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一个“能人”的翻车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这是一个永远会带来讨论乃至争论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只能通过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得出自己的答案。

1

1.1

       关于禹作敏早年的故事，公开的报道并不多。根据现有的资料，禹作敏1930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家中有四个孩子，他排行老三。

       在几个孩子中，禹作敏是最聪明的一个，所以小时候被送进私塾，读过一些四书五经。

       他是在1974年当选为大邱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之前担任过大队的财务和会计，懂一些财政和税收方面的政策。

1.2

       大邱庄，位于天津市静海县（现静海区），周边土地以盐碱地居多，种农作物的效率很低，以贫困出名。禹作敏成为大队书记后，带着大家学大寨，修台田，埋头苦干，却依旧看不到什么希望。一年到头，全庄的收入只有20多万元，刨去成本，只剩五六万元，完全不够全庄男女老少的生活开销，有些贫困户家里甚至连裤子都穿不上。以至于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

当年号称“天下第一庄”的大邱庄，已于1993年11月18日撤村建镇

1.3

       1977年，大邱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改选。时值刚刚粉碎“四人帮”，全国上下渴望变革，而大邱庄的农民们都穷怕了，提出了一个口号：“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

       作为现任书记，47岁的禹作敏也深刻认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人心惶惶，以粮为纲，穷当当”的问题，彻夜苦读了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要求，痛定思痛，当面向广大社员保证：“我过去三年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带着大家富起来！再给我三年，我一定带大家摘掉贫困的帽子！不行的话，我自动下台！”

       禹作敏最终顺利连任。他决定带着父老乡亲闯出一条新路，实践自己的诺言。

2

2.1

       禹作敏最先想到的，是办乡镇企业。他觉得自己苦思冥想之后得出的道理是对的：“为什么地主、资本家能富？就是搞工业！”

       当时全国的钢材很紧缺，而禹作敏了解到冷轧钢的成本比热轧钢要低，利润空间更大，于是大胆做出决定：从大队里拿出几万元，再通过借款、贷款的方式，一共凑出了15万元，派出几十个人去全国高价采购钢材，然后从天津买来废旧设备，开起了冷轧钢厂，当年就赢利17万元。

禹作敏

2.2

       有了17万元的“第一桶金”，禹作敏尝到了甜头，也壮起了胆子，立刻迈开大步带着大邱庄开始转型：继轧钢厂之后，又办起了印刷厂、电器厂、高频制管厂，每个厂再以滚雪球的方式建出若干分厂。

       到了1984年，大邱庄全村734户3040人，拥有承包单位15个，固定资产2000万元，年利润达到了1000万元；到了1988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达到了5亿元，税后纯收入800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颇为惊人的数字。

2.3

       昔日令人家“吃糠三年也不愿嫁女”的大邱庄，如今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庄”，禹作敏当然厥功至伟。他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时专门提到一点：要用“能人”办厂。

       冷轧钢厂的刘万民，当时年薪3万元，号称“刘三万”，早年在日本侵华时期做过几天伪军，村里乡头都很反感他，但他确实懂冶炼技术，且有钢铁行业的人脉，所以禹作敏力排众议，让他做了厂长。

2.4

       电器厂厂长张延军做厂长时才24岁，以前是养猪的，200多头猪喂了4个多月，死了一半，但他索性就住在猪圈，没日没夜地读关于养猪的书。禹作敏看他事业心强，让他做了厂长。

       制管厂厂长禹作尧，高中毕业，当过民兵连长。禹作敏看他做事牢靠，就重用了他。

       禹作敏尤其提到支部副书记李凤政，非常得意：“他鬼头鬼脑，什么都不怕，就怕我。他有水平，有能力，我就把他吸收到班子里！”

2.5

       这些承包人都没日没夜地拼命干，一方面是因为禹作敏对他们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禹作敏也给这些他看中的承包人开出了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的条件：作为厂长，工厂每创造100万元利润，个人提成10万元。

       而禹作敏挂在口头的话是：“我用的人，群众选出来的一个也没有。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可能是老好人，但不一定能产生效益。这15个承包人都由我任命。工资奖金都由我定。”

2.6

       禹作敏的这番话在当时也引起了一番讨论，有人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有人认为他说的太绝对，但大家都发现了一个客观事实：禹作敏任命的这群承包人，绝大多数是他的本家、堂弟，以及女婿的家族成员。

       而禹作敏对此的总结是：“来财必有才，有才财必来。”禹作敏当时做的有争议的事并不止这些。

       比如，他为了和一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关系，以便掌握一些准确的政治和经济消息，每次都会好酒好肉地招待来大邱庄的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会给对方一笔“信息费”作为酬劳——这曾被人举报为“腐蚀国家干部”。

2.7

       但是，受益于时代红利和禹作敏的敏锐洞察力，大邱庄的经济确实如同坐了火箭一般扶摇直上。到了1992年年底，大邱庄共有工业企业200多家，创造了12342个工作岗位，固定资产总值超15亿元，工业总产值超40亿元，利润超4.7亿元。

       在实打实的成绩面前，荣誉也接踵而来：禹作敏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最佳农民企业家”，获“全国经济改革人才”金杯奖；1988年，他担任了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他以“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的身份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1989年，他被国务院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时代在变，大邱庄在变，而不少人发现，禹作敏也变了。

3

3.1

       首先改变的，是他个人的生活。

       禹作敏给自己配备了当时最新的奔驰560——他手下那些承包人的车也都是清一色的奔驰。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邱庄全村配备的进口高级小轿车超过了200辆。

       致富买车，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田聪明（后任新华社社长）回忆，当时在拜访了禹作敏之后，对他后来的一些公开表态表示担心：“我就是个农民，没有级别待遇，我就不管这规定那规定，就坐奔驰，我们自己挣钱买的，怎么了？”

3.2

       同样是全国劳模的申纪兰曾三次带队到大邱庄学习。第一次去的时候，申纪兰觉得禹作敏“待人热情，说话客客气气”。而第二次去的时候，申纪兰发现禹作敏已经不是谁都见了，“接见”她后，先问她：

大邱庄当年的公司

       “你看我这张办公桌多少钱？一万多块！这把椅子，也是一万多块……”

       当时禹作敏有句名言：“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禹作敏的居住条件也起了变化。

       他原先在大邱庄专门建了一批“人才楼”，自己也住在里面，但很快就搬了出去，住进了独门独户的大别墅，院墙顶用琉璃瓦装修，人称“小中南海”——禹作敏也乐得别人这么叫。进大门有“传达室”，还有“警卫室”，他给自己请了至少8个保镖，日夜守卫。

3.3

       其次，对于带领乡亲们打造出来的基业，禹作敏有了自己新的想法。

       在一次座谈会上，禹作敏公开说：“我们是白手起家的，现在每个集团都有十几亿元的资产。这究竟是属于谁的？是个人的？是集体的？都难说。大队没给一分钱，当初向银行贷的几万元款都还了，国家也没有投资。这几十亿元资产，也可以说是我的。”

3.4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鼓动下，禹作敏开始选自己的“接班人”——他让20岁出头的小儿子禹绍正做了村团委书记。1992年，禹作敏做主，把大邱庄的所有产业调整为“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下设5个集团公司。总公司设董事会，禹作敏自任董事长，25岁的儿子禹绍正担任总经理。

3.5

       作为董事长，禹作敏说自己基本不拿钱，表示当初有人给他评定年薪10万元他也不要，开销都自己承担。事实上，他儿子担任总经理，在1992年的年薪就达到了70万元，其他亲戚族人，都领着当时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的薪水，至于其他所有的日常开销及相关报销，没有人说得清楚。

       但最关键的问题是，禹作敏不只是在个人生活作风和经济上交出了一笔“糊涂账”。

4

4.1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不少和禹作敏有对话的人发现，他们不知道到底在和谁讲话。

       申纪兰第二次去大邱庄学习时就发现，对于全国各地来学习的厅局级干部，禹作敏已经基本不见了——别人告诉她，禹作敏是“省部级干部挑着见”。申纪兰发现，在被中央领导几次接见和考察后，禹作敏谈及中央领导，都只呼“××同志”，已经把姓完全省略了，并且开始发牢骚：“现在连×××都变成政客了，而且是个投机分子。他凭什么能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我这里是公认的全国首富村，可这些年我连个人大代表都当不上！”

4.2

      有一群北京的作家曾兴致勃勃地来大邱庄参观采风，但禹作敏根本不见，让人传话：“要写就写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但他后面还加了一句：“没有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县长，包括厅长、局长，禹作敏自然都不放在眼里，经常对他们进行抱怨和指责，而碍于大邱庄和禹作敏在全国的名气与“窗口示范”作用，很多干部也不敢多说什么。

进入大邱庄的牌楼，当初禹作敏规定：无论什么人，到牌楼前必须下车，换坐大邱庄的迎宾车才能入内

4.3

       但对于一些对禹作敏有用的地方干部，他还是花心思的。他甚至把这当作经验公开介绍：“大邱庄住着工商、税务、派出所的5个人，还有银行的人。法院帮我要款。他们的工资半明半暗，两头都拿工资，派出所所长的工资由我开。”

       不仅如此，禹作敏还自己出任大邱庄派出所指导员，把全村的“经济警察”编制扩充到100人，然后把自己的亲信提拔为治保主任。

       曾有一名香港记者和他开玩笑：“听说您是这里的‘土皇帝’？”

      禹作敏的回答是：“去掉‘土’字，我就是皇帝！”

       既然是“土皇帝”，他在大邱庄的行事风格，就可想而知了。

4.4

       1990年3月，大邱庄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刘金刚的司机高玉川说了一句：“禹书记的女儿出嫁，在县城盖小洋楼花了不少钱。”

       结果这个司机被审讯拷打，被逼得服毒自杀（未遂）。后来禹作敏得知司机这句话是从刘金刚那里听来的，又开始追究刘金刚的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玉英劝他“不要兴师动众”，禹作敏指责她“没人心”，很快就以“与党委不保持一致”为名，逼她搬出了“人才楼”，住回普通农民家。

4.5

       1990年4月，禹作敏的侄女说大邱庄家具厂的副厂长刘金会曾猥亵她，禹作敏立刻派人把刘金会痛打一顿，并在大街上把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拦住痛打，结果导致刘玉田在街上被活活打死。

       在7名打人凶手全部落网并被判刑后，禹作敏认为是司法机关不给他“面子”，召开全厂大会声讨刘玉田，鼓动职工说“刘玉田早该死，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发，没水平的可以骂大街”。他还组织2000多名群众投书司法机关提抗议，停止刘家7人在大邱庄所属企业的工作，对刘家亲属的住宅进行监视，限制他们与外人接触，不许他们出村。

       当时很多知情人都知道，禹作敏再这样下去，早晚是要出事的。

5

5.1

       1992年11月，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就是被禹作敏认为“谁都不怕，就怕我”的人，忽然在会议桌上病故，只有45岁。

       李凤政一死，揭开了华大集团公司一个高达3亿元的债务窟窿：2亿元是银行贷款，1亿元是欠的外债。由于李凤政是禹作敏的亲信，所以平时没人敢问、没人敢管，直到人死，大家才发现这个窟窿已经那么大了。

5.2

       很快，关于华大集团公司领导层贪污的事被人报了上来。禹作敏大怒，召集公司中层以上干部开会，说领导层都是“败家子”，是来“糟蹋”大邱庄的，并且单方面忽然决定，撤销整个华大集团公司，资产并入其他四个公司。

       与此同时，禹作敏让人准备好了皮鞭、电警棍等工具，开始对华大集团公司9名副总经理动用“私刑”逼供。禹作敏让人在大冬天剥光被审讯人的上衣，自己带头上前抽耳光，要求对方承认自己有经济问题或生活作风问题，然后录音录像。对于不肯承认者，他就动用皮鞭和电警棍——谁打人出手狠，他当场奖励现金。

在大邱庄内建造的“九龙壁”当时引来众多议论，禹作敏在“九龙壁”后亲笔题词

5.3

       就在处理“大窟窿”的同时，禹作敏还做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

       11月27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第三局干部学校的老师及学员20余人到大邱庄参观。在一家商店里，有学员因为询问价格、产地等问题与商店经理石家萍发生争执，结果师生们被强行扣押7个小时，其间多人被揪头发、抽耳光（导致耳膜穿孔），最终由带队老师程钢违心写下“悔过书”后才被放出。

       终于，12月13日，在处理华大集团公司“贪污案”时，有一名员工被打死了。

5.4

       这名员工名叫危福合，26岁，1990年从河北慕名来到大邱庄工作，1992年开始负责华大公司养殖场的基建，同样被列入了“怀疑贪污”的名单。13日下午，危福合被大邱庄万全集团公司经理部经理刘云章叫到公司三楼交代“贪污问题”，危福合拒不承认，随即被剥光上衣鞭打、电警棍击打，整个审讯一共持续7个小时，先后有18人参与殴打。

       晚上10点左右，危福合停止了呻吟，打手们这才慌神，将他送入医院，不久后危福合抢救无效死亡。

5.5

       出事之后，禹作敏没有选择劝参与人投案自首，而是轻描淡写地给静海县公安局打了个电话：“我们这里死了个人，在审查他经济问题的时候，忽然冲进来一群人，把他打死了，要不你们来一下？”

       随后，他们串通好了口供，清理了现场，同时伪造了两页危福合的口供，并赶到医院找到危福合的尸体按上手印。

5.6

       但警方到达后发现，危福合身上长达7个小时殴打导致的伤痕，以及现场的脚印等细节，完全不能支持禹作敏说的“突然闯进20多个人把他打死了”的说法。

       得知消息后，禹作敏立刻安排带头打人的刘云章等人外逃。

       12月15日，天津市公安局派了6名刑侦技术专家，乘坐警车进入大邱庄，准备进一步勘查危福合被殴打致死一案。此时的禹作敏又做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行为：扣车！扣人！

5.7

       6名执行公务的干警被几十个大汉锁在了楼里，楼道的铁闸门被锁死。第二天，禹作敏让人把两名带队的干警叫到办公室，大发雷霆：“你们为什么没通过党委就过来了？不就是打死个人吗？”

        6名警察被扣押13个小时后，在天津市市长聂璧初的亲自干预下，禹作敏才下令放人。

       与此同时，禹作敏又进行了一系列操作：

       把危福合的家属从河北老家叫来，拍出6.5万元，要求他们保证：把尸体拉回老家火化，再也不来大邱庄。

5.8

       禹作敏安排刘云章等四人前往山东，然后又转移到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四处藏匿，其间还把他们秘密接回大邱庄过1993年的春节，整个过程中大约花费16万元。

       但禹作敏下令扣押公安干警一事，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震惊。1993年2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对刘云章等四名重大嫌疑人应依法予以逮捕，于是函请公安机关协助通缉归案。

5.9

       2月17日，天津市公安局一共派出了400名干警前往大邱庄，因为大邱庄的治安派出所原本拥有15支枪和2000发子弹——这个派出所被撤销后，大邱庄拒绝上交武器。庄里还自办了猎枪厂。

       事情走到这一步，但凡禹作敏能稍微清醒一些，也该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

       但他并没有。

6

6.1

       2月17日上午，400名公安干警在离大邱庄3公里处待命。

       天津市、静海县公安局和检察院的相关领导同志先行进庄，专程向禹作敏说明情况。在会议室，禹作敏夹着烟，跷着二郎腿，明确表示不同意干警进村执行任务：“（会不会）发生矛盾冲突，你们不敢（担）保，我也不敢（担）保。群众不懂法，我也不懂法，我负不了这个责任。”

6.2

       与此同时，在大邱庄内，大批工人开始集结和巡逻，他们大多手持铁棍；在庄内各个路口，汽车、拖拉机、马车以及油罐车被开到一起形成路障，全庄人都被动员起来，与庄外的公安干警形成对峙状态——而此时，两名犯罪嫌疑人就藏匿在庄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酿成冲突，最终天津市公安局决定只留下30名干警待命，其他干警当日返回。

6.3

       但第二天上午，禹作敏召开了全村大会，声称市里共派出1700多人的部队，携带小钢炮、催泪弹和警犬到村里搜查。他称“我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并要求村民一起“包围总公司”和“包围大邱庄”。最后，他宣布全村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发，他自己“临时辞职”。

       会议结束后，大邱庄内群情激昂，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大量人员手持器械在街头聚集，要求市县相关领导给出说法。

6.4

      但这次天津市委没有让步，要求在2月19日18时前，执法人员必须进入大邱庄执行公务。

       到了当天17时，禹作敏终于同意20多名执法人员进村张贴通缉令和去通缉犯住所搜查，但他派出了十几辆豪华轿车到村头表示“欢迎”，并动员大量群众随时“簇拥”执法人员。

6.5

       2月21日，禹作敏让人印制《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向外地和社会上散发，称警察来大邱庄“绝非为了缉拿几个嫌疑人，而是冲着全国第一村——大邱庄来的”，“是冲着改革事业的”，所以他们要“向全国人民讨一个公道”。

       但禹作敏没有想明白的是：他越是如此，天津市委就越要一查到底。

6.6

       1993年3月中旬，在专案组排查出800多条线索并在全国各地撒下天罗地网之后，四名案犯中的两人先后落网，另两人投案自首。

       到了4月上旬，禹作敏的犯罪证据也基本上被调查清楚了。

       4月15日下午，禹作敏接到通知：天津市委书记高德占请他到天津市俱乐部谈话。

6.7

       考虑再三，禹作敏带了贴身保镖和三名亲信一起前往。到了俱乐部门口，禹作敏被保安告知只能一人进入。禹作敏依言进入俱乐部，发现等在房间里的并不是天津市委书记，而是一群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

       干警向禹作敏出示了拘留证，禹作敏低下了头。

6.8

       8月23日和24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所犯罪行进行公开审理，并于27日做出一审判决：

       禹作敏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妨碍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非法管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最终，禹作敏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7

7.1

      刚刚入狱的禹作敏，其实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我好歹也是全国政协委员，抓我不需要人大开会通过吗？”“和我关在一起的都是犯人吗？为什么必须按时睡觉？”“我又没杀人，为什么我也有罪呢？”

7.2

       在生活上，他一开始也有很多不配合的地方：不愿意理发，不愿意吃监狱提供的伙食，必须要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刚进去的时候，他对监狱管教干部罗振岭说晚上饿，睡不着，罗振岭就用禹作敏家里送来的一点钱给他买点桃酥什么的，买完和他核账，他非常不耐烦：“算了算了，这算花钱吗？我听见1000元以下的就烦！”

7.3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禹作敏对监狱的生活开始习惯，也开始服从，并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有思想上的，也有历史的。大邱庄发展起来了，我的脑袋膨胀了，忘掉了法律，忘掉了精神文明。一直到被逮捕时，我还是糊里糊涂的，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犯罪。”

禹作敏在法庭上

7.4

       为此，非常善于总结口号的他给自己也总结了一句：“改革路上致了富，法律路上迈错了步。”

       禹作敏原先对自己出狱的时间非常乐观，刚进去就开玩笑说“我今年是回家过年了”，他还曾对一个被判了5年刑期的狱友说：“别看你（的刑期）是5年，但我肯定比你出去得早。”

       随着希望的破灭，他的情绪也渐渐低落起来，他想不明白：当年费尽心机编织的“人脉关系网”，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了？

7.5

       但相关部门对禹作敏还是照顾的。

       因患有神经衰弱和心脏病，禹作敏入狱后的第五年被允许在天津市天河医院保外就医，住的是套房，且可以把老伴接过来。1997年，禹作敏的母亲过世，他也被允许去探望。

       但是，过于峰回路转的人生，对禹作敏造成的冲击还是相当大的。

8

8.1

       1999年10月3日，69岁的禹作敏在天河医院去世。不少媒体报道的是“禹作敏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但当时《南方周末》在10月5日的报道是《禹作敏病逝》，称其是“心脏病突发死亡”。

       而天津方面和大邱庄给出的说法也都是“禹作敏绝非自杀”：“禹长期患有神经衰弱，非常需要依靠服用镇静剂入睡，长期较大剂量服用安眠药，导致心脏病加重。”

8.2

       不过《南方周末》10月22日的报道标题是《禹作敏去世》。禹作敏于10月4日在静海县被火化，骨灰被运回大邱庄，在家摆了三天。按照大邱庄的习俗，不管谁家有人过世，大家都要送钱随份子，但是禹家的子女拒绝了所有份子钱。禹作敏的骨灰随后被葬入村头祖坟，与妻子合葬。墓碑大小规格，与常人无异。

馒头说

A

       现在在“百度百科”上搜索“大邱庄”词条，多少还能了解到这个镇现在的情况。但在“荣誉称号”那一栏，只留下了一条：“2016年12月7日，大邱庄镇被列为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而在30多年前，大邱庄的荣誉称号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其中最亮眼的，莫过于“华夏第一村”和“中国首富村”。

B

       如今，这些称号，没有人再提了。即便提起，也是一阵唏嘘。禹作敏算不算“能人”？我觉得，当然算。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也是个“浑人”。禹作敏在他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也乐得以“浑人”形象自居——或者说，他认为这才是中国农民最质朴的形象：不脱皮鞋就上沙发盘腿坐，吸烟不用烟灰缸而直接把烟灰掸在地毯上，不讲道理、不理规矩……

C

       他在1992年3月1日的《经济日报》上写过一句“春节寄语”：“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禹作敏是想代表中国农民的，但中国农民真的像他那样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禹作敏有很多问题，有人说，他最大的问题是不懂法——但禹作敏最终以悲剧收场，仅仅归咎于他一人不懂法？

曾经有人问他：“就没人和你说过法吗？”

禹作敏的回答是：“谁敢和我说？”

D

       没错，或许他的亲戚、亲信、下属出于怕他或想讨好他的原因不敢说，但那么多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为什么就长期没有一人敢说，没有一人敢管呢？

        我曾经去另一个很有名的“致富村”参观过。在报告厅，那位带领全村致富的书记做了热情洋溢的报告，强调是“党的政策好”以及“全靠大家一起干”。散场后，大家走向报告厅外的三部电梯准备下楼，我和几个人看到一间电梯门打开，正要往里走，却被两名“礼仪小姐”礼貌拦住：“对不起，我们×书记不喜欢别人和他乘同一部电梯。”

E

       说话间，那位书记昂首挺胸走了进去，旁边人弯腰帮他挡住电梯门，恭敬地给他一人按下楼层，然后关门——电梯外都是排队等候的人。

       申纪兰第二次去拜访禹作敏的时候，对一个细节印象很深：在通往禹作敏二楼办公室的楼梯周围，装了无数面水银镜子，让她有点“头晕目眩”。

       很可惜，禹作敏似乎只是用镜子来装饰。做领导干部的人，时时刻刻都需要镜子。当然，有镜子还不够，还需要笼子，关权力的笼子。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或是未来。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国法不容——禹作敏犯罪纪实》（徐如俊、张宿堂，《人民日报》，1993年8月28日）

2.《禹作敏等八人窝藏、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非法管制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1994年02期）

3.《禹作敏何以成为正反两个典型》（田聪明，《百年潮》，2009年01期）

4.《禹作敏：去了“土”字就是皇帝》（辛卿，《商业文化》，2008年11期）

5.《禹作敏：服刑的日子》（任庆起，《法学天地》，2001年09期）

6.《禹作敏是自杀还是病逝？》（东君，《新闻记者》，2000年01期）

7.《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兴衰谜》（范银怀，《炎黄春秋》，2000年01期）

8.《申纪兰和禹作敏的三次会面》（麦天和，《政府法制》，2000年07期）

9.《禹作敏生前身后事》（张蕾、和平，《四川监察》，2000年03期）

10.《今日大邱庄》（李漠，《小康》，2007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