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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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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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作敏:一个“能人”的翻车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这是一个永远会带来讨论乃至争论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只能通过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得出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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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禹作敏早年的故事,公开的报道并不多。根据现有的资料,禹作敏1930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家中有四个孩子,他排行老三。
在几个孩子中,禹作敏是最聪明的一个,所以小时候被送进私塾,读过一些四书五经。
他是在1974年当选为大邱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之前担任过大队的财务和会计,懂一些财政和税收方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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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邱庄,位于天津市静海县(现静海区),周边土地以盐碱地居多,种农作物的效率很低,以贫困出名。禹作敏成为大队书记后,带着大家学大寨,修台田,埋头苦干,却依旧看不到什么希望。一年到头,全庄的收入只有20多万元,刨去成本,只剩五六万元,完全不够全庄男女老少的生活开销,有些贫困户家里甚至连裤子都穿不上。以至于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
当年号称“天下第一庄”的大邱庄,已于1993年11月18日撤村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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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大邱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改选。时值刚刚粉碎“四人帮”,全国上下渴望变革,而大邱庄的农民们都穷怕了,提出了一个口号:“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
作为现任书记,47岁的禹作敏也深刻认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人心惶惶,以粮为纲,穷当当”的问题,彻夜苦读了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要求,痛定思痛,当面向广大社员保证:“我过去三年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带着大家富起来!再给我三年,我一定带大家摘掉贫困的帽子!不行的话,我自动下台!”
禹作敏最终顺利连任。他决定带着父老乡亲闯出一条新路,实践自己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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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作敏最先想到的,是办乡镇企业。他觉得自己苦思冥想之后得出的道理是对的:“为什么地主、资本家能富?就是搞工业!”
当时全国的钢材很紧缺,而禹作敏了解到冷轧钢的成本比热轧钢要低,利润空间更大,于是大胆做出决定:从大队里拿出几万元,再通过借款、贷款的方式,一共凑出了15万元,派出几十个人去全国高价采购钢材,然后从天津买来废旧设备,开起了冷轧钢厂,当年就赢利17万元。
禹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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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17万元的“第一桶金”,禹作敏尝到了甜头,也壮起了胆子,立刻迈开大步带着大邱庄开始转型:继轧钢厂之后,又办起了印刷厂、电器厂、高频制管厂,每个厂再以滚雪球的方式建出若干分厂。
到了1984年,大邱庄全村734户3040人,拥有承包单位15个,固定资产2000万元,年利润达到了1000万元;到了1988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达到了5亿元,税后纯收入800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颇为惊人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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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令人家“吃糠三年也不愿嫁女”的大邱庄,如今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庄”,禹作敏当然厥功至伟。他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时专门提到一点:要用“能人”办厂。
冷轧钢厂的刘万民,当时年薪3万元,号称“刘三万”,早年在日本侵华时期做过几天伪军,村里乡头都很反感他,但他确实懂冶炼技术,且有钢铁行业的人脉,所以禹作敏力排众议,让他做了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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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厂厂长张延军做厂长时才24岁,以前是养猪的,200多头猪喂了4个多月,死了一半,但他索性就住在猪圈,没日没夜地读关于养猪的书。禹作敏看他事业心强,让他做了厂长。
制管厂厂长禹作尧,高中毕业,当过民兵连长。禹作敏看他做事牢靠,就重用了他。
禹作敏尤其提到支部副书记李凤政,非常得意:“他鬼头鬼脑,什么都不怕,就怕我。他有水平,有能力,我就把他吸收到班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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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承包人都没日没夜地拼命干,一方面是因为禹作敏对他们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禹作敏也给这些他看中的承包人开出了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的条件:作为厂长,工厂每创造100万元利润,个人提成10万元。
而禹作敏挂在口头的话是:“我用的人,群众选出来的一个也没有。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可能是老好人,但不一定能产生效益。这15个承包人都由我任命。工资奖金都由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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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作敏的这番话在当时也引起了一番讨论,有人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有人认为他说的太绝对,但大家都发现了一个客观事实:禹作敏任命的这群承包人,绝大多数是他的本家、堂弟,以及女婿的家族成员。
而禹作敏对此的总结是:“来财必有才,有才财必来。”禹作敏当时做的有争议的事并不止这些。
比如,他为了和一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关系,以便掌握一些准确的政治和经济消息,每次都会好酒好肉地招待来大邱庄的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会给对方一笔“信息费”作为酬劳——这曾被人举报为“腐蚀国家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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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受益于时代红利和禹作敏的敏锐洞察力,大邱庄的经济确实如同坐了火箭一般扶摇直上。到了1992年年底,大邱庄共有工业企业200多家,创造了12342个工作岗位,固定资产总值超15亿元,工业总产值超40亿元,利润超4.7亿元。
在实打实的成绩面前,荣誉也接踵而来:禹作敏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最佳农民企业家”,获“全国经济改革人才”金杯奖;1988年,他担任了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他以“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的身份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1989年,他被国务院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时代在变,大邱庄在变,而不少人发现,禹作敏也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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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改变的,是他个人的生活。
禹作敏给自己配备了当时最新的奔驰560——他手下那些承包人的车也都是清一色的奔驰。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邱庄全村配备的进口高级小轿车超过了200辆。
致富买车,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田聪明(后任新华社社长)回忆,当时在拜访了禹作敏之后,对他后来的一些公开表态表示担心:“我就是个农民,没有级别待遇,我就不管这规定那规定,就坐奔驰,我们自己挣钱买的,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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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全国劳模的申纪兰曾三次带队到大邱庄学习。第一次去的时候,申纪兰觉得禹作敏“待人热情,说话客客气气”。而第二次去的时候,申纪兰发现禹作敏已经不是谁都见了,“接见”她后,先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