祯皇帝并不是败于多尔衮，而是败于李自成，才登景山顶吊死在歪脖树上的。朱由检上吊，大顺军进城，家家户户的门上，大书“顺民”，以保全性命。而且，大顺军是一支不讲究辎重后勤、保障供给的队伍，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一路吃大户而来。所以北京城的这些顺民们，每五户要摊派一名大顺军，保证其有饺子可吃。

〔4〕紧接着，那小花脸或者小瘪三，由于老婆遭大顺军扣留了，一怒之下，将关外八旗兵引进京城，于是，这些板凳没有坐热，饺子尚未吃够的一众庄稼汉们，放火烧了北京，向西开拔走了。于是，全城百姓赶紧扯下门板上的“顺民”帖子，人人薙发，个个留辫，诚惶诚恐，奴才一般地向大清王朝表达忠诚。

由明而大顺而清，这样烙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可苦恼坏了公元1644年内的京城百姓，一会儿向这位菩萨磕头烧香，一会儿向那位尊神哀求饶命。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像那个小花脸或者小瘪三吴三桂那般没皮没脸。连一位姓费的宫女，还揣利刃企图刺杀强暴她的大顺军高级首长呢，更何况权贵、勋戚、文臣、武将，更何况商绅、贤达、名流、耆宿，更何况文人、儒士、清流、雅客，更何况生员、役吏、书办、文房……都不能幸免地要面临这场生或死，战或降，走与留，宁死不屈或苟且偷生的选择。

〔5〕于是，就在公元1644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高风亮节之士，也看到了为数可观的道德沦丧之徒。

现在回过头去看，在这一年的明、清、大顺三方的角力中，涉黄河，控江汉，踞太行，逼京畿，坐拥中原，以逸待劳的李自成，完全可以等到强清弱明，鹬蚌相争以后，坐收渔人之利。可这位闯王，到底沉不住气，要是他不急于当皇帝，不急于消灭明王朝，还真有可能出现三国鼎立的可能。然而，人性的悲剧就在于，一个种地的庄稼汉，他的全部生存哲学，就是在春天播下去一粒种，是为了到秋后收获到手的那一把粮，这就是中国数千年小农经济社会养成的最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至于明年，至于后年，至于10年、50年以后，对他来讲，都是扯淡的事。

〔6〕李自成，这个米脂驿卒，也是一个至多能看到来年开春的农民，自崇祯二年为“流寇”起，至此已15年了。1643年攻下西安以后，这位闯王决定不再“流”了，已经“豁出一身剐”了，现在就差最后一步，“敢把皇帝拉下马”，是到了将朱由检拉下龙椅，由他来坐江山的时候了。

李自成，显然这样盘算，如果俺不到北京去摘这个桃，关外的清人肯定要先下手为强了。与其由他捡这个便宜，为什么我不马到擒来，坐享其成？

应该承认，李自成一路“流寇”过来，由小而大，由弱而强，能有今天的辉煌，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家。这一点，前辈作家姚雪垠先生穷其毕生之力，用长篇历史小说证明，此人在政治上的高明，在军事上的成熟。

〔7〕姚老真是煞费心思呵！一定要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游击战略的十六字方针，落实到李自成的实践中去；一定要将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建立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思想，贯彻到李自成的行动中去，这难度该是多大呀！其实，在文学上，真实，是最美的。百分之百的真实，百分之百的美，要是美到一百一，一百二，就可能要弄巧成拙，贻笑大方了。有什么办法呢？在中国文学史上，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常常是大家、名家、老作家的难以规避的致命伤。为一个人写，而想得到大家的鼓掌，恐怕是很难两全其美的事情，这也是姚老一生为他这部著作，终于未成“显学”而抱憾不已的事情。

〔8〕幸好，大家也都明白这一点，小说不是正史，古人早说过了，“小说家言”，乃街头巷尾的“稗史演义”罢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若信以为真，则大谬不然。因为，李自成再伟大光明正确，毕竟跳不出时代的局限。作为一个农民的政治家，一个农民的军事家，不可能具有高屋建瓴、俯瞰全局的战略观点。农民守着土地，有其勤劳朴实善良本分的优良天性，一旦离开土地，那小农经济制度所养成的短视浅见的小格局，贪得无厌的大胃口，阴冷残酷的报复心，冒险盲动的破坏性，种种弊端，便会暴露无遗。随着权力的逐渐增大，欲望也逐渐膨胀，随着身价的日益抬升，野心也日益狂妄。君不见近年来那些落马的党政干部，报纸上有过披露，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有着比李自成还好的出身和成分呢！

〔9〕公元1644年，大年初一，在西安过年的李自成，他要建大顺国，称大顺王了。看来，他是打算先实习一下，预演一下，然后，到北京紫禁城里，再戴上那顶皇冠时，就省得京城老少爷们儿笑俺们老陕，土得掉渣了。大顺政权的成立，说来几乎等于笑话。究竟是这年的初二，还是初三，甚或是初四成立，这帮革命家都说不准了。有一条可以肯定，不是初一，那天尽忙着包饺子，煮饺子，吃饺子了。道理很简单，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就着一盏香甜可口的稠酒，面临“分田分地真忙”这桌盛宴的农民军，自然是只顾看着碗里，望着锅里，计算能到自己手下多少胜利果实了，不会费心思记住建国的日期。于是，这个乌合之众的农民政权，什么时候建立，什么时候终结，史家索性一概忽略，倒也痛快省事。

〔10〕但李自成很起劲，造历书，封功臣，开科取士，檄告远近，露布天下。国号曰大顺，年号曰永昌，以西安为西京，为他的临时首都。至于真正的，未来的大顺国首都，他宣布，就是马上要去攻打的北京。

二月二，龙抬头，李自成就率大顺军浩浩荡荡出征了。

先陷汾州，再取太原，后夺大同，势如破竹；接着，攻上党、彰德，占固安、真定，逼近京畿，然后，发起总攻。3月11日，据宣府，15日，破居庸，16日，陷昌平，17日，包围京师，18日，拿下外城，农民军由外八门蜂拥而进。这种闪电般的进攻速度，比之拥有阿帕奇直升机、悍马装甲车的美军攻伊部队，有过之无不及。

〔11〕这支农民军跟随闯王作“流寇”，南北驰驱，东西征战的队伍，终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看见德胜门城楼子上的黄瓦翠檐，一群一群的鸽子在跳跳蹦蹦，甚至依稀听到更远的，也许是紫禁城上空嘹亮的鸽哨。在众军呼啸中，骑在乌骓马上的李自成，我想他应该是开心的，很开心的，从统帅的观点，这是一个大获全胜的日子，从老农的观点，这是一个丰收在望的日子。那时的他，绝不会料到，不出一个月，还要从这里灰溜溜地打道回府。所以，我不解，在北京市的五环路外，由德胜门去昌平的公路上，有一尊李自成的骑马雕像，那张农民的脸，为什么一定要那么神色凝滞、严峻、忧郁和不开心的样子呢？

〔12〕这应该是那天崇祯的面部表情，他万万没有想到，横征暴敛，赋繁税重，天灾频仍，官逼民反，竟造就出给自己掘墓的队伍，大明王朝终结的一天，终于来到。

“丁未昧爽，天忽雨，俄微雪，须臾，城陷。”“贼千骑入正阳门，投矢，令人持归，闭门得免死。于是俱门书‘顺民’。”19日晨，李自成攻进内城，崇祯帝“易靴出中南门，手持三眼枪，杂内竖数十人，皆骑而持斧，出东华门。内监守城，疑有内变，施矢石相向。时成国公朱纯臣守齐化门，因至其邸，阍hūn人辞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门，门坚不可启，天且曙矣。帝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遂仍回南宫，登万岁山之寿皇殿自经”。

〔13〕崇祯不是一个好皇帝，他基本上属于狗肚鸡肠之辈、心胸狭窄的小人一类，不过，死得较惨，大家还多能同情他。

也许这天清晨，些微的雨雪，稍稍打乱了李自成入城式的安排。直到“午刻，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郊等五骑从之”。接下来，便是清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十的《甲申殉难》一章中，所写的那些惨绝人寰的死难场面。

从这个月开始，是北京城建城以来最血淋淋的死亡年。

〔14〕谷应泰说：“考其时，阖门同死者，父与子俱死者，母与妻子俱死者，妻妾从死者，独身效死者，闻难饿死者……无论道术素许，至性勃发，位列三阶，荣邀一命，莫不椎心扼吭，追路相从。自古亡国正终，未有若斯之烈者。”现在回顾发生在公元1644年京城的“甲申殉难”，虽然骇人听闻。但比之随后满清入关，一纸《薙tì发令》，除明代衣冠而胡服左衽，让你从精神上降服，从心理上慑服，从人身污辱上屈服，所激起的反抗，所造成的灾难，要比李自成进京时门上贴“顺民”大得多。“顺民”只是一张纸，贴在门外，你在门内，可以照样不顺，而头发长在自己脑袋上，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对这些明末遗民来讲，人人过刀，家家见血，满城尸臭，处处骸骨，是一场谁也躲避不了的灾难。

〔15〕所以，清末民初胡蕴玉所著《发史》一书，这样感慨：

“呜呼！吾民族蒙辫发之耻，至于今已二百六十八年矣。世人论者，以为区区之发，无与乎兴亡之故。呜呼，是不知夫发之历史也。入关之初，薙tì发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屈辱而死者不知凡几？幸而不死，或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发披缁，其百折不回之气，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镬可处，而此星星之发，必不可薙，其意岂在一发乎？盖不忍视上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

〔16〕对如今的人来说，我们钦佩其无惧无畏地走向死亡的勇气，然而，应该看到，这样义无返顾地奔赴死亡，对明朝那条即将破沉的船，其实是于事无补的。你不身死，它要沉，你死了，也挡不住它不沉。对那位寡恩刻薄，刚愎自用，多疑好变，狷juàn急忭biàn躁，恶谏好谀，滥施刑惩，救亡乏术，治国无方的庄烈帝，就尤其犯不着为之身殉。大明王朝这座大厦的倾覆命运，固非崇祯一人所能挽救，但为帝王者只能在景山上一死了之而无其他作为，那就更无必要与之共存亡了。所以，尽管死得很愚，很傻，很无必要，很不值得，但对公元1644年的这些当事人而言，他要活得尊严，他就得随旧朝“茫茫泉路，咽咽寸心”而去。他要苟全性命，他就得服膺新朝新政，改换门庭，输款纳诚。若是做不到低头，做不到苟且，做不到背叛，更做不到出卖，就只有一本正经的郑重其事的别无选择的惟此一道的死。

〔17〕因为中国人，大部分的中国人（不是全部），对于“节操”二字，看得很重。所以在这些赴难者心中，觉得不如此，则不成其为天子脚下的大明之人，更不成其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之人。

在这个世界上，莫过于我们中国人，特别看重，特别强调这个“节操”了。为什么看重？为什么强调？因为吃足了苦头的缘故。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出现过许多讲节操的中国人，而在同样的历史中，也曾经出现过不少不讲节操的中国人。说到底，一部二十四史，就是这两类中国人，一是讲节操的正人君子，二是不讲节操的小人败类。其矛盾对立的斗争史，也是讲节操的人基本上吃亏，而不讲节操的人总能得逞于一时的伤心史。

〔18〕中国人之讲究“节操”，到了极端的程度，不知道是否与中国历史上那些不讲“节操”之汉奸，之走狗，之卖国贼，之假洋鬼子，以及挟洋自重的败类，以及拉大旗作虎皮的下三烂，以及残害同类的无耻小人，以及出卖灵魂的卑鄙文人，太多太多的缘故，害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块土地，这些善良人民太苦太苦，有些什么因果关系？所以，“节操”，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是用来评判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尤其在民族危亡，山河沦丧，国本动摇，家园变色之际，到了做人做鬼，生死立决，存亡与否，在乎一念的那一瞬间，是考验中国人的血性、良知、忠贞、信念的关键时刻，节操二字，其分量多重？多轻？就全部检验出来了。

〔19〕就在公元1644年由大明而大顺，由大顺而大清的三国演义这出戏剧中，我们不想提到，然而又不能不提到，这个唯一的，绝无仅有的，能够在那血泊遍野的年代里，连串三朝重要角色的江左三大才子之一龚鼎孳zī。

江左三大才子，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都是被史家看作在节操上不怎么样的文人，而龚鼎孳尤其不怎么样。

据民国版的《清史稿》：“龚鼎孳，字孝升，合肥人。明崇祯七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李自成陷都城，以鼎孳为直指使，巡视北城。及睿亲王至迎降，授吏部给事中，改礼科迁太常寺少卿。顺治三年丁父忧，请赐恤典。给事中孙垍龄疏言，鼎孳辱身流贼，蒙朝廷擢用，曾不闻夙夜在公，唯饮酒醉歌，俳优角逐。闻讣仍复歌饮留连，冀邀非分之典，亏行灭伦，莫此为甚。部议降二级，寻遇恩诏获免，累迁左都御史。”

〔20〕龚鼎孳之最无耻者，莫过于他为自己在明亡时不殉死的辩词：“龚鼎孳娶顾媚，钱谦益娶柳是，皆名妓也。龚以兵科给事中降贼，授伪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即顾媚也。见冯见龙《绅志略》、顾苓河《东君传》，谓乙酉五月之变，君（即柳如是）劝钱死，钱谢不能。戊子五月，钱死后，君自经死。然则顾不及柳远矣。”（陆以恬《冷庐杂识》）

而最令人恶心的，莫过于他以耻为荣，为耻而不知耻了。“先是大学士冯铨被劾，睿亲王集科道质讯，鼎孳斥铨阉党，为忠贤义儿。铨曰：‘何如孽贼余子？’鼎孳以魏征归顺太宗自解。王笑曰：‘惟无瑕者可以戮人，奈何以闯贼拟太宗？’遂罢不问。坐事降八级，调用补上林苑丞，旋罢。康熙初起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卒。”（《清史稿》）

〔21〕读《三国演义》，我们还记得，张飞与吕布交手的时候，张飞骂吕布为“三姓家奴”，真亏他想出来这样一个既刻薄而又极其准确的称呼。因为吕布先认丁原为父，后来，杀了丁原又认董卓为父，后来，又与王允合谋，杀了董卓。而龚鼎孳，在公元1644年那天日无光、血风腥雨的“甲申殉难”和随后小花脸或者小瘪三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鼎革”中，他，由大明王朝的给事中，摇身一变，为大顺政权的直指使，又摇身一变，为大清政府的给事中，其变之面不改色，其变之毫无心肝，真是令人不敢想象。当得上三朝元老的这位文人，对他叛明投贼，在闯王的军政府中，居然混得一个北城直指使，相当于宪兵队或纠察队的角色，还沾沾自喜，洋洋自得。

〔22〕如此恬不知耻，如此丧心病狂，近人孟森先生在其所著《心史丛刊》的《横波夫人考》中指出，龚在当时人的眼光里，基本上是一个无赖、无耻、无聊、无可救药之徒：“芝麓于鼎革时，既名节扫地矣；其尤甚者，于他人讽刺之语，恬然与为应酬。自存稿，自入集，毫无愧耻之心。”

一个文人，已经不顾脸皮至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鬼子进村了，把全村人聚在一起，枪顶在脑门上，要你交待出谁是八路？谁是共党？你是说，还是不说？虽然，你知道谁是八路，谁是共党，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不吭声。哪怕崩了你，你也咬牙不说。这就是宋人文天祥的诗《正气歌》中，所说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节”了。

〔23〕公元1937年，卢沟桥事变，鬼子进了北平，同年12月4日，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周作人并没有被枪逼着、顶着，欣然任教育督办或总长之职，甘心成为铁杆汉奸。因此，我们不禁要想，学问如此之大的知堂先生，会不懂得一个知识分子在这关键时刻如何写好“节操”这两个字么？会不记得公元1283年1月9日，“天地有正气”的文天祥，在拒绝了元世祖最后一次利诱之后，在刑场向南拜祭，从容就义时的那首绝命辞吗？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中国的文人，以此衡量历史；中国的历史，也以此衡量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