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列传23
梅贻琦（七）
01
学风与师缘
在贯彻和施行“通识教育”的同时，梅贻琦在教务改革中遇到了另一个问题，便是“党化教育”。
所谓“党化教育”，肇始于1928年5月，即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决定采取“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予以办学。
罗家伦长校后，以北伐的“革命精神”在清华大力贯彻实施，并按自己的喜好大加发挥，结果遭到驱逐。后来，随着教育界乱象丛生，国民党高层又召开了几次会议，对教育实施的具体方针进行了修订，但仍以三民主义为根本指导原则，而这个原则主要是按蒋介石的教育思想和意旨制定。
02
梅贻琦执掌清华后，表面上拥护和遵守这个教育宗旨，实际上却采取蔡元培执掌北大时“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指导思想，统筹兼顾，领袖群伦。
回顾自己几十年的风雨历程，梅贻琦已深切感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皆产生于民主、自由的空气和独立的精神创造中。无论是北大还是清华，唯有保持民主和学术自由的空气，才可能产生不拘一格的言论和思想，创造的机缘与成就才得以凸现。
近代以来，每当政治风浪波及校园，学术自由便被挤兑得退避三舍，而每次风浪过后的反思检讨，又会发觉这一理想的正确与可贵。
03
1945年11月5日晚，梅贻琦与闻一多、曾昭抡、吴晗、潘光旦、傅斯年、杨振声等人，在叙谈政局与校局问题的困惑迷局之后，梅贻琦在日记中写下了他所坚持的政治理想与办学方针：“我对政治没有深入研究，对于共产主义也没有大认识，但颇感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去完成学术自由的使命。无论昔日之所谓新旧，还是今日之所谓左右，在学校都应给予自由探讨的机会。”
这个指导思想与治校原则，成为梅贻琦一生争持的信念和主旋律，也是清华大学光荣历史最为闪光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一点，清华的光荣将逊色许多。
当然，梅贻琦强调和施行的兼容并包与学术自由，并不是填鸭式的并与包，以及信马由缰式的奔跑呼号，而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前提下，有节有度的兼容与自由。
04
清华自建校以来，在自由主义与政治威权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合作。随着时间推移与社会各阶层的觉悟，二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但合作也相应地越来越多。如梅贻琦反感并抵制当局强力推行“党义课程”，却愿意与政府合作设立工学院，后来还设置若干个特种研究所，以配合政府的施政方针与建设大计。同时，在政府提倡理工、限制文法科的大环境下，梅贻琦仍坚持对人文、社会学科的扶持，使清华借助历史的机缘，加速走上学术独立，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和工业科技均衡发展的道路，不但《清华周刊》等刊物与清华历史学会共同开辟“文史专号”，发表文史类重头文章，相应的更具学术水准的大型刊物也应运而生。
此举正如何炳棣（dì）说的那样：“清华精神源自清华传统。清华学堂本为预备留美而设置，所以一开始就必须是文理兼顾，属于通识教育性质的学校。清华改为国立大学之后，特别是梅贻琦担任校长以后，清华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是‘提倡理工限制文法’。梅校长与教授会只极力响应‘提倡理工’，将原属理学院的土木工程系予以扩充，并与新创的机械和电机两系联合成立一规模初具的工学院。但绝口不谈‘限制文法’。”
05
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文法两院表现出空前的活力。除各系师资普遍加强外，教授研究的风气也较前盛大，研究成果已非《清华学报》所能容纳，于是不得不另创了一个新的学术季刊《社会科学》。冯友兰师的《中国哲学史》和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两部皇皇综合巨著便足以反映出，在文法教学研究方面清华俨然已居全国学府前列。
因为梅贻琦倡导的学术自由精神在清华推行，被罗家伦、吴南轩等党棍压制的自由之风，经过几年窒息之后又盛行开来，教师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平等讨论学术问题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校内各种讲座、讲演连绵不绝，到了1934年，国共关系已是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白色恐怖笼罩了清华园，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赴苏联观光归来后，在演讲中大谈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各种优越性，并做结论说：“……苏俄是进步的国家。所谓唯物史观，我们决不能轻视，因为有绝对真理存于其中。”
06
冯友兰的言论引起了北平当局的注意，国民党以共党嫌疑为由，于1934年11月28日将冯友兰逮捕。这一举动在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梅贻琦、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大腕名流立刻联手出面营救，最后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出面，下令释放冯友兰。冯友兰出狱后，悄然无声地回到清华园，除低调介绍自己被捕经过外，并未对当局进行任何指责，当局也再没有找他的麻烦，清华师生也没有感到恐慌，园内的自由空气一仍如旧，学术讨论甚至政治主张愈演愈烈。
作为校长的梅贻琦“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的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空气与政治背景下，清华园大师云集，出现了万物相生而不害，相制而不克，“流派共存，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这个局面使思想与学术得以活跃、进步的同时，也令学生眼界大开。
07
1934年考入清华外语系的学生赵俪生在许多年后回忆说：“我的《大一国文》教师是杨树达，《大一英文》教师是吴宓，《哲学史》教师是冯友兰，《逻辑》教师是张申府，都是赫赫名流。但当时我作为十七八岁的娃娃，确实感受不深。杨先生一辈子搞训诂（gǔ），祖述高邮王氏，与他的湖南前辈王先谦前后都是搞《汉书》的。是他给我们讲述了《左传》中的《邲（bì）之战》和《鞌（ān）之战》，至今犹有记忆。吴先生神经质太厉害，那是他与毛彦文女士恋爱失败的后果，使我们做学生的很难预估他的喜怒。在英语读音上他特别强调英国味，可是当时除吴先生外，众老师全是美国味，真是‘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xiū）之’了。冯先生岸然道貌，俨然程夫子转世，讲课纯按他的‘两大本’《哲学史》讲，由于咯巴嘴，在表达方面比较吃力。由于这位老师在政治方面的多变性，故我一生迄不与他接近。张申府当时在清华‘吃不开’，但此前他却是大人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柏林支部的创建者，黄埔一期生入学口试的主持人。他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学，而是骂蒋介石，成为热门的政治论坛。听他课的不外两部分，一部分是抱持自己见解从拥护或者反对立场上来挑检他的政治论点的；另一部分则是混混学分的。他的课缴一份读书笔记，没有不及格的。……回味起来，受教于这些人，也是‘大开眼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学里，你是无缘接触到这样的人物的。”
08
上述“繁盛局面”，一直延续到抗战后的西南联大时期。而自抗战胜利到清华北归的近一年时间里，以闻一多、吴晗为首的几位教授，经常公开骂国民党与蒋介石，并进行宣传。梅贻琦并不赞成此种做法，但没有阻止并尽可能地予以保护，使这一民主自由的局面得以延续。这一段经历，冯友兰有过论述：“西南联大时期，教授中有在政治上极右的，也有在政治上很左的，也有教授对于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当时学校的风气是，只要教授能把他的课讲好，他在政治上的态度，学校不管。在这种风气下，学校没有考虑过怎样把进步的教授解聘。当时认为清华教授有自由、民主作风，其原因就在于此。当然这所谓自由、民主，只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所谓学校不管，也有一定的限度。当时的教授，一般地说，也都没有超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限度，所以能维持所谓民主自由的局面。”
这个局面的维持，着实来之不易，可惜仅仅维持了不到两年，就随着中日战争局势的变化又起波澜。
09
五洲震荡风雷激
到当历史的车轮跨入1935年，清华大学又掀起了新的波澜。其实不仅仅是清华大学，北平所有高校都参与到了这场新的风暴中。
事情的起因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动华北事变，妄图以“自治”的名义把华北五省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面对侵略，国民党、蒋介石卑鄙可耻地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投降政策，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担起民族解放的重任，团结带领以清华园为中心的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史称“一二·九”运动。
10
12月9日上午6时，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北平学联领导下，北平六千多名学子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如钢铁洪流般奔向新华门，向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并提出了六项要求：
(1)反对华北自治及其类似组织；
(2)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3)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4)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6)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当游行的队伍经过西单和东长安街时，遭到了军警木棍、鞭子、水龙、大刀的攻击，百余人受伤，30多人被捕。经过一阵扭打争斗，游行队伍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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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9时左右，游行的队伍终于赶到西直门下，此时守门部队早已关闭城门，城外的店铺全部奉当局之令收市关门，城楼和城门外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宪兵与警察，严阵以待。
清华、燕京两校学生无法入城，就在凛冽朔风中含泪向围观市民控诉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指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虽然请愿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的影响下，抗日救亡的烈火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起来。
12月10日起，杭州、武汉、上海、广州、南京、天津等30多座大城市的学生、教职人员等纷纷集会，发表宣言、通电，举行罢课、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实现抗日。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为，让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慌，在政府信誉即将崩盘的危急情形中，当局采取了并不明智的打压措施，明令“取缔非法组织”，对参与“非法组织”的“不良分子”实施传讯、逮捕、关押，企图通过高压与打击，抑制社会舆论，清除中共地下党分子，使学校不再风波连连，克无宁日。
12
根据这一方案和目标，各地宪警开始对学校严密监视和控制，如有风吹草动便冲入学校逮捕学生讯问。北平方面作为中共地下党领导学潮的发源地，更是监控的重中之重。
自1936年2月23日开始，最具共党地下分子嫌疑的东北大学被军警包围，对学生宿舍与人员等进行检查，共有37人被带往宪兵司令部侦讯。随后，中国学院、东北大学、中山中学等校，数人被带往警局扣押、讯问。教授方面，亦有数人被传。
宪警进入东北大学抓人的六天之后，也就是2月29日。这一天原本是清华学生补考之日，想不到凌晨4时左右，师生还在睡梦中，北平市公安局就带领着200多名警察，携带一份写着四十多人的“不良分子”名单，分乘警车数辆，在朦胧的夜色中开赴清华园予以搜捕。
13
《清华大学校史稿》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这一事件做了如下描述：“进步同学早有准备，在那天夜里，一些党员、救国会和民先队的骨干都没有在自己房间里睡觉。反动军警在各宿舍大搜捕落了空，便又闯进二院等处。当时的清华中共支部负责人蒋南翔在二院附近被他们抓住了；在城里作党的工作的姚依林，从城里赶回学校参加期考，在西校门也被扣留；民先队员方左英与反动军警斗争时也被逮捕；军警还抓走了一位工友。学生救国会当即组织同学护校和驱逐反动军警。‘同学们，夺回我们的同学呀！’一声呼喊，在民先队员的带动下，同学们冲出宿舍，用石头木棍和反动军警展开了搏斗，有的同学奋不顾身地向军警夺取枪支。反动军警被打得狼狈不堪，败阵而去。同学们追至西校门，蜂拥而上，奋力夺回了蒋南翔、方左英和姚依林等同学。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同学们夺过军警带来的馒头、肉馅饼作为武器，雨点般朝着军警投掷，还将反动警察开来捕人的几辆汽车捣毁。当反动军警企图乘车逃跑时，汽车已全部不能发动了，他们只好拖枪拽刀，悻悻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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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警败退后，中共地下党和少数侥幸逃脱的学生，以得胜还朝的姿态表示了庆贺之意。这时赶到学校的梅贻琦与教务长潘光旦等校方当局却意识到事态严重，这一单纯事件，已由“公事公办”加进了团体与个人恩怨，警方绝不会就此罢休，必然会加以报复。
果然如他们所料，退出校门的军警并没有撤退，而是在校外看守，并向城内请示下一步行动。北平当局接电，大为光火，立即命令清华西门之外三公里处、驻守西苑的冯治安师增派一个团的兵力将清华园包围并进行弹压，情形极其危急。
面对大兵压境，当天上午9时，梅贻琦在大礼堂紧急召集同学训话后匆匆赶往城内与北平市长秦德纯、公安局长陈希文以及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商洽补救、解决措施。但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军警与学生仍在清华园内外紧张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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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梅贻琦于城内诸衙门、机关间奔走周旋之际，清华学生会也紧急召开临时全体大会，议决如下：
一、请校长立即保释同学和工友；
二、请学校要求政府保证以后不得再有宪警进入校门；
三、加强同学组织，在问题解决前不举行补考；
四、请新任“救国会”委员立即宣誓就职，进行工作；
五、一致拥护校长；
六、电请行政院收回取缔平津“学联”成命。会后召集纠察队担任警戒，并派代表晋见校长。
从城内回校的梅贻琦面对学生请求，深感为难。因为事态已经远远超出他所能控制的范围，他担心以自己的能力无法保证学生们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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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没过多久，校外宪警就加派人手，并有30余人闯进校内。学生方面不甘示弱，击钟集合五六百人将军警逐出，并将校门闭锁，双方再度处于固守、对峙状态。
其实这时候学潮运动领袖们早已逃走，多数学生却无处可逃，作为校长的梅贻琦更不能临阵脱逃，躲在小楼透过窗口偷看学生面临的血光之灾。他必须挺身而出，直面这一事件并做相应的处置，其难度自可想象。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梅贻琦还是冒着风险，再度乘车进城与当局斡（wò）旋。同时紧急拍发密电给南京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hào）和政务处长蒋廷黻（fú），请他们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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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的梅先生
梅贻琦冒着风险，再度乘车进城与当局斡旋。同时紧急拍发密电给南京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和政务处长蒋廷黻，请他们施以援手。
据清华外语系教授叶公超凭借与梅贻琦多年共事的经验，认为梅贻琦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其性格是慢、稳、刚，但这个“慢”有时颇令人着急。叶公超举例说：宋哲元派兵到清华去逮捕共产分子这件事，事前我们就得到了消息，当时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张奚若等和我，都在梅宅商量如何应付这桩事。“事情紧急，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先生自己默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老先生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芝生最后就向梅先生说：‘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梅先生还是不说话。我就忍不住了，我说：‘校长，您还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梅先生隔了几秒钟答复我：‘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有人问：‘究竟有多少人会来？什么时候来？’梅先生说：‘都不知道。……我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后来还是梅先生把校内的安排作了一个最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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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所举事例没有说明商谈的具体时间，但据后来的资料推断当在天黑之前。面对“酒兵易压愁城破”的艰危处境，梅贻琦当时心情之沉重，考虑之周密，处理之慎重由此可见。此点正如梅贻琦对清华校友刘崇鋐（hóng）所言：“我受的科学训练，教的也是科学，有时处理事情谨慎一点慢一点，也许就是因为我的科学观念，叫我不肯随便。”
叶公超评价梅性格中“慢、稳、刚”所得出的结论正应了梅贻琦这段话。叶公超说：“我认识的人里头，说话最慢最少的人，就是他和赵太侔（móu）两个人。陈寅恪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因为他说话少而严谨，他作事和作人也就特别的严谨。天津话叫‘吃稳’，梅先生可以说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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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对军警压境所做决定和处理经过，《清华大学校史稿》没有一字提及，倒是几位当年的亲历者披露了一些隐秘，如华道一回忆说：“这天下午，当大批军警围困清华大学扬言要冲进校内的紧张时刻，我作为当时学生救国委员会的委员，曾和其他几位委员一起到梅校长住宅访问。梅校长在他家接待了我们。我记得当时梅校长对学生是十分爱护、关怀的。他说，现在局势很紧张，军警可能要冲进校内来，希望有被捕危险的同学要设法避一避。在我的记忆里，当时梅校长曾交给我们一个名单，说是军方交给学校要求逮捕的，这个名单上列名的同学约有二十余人。我们从梅校长家出来，已将天黑，大家就按校长的话，设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叶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当时躲在冯友兰教授家里，这在近几年来已屡见报刊，传为一时佳话了。从这一件事看来，梅校长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特任的国立大学校长，能冒着一定风险，如此保护学生，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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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道一的回忆大体可信，因为名单上的主要分子，基本在当天夜里得以躲避而幸免被捕。
大逮捕风潮过后，梅贻琦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敝校风潮刚刚平息，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实属不幸之至。……学校对此，惟盼当局早日分析清楚，能早将无关系者保释回校……至于被捣毁车辆，当局如无严苛条件提出，校方为平息事件，可给予相当赔偿费，否则学校不负此责任。”
梅贻琦讲话使事件各方情绪得到缓和，但是清华内部的隐患却没有消除。
接下来，一个疑问萦绕在每个同学心中：军警特工人员是如何得到“不法分子”名单的？提供这个名单的是何人？在众人疑虑与相互质询猜测中，有学生认为此人非教务长潘光旦莫属，因为他最有条件，也最可疑。于是，部分学生头目便有了教训潘光旦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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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第二天一早，潘光旦就遭到了“救国会”部分学生的围攻。当时的亲历者林从敏回忆说：“我到达校门时，在警卫室的北面，潘先生的两个拐杖已经被丢在地上，他用一条腿边站边跳来保持平衡。我与级友方鉅成赶紧去左右扶持他，将拐杖拾起，陪着他走到大礼堂台阶上。这时前后还是有人呼喊，但并未动手来打，潘先生头发凌乱，却面带笑容。这时候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了梅校长。梅师穿着一件深灰长袍，登上礼堂台阶后，站在潘教授之旁，面对着二三百同学，有半分钟未发一言，显然是尽量的在抑制他的愠怒。那些夹在人丛中呼喊推打的同学都安静下来。最后梅校长发言了，‘你们要打人，来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我们记得某学长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但是在推打潘先生这一天梅师坚定果断，毫不含糊其辞。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梅师表现他在‘危机’情况下，当机立断处事的精神。”
22 杀青段
林从敏的回忆并非孤证，当时的学生徐贤修也亲临现场并有过与林类似的回忆，他说：梅校长看到有学生夺去潘光旦的拐杖，挺身而出，痛心疾首地说：“在清华竟出现这样野蛮的行动，我万分痛心，你们一定要发泄闷气的话，来打我好了。不然如果你们还有理智良知，就应该听从学校的处理，我以校长的身份，来处理这件事，自然有公平的办法。”话音落地，叮当有金石声，几个吹胡子瞪眼极尽煽动蛊惑之能事、恶意抢夺拐杖的学生立马蔫了，部分学生露出羞愧之色，另一部分围观性质的学生则振臂高呼：“拥护梅校长！”此举令在场的徐贤修为之动容。
那个时期社会动荡，清华校长连年更迭，学校很不稳定，校长很少有作得长久的，但自从梅贻琦掌校后，就一直安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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