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帕米尔】篇壹

导言
 今日我所见，即昔日他所见

1.   大唐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四十一岁，在印度潜心修习大乘佛法已有十五年。其间他在那烂陀寺学佛五载，又游历了印度各国，早已是印度佛教界享有盛名的高僧。他以雄辩令前来挑战的佛侣心悦诚服，以品格令沿途诸国国王引为知交，多次婉言谢绝诸王，尤其是戒日王拜为国师的美意，潜心授徒，研究佛法。

在佛国备受敬重的玄奘为何毅然决然地决定返回大唐？这固然如玄奘所说，他来到印度，是“为求大法，广利群生”，“愿以所闻，归还翻译，使有缘之徒同得闻见”，在回国后，他确实竭尽全力践行了诺言。但此外，促使他决定此时此刻回国的契机，也与一次梦中奇遇有关。

2.   这一梦境在他徒弟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法师传》）中有详细记载：玄奘游历归来，在杖林山“养徒教授”时，某天晚上突然梦见那烂陀寺一片荒芜，僧侣全无。疑惑中，一自称“曼殊室利菩萨”即文殊菩萨的金人出现在眼前，在金人的指引下，他看到那烂陀寺火光冲天，佛寺村舍尽为灰烬，金人明示他“可早归，此处十年后，戒日王当崩，印度荒乱，恶人相害，汝可知之”。说完，金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玄奘是虔诚的佛教信徒，这一梦境对他来说非常震撼，于是他决意东归。大唐永徽（650—655年，唐高宗年号）末年，戒日王朝果然崩塌，印度饥荒，一如金人所告。

3.   如果玄奘没有做出这一选择，再晚几年他就不会遇上唐太宗李世民，也就不会有《大唐西域记》的诞生，到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时期，当欧洲著名探险家斯坦因、寇松、斯文·赫定等人行走在帕米尔高原上时，无疑会缺失强大的路线指引与精神动力。极富人格魅力的玄奘，不仅是这几位探险家的精神师友和偶像，甚至被他们尊奉为庇佑平安、赐予智慧的“守护神佛”。他们带着法译或英译本的《大唐西域记》，一次又一次踏上中亚的土地，对照书中记述的地理方位与地形地貌，踏勘一个又一个冰雪覆盖的山口，希望确认玄奘东归的路线。谁又能说，他们行走在大帕米尔宽阔的谷地上时，从未希冀过能与这位伟大的中国僧人穿越时空相见？

4.   玄奘踏上了归国的旅途，世界即将迎来一部经典的问世。由于亲历者卓越的才华和智识，《大唐西域记》注定成为一部流传千古的名著。它记载了古代中原地区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交往，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东西方交通的繁荣画面，记录了中亚至印度一系列国家的风土人情。它详细地标注了每一段路线的里程、方位、地形地貌与气候状况，特别是罕有文字记载的帕米尔高原上的路线、水文、植被与气候信息，而帕米尔高原是东西方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上海拔最高、路途最为艰险的路段。在十九世纪之前，无论用于学术研究还是军事行动，《大唐西域记》都是一本极为实用的工具书。

5.   《大唐西域记》中的许多记载堪称举世无双，如卷十二中描述的“波谜罗川”，玄奘不仅指出它是葱岭的一部分，而且准确地判断“其地最高也”。“波谜罗川”即“大帕米尔”，是帕米尔高原八个“帕”中面积最大、地势最宽阔、海拔最高的一个。这是历史上首次对“帕米尔”这一地理名词的精确记载与描述。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光彩夺目，虽然在他之前和之后，法显、宋云、马可·波罗和高仙芝等人都曾走过同样的帕米尔道路，但影响力却远远无法与玄奘及《大唐西域记》相媲美。

《大唐西域记》的诞生，也缘于另一个与玄奘同时代的风云人物，即曾经下旨禁止玄奘出塞的唐太宗。从印度出发，历经两年多的风霜雨雪后，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终于抵达洛阳，受到了唐太宗的亲切接见。唐太宗要他将西域见闻一一记述下来。

6.   当时的唐朝，向北已攻灭了东突厥汗国，向西攻灭了高昌国，并在高昌设置了安西都护府，疆域远盛于玄奘西行之时。当时正在洛阳聚集天下兵马准备东征高丽的唐太宗，他的下一步计划是继续向西攻灭西突厥汗国。作为一名英明、成熟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走一步看几步，他迫切地想要了解第一手的西域信息，也就是玄奘将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种种。玄奘从来都不是一个迂腐的出家人，他与印度诸王始终保持着非常深厚的关系，也深知佛法的传播需要依托皇家的力量。他不负所托，仅用一年多时间，便呈上了这部言辞简洁优美、信息含量巨大的著作。

只要想到这位“第一读者”是何许人以及写作目的，就没有必要对《大唐西域记》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任何怀疑。从它精确的描述中，也不难看出玄奘惊人的记忆力和良好的记录习惯。

7.   玄奘自幼喜爱游历，他与二哥旅居成都期间，便独自前往江南游学，在印度时同样如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玄奘看来，旅途中所见的一切都是学识，阅读再多的著述，都不及具体感观认识来得真切、深刻。他对路线、方位的认知与表达，都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准。