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爱财】05 陶渊明的瘦遁
1. 晋朝石崇的理解是：“遁”不是逃跑，而是隐居；问卦人也不是奴隶，而是一位绅士。该绅士厌倦了商海和仕途，向巫师请教怎样隐居。巫师说，如果还没挣到钱，隐居的事儿想都别想，因为有物质生活拴着你的尾巴，让你哪也去不了；如果挣的钱还不多，也不要去隐居，否则你的隐居生活将会痛苦不堪，就像被黄牛皮裹住那样难受；等到有点儿积蓄了，才能隐居，不过此前你得算笔账，看自己是否已经挣够了治病的钱和雇保姆的钱；如果积蓄很多，那就大胆地去隐居吧；如果积蓄非常多，那么恭喜你，你可以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隐居，没有什么不顺利。
2. 这个石崇，就是跟王恺斗富、拿铁如意砸珊瑚、用蜡烛当柴火的那位。以前我觉得这人很俗，很烧包，除了显摆自己有钱，别的什么都不会，后来读了他的文章，才发现他还是有点儿文化的。比如说，他注过《周易》，虽然注得不太严谨，但是见解独到，算得上是一家之言。
在石崇心目中，“遁”即隐居，“肥遁”则是不差钱的隐居。“肥遁”本义应为“飞遁”，即远走高飞，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甚广，传播甚远。
3. 石崇、谢灵运、陶渊明、白居易、王维等大腕，在各自著作中都提过肥遁，都向往肥遁，换言之，他们都渴望一种境界：既不用为世务所累，又不用担心日常开销，既在精神上自由，又在物质上充裕。其中，谢灵运、白居易和王维都做过高官，俸禄优厚；唯独陶渊明，虽做过官，但官位很小，时间很短，除了写诗作文，没有一技之长，连种地都种得不专业，同时也没有大笔遗产可以继承，所以虽“身慕肥遁”（陶渊明《自祭文》），却只能“瘦遁”了。
生造了一个词：瘦遁。聪明如您，肯定明白它的意思：隐居，但贫穷；精神上自由，但物质上困窘。陶渊明大半生所过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
4. 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
像聊其他历史名人一样，我们聊陶渊明，也是先聊他的家庭背景。
想必很多朋友都知道，陶渊明是官二代。他的高祖父陶丹，在东吴当过将军；曾祖父陶侃，在东晋“都督八州军事”；祖父陶茂，当过武昌太守；至于他父亲，于史无载，连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可能没做过大官，但按照古时恩荫惯例，即使陶父是个白痴，朝廷也会发给他一顶乌纱帽戴戴。
陶渊明祖上曾经飞黄腾达，到了他这一代，家里的经济条件似乎并不是很好，至少在他二十岁以后，经济条件是不会好到哪里去的。
5. 陶渊明有诗自叙：“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弱年就是弱冠，弱冠就是二十岁，二十岁那年，家境败落，开始穷了。为什么变穷？陶渊明没讲。陶渊明八岁父亲去世，或许从这一年开始，也可能从陶渊明祖父陶茂去世开始，陶家就开始坐吃山空，直到陶渊明二十岁左右，渐渐一贫如洗。
陶侃在世时，官至大司马，曾经获封很高的爵位（最初是公爵，后来降为侯爵），他的爵位以及封地，都能由后代继承。
6. 陶茂可能不是陶侃的嫡长子，或者陶渊明的父亲不是陶茂的嫡长子，总之到陶渊明这一代，没能继承陶侃的爵位。后来继承陶侃爵位的，是陶侃的五世孙陶延寿，他跟陶渊明生活在同一时代，年龄大概相差不多。论辈分，他该叫陶渊明叔叔；论亲情，俩人已经形同陌路了。
陶渊明的叔叔，名叫陶夔，是福州郡守。后来陶渊明能做彭泽县令，主要就是得力于他这个叔叔的运作。换言之，陶渊明的父亲虽然死得早，但他还有叔父做靠山。

7. 难进易退
在做彭泽县令之前，陶渊明已经有过一段从政经历。
二十九岁时，他做过江州祭酒。在东晋时，江州是个很大的行政区，覆盖今天的南昌、九江、上饶、吉安、萍乡、宜春、郴州、抚州、赣州、景德镇、黄石、武汉、福州、泉州、漳州、三明、南平等地市，跨越江西、湖北和福建，相当于现在一个省的面积。祭酒，在魏晋南北朝是秘书官，而且位居秘书官之首。故此江州祭酒一职，在职务上近似现在的省政府秘书长，但要讲行政级别和真实权力，当时的祭酒离现在的秘书长要差很多。
8. 在江州祭酒任上没干几天，陶渊明就烦了。他不擅长处理繁琐公务，不擅长把一把手服侍得舒舒服服；更有可能不是不擅长，而是不愿意，他秉性高傲，又不愿受拘束，所以做秘书长做得苦恼无比，一生气，辞职不干，回家了。
回家后，陶渊明没有经济来源，种地为生。他不像曾祖陶侃那样有一副好身板——史载陶侃喜欢锻炼身体，衙门里弄了一百口大缸，公务之余，一个一个把大缸搬到院子里；到了晚上再一个一个搬回去，以此强身健体兼磨炼意志；而是像同时代多数士族子弟那样，长了个多愁多病身，一劳累就生病，一生病就病得不轻。在农村老家时，陶渊明就曾经因为干农活儿累成了重病。
9. 那时候已是东晋后期，战事频繁，拥兵自重的将军很多，将军们文化程度大多不高，需要有一些能写会算的知识分子来代劳文书工作，于是陶渊明从老家复出，先后做了军阀桓玄和刘裕的参军。“参军”名义上是军事参谋，事实上以草拟文件为主，说白了就是师爷。跟今天军队里的参谋不同的是，那时候的参谋虽有军衔，却不能从国家财政领取俸禄，“有官品，不言秩”，薪水全部由其服务的将军发放。如果将军出手大方，薪水就高一些；如果所服务的将军不幸是个铁公鸡，薪水就会非常低，甚至只管饭，不给薪水。
10. 从经济收入角度考虑，做参军不划算，因为这个职位不是铁饭碗，收入并不稳定。不过东晋后期的武将手握重权，看哪个师爷做得好，一高兴就会把他推荐给朝廷，朝廷往往给面子，小小参军摇身一变，就成了县长或者市长。譬如陶渊明的那个市长叔叔陶夔kuí，原先就是个参军。陶渊明写得一手好文章，做参军是很合适的，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取得桓玄或者刘裕的欢心，愿意推荐他，将来做个县长或者市长都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陶渊明似乎不喜欢参军这个工作，他在桓玄军中做了最多三年，就辞了职，继续回家务农；后来在刘裕军中做了不到一年，又忍不住辞了职，还是回家务农。古代士大夫表扬一个人有高尚情操，往往夸其“难进易退”，陶渊明就是典型的难进易退——好不容易找了个工作，一不高兴就辞职不干。
11. 隐居的资本
问题是，辞职也得有辞职的资本，此时的陶渊明已经不是一个人，家里有老婆，有孩子，而且还不止一个孩子，没人养活是不行的，假如陶渊明做参军的时候没能攒下大笔存款，假如他没有别的谋生手段，那么在他辞职之后一段时间，家庭生活必然出现经济危机。事实上，陶渊明还真的没有攒下多少钱，也真的没有其他谋生手段——除了务农。而从古至今，务农的收入永远是很低的，丰收年景，或者囤有余粮；一遇灾荒，家里立马揭不开锅。所以陶渊明辞职以后要想过上一种安全的、安心的、起码不招家人埋怨的隐居生活，必须先想方设法攒一笔钱。
12. 陶渊明不会经商，或者不愿经商，这快速攒钱的办法，还是去从政。所以陶渊明对亲戚朋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这句话，不连标点，总共才十二个字，陶渊明就用了两个典故。
一个典故是“弦歌”，说的是孔子的学生子游去做官，用音乐（弦歌）来给老百姓洗脑，孔子夸他干得漂亮；再一个典故是“三径”：王莽执政的时候，一个叫蒋诩的人辞官隐居，平时只跟两个朋友交往，所以在门口开辟三条小路，一条供朋友甲走，另一条供朋友乙走，他自己则走第三条路，时间长了，大伙都管他隐居的地方叫“三径”。
13. 古代文化人，为了显示自己有内涵，说话从不直来直去，老是喜欢掺点儿典故，如果你能听懂，那么说者与听者心有灵犀、皆大欢喜、相见恨晚、惺惺相惜；如果听不懂，就会产生误会，以为对方讲的是什么黑话。幸好我们现在有互联网，可以百度出陶渊明的黑话是什么意思，他意思是说：“我想去当县长，以便攒够隐居的钱，行吗？”
当然行。他的靠山，也就是做市长的那位陶夔kuí叔叔，一听侄子想当县长，就帮他活动开了。很快，朝廷任命下来，陶渊明成了彭泽县令。

14. 五斗米是多少
陶渊明有一句最著名的名言：“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是指他做彭泽县令时的薪水，对于此，通常理解有三种：
一、这是个概数，形容工资之少，并不是确指做县长有五斗米的薪水。
二、这不是概数，东晋后期官员工资以实物为主，当时陶渊明的月薪就是五斗米。
三、五斗米不是月薪，而是日薪，陶渊明每天能挣五斗米。
15. 第三种理解是对的。
看《晋书·职官志》就知道，当时最高级别的官员“食俸日五斛”，每天的薪水是“五斛”，即五十斗米；二品官“食俸日四斛”，每天的薪水是四十斗米；三品官“食俸日三斛”，每天的薪水是三十斗米；三品以下官员每天能领多少斗米，《晋书》无载，但依此类推，陶渊明这个彭泽县令每天五斗米，应该符合晋朝工资定例。
“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指一天五斗米，那为什么陶渊明不说大家都习惯的月薪，而偏要说日薪呢？其实经济史界早有定论：晋朝官员是以日计俸的。
16. 我个人认为，按天算工资的规矩不止流行于两晋，在南朝刘宋也有遗风，因为宋明帝在位时曾经多次减发官员“日料”。众所周知，“料”就是“料钱”，料钱就是工资，“日料”呢，不就是每天的工资？甚至到了唐朝，白居易写诗，还说“为贪逐日俸，拟作归田计”。宋人贺铸自叙诗里也有“日俸百钱”的话头。所以陶渊明“五斗米”是指一天五斗米，这个毫不奇怪，您现在习惯说月薪多少，未见得陶渊明也习惯这样说，人家晋朝人恰恰就是习惯说日薪多少，咱不能以今人之风代替古人之俗，是吧？
17. 按天算工资不等于按天发工资，两晋给官员发薪水的频率其实是很低的，既不是每天发一回，也不是每月发一回，更不是每年发一回，而是每季发一回。有时候朝廷嫌每季发一回太麻烦，改成每半年发一回。这个规矩后来被唐朝继承，唐高祖、唐太宗在位的时候，给官员发禄米也都是半年一回。
探讨完了陶渊明“五斗米”的真正含义，我们再来看看这每天五斗米究竟是多高的薪水。晋朝一斗米最多四斤重，五斗米则重二十斤，一天二十斤，一个月六百斤。按现在米价，设若每斤米二点五元，六百斤米则值一千五百元。光看这个数字，陶渊明的月薪是很低的。
18. 又有朋友说：“二十年前，省长、市长月薪也不过百八十元，陶渊明月薪一千五百元并不低啊！”请注意，刚才计算陶渊明月薪时，是通过实物换算的，已经排除掉了物价变动的因素。而你拿二十年前的工资说事儿时，并没排除物价的变动，所以比得有点儿无厘头。真正靠谱的比法，是先按照物价指数把二十年前省长、市长的月薪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再按照物价指数把一千多年以前陶渊明的月薪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俩比较对象都放到一个时点上，这样才可以比。而这样比的结果，不用说你也明白，陶渊明的月薪远远低于二十年前我们的省长和市长。

19. 不光五斗米，还有三顷田
统计晋朝的官员收入有一个基本定律：月薪可以忽略不计，公田收入才是大头。
晋朝政府给地方官划拨一批耕地，允许他们自由耕种，每年收获的东西归他们所有。这些收获的东西，就叫“公田收入”。具体给每名地方官划拨多少耕地，取决于该地方官的品级和职位。像大军区司令（都督），能得到二十顷耕地；省长，能得到十顷耕地；市长，五顷耕地；县长，三顷耕地。《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在彭泽县当县长时，“公田悉令吏种秫shú谷”，把朝廷拨给他的全部公田都拿来种酿酒的植物。他媳妇不乐意，说这么多土地都拿来供你喝酒，太可惜了。
20. 于是陶渊明退让一步，“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加起来刚好三顷。
三顷就是三百亩，这么多公田，陶渊明一个人耕种肯定是忙不过来的，即使加上他的老婆孩子也够呛。那么谁来帮他耕种呢？四种人：文吏、武吏、医生、算命的。“文吏”就是县衙里的书办之类，“武吏”就是县衙里的保安之类，在帝制时代，这两种小吏与医生和算命先生的地位同样低贱，这四种人各有各的谋生手段，不靠种地为生，不为国家贡献农业税，所以晋朝政府强令他们定期去地方官的公田里干活儿。
21. 当时在陶渊明公田里干活儿的，应该以他县衙里的书办和保安为主，因为史传有载，陶渊明那三百亩公田“悉令吏种秫谷”，没提医生和算命先生。
东晋时，江南地带中等肥沃的土地，每亩（晋亩，比今亩小）每年能出产粮食三十三斗。陶渊明三百亩公田，每年应该能出产粮食九千九百斗。我们前面说过，他一天的工资是五斗，一年则为一千八百五十斗，公田收入是他年薪的五倍还要多。
22. 书办、保安等小吏帮陶渊明耕种公田，作为报酬，每年收获的东西需要分给他们多少？答案是：一点儿也不用分给他们。因为晋朝地方官的公田不同于唐宋地方官的“职田”，后者虽然也是按照地方官的品级和职位来划拨，但并不是直接把土地拨到官员手中，而是指定某一县某一乡某一村的若干百姓，命令他们以后不用将农业税交给国家了，改为交给某一地方官。也就是说，唐宋的职田名义上是拨给官员一些土地，实际上是拨给他们一些税收，职田里谁去种庄稼，种什么庄稼，种不种庄稼，都不用官员去操心。
23. 他们需要关心的，只是自己到年终能不能拿到“职田实际拥有人”也就是农民们交上来的那批粮食。而晋朝的公田，却是实实在在划拨出去的国有土地，是官员任期之内完全归其使用的，上面并不附有农民，谁来耕种，种什么作物，甚至连怎么进行田间管理，都需要地方官去管，但是他们最后得到的，是全部的农业收入，而不是仅仅只有农业税。至于帮他们耕种公田的书办、保安、医生、算命先生等人，其劳动只是一种必须付出的劳役，并没有丝毫报酬。当然，假如陶渊明心肠软，出手大方，也有可能允许他们在收获时扛几袋粮食回家，但那是“恩赐”，并非报酬。

24. 提前辞职的风险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陶渊明公田的收入远远高于工资。我曾经以俗人之心度高人之腹，猜测陶渊明当初之所以干祭酒干不长，干参军也干不长，偏要来彭泽当县令，就是因为县令有相对丰厚的公田收入，而祭酒和参军没有。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我想错了。陶渊明在县长的职位上待的时间更短，才干了八十多天县太爷，就一甩衣袖扬长而去，既不留恋县令的权势，也不留恋公田的收入。
25. 陶渊明辞职的原因，历史上写得很清楚：某督邮到彭泽县检查工作，陶渊明出去迎接，一下属提醒他，迎接上司得穿官服，您连腰带都不系，可别惹督邮不高兴。陶渊明听了这话，恼了，然后就说了那句千古名言，“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儿！”随即挂印而去，非常潇洒。
督邮这种官，有监察职能，但其品级不高，跟陶渊明做过的参军一样，同属幕僚阶层，只为长官打工，不对朝廷负责，薪水也不从国家财政发放。督邮的品级与参军等同，都是七品，但这个七品不能算是正式官阶。
26. 陶渊明身为彭泽县令，官居六品，级别比督邮高，而且是货真价实的领导，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说督邮是“乡里小儿”。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督邮索取贿赂，狐假虎威，到彭泽县后作风不正，就像当年刘备在小沛当县令时碰到的那个督邮一样，才使得陶渊明怒气勃发，不愿意系上腰带去见他。
陶渊明的脾气很大，远不及其曾祖陶侃有韧性。陶侃年少时，家境也很差，经亲戚推荐，才做了小官，然后一路向上爬，最后终于飞黄腾达。他仕途中所受的气，可比陶渊明大得多了。
27. 譬如说，他跟一个出身士族的官员坐同一辆马车，被另一个士族官员瞧见了，那个官员质问车上的这个官员：“你怎么跟这种不属于士族的下贱东西在一块儿？”士族瞧不起非士族，是两晋南北朝的惯例，换陶渊明，或者换作我自己，立马给他来一个漂亮的回旋踢，让那个趾高气昂的士族口鼻蹿血，但陶侃把火气憋在肚子里，不动声色，所以这是个能搞政治的人。陶渊明胸无城府，受不得窝囊，所以他只能做文学家，不能当政治家。当然，当政治家未必是好事儿，当文学家也未必是坏事儿。
28. 因为督邮的缘故，陶渊明愤而辞职，满打满算，这一任县官干了不到三个月。前面我们探讨过，晋朝官员薪水按天计算，却按季发放，陶渊明的任职时间不到一季，所以我怀疑他走的时候还没有领过一回工资。
假设陶渊明领了一回工资，那么公田呢？他能拿到公田收入吗？肯定不能。东晋后期和后来的南朝宋前期，“郡县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后人；此后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前人”（《宋书·阮长之传》）。芒种在农历六月，而陶渊明是农历八月做的彭泽县令，农历十一月辞的职，做官时间和辞官时间都在芒种以后，所以“一年秩禄皆入后人”，他让小吏种植的二百五十亩“秫谷”和五十亩“粳”，全都归了下一任县令。
29. 现在民企为了留人，常在薪酬制度上想办法，譬如压你一个月的工资，或者每三个月才发一回工资（这点类似东晋，大有古风），或者把年终奖挪到来年年初发放，搞得你即使想跳槽，也得再忍一段时间，不然工资、奖金统统泡汤。陶渊明不能忍，提前辞职，于是公田收入没了。
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陶渊明写道：“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说明他之所以去彭泽做县令，其中一个原因是想用公田里出产的粮食造酒。可是，现在公田收入一文未得，所种作物只能供继任者造酒，不知陶渊明会不会感到一丝遗憾呢？

30. 肥遁和瘦遁
周易中“遁”卦如果真的指隐居，那么我要说，石崇是肥遁，陶渊明是瘦遁。“瘦”在这里是“穷”的意思。
从彭泽县辞官回家以后，陶渊明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农业收入。您知道，唐朝大诗人王维隐居辋川别墅，主要经济来源也是农业收入，但人家无须自己耕种，有佃户和僮仆代劳。王维别墅里房子众多，他也无须亲自打扫，有两个管家督促着十个清洁工专门收拾屋子，每天“地不容浮尘”。王维写诗写累了，可以让两个仆人抬一滑竿，他老人家坐上去，颤悠悠地到自家庄稼地里闲逛，佃户们锄禾日当午，他在一边看，边看边赞叹：“好一派田园风光啊！”
31. 到了宋朝，苏东坡经常问人家：“君知隐居之乐乎？”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所谓隐居之乐，就是没有老板，不受羁绊，生活便利，衣食无忧，别人劳动，你在旁边歌颂劳动之美。
这样的隐居之乐，王维是可以体会到的，陶渊明体会不到。他亲自耕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经常从早忙到晚。“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在田里累到要死。生病的时候，也没有丫鬟奴仆端茶送药，敲背捶腿，独自一人在破败不堪的屋檐下坐着，整天整天不见笑模样:“负疴kē颓檐下，终日无一欣。”
32. 老天作美的年月，还能保证温饱，一旦风不调雨不顺，吃的盖的就都供应不上了：“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他又“性嗜酒”，没吃的还能挨两天，没酒喝等于要他的命，可是在隐居之后，他偏偏经常没有酒喝: “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所以陶渊明感叹说：“种地怎么能是很有诗意的事情呢？太苦了太苦了！”，正所谓“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既然种地很苦，还去做官岂不更好？这个想法，陶渊明大概也有过，要不然，他年轻时也不会辞了官隐居，隐居后又复出，反反复复很多回。
33. 只是这回辞官之后，陶渊明终于铁了心，无论如何不再重返仕途，后来朝廷征他当“著作佐郎”，他断然拒绝，毫不犹豫。在他看来，跟身在官场的精神煎熬比起来，隐居时所受的这点儿身体上的痛苦根本微不足道。
陶渊明并不反对过有钱人的生活，他晚年见儿子们衣衫褴褛，辛苦劳作，内心是很惭愧的，觉得自己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既使之生，则使之可”。既然让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应该使他们体面地活着。不过，仕途他是不再走的，过于缺钱时，他宁可向朋友借贷。
34. 苏东坡评价过陶渊明：想从政的时候，就去走路子，不怕别人讥笑；想隐居的时候，就回家种地，也不求别人夸奖；日子过不下去了，不耻于叩门求食；家里只要有余粮，也不吝于热情招待。所以我之所以推崇陶渊明，不是看重他的“隐”，而是佩服他的“真”。老苏的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
窃以为，如果能够肥遁，陶渊明绝不推辞。但要是为了积累肥遁的资本必须舍弃自己的精神自由，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瘦遁。我很喜欢他，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在今天很难遇见了。
明代画像砖上的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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