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帕米尔】篇壹
导言 今日我所见，即昔日他所见
1. 大唐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四十一岁，在印度潜心修习大乘佛法已有十五年。其间他在那烂陀寺学佛五载，又游历了印度各国，早已是印度佛教界享有盛名的高僧。他以雄辩令前来挑战的佛侣心悦诚服，以品格令沿途诸国国王引为知交，多次婉言谢绝诸王，尤其是戒日王拜为国师的美意，潜心授徒，研究佛法。
在佛国备受敬重的玄奘为何毅然决然地决定返回大唐？这固然如玄奘所说，他来到印度，是“为求大法，广利群生”，“愿以所闻，归还翻译，使有缘之徒同得闻见”，在回国后，他确实竭尽全力践行了诺言。但此外，促使他决定此时此刻回国的契机，也与一次梦中奇遇有关。
2. 这一梦境在他徒弟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法师传》）中有详细记载：玄奘游历归来，在杖林山“养徒教授”时，某天晚上突然梦见那烂陀寺一片荒芜，僧侣全无。疑惑中，一自称“曼殊室利菩萨”即文殊菩萨的金人出现在眼前，在金人的指引下，他看到那烂陀寺火光冲天，佛寺村舍尽为灰烬，金人明示他“可早归，此处十年后，戒日王当崩，印度荒乱，恶人相害，汝可知之”。说完，金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玄奘是虔诚的佛教信徒，这一梦境对他来说非常震撼，于是他决意东归。大唐永徽（650—655年，唐高宗年号）末年，戒日王朝果然崩塌，印度饥荒，一如金人所告。
3. 如果玄奘没有做出这一选择，再晚几年他就不会遇上唐太宗李世民，也就不会有《大唐西域记》的诞生，到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时期，当欧洲著名探险家斯坦因、寇松、斯文·赫定等人行走在帕米尔高原上时，无疑会缺失强大的路线指引与精神动力。极富人格魅力的玄奘，不仅是这几位探险家的精神师友和偶像，甚至被他们尊奉为庇佑平安、赐予智慧的“守护神佛”。他们带着法译或英译本的《大唐西域记》，一次又一次踏上中亚的土地，对照书中记述的地理方位与地形地貌，踏勘一个又一个冰雪覆盖的山口，希望确认玄奘东归的路线。谁又能说，他们行走在大帕米尔宽阔的谷地上时，从未希冀过能与这位伟大的中国僧人穿越时空相见？
4. 玄奘踏上了归国的旅途，世界即将迎来一部经典的问世。由于亲历者卓越的才华和智识，《大唐西域记》注定成为一部流传千古的名著。它记载了古代中原地区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交往，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东西方交通的繁荣画面，记录了中亚至印度一系列国家的风土人情。它详细地标注了每一段路线的里程、方位、地形地貌与气候状况，特别是罕有文字记载的帕米尔高原上的路线、水文、植被与气候信息，而帕米尔高原是东西方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上海拔最高、路途最为艰险的路段。在十九世纪之前，无论用于学术研究还是军事行动，《大唐西域记》都是一本极为实用的工具书。
5. 《大唐西域记》中的许多记载堪称举世无双，如卷十二中描述的“波谜罗川”，玄奘不仅指出它是葱岭的一部分，而且准确地判断“其地最高也”。“波谜罗川”即“大帕米尔”，是帕米尔高原八个“帕”中面积最大、地势最宽阔、海拔最高的一个。这是历史上首次对“帕米尔”这一地理名词的精确记载与描述。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光彩夺目，虽然在他之前和之后，法显、宋云、马可·波罗和高仙芝等人都曾走过同样的帕米尔道路，但影响力却远远无法与玄奘及《大唐西域记》相媲美。
《大唐西域记》的诞生，也缘于另一个与玄奘同时代的风云人物，即曾经下旨禁止玄奘出塞的唐太宗。从印度出发，历经两年多的风霜雨雪后，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终于抵达洛阳，受到了唐太宗的亲切接见。唐太宗要他将西域见闻一一记述下来。
6. 当时的唐朝，向北已攻灭了东突厥汗国，向西攻灭了高昌国，并在高昌设置了安西都护府，疆域远盛于玄奘西行之时。当时正在洛阳聚集天下兵马准备东征高丽的唐太宗，他的下一步计划是继续向西攻灭西突厥汗国。作为一名英明、成熟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走一步看几步，他迫切地想要了解第一手的西域信息，也就是玄奘将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种种。玄奘从来都不是一个迂腐的出家人，他与印度诸王始终保持着非常深厚的关系，也深知佛法的传播需要依托皇家的力量。他不负所托，仅用一年多时间，便呈上了这部言辞简洁优美、信息含量巨大的著作。
只要想到这位“第一读者”是何许人以及写作目的，就没有必要对《大唐西域记》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任何怀疑。从它精确的描述中，也不难看出玄奘惊人的记忆力和良好的记录习惯。
7. 玄奘自幼喜爱游历，他与二哥旅居成都期间，便独自前往江南游学，在印度时同样如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玄奘看来，旅途中所见的一切都是学识，阅读再多的著述，都不及具体感观认识来得真切、深刻。他对路线、方位的认知与表达，都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准。
《大唐西域记》还形象地还原了当时沿途各地的社会生活风貌。在玄奘那个时代，唐朝与印度的海陆往来非常频繁。《大唐西域记》曾反映了这一盛况。曲女城法会之后，玄奘与鸠摩罗王、戒日王作回国前的道别，鸠摩罗王非常诚挚地问：“法师准备向南走海路吗？我可以派使臣护送你。”玄奘因记着当年前往印度时与高昌王的约定，谢绝了鸠摩罗王的好意，决定依旧取道陆路回国。戒日王等印度诸王赠送他大量金银和一头大象，为他备好“过所”（通关文书），并派遣四名官员一路护送他到“汉境”。随后，玄奘跟随丝绸之路的商队穿越帕米尔高原和西域诸国，返回大唐。这一系列操作非常娴熟，显然章法早成。
8. 一千二百多年之后，东方学在西方世界兴起，《大唐西域记》首次被介绍到西方文化界。1836年，德国学者朱利叶斯·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在巴黎出版了《玄奘的旅行》（Aperçu du voyage de Hiouan Thsang）一书（1834年柏林演讲稿），这是最早介绍玄奘的西方著作。《大唐西域记》最早的外文译本是斯坦尼斯拉斯·儒莲（Stanislas Julien）的法译本（1857—1858年）。此后，又有了塞缪尔·比尔（Samuel Beal）的英译本（1884年），因他是直译，后来的欧洲研究者大都采用这个译本作为原始资料。上世纪初，又有托马斯·沃特斯（Thomas Watters）的英译本（1904年），较比尔的英译本，它又前进了一大步，但它采用的是意译，不宜作为原始资料。此后，日本学者也开始致力于《大唐西域记》的研究。
9. 东方学大热又与英俄“大博弈”的政治背景相辅相成。十九世纪，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的控制权产生战略冲突，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大博弈”，因此当时有着“地球上最后一块处女地”和“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显得更加神秘，欧洲的地理学家与东方学者或以文化考察，或以探险的名义，先后前来探索这片神秘的土地，但同时也负有军事使命。这些牛人的名字为后人所熟知：斯坦因、斯文·赫定、寇松……
《大唐西域记》以其非凡的地理学成就，成为炙手可热的文献资料，也令玄奘成为这些体魄强健、意志刚强、学识渊博的欧洲探险家们膜拜的偶像。
10. 以盗买大批敦煌文书“著称”于世的英国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是西方学界声誉卓著的考古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艺术史家与探险家。1900年，他第一次踏上中亚的土地。1931年，当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怀揣《大唐西域记》来到帕米尔高原时，他已年近七旬。四次考察让他留下了《古代和田》、《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等地理学名著，他曾说“玄奘是我的中国守护神”。
在十八至十九世纪之交抵达帕米尔的西方人中，社会地位最高的当数后来出任英属印度总督、外相，仅与英国首相职位差一步之遥的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他是著名的探险家与政治家，也是前些年红极一时的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中男主人公的原型。他出版了《帕米尔以及奥瑟斯河的源头》（The Pamirs and the Source of the Oxus）一书，记录了帕米尔高原，尤其是瓦罕谷地的地理风貌，并通过实地考察确认了中亚最大的河流——阿姆河（即希腊语Oxus）的源头。
11. 他们的到来或多或少背负着与时代难以剥离的特殊使命，但作为职业探险家，毫无疑问，他们对当时神秘而壮丽的帕米尔高原都充满热爱与向往。
帕米尔高原拥有高耸入云的雪峰、纵横交错的宽谷以及奔腾咆啸的大河，从它体内发源的河流，哺育了璀璨悠久的文明；它看似荒芜的地表，埋藏了无数文化交流的痕迹，记录了一队队商旅的足迹……
帕米尔高原是普通人望而却步的险境，却是探险家们心向往之的乐园。
12. 对于玄奘这样一个喜欢挑战与体验、精力充沛、乐见沿途风土人情的人来说，这不该是一次艰苦的旅程，而是一场“快乐”的行走。他曾翻山越岭、历尽千难万险前往印度，没有丝毫惧意；返回时，仍然选择艰难的陆路而非海道。即使在波谜罗川上经历了“寒风凄劲、春夏飞雪、昼夜飘风”，玄奘也始终不悔，书写出了《大唐西域记》中最华彩的一节。
无独有偶，斯文·赫定也曾在冬天独自一人翻越大雪封山的萨雷阔勒岭（Sarykol Range），偷渡到俄国控制的郎库里帕米尔（Rangkul Pamir）与穆尔加布（Murghab），一段时日后又偷偷翻越回来，只有一条右后腿绑着绷带的瘸腿狗与他相伴。寇松曾在少年时期摔下马背，脊柱严重受伤，常常在行走中疼痛得昏迷过去，但这也无法阻止他在荒原和高山中一走就是几百英里，直抵亚洲腹心，到达帕米尔高原阿姆河源头冰川的脚步。
13. 在强者的眼中，帕米尔高原上的旅行显然刺激、浪漫而又充满激情。
不消说这些名人，我在穆尔加布遇见的两名追寻玄奘与高仙芝足迹的日本老人，也是满腹浪漫情怀，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帕米尔的怀抱。
帕米尔高原是美的，它既有高山阔谷的粗犷，也有杏花春雨的温柔。2011年夏，我初登帕米尔，就被它那令人惊叹的美丽深深吸引。站在石头城上，西侧是巍峨的萨雷阔勒岭，东侧是鲜花开遍的草原，漫流的徙多河（今塔什库尔干河）在牧民的帐篷边欢畅地流淌，白雪皑皑的“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矗立在远方……这一切令我深深地陶醉。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玄奘东归路线之帕米尔段”的研究。我一直坚信，学术应当从审美开始，并以审美结束，这样才是最好的研究，学术成果本身也应当具有审美的意义。
14. 斯坦因、赫定等人的身影从帕米尔高原上淡去已近百年。一百年来，这个曾经喧嚣一时的地域再度陷入沉静。翻开他们的著作以及十九世纪西方人的探险报告，对照《大唐西域记》提供的方位，借助当今现代化的“全球地理定位”（GPS）与“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大比例尺地形图以及卫星遥感图，我在研究中意外地发现，这段路线始终未曾被“精准复原”，人们至今也没有确定玄奘走的是哪一条山谷，翻越的是哪一座山口；而且，即便是上文提到的西方探险家，也都曾犯下不可思议的错误。当斯坦因历尽艰险走到齐奇克里克高原”（Chichikilik Plateau）时，他曾骄傲地感慨“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与玄奘对这里的描述是多么吻合”，并至死都认为这就是玄奘走过的“奔穰舍罗”，无论如何一直到四十年后去世，他都不再思考。
15. 玄奘其实是从石头城出发，先是“东南行三百余里”至大石崖，再从“大崖东北行二百余里”至奔穰舍罗。如果玄奘去齐奇克里克，恰恰是从石头城直接往东北方向进发。斯文·赫定则忠实地在书中记载了当地人说过的“石头城东南有一个山口”，认为玄奘是由此经过，但他没有亲自去走一趟，而是随手在他著名的中亚地图上画了一条东南行的弧线，可惜这与实际路线相去甚远。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也忽视了《大唐西域记》中的地理方位与地标的线索，误判了玄奘归国的山口与路线，比如，他们曾将“东南行”归国的山口定为明铁盖山口（Mintaka Pass），并在此地立碑，现在又要将这块碑移到基里克山口（Kilik Pass），这仍然与玄奘记述的方位南辕北辙。

16.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我一向不满足于从书斋到书斋、从纸面到纸面的研究。国内对丝绸之路帕米尔高原段的实地研究一向阙如，即使有少数研究涉及这个方面，也是表述含糊，错误频现，这正是缺乏实地考察所致。在解读了大量中外文献并做了充分的前期论证准备的基础上，2013年4月至今，我策划并率领“复旦大学丝绸之路考察队”先后十余次奔赴境内外的帕米尔高原（包括国内外边境的军事禁区）考察，足迹遍及所有重要的山口与河谷，精准复原了丝绸之路帕米尔段的主要路线，采集了海量的影像与GPS数据，“玄奘东归路线”即其中的一条。2014年5月，在此基础上研制的《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上线，呈现了丝绸之路帕米尔路段精准复原的多条主要路线，上传了重要地标的影像，并不断将考察结果上传更新。
17. 学术研究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更真切地接近历史。李白诗里吟唱“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试想当你踏上高远壮阔的帕米尔，眼前看到的景象和玄奘千年前看到的一样，发出“今日我所见，即昔日他所见”的感叹，该是何等的豪迈！
大唐贞观十七年（643年），从印度取经东归的玄奘，跟随商队抵达了睹货逻国故地诸国之一的“活国”（“睹货逻”即“吐火罗”，位于今阿富汗北部，“活国”为今阿富汗昆都士Kunduz）。玄奘这次是故地重游，十五年前的贞观二年（628年），他经铁门南下，到达“睹货逻国故地”。当年曾派人护送他的霸主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早在他离开不久便已遇刺身亡，因此再无必要绕道碎叶重见故人，于是选择了从此处东行，翻越帕米尔高原回国，“逾岭越谷，峡路危险”，抵达位于喷赤河（Panj River）由西转向北流大拐弯处的伊什卡希姆（Eshkashem），“从此东入葱岭”，进入玄奘取经东归大唐旅途中最为艰险的一段——帕米尔高原。
慕士塔格阿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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